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又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骨子里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一个傍晚我动身去东海岸视察，在前往金斯克罗斯的途中警报响了，街上的行人逐渐稀少，只有几长列十分疲倦、面色苍白的人们在等待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一重秋雾夹着濛濛细雨笼罩着这番景象。空气阴冷。黑夜和敌人都将来临。随着一阵内心的悲痛，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在忍受的折磨和苦难。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呢？人们还要再遭多大的难呢？他们的活力有没有个限度呢？一旦他们弄得精疲力竭，这对我们旺盛的作战力将发生什么影响呢？①
①一天晚上，正当我来到“新楼”的时候，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片嗓音和噼啪声。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七八个正在巡逻或值勤的国民自卫军聚集在门口。我们互相打招呼，他们当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说道：“我们坚持不懈，这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呢！”
对伦敦以及后来对其他城市和港口持续不断的轰炸，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引起了一股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中前所未见的最强烈的同情的热潮。激愤的火焰在美国人的心中燃烧，尤其罗斯福总统，更是感到愤慨。这种情绪在美国不断增长。我感觉到，有千百万个美国的男人和妇女，满怀热情，渴望和我们同甘共苦，巴不得马上和我们一起去打击敌人。凡是能够来英国的美国人，都尽可能带着礼物和他们的敬意、尊重、深切的友爱与同舟共济的精神前来英国，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是，这刚刚是9月份，这种奇异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过许多月。
在轰炸的压力下，防空洞和防御设施都不断地增加。我深切担忧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排水问题。我觉得，六七百万人住在一大片建筑物密集的地区，如果下水道与给水设备被炸毁，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是设法使下水道系统保持畅通呢，还是让疫疠蔓延？如果污水流进了给水系统，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事实上，下水道干道的排水口在10月初便被破坏，我们不得不让所有的污水流入泰晤士河，起初，河内的污水臭气四散，接着又发出我们倾入河中的化学物品的气味。但是我们控制了这一切。第二，我耽心数百万人长期在夜间拥挤在街道防空洞——而且是只能防御爆炸弹片的防空洞里会引起流感、白喉、伤风和其他种种传染病，但是，看来大自然已经为抵御这种危险有所安排。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显然，他所呼出的致病细菌要互相残杀，彼此抵销。它们散发出来，互相吞噬，于是人们得以安然无恙。虽说这个看法不合乎科学，但道理上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这个灾难重重的冬季，伦敦居民的健康水平确乎比平时好。此外，每当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都精神振奋的时候，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便似乎是没有穷尽的。
我担忧的第三件事是怕玻璃供应不上。有时候，仅仅一颗炸弹的爆炸，就可以把整条整条街道的每个玻璃窗都震得粉碎。我在一连串的备忘录中曾焦急地询问这件事，并建议立刻停止玻璃的出口，但是，事实与统计的数字使我放下了心，玻璃缺乏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 ※ ※
9月中旬，敌人对我们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延时炸弹，给我们造成了一个讨厌的问题。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交通中断，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不能使用。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是一种最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开头，必须从一系列极危险的实践中学习挖炸弹的方式和办法。我在第一卷中曾经叙及拆卸磁性水雷的戏剧性的经过，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现在虽然是随处可见，非常普遍，但仍然是很崇高的。我对于延时信管一直深感兴趣，它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1918年，当时德军曾大规模利用这种信管阻止我们利用那些可以攻入德国的铁路。我曾力主在挪威和基尔运河使用这种炸弹。由于它造成长时间的不安定感，所以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战争工具。现在我们亲身尝到它的滋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处理延时炸弹的专门机构，由金将军领导，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军官，我在契克斯亲自接见过他。他不久以后又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泰勒将军，我通过一连串的备忘录竭力推动这项工作。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3日
