1939年1—4月
张伯伦访问罗马——德军向捷克斯洛伐克集结——内阁的乐观主义——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在伯明翰的演说——政策上的彻底改变——3月31日我给首相的信——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同贝克上校的谈话——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登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错误部署——4月13日我在下院的演说——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戈林、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军事计划会议——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德国的战略优势——英国政府实行征兵——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的软弱态度——组织英国联合政府的宣传鼓动——克里普斯爵士的呼吁——斯坦利先生表示愿意辞职。
张伯伦先生仍然相信，只要他亲自和两个独裁者面商，就可以使世界形势大为改善。他不知道这两个独裁者已经下定决心了。他满怀希望地建议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一月份访问意大利。拖延了一些时候，意大利才提出邀请。会谈就在1月11日举行。可是现在当我们读到《齐亚诺日记》中提到意大利在背地里对我国和我国代表的评论时，不免使人面红耳赤。齐亚诺写道：“实质上这次访问的调子是低的……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我们同这些人的距离有多么远！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饭后向领袖说到这些事。墨索里尼说，‘这些人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拉克船长和其他伟大冒险家不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富贵世家的没出息的末代子孙而已。’”齐亚诺又写道：
“英国人不想打仗。他们想尽可能退得慢一点，但并不想打仗……我们同英国人的会谈已告结束了，但毫无结果。我打电话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这是一个大失败，但没有什么害处……
当张伯伦坐的火车开动时，他的侨胞们唱着‘他是一个顶呱呱的好人’，这时他热泪盈眶。墨索里尼问道：‘这是个什么歌子？’”两星期后，日记又写道：“珀思勋爵把张伯伦准备在英国下院发表的演说提纲交给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说是我们如认为有必要就可提出修改。领袖对这个演说提纲表示赞同，还说：‘我认为英国政府首脑把自己的演说提纲送请外国政府核准，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①不过，最后走上灭亡的道路的却是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自己。
①《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第9、10页。
与此同时，1月18日，里宾特洛甫抵达华沙，对波兰展开外交攻势。吞并捷克，继而包围波兰。这次作战的第一阶段，就是声言德国在但泽拥有主权，并把德国在波罗的海区域的控制权伸展到立陶宛的重要海港梅默尔，以此来截断波兰出海的通道。波兰政府对这种压迫表示强烈的反对。希特勒只好密切注视着，等候发动战争的时机。
在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出现种种谣言，说德奥境内，特别是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之间地区，军队调动频繁。据说德国已按战时编制动员了四十个师。斯洛伐克人自信有了德国的支持，正在准备把他们的地方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贝克上校看见条顿民族的烈风已经吹向另一个方向，就松了一口气。他在华沙公开宣布，他的政府对斯洛伐克人的愿望深表同情。希特勒以对待国家总理的礼节在柏林接待斯洛伐克的领袖蒂索神甫。12日，有人在议会上向张伯伦先生问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问题，当时张伯伦提醒下院说，这个建议是为了反对无故的侵略，而现在并未发生这种侵略。但是他不用等待多久，这种侵略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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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份，英国政治舞台充满一种颠倒反常的乐观主义情绪。拥护慕尼黑协定的英国各大臣和各个报纸，无视捷克斯洛伐克里里外外都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形势日益紧张，却仍对于这个使捷克万劫不复的政策依然信心十足。举一个例子来说，3月10日，内政大臣在他选区发表演说时就说到他希望有一个五年和平计划，说是有了这个计划，不久就会出现“黄金时代”云云。当时，他们还在满怀希望地讨论同德国订立贸易协定的问题。著名的《笨拙》漫画杂志登出了一幅讽刺画，画着约翰牛正从一个恶梦中醒来，刚喘过一口气，在夜间打扰他的一切恶毒谣言、幻觉和疑虑，都飞出窗外了。
就在这张讽刺画发表的那一天，希特勒向那个因慕尼黑决议而被夺去边界防线的危危欲堕的捷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向布拉格进军的德国军队绝对控制了这个毫无抵抗的国家。
