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
张伯伦先生退休——内阁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的领导——我决定继任保守党领袖的理由——重开滇缅公路——致罗斯福电——我们在沙漠前线的力量加强——我对中东军政当局的责难——对马耳他岛的忧虑——艾登先生飞往中东——1940年10月13日我对形势的估计——艾登先生在开罗同各将领举行会议——他的报告和要求——我们在马特鲁港的力量逐渐加强——艾登先生和史末资将军预定在喀土穆会晤——我打算对意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应更妥善地利用我们在中东的人力物力。
9月末，张伯伦先生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7月间，他曾动过一次手术，进行检查，手术之后，他很勇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检查结果，医生们认为他得了癌症，不是外科手术所能治疗的。现在他才明白实情，并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工作了。因此，他向我提出辞呈。由于事态的发展十分紧急，我认为必须在政府中进行前文叙及的人事变动。约翰·安德森爵士任枢密院院长并主持内阁内政委员会。赫伯特·莫里森接替他为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任军需大臣。这些变动都从10月3日起开始生效。
张伯伦先生还认为，他应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并且要我继任。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许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大党领袖的身分，和我现在所处的由英王和议会授权、并由各党联合组成和正式支持的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相容。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不怀疑的。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和其他政党席位的总数相比，占绝大的多数。因为是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遇有意见不合或者形成僵局，也不能用解散议会、举行选举的办法来诉诸国民的公断。在危机重重的艰难时期，在屡遭失败和挫折的漫长岁月，如果我不仅要获得两个小党领袖的同意，而且还要获得保守党这个大党的同意，我才能行动，那么，我便不能指挥这场战争了。不论是谁当选，也不论他有多好的自我牺牲的美德，他总之是要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的。对我来说，我只是负行政的责任。
这些论点当然不能同样地适用于和平时期；不过，我觉得，不如此，我便不能在战争中胜利地克服困难。而且，就应付联合政府中的工党和自由党来说，基本的事实是，我作为首相，而现在又出任最大政党的领袖，并不完全依靠他们的投票，即便没有他们，我最后也照样能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我在大家的敦促之下便接受了保守党领袖的职务，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保守党领袖的职位以及保守党党人对其领袖的忠诚拥护，我就无法在获得胜利之前完成我的任务。如果我拒绝担任，保守党内另外一个最有希望的人选是哈利法克斯勋爵，现在他亲自提出要我继任的动议，并经全党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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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茫茫无边的惊涛骇浪中闯过了夏季，但是能够生存的信念却与日俱增。秋季和冬季，我们又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其程度虽不像夏季的危险那么严重，但却更加令人困惑。入侵的威胁已显然减轻。在空中进行的不列颠之战，我们已经获胜。我们已经扭曲了德国的射束。我们本土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已经非常强大。10月间的秋分暴风，使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波涛汹涌，危险莫测。以前我引以为慰的种种论据，都一一证实，更加可信了。在远东，日本宣战的危险似乎已经减轻。他们曾经等着要瞧一瞧德国入侵我本土的情形，但是德国没有入侵。日本军阀要想寻求万全之策。但是在战争中万全之策是很少有的。如果说他们在7月间认为不值得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当大英帝国的光辉更加灿烂、世界局势对日本更加不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动战争呢？