正如我在昨晚打给你的电话中所提到的，如何处理伦敦市区，特别是铁路上的未爆炸的炸弹，看来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列车编组场的拥挤越来越严重，主要就是由这种炸弹造成的。最好同时由北部和西部调派清除队，并尽快扩充金将军的机构。必须拟订相当周密的计划来处理，这很可能不久就会变成更加严重的麻烦事情。
首相致军需大臣 1940年9月21日
迅速处埋未爆炸的炸弹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对飞机及其他重要战时物资的生产造成严重的后果。应对炸弹清除队提供各种现代化设备，以利工作。陆军大臣送来的文件已详述目前进行的试验和正在设计的设备。应尽先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并供应以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需要。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14日
我听说，美国制造了一种特殊型式的钻子，能在不到一小时内钻出一个用人力需要两三天才能粘出那样大小和深浅的洞。
我认为，你应当考虑订购一批这种工具，供炸弹清除队使用。最关紧要的是，应当毫不延误地挖到炸弹，把它处理掉。
这些钻子可能价钱昂贵，但是它所挽救的生命和财产的价值胜过它本身价值许多倍。此外，我认为，向这些勇敢的人们提供最好的技术工具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8日
有人告诉我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用钻孔法①处理定时炸弹是很有效的。鉴于这些炸弹给我们造成愈来愈多的严重困难，我希望能大量采用这种方法。请就钻孔法已应用到什么程度向我提出一份报告。
①钻孔法是在炸弹外壳上钻一个孔，以便处理炸弹内部的炸药。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
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生死难卜的专业小组组织起来了。有些在我们渡过这一难关之后还活着。另一些人则在经过二十三十甚至四十次危险后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我的视察旅行中，不论到哪里，我都见到有未爆炸弹清除队。他们的脸色似乎与一般人的脸色总有些不同，然而也显得很勇敢和忠诚。他们的脸孔显得瘦削，显得憔悴，略带青色，但两眼炯炯有神，双唇闭得特别紧，一举一动十分泰然。在描写我们艰苦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每每过多地使用“严肃”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应当用在描述未爆炸弹清除队。①我心里记得的那个小队可以作为许多其它小队的代表。
它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萨福克伯爵、他的私人女秘书以及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一直未出事故的记录，在所有知道他们的人当中都传遍了。一直挖到第三十四颗未爆炸弹的时候，他们还是文质彬彬、面带笑容，但是在挖第三十五颗时遭到了牺牲。萨福克伯爵和他的“三位一体”全都上了天，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正像对勇于求真理先生②那样，“在那一边，为他们响起了所有的号角。”
①在这样阴暗的景象里记述一个笑话似乎不大合适，但是，在战争中，一个士兵的粗犷的笑声往往反映了压在内心的感情。一个炸弹清除队正在挖一颗炸弹，他们当中技术最好的那个人跳下坑去进行拆卸信管这一细致的工作。突然，他大喊大叫，要人们把他拉上来。他的同伴们马上跑过去把他拉了出来。他们抓住他的肩膀，拖着他一起跑了五六十码远，认为这么远就炸不到了。他们扑倒在地，可是没有什么动静。这位出色的技术员非常狼狈。他的脸色苍白，呼吸也喘不过来。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说道：“我的天哪，那儿有一只大耗子！”
②原文为Mr．Valiant for truth见约翰·布尼安（1628——1688年）著《天路历程》。——译者
未爆炸弹清除队的忠诚替我们很快地排除了危险，但是也牺牲了许多最高尚的人。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这样写道：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9日
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在9月初似乎要给我们造成莫大困难的延时炸弹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方面的情形有所好转。请送交我一份报告，说明最近德国向我们投了多少颗这样的炸弹，有多少颗已成功地处理，有多少颗仍然有爆炸之虞。
我们之所以感到好转，是由于敌人不投掷这种炸弹呢，还是由于我们处置这种炸弹的方法有所改进？
伊斯梅将军的答复再次使人感到放心。
※ ※ ※
大约与此同时，敌人开始用降落伞投掷了许多海军的水雷，其重量与爆炸力比以前飞机运载的炸弹大。曾发生了许多次可怕的爆炸。除了报复以外，就无其他的方法可以防御这种水雷。德国已撕去空中战争仅限于袭击军事目标的伪装，这也引起报复的问题。我赞成报复，可是我受到许多良心上的责备。
首相致空军副参谋长 1940年9月6日