我记得，当报导这件大事的晚报送来的时候，我正同艾登一起坐在下院的休息室里。即使像我们那样对前途不抱幻想、并且一直在竭力证明这种局势的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强暴行为，也不免大吃一惊。掌握一切秘密情报的英国政府，竟然也如此茫然失措，确实令人难以置信。3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瓦解和征服。斯洛伐克人正式宣布独立。暗中有波兰支持的匈牙利军队便开进了他们所要求的捷克东部省份喀尔巴阡——乌克兰。希特勒到了布拉格，宣布捷克受德国保护，就这样便把它并入德意志帝国。
3月15日，张伯伦先生不得不向下院说：“德国军队在今晨六时开始占领波希米亚。捷克人民已奉政府命令不加以抵抗。”于是，他接着说，他认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已不再生效了。五个月以前，当慕尼黑会议之后，殖民地事务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在提到这项保证时说：“英王陛下政府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来保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这个保证在技术上已生效似的）……所以，假使发生无故侵略行为，英国政府当然不得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到现在，首相却说：
“这项保证直到昨天仍然生效的。但是，自从斯洛伐克国会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以后，形势改变了。由于斯洛伐克发表了这个宣言，结果使我们要保证其边界完整的这个国家，因内部分裂而归于消灭了，所以，英国政府就不受这个义务的约束了。”
这似乎已成定局。首相在末尾说道：“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引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张伯伦先生预定在两天后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我以为他一定会用最委婉的辞令来接受所发生的一切。这样就可以同他在议会的演说在调子上相一致了。我甚至设想：他或许会说，亏得政府在慕尼黑有先见之明，使英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实际就是中欧的命运，断然脱离关系。他或许会说：
“去年9月，我们决定不卷入大陆纷争的漩涡，这是何等幸运啊！我们现在可以任由这些与我们无关的国家以不流血、不费财力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既然在慕尼黑会议上一致同意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大多数英国人在他们了解局势的范围内又表示赞同，因此得出这些想法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这也是一些最积极拥护慕尼黑协定的人所采取的见解。所以我起先以藐视的态度来等待张伯伦在伯明翰的演说。
首相的反应使我大吃一惊。他向来认为他自己特别了解希特勒的性格，能够精确估计德国行动的限度。他满怀希望地相信，慕尼黑会议是一个真心相见的会议，他和希特勒、墨索黑尼一起已把世界从战争的无限恐怖中解救出来。现在好像一个突然的爆炸把他的信念以及由他的行动和言论所造成的一切都炸得粉碎了。他对事实作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不但欺骗了他自己，而且还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唯命是听的同僚和不幸的英国舆论，这对他来说，当然是责无旁贷的，然而，在这一夜之间，他突然从过去的错误中转变过来了。如果说张伯伦未能了解希特勒，那么希特勒也完全低估了英国首相的性格。希特勒错误地认为首相温良恭谦的外表和祈求和平的热情完全可以说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雨伞就是他的象征。
他不知道内维尔·张伯伦有一颗坚强的心，不愿受人欺骗。
他在伯明翰的演说，调子和以前大不相同。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的口气和以前很不一样……他获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议会、公众和各自治领都表示了坚决的立场，于是他把早就拟好的关于国内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的讲稿抛到一边，勇敢地站起来与困难搏斗。”他谴责希特勒背信弃义，破坏慕尼黑协定。他援引希特勒所提出的一切保证：“这是我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我可以保证，我对捷克不再有什么兴趣了。我决不会再要一个捷克人了。”首相在演说中说：
“我相信，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大多数英国人民都和我一样衷心希望这种政策将推行下去，但是在今天，我和英国人民都感到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愤怒，觉得那些希望被对方肆无忌惮地破坏了。本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和我刚才给你们宣读的那些保证，怎么能够说是一致的呢？”
“对于这个突然遭受侵略的自豪而英勇的民族，对于这个被剥夺了自由、失去了国家独立的民族，谁能不感到衷心的同情呢？……现在，我们听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所以才不得不侵占它的领土……如果那里发生骚乱，难道不是外国煽动起来的吗？这到底是最后一次进攻一个小国呢？还是会有别的进攻接着来呢？事实上，这岂不是企图用武力来称霸世界的一步吗？”
这番话和他前两天在下院的声明所抱的态度和政策比较起来迥然不同，令人难以想象。他必定经过了极度紧张的思想斗争。15日那天，他还说：“让我们不要离开正轨。”但是现在却突然来个彻底转变。