在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期满后，我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予以开放。日本人对于海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海战的看法也许同英国海军部的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采取重开滇缅公路、使物资流入中国这一决策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点忧虑也没有的。在这次对未知之数的普遍衡量中，业经证明我们的判断并没有错误。
我想向总统拍发电报，把我认为可以使他和美国人民感到高兴的消息告诉他。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0月4日
滇缅公路为期三个月的封锁将于10月17日满期，我们就各项有关问题进行长期考虑之后，今天已决定重新予以开放。外交大臣和我将于星期二，即8日，对议会宣布此事。我准备说，我们所抱的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公正解决的希望业已落空，三国公约恢复了1939年的《反共产国际公约》，并具有针对美国的显然标志。我知道，让你发表任何声明，从而使美国在太平洋承担义务，采取假定的行动方针是多么困难，但是，我要冒昧提出：目前，采取一个简单的行动难道不比说空话好些？难道你不能派遣一支美国舰队——越大越好——前往新加坡作一次友好访问吗？新加坡方面将以完全正规的适当方式欢迎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于新加坡和菲律宾水域的海、陆军问题进行技术上的商讨，并可邀请荷兰人参加。在这方面，只要稍有举动，就足以对日本产生威慑的效果，使它不敢因重开滇缅公路而对我们宣战。如果你在这几方面考虑采取行动，我将不胜感激，因为这对防止战火的蔓延将起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们在达喀尔全盘失败，但是维希政府仍在设法同我们建立关系，这足以表明法国国内的趋势，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德国的压力，已经见到我们能够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在空中的地位虽然在实际力量和与敌人的对比上都在步步加强，但是对飞机的需要依然迫切。有几处重要的工厂曾遭受重创，生产率也因空袭警报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驾驶人员的伤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多，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土的上空作战，很大一部分都安然降落或者仅仅受到微伤。
当你派来的官员在此间访问时，我们曾着重谈到驾驶员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认为，就最近的将来而论，飞机才是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因素。
我不能认为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那位绅士已脱去衣服，穿上浴衣，可惜水越来越冷，而且空中也有秋季的寒风。我们保持着最高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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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这些令人兴奋的事，为我们在中东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扫清了道路。我们要集中全部精力来对付意大利，他们的行动比我所预料的迟缓。强大的援军已到达韦维尔将军处。两个坦克团已到达沙漠。统率现在被称为“尼罗河集团军”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对于“马蒂尔达”——部队给步兵坦克即“I”式坦克所起的别名——的潜力评价颇高。这时，我们在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已大为巩固（这一点，我当时还不知道），中东司令部中的参谋和计划人员已开始在酝酿一些新的打算了。显然，我们下一步重要的任务是从英国和印度加强我们在中东的部队，尤其是西非沙漠的部队。
关于试图使军事运输舰队取道地中海的问题，我还在和海军部争论。我说，“你们现在看清楚了吧，我们当时应该试一试。”而他们却说，“用不着那么急嘛。”我对中东现有部队的部署，非常不满，而且，在我看来，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悬殊也非常大。我对于马耳他岛极为忧虑。关于这些问题，我直接而且还间接通过参谋长委员会催促韦维尔将军和陆军大臣。我给艾登先生写了一封信：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9月24日