我并不是建议采取任何不合我们主要政策的行动，但是，我认为，目前如果在一个月里有两三个晚上对一些较小的德国城市进行几次轻微的、突然的、广泛的空袭，就可在德国人的心里产生有利的影响。你必须记住，从来没有人将真相告诉过这些德国人，凡是我们的空军没有去过的地方，敌人就可能告诉那里的人说，德国的空防是坚不可破的。必须早考虑到许多因素，其中有些因素不完全是技术性的。因此，我希望你考虑我的意图，向我提出建议，以便时机成熟时付之实行。
在反对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送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参阅） 1940年9月19日
1．我们之所以反对对德国进行报复并不是仅仅由于道德上的原因。集中对有限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袭击，对我们更为有利。此外，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中，敌人的导航以及其他方面之技术低劣，还不能说明他们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但是，用降落伞空投大型水雷，表明敌人已完全抛弃只袭击军事目标的欺人之谈了。在五千尺的高空，敌人根本就看不清轰炸的目标。因此，这证明敌人是企图用“恐怖手段”对付平民。我们应当考虑，敌人的士气是否能像我们的士气这样经得起这种轰炸。这是一个简单的战争思想。
3．我倾向于这样的意见：他们对我们投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我们就对德国城市回敬一颗带降落伞的重型水雷；
把我们准备袭击的德国城市列一张清单，这个想法很好。我不相信他们顶得住，并且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紧张一个时期。
4．公布这件事的时间和方式，要从政治上考虑决定。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停当。请注意，此事一经公布，即应随之实行。让军官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大规模执行这一计划的最好方法。最好是把附有降落伞的水雷投掷在以前未曾遭受过轰炸的德国市镇，但如果怕拖延太久，而不得不使用我们现有的一千磅空投炸弹的话，也请说明。
5．我希望在星期六晚间获悉关于适当报复——即同等的报复——最低限度的计划，对德国用带降落伞的水雷轰炸我国还之以轰炸他们的普通城市。据报告，今天敌人向我投掷水雷三十六颗，明天很可能要投一百颗。好吧，一百颗就一百颗，就按每日一百颗的标准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制定采取行动的最妥善的计划。如果我们还需要等一等，就等一等，可是千万不可阻挠。
6．在以上情况未公布以前，我同意我们不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怨天尤人，大声吵嚷。请在星期六晚间向我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个月以后，我仍旧催促采取报复行动，但是不断有人根据道德上的和技术上的理由提出异议，进行阻挠。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 1940年10月16日
据报告，敌人昨晚在这里投掷了大量地雷弹，其中有许多迄今尚未爆炸，危险甚大。
请立刻把你们对德国采取有效报复的方案交来。
我获悉，我们是能够将同样的地雷弹或重型炸弹载运到德国去的，而且轰炸机中队也很想使用这种炸弹，但是空军部不准许。我认为，应当对我的看法和希望给以充分的考虑。
德国人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应如何对待德国人的军事目标，自从我催促这样做以来，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是谁在从中作梗？
伦敦居民在1940——1941年冬季所遭受的灾难困苦是很难与战争的最后三年德国人遭受的灾难困苦相比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炸弹的威力大得多，空袭也猛烈得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准备和德国人的彻底性，因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炸不透的防空系统，并硬性规定强迫所有的人一律进去躲避。当我们最后进入德国时，我们发现许多城市虽遭彻底破坏，但地面上还耸立着坚固的建筑物，地下还有宽敞的隧道，居民在地面上的房屋、财产虽被炸毁，但他们却能够每天夜里在隧道里睡觉。有许多地方，只不过是炸了几堆瓦砾。可是在伦敦，空袭虽然没有那样猛烈，但安全设备也远不如德国。除了地下铁道以外，就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只有极少数的地下室或地窖能经得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在敌人轰炸之下，伦敦的全体居民实际是在他们的家里或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里生活和休息的，经过一天劳累的工作之后，以英国人淡然视之的态度听凭命运的安排。除了防御爆炸弹片的设备以外，在一千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其他的掩护，但是心理上的虚弱并不像身体上的流行病那样厉害。当然，如果把1943年所使用的炸弹使用于1940年的伦敦，我们早就陷入可以使一切人类组织遭到粉碎的境地了，但是，任何事情总是按它的顺序和关系演变的，任何人也无权断言伦敦是不可征服的，虽然它也确实未被征服。