不但如此，张伯伦之改变主意，并不限于口头上说说了事。在希特勒的名册中的第二十“小国”就是波兰。由于首相作出了重大的决定，由于他必须与许多人士进行磋商，他在这个期间当然是极其忙碌的。过了两个星期（3月31日）首相向议会说：
我现在要向议会报告……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因此也认为必须发动全国的力量来进行抵抗，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立刻认为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向波兰提出大意与此相同的保证了。
我还要申明，法国政府已授权我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它与英王陛下政府采取同样立场，〔其后又说〕各自治领已获得详细的通知。
这时，已经不是彼此追究往事的时候了。议院里各党各派的领导人都一致支持对波兰的保证。“上帝保佑，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关头，这是一个必要的行动。凡了解当时局势的人，都毫不怀疑，这多半意味着一场我们不免要卷入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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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惨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使我们大家都陷于困境这一事实，说明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光明正大，都应受到历史的谴责。请回头看看我们过去曾接连接受的或者放弃的东西：根据庄严的条约把德国解除了武装；德国破坏庄严的条约重整军备；我们失去了空军优势，甚至连空军均势也丢掉了；德国以武力进占莱茵兰，齐格菲防线已经筑成或正在建筑；柏林—罗马轴心成立了；奥地利被德国并吞同化了；慕尼黑协定背弃和毁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占领了它的防御工事，它的强大的斯科达兵工厂从此替德军制造军火；罗斯福总统想通过美国的干预来稳定或澄清欧洲局势，被一手撇开了；而苏联显然愿意联合西方国家竭尽全力来援救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人理睬；在英国只能提供两个师来增强法国边境防务的时候，本来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国军队的三十五个捷克师，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在，把所有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丢得一干二净的时候，英国却一手领着法国，迈步前进，要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这个波兰，只是在六个月之前，还像一只饿狼一样参与掠夺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如果我们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是明智的，因为那时德国军队还不一定能够派出五六个有训练的师到西线驻防，那时候，法国以其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尽可以风驰电掣地越过莱茵河，进入鲁尔。但是在那时，只要提到这种战争，就会被认为不讲道理，轻率鲁莽，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现在到了最后田地，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又宣布时刻准备为了波兰的领土完整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据说其中大部分是人类罪恶、愚蠢和痛苦的记录。像这种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向随便采取的安抚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显然是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条件远较以前恶劣，其规模则大到极点，我们不妨在历史里好好地探寻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同样的事例来。
此外，我们又怎么能够保护波兰，并履行我们的保证呢？
那只有对德国宣战，向那道曾在1938年9月把我们吓退的而现在更坚强的“西墙”和更为强大的德国陆军发动攻击。这是走向灾祸的一连串的里程碑。这是向日益强大的德国威力接连地屈服的记录，只是在开始时我们还有力量轻易对付，往后就越来越困难了。现在，英法两国终于不再屈服了，在最坏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终于作出了必然导致千百万人遭受大屠杀的决定。先是把所有的资产和有利条件肆意挥霍殆尽，然后用颠倒过来的精心刻划的词藻，宣称决意为了正义的事业进行殊死的战斗。如果你可以在无须流血就能轻易获胜的时候不为正义而战，或者在稳操胜券并且代价不大的时候不战，那就会有一天只好在极不利的形势下，在只有一线生存希望的时候被迫进行战斗了。甚至还可能有更坏的情况。
可能在全无取胜希望时还不得不奋起战斗，因为战死沙场总比活着当奴隶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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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演说使我同张伯伦先生大大接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