我们在原则上并无分歧；但是在原则的应用上却产生了许多细节上的争论，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目前入侵的威胁迫在眉睫之际，还要抽调我本土的防御部队。同时，参谋部不断要求从中东抽调军队，如把澳大利亚第七师调去驻防马来半岛。目前拟将那两个印度旅调往这些热带丛林，以防可能发生的对日战争，以及可能性更小的日本之对新加坡进行包围。
昨晚，我曾和参谋长们一起对有关印度增援部队的文件进行了研究。你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师要派往马来亚，另一个师派往巴斯拉，一个军派往伊拉克，这样一来，就把1941年所能抽调的印度增援部队全部用光。我军这种地理上的部署或分散表明了目前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从战略的意义上说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他们向我解释说，虽然曾指定这些部队要用于特定的战场，但如有必要，也可全部调往中东。因此，我同意在该文件中增添字句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此，但在抽调这些师的那一节里却只字不提战争的需要，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不好。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在肯尼亚对军队的浪费愈来愈大，在巴勒斯坦的浪费也在继续。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已略有好转，但在肯尼亚，情形却相反，又调了一个山地炮队去，而不把该炮队调到苏丹。我担心史末资将军到那里去时，会受当地情况的影响。不过，我打算用电报同他联系。
最后还有：对英国正规军的浪费也很惊人，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开罗和亚历山大，仅仅用来执行警察任务，中东司令部在集中最大力量于战争以及缩小给养供应与战斗力之间的差距方面，也进行得松松垮垮，很不得力。我曾索取有关这一问题的数字，迄今尚未接获任何答复。
我的想法与你一致，即于最近数月内在中东集结最强大的军队，我在其他文件中也曾指出我希望能在那里集结的师数，但是，我认为，首先，陆军部和埃及统帅部应最妥善地利用他们已有的大批部队，我们为这些部队已经付出浩大的开支。
此外，我对马耳他的情况也深感不安。现在大家已经同意派遣两营援军；但是却一再瞻前顾后，讨价还价，而且找了许多借口，说什么该岛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多比将军对当地的情况有一个估计，他报告说，他手下的各营，每一个都要据守长达十五哩的防线，所有的后备队都派去保卫机场，一个也不剩，他的报告你见到了吗？我们在马耳他岛并没有掌握制海权，意大利可随时以两三万人的远征军，在意大利海军的支援下，进攻马耳他岛，你认识到这一点没有？尽管我们控制了大西洋，敌人无法进攻弗里敦，但是还要建议把这两个营调到那里，去补充当地的一个旅。我深信，你会原谅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所表明的一些倾向同你心中的作战计划大不相称。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10月6日
无论舰队在什么时候由亚历山大开往地中海中部，均应将增援部队运往马耳他，我认为，该岛目前正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些增援部队可以从驻防运河区的军队中抽调几个营，所遗防务由目前驻扎在巴勒斯坦不乘马的义勇骑兵队或澳大利亚分遣队接替，再不然由即将自肯尼亚调出的南非部队接替。务请就这几方面向我提出建议，并且在下一次至少要派一个营前往马耳他。我们不能把正规营浪费于埃及的内部治安。如果需要他们充当野战军，当然就无法调动，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用于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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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陆军大臣的意见是如此一致，并且深深感觉到，应当把我们的意见拿到当地去说，而不必通过没完没了的电报，因此，我当时问他是否愿往中东一行，亲自视察一下。他非常愿意，并且立即动身。他普遍地视察了整个战区。在他出差期间，由我兼管陆军部。
这时，我也就我所见到的情形，向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整个军事形势的看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10月13日
1．目前当务之急是增援马耳他：