无论是在战前或是在消极抵抗的时期，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修筑能够使中央政府得以继续工作的防御炸弹的坚固地方。曾经为了把政府所在地迁出伦敦制定过周密的计划。许多部门的机构早已迁往哈罗吉特、巴思、切尔特讷姆和其他地方去了。曾在广大地区内征用房屋，以备政府一旦撤出伦敦时供内阁大臣和重要官员使用，但是，政府和议会现在在敌人轰炸下也要留在伦敦的愿望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我也完全具有同感。我和其他人一样，往往把轰炸想象得那么猛烈，认为非全部撤离或疏散不可。然而随着事态的演变，我们所有的反应却恰恰相反。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伊斯梅将
军或雅各布上校及首相私人办公室 1940年9月14日
1．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从伦敦整批撤离黑色和黄色文职人员的问题。①这种事情是如此的有害，所以只有当伦敦中央区的确变得不能再居住时，才能考虑这么做。此外，文职人员的新办公处所不久便可被敌发现，遭到袭击，而伦敦的防空处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①这是官方的分类：“黄色”文职人员是那些执行次要任务的人，因此，可以比“黑色”文职人员早日撤离。后者只要环境还许可他们继续工作，便继续留在伦敦。
2．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由白厅区转移到“围场”或其他地方，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确保政府中枢能够有条不紊地积极发挥作用。在几乎是继续不断的空袭下，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现在必须作出计划，把战时内阁、战时内阁秘书处、参谋长委员会和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部分批迁往“围场”，甚至现在就可以从某些次要的方面开始进行。战时内阁的大臣应去看看他们在“围场”的办公处所，并做好准备，一有通知，马上就可以去。如果他们晚上需要安静的话，就应鼓励他们在那里过夜。秘密是无法保守的，但必须禁止向公众谈论。
我们应当预料到，白厅——威斯敏斯特区随时都可成为猛烈空袭的目标。德国的办法是：以瓦解中央政府作为必不可缺的前奏，接着就对我国进行大规模袭击。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用这种办法。白厅——威斯敏斯特区的景色是那样容易辨认，而泰晤士河及其两岸的高大建筑物不论白天或晚上都可作为可靠的标志，所以德国人对这一地区是一定要轰炸的。我们必须事先防止中央政府的瓦解。
3．海军部现在还没有迁移的必要。他们的防空设备尚称良好。空军部应开始迁移。陆军部与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4．务请即刻磋商，为把不超过两三百人的主要官员和他们的直接助手迁移到新办公处所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并指出应该如何逐步完成。请在星期日晚间把报告交给我，以便我可在星期一向内阁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星期一，内阁将根据以前的规定，不在内阁会议室就在中央作战指挥室开会。
※ ※ ※
为了在伦敦坚持下去，必须在地下和地面上修筑各式各样坚固的据点，以便使政府行政机构及其数千名官员能在里面继续进行工作。曾在汉普斯特德附近为战时内阁准备了一个据点，设有办公室、卧室以及收发电报的设备和附有防护装置的电话。我们称之为“围场”。我在9月29日下令进行一次实地演习，好让大家知道，如果轰炸过于剧烈时，应该怎样做。“我认为进入‘围场’是很重要的。因此，下星期四内阁应在那里开会。同时，也应该鼓励其他各政府部门试行一次骨干人员转移的演习。如果可能的话，应为战时内阁大臣和列席战时内阁会议的人准备午餐。”我们天不见亮就在“围场”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请各位大臣去检查他们睡觉和办公的房间，他们都感到十分满意。我们以一顿愉快的午餐来庆祝这件事，然后就回白厅去了。内阁大臣们使用“围场”只此一次。我们在“新楼”地下室的作战指挥室和办公室的顶上灌注了六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并精心安置了通风、给水设备，特别是电话设备安置得尤其完善。由于这些地下办公室远在泰晤士河的水位以下，而且距泰晤士河只有二百码，所以采取了措施，不让里面的人为河水所困。
※ ※ ※
10月来临了，天气阴冷，风雨交加，但是伦敦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环境。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感到悠闲。由于白天接二连三的不断空袭，上下班时间人又十分拥挤，铁路线上时常发生故障，因此出入白厅区的交通遂成为一大问题。我要寻求解决的办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 1940年10月12日
约在两周前，我曾发出指示，不应再谈论文职人员一星期工作四天的事，因为我担心，此事一公布，将对工厂有所影响，但是，现在我主张一星期工作五天，其中有四个晚上在办公室里睡（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办公室吃饭），有三个晚上和两个白天在家里吃饭和睡觉。当然，这只适用于那些在伦敦上班而住在郊区的人们。我在公共汽车站看到那么些排队等车的人，并且无疑迅速出入伦敦将越来越困难。每一政府部门应定出一个既有利工作又方便属员的计划。现在所做的工作必须在五天之内做完。应当把上下班时间错开，在上下班交通拥挤的时间以前尽量使人们离去，使一天当中来往的车辆均匀。
请向我提出你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并附来拟在发给政府各部门传阅的文件中提出的办法。
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经过仔细地研究后，就搁下来了。