我冒昧重申一下我昨天下午在议院会客室向你提出的建议，即今后应在防空方面进行充分的准备。我们这样做不会被认为属于侵略性的，却可以加强英国政府在大陆所采取的行动的严肃性。把这些官兵集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效率就会逐日增长。这在国内的影响，只会加强人们的信心而不会引起恐慌。但使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希特勒。他在这个时候一定是精神极度紧张的。他知道我们正在组织一种联合力量来制止他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他们可能企图对伦敦或者对使我更忧虑的航空工业进行突然袭击。如果他事先知道我们一切早有准备，则这种诱惑也许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突然袭击了，因此，必须消除采取极端暴行的诱因，以便进行更为审慎的计议。
1914年8月间，我曾向阿斯奎斯先生建议，让我把舰队调到北方去，以便在外交形势尚未绝望·之·前，使舰队能够通过多佛海峡和爱尔兰海峡。在我看来，现在充实空防人员，就有相类似的情形。我向你提醒这件事，请勿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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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波兰人以可耻的行径占取了特申，可是他们很快就得交纳他们的罚款了。3月21日，里宾特洛甫接见波兰驻帕林大使利普斯基先生。他说话的声调比起以前进行讨论时的声调变得严厉得多了。由于德国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成立了斯洛伐克卫星国，德国军队就开到波兰的南部边界。利普斯基对里宾特洛甫说，波兰一般民众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国要对斯洛伐克采取保护制度，认为这种保护是直接针对波兰的。他还询问里宾特洛甫和立陶宛外交部长最近进行会谈的情况，问及这次会谈是否对梅默尔有所影响。两天后（3月23日），利普斯基就得到回答了。德军占领了梅默尔。
在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匈牙利已经投入德国的阵营。波兰起先对捷克人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现在又不愿意同罗马尼亚密切合作。
不论波兰或罗马尼亚都不让俄国军队越过它们的领土去干涉德国。“大同盟”的关键就是同俄国达成谅解。3月19日，深受当时局势影响的俄国政府，虽然在慕尼黑危机时被摈于大门之外，这时提出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对于这个问题，张伯伦先生也有他的既定见解。他在3月26日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即使它愿意，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有能力维持一次强大的攻势。而且对于它的动机，我也不予信赖；在我看来，它的动机同我们的自由观念毫无关系。它只是挑拨是非，惟恐天下不乱。不但如此，许多小国都恨它，怀疑它，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①因此，苏联的六国会议的建议就这样地受到冷淡的看待并且给打消了。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3页。
英国官方的算计对诱使意大利脱离轴心的可能性曾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这种可能性也逐渐消失了。3月26日，墨索里尼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来提出它对地中海的要求。他暗中正在计划扩大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势力，以便使他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均衡。他侵犯阿尔巴尼亚的计划已准备就绪了。
3月29日，张伯伦先生在议会宣布，他计划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包括纸面上增加的二十一万人（没有装备的）。
4月3日，希特勒的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至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暗号叫“白色方案”。元首在这个命令上批示：“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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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政府邀请我参加在萨伏伊饭店宴请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的午宴。这位波兰外交部长是来伦敦作正式的重要访问的。去年我曾在里维埃拉认识他，当时我们两个人曾在一起吃过饭。现在我问他：“当你回去的时候，你的专车能否平安无事地经德国回到波兰吗？”他答道：“我想我们还来得及平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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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危机现已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1939年4月7日黎明，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登陆，经过很短的战斗，就占领了整个国家。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将要成为德国侵略波兰的基地一样，阿尔巴尼亚也会成为意大利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英国政府早已对东北欧的和平利益承担义务。对东南欧的威胁又怎么办呢？这艘和平的大船已处处出现漏洞了。