（1）尽量设法增派“旋风”式飞机飞往该岛；
（2）利用目前正在准备中的运输船队，尽可能装载最大的防空防备，以及各营部队和炮队——我获悉，另外一艘军队运输舰即将准备停当；
（3）从苏伊士运河区或在巴勒斯坦执行警察任务的部队中，抽调一个营，最好是两个营，当下次舰队自亚历山大开往马耳他时，即行运往。多比将军最近对当地情况的估计，已表明迫切需要加强防守力量。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满足他的需要，因为，一旦意大利觉得马耳他成了他们的肉中刺，敌人便可能调兵进攻的。因此，当从马耳他岛发动任何显著的行动之前，应即完成这些增援部队的调遣。
（4）甚至只要在马耳他岛有三辆步兵坦克也可起重要作用，不仅在实际的防务上，而且，只要敌人一知道马耳他岛拥有三辆坦克，就会感到害怕，也可以把一些模拟坦克车摆在从空中容易侦查出来的地方。
2．舰队之开往马耳他，须待该岛防空力量加强之后才行，但是，这是一个最感需要而且极端有利的步骤。我欢迎在马耳他驻扎舰队的拟议，即使是轻型舰队也行，因为这样可立即加强该岛的安全。据我了解，打算让这支舰队白天出港巡航，夜间返港停泊。应注意到，像“英勇”号这样一艘坚固的舰只，是比轻型舰只更经得起炸弹的袭击的，而且该舰还装有二十门高性能高射炮。既然在马耳他港可以驻扎轻型舰队，那么，除了危险较大以外，装甲坚固、武装完善的船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使用该港的理由。用多管不旋转投射弹（火箭密码名称）武器布置的空中布雷网，可以很有效地防御敌人的俯冲轰炸。
关于这一问题，希望海军部让我获悉更加充分的情况。
整个主力舰队的不时访问，对敌人的进攻将起莫大的威慑作用，并且，对［敌人］通往利比亚的交通线——只要敌人还在利比亚——也是一种威胁。
请将业已架起的高射炮的数目、新运输舰队［上面的高射炮］最大的载运量，连同预计架设起来的日期，一并见告。
3．同维希的关系。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立场，即：因为怕维希政府轰炸直布罗陀，就应该顺从他们的意旨，这样顾虑下去，是没有个完的。我们必须重申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的主张，对所有船只，不论有无护航舰护送，一律对待，但不得侵犯西班牙的领海。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尽早在直布罗陀集结充足的兵力。同时，我们应就力所能及对达喀尔实施最严密的封锁，并且保护杜阿拉等地，使之免受法国在达喀尔的巡洋舰的反攻。同维希的会谈——如果举行的话——也许能达成不包括这些急要事项的临时协定。当然，如果我们确知维希政府或维希政府的一部分人真诚地倾向于我方，我们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他们放宽呎度。他们似乎越来越愿意顺着我们的意图行事，我个人不相信，对他们施加重大压力会妨碍这种有利于我的变化。维希政府想领导法国与我作战，已日渐困难。我们不必过分害怕妨碍这一趋势的发展，因为有利于我的主流可以主导和克服封锁和海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之类的涡流。我不相信我们与法国人会发生任何麻烦，以致有碍于我运输舰队立即开往马耳他。机会是有的，只不过就是遥远一点，要我们去争取。
4．轰炸机指挥部的最大目标，就是要重创“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使之失去战斗力。如果能够使“俾斯麦”号在三或四个月内不能战斗，则“英王乔治五世”号便可开往地中海东部展开活动，因而在舰队占领马耳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将迅速改变地中海上的战略形势。
5．如果过了10月尚无敌人入侵，我们即将就我们船舶所能容许的限度，绕航好望角，开始尽量增援中东，按原定计划，11月运送装甲部队、澳大利亚部队和新西兰部队，圣诞节前运送一个英国师，1、2、3月间至少再运送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在必需的分遣队以外的。请告诉我，你目前的航运计划能适应这项任务到什么程度。
6．用轰炸机和战斗机进一步加强增援中东的时机业已到来。我愿获悉参谋长委员会准备做到什么程度，须知，虽然危险很大，但需要也很大。
7．请将有关未来六个月中补充地中海舰队的计划见告。
到年底，当可派遣三个驱逐舰分遣舰队前往地中海东部，另一个分遣舰队到直布罗陀。如果“英王乔治五世”号必须留作监视“俾斯麦”号之用，那么，“纳尔逊”号或“罗德尼”号连同“巴勒姆”号或“伊丽莎白女王”号，应即开往亚历山大。你们打算用哪些巡洋舰补充？可否把“可畏”号（航空母舰）也派去，什么时候？
8．随着这些师之派往中东，应相应地发展本土防卫部队和国民自卫军，以填补所遗缺额。任何时候，除了担任海滩防御的部队以外，至少应有十二个机动师（在国内）作为后备。