※ ※ ※
由于张伯伦先生因重病退休，因此内阁产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赫伯特·莫里森先生是一位办事泼辣有力的军需大臣，而约翰·安德森爵士则曾经坚定而妥善地应付了对伦敦的闪电轰炸。到10月初，对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不断空袭是如此猛烈，以致在遭受着苦难的广大居民中引起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我认为让一位受过长期锻炼的议会人士出掌内政部（它现在也是国内安全部）是有莫大裨益的。伦敦是敌人首先打击的地方。赫伯特·莫里森是伦敦人，他熟悉首都行政的每一个方面。他在伦敦行政管理上的经验是没有人比得上的，他曾经担任过伦敦郡议会的领袖，并且在许多方面是主持该郡议会事务的主要人物。同时，我需要在内政部工作得非常出色的约翰·安德森出任枢密院长，管理范围更为广泛的内政委员会，许许多多的事务都提交这个委员会处理，从而减轻内阁的负担。这样也可减轻我自己的负担，使我能够集中精力指挥战争，在这项工作上，我的同僚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给我以行动的自由。
于是我请求这两位高级阁员互调职务。我请赫伯特·莫里森担任的职务并不是一个美差。关于伦敦行政管理的种种困难问题，在本书中的确是难以描述，有时一夜之间一两万人变得无家可归；有时，只能依靠站在屋顶上充当消防队员的市民不间断地瞭望来防止无法控制的大火；有时，挤满残肢断臂的男人和妇女的医院也受到敌人的轰炸；有时，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人们挤在既不安全又不卫生的防空洞里；有时，公路与铁路交通不断发生障碍；有时，下水道被炸毁，照明、动力和煤气供应也陷于瘫痪；而且，尽管如此，整个伦敦的战斗的和辛勤劳动的生活还必须继续下去，每天早、晚必须把将近一百万的人运出和运进伦敦，使他们能按时上班工作。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形将持续多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形不会变得更加严重。当我邀请莫里森担任内政大臣时，他充分了解，不应对这一职务等闲视之。他要求让他考虑几个小时，可是他很快就来找我说他将以担任这一职务而感到骄傲。我非常赞赏他这种勇于任事的决心。
在张伯伦先生执政的时期，就已经成立了内阁民防委员会。当时，这个委员会照例每天早晨开会，讨论整个形势。为了使新内政大臣确能行使国家赋予的一切权力，我也每周（通常是在星期五）召开一次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 ※ ※
内阁人事更动不久，敌人改变了他们的空袭方法，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总的政策。迄今为止，敌人对我们的空袭大多是只使用烈性炸药炸弹；但是，在10月15日的月夜，我们受到了该月份中最猛烈的袭击，约有四百八十架德国飞机向我们投掷了三百八十六吨烈性炸药炸弹，另外还投掷了七万颗烧夷弹。我们此前曾督促伦敦居民隐蔽起来，并尽力改进防护设备。可是现在，“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改为“到房顶上去”了。这就要由新任国内安全大臣来制定办法了。
一个规模巨大的、包括整个伦敦（内地各城市采取的措施除外）的防火瞭望哨和消防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瞭望哨都是志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轮流担负这一工作，因此防火瞭望工作不久就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阶层的人都起了鼓舞激励的作用。妇女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为了教会防火瞭望哨如何处理敌人对我们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烧夷弹，我们筹办了大量的训练班。其中有很多人成了专家，几千颗烧夷弹还没有烧燃，火势就被扑灭了。人们虽一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房顶上，除一顶钢盔之外别无其他防护，但不久也就习惯了。
※ ※ ※
不久以后，莫里森先生决定把一千四百个地方消防队合并为一个全国消防总队，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消防队，队员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受训和工作的。这个民间消防队和房顶瞭望哨一样，最初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召集的，但后来也一致公认这项工作应当成为大家的一种义务。全国消防总队的好处是比较机动，有统一的训练标准与器材标准，还有正式的级别。其他的民防队都成立了区分队，能在接到命令后即刻赶往任何一个地方。把战前的“防空大队”改称为“民间防空队”。对大多数队员都发了很好的制服，而他们自己也感觉到是皇家的第四支军队。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赫伯特·莫里森得到了一位勇敢的妇女艾伦·威尔金森很大的帮助，我们对这位妇女最近的逝世感到悲伤。她每天昼夜不停地出入于防空壕，并在组织民间消防队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里丁夫人的积极领导下，妇女防空志愿队也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城市将遭到袭击的话，我倒愿意敌人来袭击伦敦。伦敦就好像一头史前时期的巨兽，能够忍受可怕的创痛，虽然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也照样能生存和活动。在工人居住的二层楼房住宅区内，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非常普遍，为了使它们适于居住，为了排除雨天的积水，曾尽到了一切的努力。后来又出现了莫里森式防空掩体。它就像一张沉重的钢铁做的厨房大案桌，四周围上硬铁丝，能够承受一座倒塌的小房子，因而能起一定的防护作用，许多人靠这种掩体保全了生命。至于其他的损失，“伦敦毫不在乎”。伦敦居民忍受了他们所受到的一切，而且还能忍受更大的灾难。事实上，当时除了坐视首都全部毁灭外，我们看不到其他出路。