4月9日，我写信给首相道：
我希望最迟在星期二再召集议会。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就是要说明，我是多么希望你将在议会发表的声明也能够像对待波兰协定那样，提出联合战线的建议。
在我看来，现在时间毕竟是很重要的。恢复外交主动权已属刻不容缓。这已经不是仅仅发表声明，或废弃英意协定，或撤回大使等方法所能济事的了。
星期天各报纸都直率地提到我们正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保证。我还注意到有几份报纸谈到英国海军已占领科孚。假使我们真的采取了这个步骤，那就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机会了。
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个步骤，这当然要经希腊的同意，那么，在我看来，既然报纸已把这种想法宣布出来，而且显然是形势的需要，科孚很快就会被意大利先行占领的。那时，要想重新把它夺回来恐怕就不大可能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假使我们先行占领科孚，那时只要有少数几只英国军舰遭受袭击，那就会使墨索里尼面临着开始一场对英国的侵略战争。其直接结果将使意大利国内一切反对同英国进行大战的力量获得最好的机会。这不但不会加重目前出现的严重危机，而且反而使危险减少，但必须在今晚就采取行动。现在巴尔干半岛十分危险。如果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压力之下，而我们又显出如同他们的估计一样不能有所行动，那么，他们就只好同柏林和罗马妥协，以求取得最好的条件。那时，我们的处境将会变成何等绝望！我们将要对波兰承担责任，这就会使我们卷入东欧的纠纷中，而在这同时又放弃建立一个一旦建成即可获救的大同盟的一切希望。
我在写上面的话时，还不知道我国地中海舰队现在的情况。我们的地中海舰队当然应该集中，应该·在·海·上，摆开适当的、但不太接近而又能相互支援的阵势。
事实上，这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正分散在各处。我们的五艘主力舰，一艘在直布罗陀，另一艘在东地中海，其余三艘停靠在相隔很远的意大利各海港内外，而且其中两艘还没有小舰队护航。驱逐舰队则散布在欧洲和非洲沿海一带。另外一大队巡洋舰则集中在马耳他港，没有战列舰的强有力的高射炮炮廓的掩护。正当我们的舰队因这样分散而实力受到损害的时候，就听说意大利舰队集中在奥特朗托海峡，而意大利军队也正在集合登上军舰，准备进行某种性质严重的图谋。
4月13日，我在下院对这种疏忽的部署加以抨击：
外国已研究起英国人过周末的习惯和英国人对适逢教会节日的假期的重视。耶稣受难日，正好是在解散议会后的第一天。听说在那一天里，英国舰队仍按照惯常旧例执行早经宣布的计划。因此，舰队就会散开于四方各处……我很相信，如果那时我们的舰队已经集中起来，在爱奥尼亚海的南部各处巡弋，则意大利就不会冒险进犯阿尔巴尼亚了……
经历二十五年的和平与战争的经验，我相信英国的情报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然而在波希米亚的被征服和阿尔巴尼亚的被侵犯这两件事情中，听说英帝国各部大臣对于将发生的事好像毫无所知，或者至少是知道得不十分确切。我不相信这是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的过失。
在德国进行侵犯波希米亚暴行的前夕，为什么英国各部的大臣们还沉湎于所谓“温暖的会谈”，还预言“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呢？当显然即将发生一件性质异乎寻常的、后果难以预测的事件时，为什么上星期假日的旧规定竟还照常实行呢？……我以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报部门所收集并及时提供给他们的情报，就其影响和重要性方面任意加以挑选、粉饰和缩小，如果他们先入为主，只是重视与他们认为世界和平应该继续维持的真诚而可敬的愿望相符合的情报，那他们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险。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的时刻发动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事情一直在一齐向前发展。等到我们想到某种形势时，事实上，人家已经在实际上达到某种形势了。现在危机已在逼临，欧洲大部分国家已进行大规模动员。千千万万人正在准备战争。各国边界都以重兵防守，各处都感到新的攻击迫在眼前。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我们将卷入漩涡，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呢？我们现在所过的，已经不是两三个月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们在各方面，已承担了义务。我看，在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没有必要逐一列举我们曾直接和间接给予保证或正在给予保证的国家。在一年以前，我们在各方面还是力量强大的，我们在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个月以前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都正在进行了。当然，如果我们很想把整个欧洲从危险的深渊的边缘拉回来，引导到法治与和平的高原上，我们就必须作出最崇高的榜样。我们不能有任何退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在家里过着舒服安闲的生活，甚至连“强制”一词也不愿意说出口，甚至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补充和装备我们所答应的军队呢？乌黑的苦水到处迅速泛滥。我们又怎么能够继续——让我特别坦率和真诚地说吧——还不把全国国民兵力编入军队编制呢？