9．到9月底，还可提供六个师的两栖作战部队，其中两个师应为装甲师。利用这种部队的种种选择方案正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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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艾登先生正在视察的旅途中。他“对于最近直布罗陀防御工作的迅速进展有深刻的印象”，他说，这项工作是“用了很大的精力、下了很大的决心和想了很多办法，加紧向前推进的”。部队的士气高昂，要塞守军充满信心。他比较担心马耳他的局势，要求至少再派遣一个营和一个配备发射二十五磅重炮弹大炮的炮队，当然，还应不断予以空军增援。总督多比将军认为，在1941年4月以前，马耳他应避免采取足以引起报复行动的攻势政策，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到了1941年4月，增援飞机和高射炮的各种计划才会完成。
15日，艾登先生到达开罗。他同韦维尔将军和指挥沙漠兵团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进行了彻底的探讨。他们对于击退意军的进攻富有信心。威尔逊将军估计，意大利能够用来进攻马特鲁港的最大兵力不超过三个师，受到限制的因素是给养——尤其是水——和交通。针对意军的攻势，他拥有第七装甲师以及新调来的坦克团、第四印度师、由五个来福枪营组成的马特鲁港驻屯军、一个机关枪营和八九个炮队。第十六英国旅团和新西兰旅团已经从巴勒斯坦开到。一个澳大利亚旅团驻扎在亚历山大以西；另外一个澳大利亚旅团也正向那里移动。另外还有一个波兰旅。艾登写道，威尔逊将军认为，如果空军保证给予充分的支持，这些军队的集结足以应付敌人的威胁，并击败敌人。艾登还说，我以前建议的造成泛滥区①的计划业已实施，并已设置反坦克障碍物。他送来一张详细的军需品清单，尤其需要飞机。当时，敌人对伦敦的轰炸适在最高潮，要求飞机，说起来容易，但实在是难以拨给。他极力主张，11月份的军事运输舰队中应包括一个步兵坦克连，目的地为苏丹港，以便针对卡萨拉的意军采取攻势。
①借尼罗河的泛滥，于合适地点造成泛滥区，以阻止敌军的挺进。——译者
艾登在开罗也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问题：如果意大利按兵不动，我们的部队将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各将领首先说他们想采取攻势。艾登来电说：“从我们今天的讨论看来，步兵坦克［马蒂尔达］在这个战场的战斗中所起的作用，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大。韦维尔将军希望再有一个“I”式坦克营，以及一个旅部修理排，这对于保持坦克最高的使用率是特别重要的。”
虽然陆军大臣的来电中未曾提及采取攻势的事，但是我因为听到了这些好消息而不胜欣喜，于是敦促他继续视察。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10月16日
所有来电我均一一阅读，深感兴趣，并且认为你这次的视察，很有价值。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满足你的需要。同时，请你继续掌握当地局势。不必急于归来。
艾登还为一个土耳其军代表团到我集团军来，作了安排，并建议同史末资将军在喀土穆会晤，就全盘局势进行讨论，尤其要讨论从苏丹发动攻势的计划和我对肯尼亚驻军过多的责难。这次会晤确定在10月28日举行，这个日期后来具有了它的意义。我几乎无需多说，要求各种装备的请求如雪片飞来，其中包括要求帮助阿比西尼亚起义的一万支来福枪，尤其是要求反坦克炮、反坦克枪、高射炮和空军的增援。这时，我们宁愿削减本土防御兵力而尽量满足这些需要。每个人得到的东西还不到他需要的一半，因此，无论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人，就不能给另一个同样处于危险的人，或者从他手中拿走。
艾登先生打算在喀土穆会谈后立即经拉各斯飞回伦敦，口头详细报告他所见到的和他所做的一切。这番情景使我深受鼓舞，从而急欲在西非沙漠地区转入攻势。因此，我给他打了一封电报：
1940年10月26日
你在离去之前，应同各军将领详细研究，是否可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我不能从这里提出任何意见，但是，如有其他途径可循，那么，硬要待到集结和部署好了实力雄厚的大军之后才行动，便不是战略上的上策。我想，目前用防卫战和反攻来击退敌人进攻的计划，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敌人在德国军队大量到达以前并不贸然进攻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可不必就此问题作复，俟回英后再进行彻底商讨。
请仔细研究中东陆军的战地情况，以便从我们的给养力所能供应的庞大人数中获得最大比例的战斗士兵和战斗部队。请研究，是否可以临时从白种人分遣队中抽调兵力，担负苏伊士运河区和埃及内部的治安任务。所有的英国营都应具备机动性，俾随时可以参加战斗。我担心中东战斗力量同给养力量的比例差于其他任何地方。请你不要满足于一般的答复。甚至军队中的军械处和兵站人员以及其他技术分遣队都可以在他们的驻在地区维持秩序，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遇有紧急情况时使用。不仅要使最精锐的部队发挥作用，也要使第二和第三等部队发挥他们的作用。
于是，国内和现场的人对主要问题的看法便逐渐趋于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