况且，正如当时我在下院指出的，毁灭大城市这件事，是受“收益递减”律支配的。不久，许多炸弹都炸在已被炸毁的房子上，只不过把一堆瓦片弄得到处飞散而已。在广大地区内，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烧可炸的了，然而人们四处为家，以无限的机智和不屈不挠的毅力继续工作。这时，谁都以作为一个伦敦人而感到自豪。伦敦受到了全国的钦佩，我国所有的其他大城市也振起精神，准备在考验来临时全力以赴，决不落后于伦敦。事实上，许多人似乎在羡慕伦敦的名气，并且有相当多的人由乡下赶来，以便在伦敦住一两夜，与伦敦人共患难，“看看热闹”。由于市政管理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阻止这种趋势。
※ ※ ※
既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敌人对伦敦的轰炸可能一直继续到战争终了，因此应作长久之计安顿中央政府机构，保证安全。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10月22日
1．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敌人对伦敦空袭的大概的限度，这种空袭将是猛烈的和长期的。事实上，对白厅及政府中心的轰炸可能继续到所有古老的不坚固的建筑物全被炸毁为止。
因此，应尽快在现有的十分坚固或能够加固的住宅和建筑物中准备住处，以便容纳行政管理机构的大批骨干职员与官员以及指挥战争的主要大臣和重要部门。由于我们具有不被敌人逐出伦敦的决心，由于我们要把为了“暗中迁移”在英格兰西部保留的房舍让与陆军部和其他部门，上述的措施是必要的。我们或迁或留，必须作出决定，彻底执行。
2．“围场”的房舍颇不适宜于当前情况的需要。战时内阁阁员不可能一连数星期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而让他们的大部分属员居住在比白厅现在的条件还差的地方。除了“围场”的房舍以外，就没有适宜的住所或防空掩体，而住在尼微尔厅的人便只好在“杰姆乌鸦”发出警报的时候来回奔跑。
应把“围场”当作最后的隐蔽处，这当中，可以让那些不须留在伦敦中心区的某些部门使用。
3．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建筑物和它们的地下隐蔽处不是极不安全，就是经不住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较老的建筑，如财政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已经倒塌，它的地下隐蔽处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安全保障。在查尔斯国王大街两边的外交部大楼和贸易部大楼都建造得非常坚固，它们的地下室相当安全。我已批准在作战指挥室与中央作战指挥室办公室以及位于贸易部大楼的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上面准备一层相当坚固的屋顶防护设备。只要施工不间断，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就可完成。我们必须督促这一工作。即使完成这种防护工程，也不见得完全保险。里奇蒙台的防护未尽妥善，那里的主要工程受到了现有条件的影响。已要求贸易部迁往新址，当然，他们的大部分职员应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寻找住处，然而，必须把贸易部的迁移作为总计划的一部分。
4．在伦敦有几幢坚固的、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它们在建造时就考虑到了空袭的条件。应立即将这几座建筑物准备停当，以便容纳战时内阁和战时内阁秘书处，并为主要的内阁大臣准备安全的住所。我们不必担心这样的住处过多，因为这类住处的需要量必然是愈来愈多的。最主要的是，必须使政府的中心工作在保证其效率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5．我已要求为议会准备另外的会址。上下两院在开会期间，危险是十分严重的，两院的建筑物与会议厅的被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希望，当它被炸的时候，里面没有议员。在议会上下两院地下室所准备的安全设施完全不能抵御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威斯敏斯特宫①和白厅区是敌人轰炸的一个明显的主要目标，我敢说，在其附近已经落下过了五十多颗重型炸弹。内阁已经同意让两院换一个地方开会，到别处去试试看。我建议，请议会自下星期四起休会两星期，希望在这两星期中，在伦敦对他们开会的问题作出某种计划。
①即议会大厦，此地系古威斯敏斯特宫。——译者
6．我认为，应指定一位战时内阁大臣与财政大臣保持密切的联系，对急需进行的重大的和范围广泛的工作统一指导和监督；里思勋爵和他所主管的部应在内阁的监督下为此目的而工作。如果我的同僚们同意的话，我将请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已在进行此事）负责主持。
于是便委派比弗布鲁克勋爵负责建筑足以容纳许多国家机关全部重要人员的大批防御炸弹的据点，其中有十几个据点（有几个还是用地道连接起来的）在伦敦一直保存到今天。
有些据点直到飞机轰炸已成过去的时候还没有完工，而在1944和1945年敌人用无人驾驶的飞机和火箭袭击的时候，也只利用了很少的几处。虽然如此，尽管这些建筑物从来没有依照其原定的用途得到利用，可是总归使我们有了安全感。