几天后，我在一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信中，又再一次表示对我国舰队的部署的不满：
我国舰队的部署确实令人莫名其妙。第一，4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海军大臣报告本土舰队进行戒备的情况，说紧张到连高射炮手想离开炮位走到下面来一下都不成。这是由于一份令人震惊的电报所引起的结果。照我看来，这就超过戒备的要求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地中海舰队却像我在下院所说的那样，散布在地中海各处，处于极易遭受攻击的混乱状态；而且，根据报纸所登的照片，“巴勒姆”号竟停驻在那不勒斯的码头。现在，地中海舰队已经集中，而且已经在它应该在的海面上了。因此，在地中海方面，无疑的一切已经妥善。但是，缺乏戒备的情形又移到本国海面上了。大西洋舰队除了少数几门高射炮之外，几天以来，因为大多数人都在休假，所以实际上是失去了战斗力。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想到休假至少可以错开一下。所有的扫雷艇还在重新装备，还不能活动。这种情形又怎么能够与所说的星期二那天的紧张情况相吻合呢？看来这是严重违背连续的合理的戒备的规定的。毕竟现在所处的情形与上星期的情形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海务大臣现在患着重病，所以我预料有许多事情要落在斯坦诺普的身上。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专为了告诉你个人的，以便你可以亲自去查明事实。所以，我请你对这封信严守秘密，因为我不想拿这件事情去麻烦首相，但我认为你是应当知道这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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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5日，在德国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给予保护之后，戈林与墨索里尼、齐亚诺举行会谈，目的是要对意大利人说明德国战备进行的情况。这次会谈的记录已被发现，其中有戈林这样的一段话：“不管怎么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型武器表明，即使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假使发生严重冲突，情况会是多么的危险啊！由于德国的行动，使两个轴心国家的地位有所改善。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生产力转归德国，结果使轴心国的经济潜力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力大大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力量。还有，德国现在即使进行大规模战争，连一个师也不必用来防备这个国家。归根到底，这也是两个轴心国家可以享有好处的有利条件……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行动，应该认为是为了轴心国的利益的。德国现在可以从两翼侧面进攻这个国家（波兰），而且距波兰新工业中心只需二十五分钟的飞行即可达到。波兰这个新工业中心，因为接近边区，现在已经迁到内地，比较靠近波兰的其他工业区了。”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6页。
几年后，约德尔将军在一篇演说中说道：“在1938年秋和1939年春，我们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捷克的冲突和兼并了斯洛伐克，完成了大德意志领土的恢复，使德国现在有可能根据战略上多少较为有利这个前提来考虑波兰的问题。”①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罗斯福总统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十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领袖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将来要受到更厉害得多的折磨。
①同上书，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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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过去一再保证不实行征兵，可是到了4月27日，他断然决定实行征兵了。大力促成这种姗姗来迟的觉醒的，应该归功于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他的确是准备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首相进行了几次性质十分严重的谈话。在这种严重考验中，我看到他的某些特点。在这段时期，他没有一天敢说这一天上班不是最后一次上班。
当然，在这个阶段实行征兵，还不能立刻组成一支军队。
当时只征召二十岁的男子；他们还得接受训练；在训练之后，还得给予武装配备。不过，对于法国、波兰和其他获得我国慷慨保证的国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象征表示。在辩论中，反对党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自由党和工党在英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反对征兵的偏见面前退缩下来了。工党领袖提出如下动议：
在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时候，本院对于政府违背诺言废弃志愿入伍的原则深表遗憾；从来志愿原则不曾使国防所需要的人力有所缺乏。本院认为现在所提出的措施，实有考虑不周之处。非但不能显著增强国防实力，反而会招致分裂，并且使全国的努力受到挫折。这进一步证明政府在这紧急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不能取得全国人民和本院的信任。
自由党领袖也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这个步骤。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对于他们根据党的立场而不得不采取的这种态度，颇为苦恼。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这种立场，并且提出了一大堆理由。在表决时，他们各自根据自己政党的路线投票。投票结果，保守党以三百八十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了他们的政策。我在发言中曾尽力劝告反对党要拥护这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可是我的努力没有产生效果。我完全了解他们的困难，尤其是在对付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时候。我必须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这件事使自由党和工党以后再也没有权利来批评当时的政府了。他们极其明白地表明他们对当前局势所采取的手段。不久他们就表明采取了一种更为真实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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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伯伦先生仍然希望避免战争，可是一旦爆发战争，他显然是不害怕战争的。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说，首相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可能性越大，丘吉尔〔参加政府〕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①这句话不免带点蔑视的口气。我除了想再度入阁当大臣之外，我心里还有许多别的思想。可是，我还是很了解首相的见解。他很明白，如果爆发战争，他就会找我帮忙，而且他也准确地相信我一定会答应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怕希特勒见我参加政府就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表示，因而会使仅存的和平机会也消失了。这是一种自然的、然而是错误的看法。虽然如此，张伯伦先生不愿因为下院某一议员加入政府致使那么严重而微妙的局面更恶化，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6页。
三月间，我曾联合艾登先生和三十个保守党议员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议案。在夏季，国内掀起一阵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有的主张至少要我和艾登先生入阁。站在独立的立场的克里普斯爵士对这次国内危机非常担忧。他曾访问我和各位大臣，极力主张组织他所说的“举国一致政府”。我是无能为力的。但贸易大臣斯坦利先生却十分赞同。他写信给首相说，如果他的去职有助于政府的改组，他就愿意辞职。
斯坦利先生致首相 1939年6月30日在这个时候，当你不胜焦思烦虑之际写信给你，我很犹豫，但鉴于事情紧急，请你原谅。我想我们都认为，唯一可能避免今秋爆发战争的机会，就是让希特勒确实知道我们必定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而他的侵略就势必引起大战。至于我们所有的人，一定都在思索：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一方面不会具有引起对方报复的威胁性，但却具有引人注意的戏剧性。除了现在就成立一个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成立的那种政府之外，我自己也实在想不出别的更有效的办法来。组织这样的政府，就是举国一致、协力同心的戏剧性证明。我设想，这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美国，都会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如果在最后的时刻，还有可能获致满意的解决的话，那么，由这样一个政府来进行和解，也会容易得多。
你一定考虑过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对于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一定比我知道得多。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写信给你，使你知道我的想法，并且向你保证，如果你确实曾考虑成立这种政府的可能性，我——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同僚和我一样——一定很乐意担任任何职位，不管职位怎么小，不管是在政府之内或在政府之外。
首相只表示正式收到这封信。
过了几个星期，差不多所有的报纸，由《每日电讯报》（7月3日）开头，《曼彻斯特卫报》加以强调，纷纷响应这个意见。我看到这种舆论的日日提出和一再表达，至为惊讶。写着“要丘吉尔回到政府去”的海报多得不得了，贴在首都招贴板上，一直持续了几个星期。许多自愿参加的青年男女，在身前身后挂着贴有同样标语的广告板，在下议院门前走来走去。这种宣传鼓动的方法与我无关，但是，如果政府向我提出邀请，我当然是会加入政府的。这次我个人又走运了。其他一切事情都按照逻辑的、自然的而又可怕的顺序演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