海军部单独对着近卫骑兵队操场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建筑，钢筋混凝土的墙壁厚达二十呎，怎样去拆除它们，这只有在世界比较安全的时候，由我们的子孙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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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10月中旬的时候，乔赛亚·韦奇伍德因为我没有防御夜间空袭的绝对安全的防空设施，在议会中发动了一场吵闹。他是我的一位老友，曾在达达尼尔海峡战争中受过重伤。
他一向是拥护单一税制的。后来他对税制的看法放宽了眼光，并且参加了工党。他的兄弟是铁路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们在战前就有远见，在匹克迪里大街建造了一个相当大的地下办公室。它位于地下七十呎，上面有坚固、高大的建筑物。虽然有一颗炸弹曾深入潮湿的底土八十呎，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地下办公室的深度再加上它地面上的建筑物，是足够保证其中任何人的安全的。各方面都开始怂恿我，利用这一隐蔽处睡觉。我终于答应了，从10月中一直到该年年底，只要轰炸一开始我就到那里处理我晚间的工作，并且安稳地睡觉。当一个人比其他大多数人享有更大的安全时，便很自然地要受到良心的责备；但是，有这么多人怂恿我，我就只好照他们的意见办了。在铁路防空室大约度过四十个夜晚后，“新楼”已经加固，于是我就搬回去了。我同我的夫人在那里一直舒适地住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在这一座用石块砌成的坚固的楼房中，我们觉得很放心，只有很少几次才到下面的防空室去。
我的夫人还把我们仅有的几张照片挂在起居室里，而我认为最好是让起居室的墙壁空着。最后还是照她的意见把照片挂上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在晴朗的夜晚，从“新楼”圆顶附近的屋顶上可以看到伦敦美丽的景色。他们为我准备了一个带有防御弹片的顶栅的地方，可以在月光中散步并观看轰炸时的火光。1941年，我时常在晚饭后领我的美国客人到那上面去。他们总是极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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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晚，伦敦几乎在两个月内第一次没有响警报。
许多人对这种平静觉得奇怪。他们以为出了什么事。次日晚，敌人的空袭遍及我们这个岛的各个角落；这种空袭继续了一个时期。德国又一次改变了它的空袭办法。现在，虽然伦敦仍然是主要的目标，但他们却把主力用于摧毁英国的工业中心。德国曾训练了配备新式导航设备的特殊轰炸机中队来袭击指定的重要地点。举例来说，他们训练了一个编队，专门用来摧毁格拉斯哥市希林顿地方的罗尔斯—洛埃斯飞机发动机工厂。这纯粹是一种一时之计，一种过渡的办法。入侵不列颠的计划暂时是放弃了，而对俄国的进攻则尚未开始，除希特勒的亲信以外也没有人这样想，因此，残冬季节对德国空军来说是一个试验时期，试验夜间轰炸的技术装置，试验对英国海上贸易的袭击，并企图破坏我们的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如果他们每次只专心于一件事，并且干到底，也许效果会好得多，但是，他们已经受到挫折。暂时他们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这些新的轰炸战术是从11月14日夜以来对考文垂进行闪电轰炸开始的。伦敦这个目标似乎太大，漫无边际，因此很难收到决定性的效果，于是戈林希望能有效地摧毁各地方城市或军火生产中心。空袭是在14日黄昏时分开始的，到天亮时，将近五百架德国飞机共投了六百吨烈性炸药炸弹和好几千颗烧夷弹。总的说来，这是我们遭到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考文垂的中心区被炸得粉碎，在一个短时期内所有的一切活动完全停止。被炸死的有四百人，受重伤的人数更多。德国的广播电台说，我们的其他城市也将同样遭到“考文垂那样的轰炸”。虽然如此，所有重要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工作母机工厂并未停顿；在此以前从未受过轰炸考验的居民也未停止活动。紧急重建委员会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在恢复考文垂的日常生活上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11月15日，敌人趁皓月当空，又回头向伦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空袭。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堂及其他名胜古迹。下一个目标是伯明翰，由11月19日到22日接连三次空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伤亡。将近八百人被炸死，两千多人被炸伤；可是伯明翰的生活和精神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一两天后，当我到这个城市去视察工厂并亲自看看轰炸的结果时，发生了一件很令我高兴和感动的事情。那时正是在吃晚饭的时间，一位非常漂亮的少女向我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我马上叫汽车停了下来，她说道：“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您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个英镑。我很高兴地（以首相的身份）亲吻了她。之后，我就去看那长长的集体坟墓，在那里面刚刚埋葬了许许多多的市民和他们的儿女。伯明翰精神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它那高度组织起来的、自觉的、明察事理的一百万居民则丝毫未被他们遭受的肉体上的痛苦所吓倒。
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12月初，空袭的重点转移到各港口。布里斯托尔、索斯安普敦，尤其是利物浦，都受到了猛烈的轰炸。后来普利茅斯、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的军火生产中心也都毫无畏惧地通过了炸弹的考验。不论敌人袭击什么地方，我们国家都坚如磐石，硬似钢铁。
12月29日，星期天，这几个星期的空袭又再一次在伦敦达到了高潮。所有德国人苦心积累的经验都在这次轰炸中用上了。这是一次典型的纵火行为。空袭的重点集中在伦敦中心金融商业区地带。轰炸的时间正好是潮水最低的时刻。一开始就使用带降落伞的重型烈性炸药包破坏自来水的主要管道。我们要扑灭的大火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处之多。火车站和码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八座“雷恩”式教堂被炸毁或受到破坏。市政厅被毁于大火和炸弹，而圣保罗教堂全靠大家的英勇努力才得救了。直至今日，在大英帝国的最中心还有一片空旷的废墟，但是，当英王与王后来现场视察时，人们欢迎他们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任何皇家的盛典。
在这个还有好几个月才能结束的漫长的考验里，英王经常是留在白金汉宫。虽然在白金汉宫的地下室里正在修建适当的隐蔽处，但需要许多时间才能建成。而且，有好几次英王陛下由温莎到伦敦时，正好遇到空袭。有一次他和王后差一点被炸。我得到英王陛下的许可，在这里用他自己的原话记录这件事情的经过。
1940年9月13日，星期五
我们［由温莎］到伦敦，正遇上空袭。这一天天气阴暗，下着大雨。王后和我到楼上可以眺望四方院落的小起居室（我无法使用我原来的起居室，因为在上次轰炸时炸坏了窗子）。突然，我们听到了一架俯冲轰炸机的隆隆声，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就看见两颗炸弹掠过白金汉宫的对面，落在四方院落中。当炸弹约在八十码以外的地方爆炸时，我们看到了火光并听到了爆炸声。爆炸风冲进了对着我们的窗子，而在四方院落里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弹坑。水从一个弹坑中被炸坏的自来水管里喷出来，通过炸坏的窗子流进过道。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我们很快地跑进过道。一共六颗炸弹：两颗落在前院，两颗落在四方院，一颗炸毁了教堂，一颗落在花园里。
英王过去曾以海军中尉的身分参加过日德兰战役；他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兴奋，并以能在首都与他的臣民共患难而感到欣幸。我必须承认，在当时无论是我或是我的同僚都没有发觉这件事件的危险性。要是窗子是关着而不是开着的话，所有的玻璃将被震碎，飞到英王和王后的脸上，造成可怕的伤害，但是他们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像我这样经常见到他们和他们的侍从的人，也是在很久以后为了写这本书而问及此事的，才了解到当时的具体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严肃而镇静地想象着要在白厅的废墟上战斗。英王陛下在白金汉宫的花园里设立了一个打靶场，他和王室的其他成员以及他的侍从武官们用手枪和冲锋枪刻苦地练习射击。不久，我从别人送给我的几支美国短卡宾枪中挑选一支送给英王。那是一支非常好的枪。
大约在这时候，英王改变了他接见我的方式，在我上任的最初两个月里，通常是每周正式接见我一次，时间是在下午5点左右。现在的安排是每逢星期二我和他共进午餐。这的确是一个共商国家大事的好办法，有时候王后也在座。有好几次，我们不得不端着我们的盘子和酒杯到尚未竣工的防空室中去吃完我们的午餐。这每周一次的午餐变成了一种经常的制度。过了最初几个月以后，英王陛下决定用餐的时候一个仆从也不要，由我们自己上菜，互相招待。这事一直继续了四年半，在这中间我觉察到英王非常专心地阅读所有呈交给他的电报和公文。按英国的宪法制度，君王有权了解他的大臣们所负责的一切事务，并拥有向政府提出意见的无限权力。我特别注意，要使国王了解一切情况，而在我们每周的会见中，我常常看出他已彻底洞悉那些我还没有批阅过的文件。在这些决定英国命运的年代里，能有这样好的国王和王后真是英国之福，而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坚决拥护者，我把我——作为首相——受到英王这么亲切的接待，看作是无上的光荣，我认为这是安娜女王在位、马尔巴罗①执政以后，就没有看见过的亲密关系。
①马尔巴罗（1650——1722年），为英国安娜女王在位时掌权的人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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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到了这一年的年末。为了照顾到情节的连贯，我已叙述到整个战局的前面了。读者将看到，所有这些霹雳和暴风雨反而愈加衬托出我们泰然处之的冷静态度，我们的作战活动就是靠这种冷静态度来维持的，我们的政策和外交也是按这种冷静态度进行的。真的，我必须写明，在最高当局，这些伤害未能致人于死地，反之，它们倒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我们有明确的看法、忠实的友谊和明智的措施，然而，要是以为敌人的空袭比现在猛烈十倍或二十倍——甚至只猛烈两三倍——也同样会产生我在这儿描述的健康的反应的话，那也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