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悠久和离奇的历史中行将作一次最可怕的冒险的时刻已经来到。自从1592年军阀丰臣秀吉决意同中国进行生死搏斗，并使用海军去侵略朝鲜以来，日本还没有采取过任何像这样的与兴亡攸关的步骤。传统和习俗的牢固延续，曾经引导这些可畏的远东岛民度过许多世纪。从来和神秘的事物分不开的勇武、纪律和民族精神，曾经维持着这个冷酷而蛮勇的亚洲民族的生命力。欧洲大约在公元1300年从马可波罗那里首次听到有关他们的存在。日本的国教是佛教的一支。
基督教传教士后来的侵入、他们的信徒的虔诚和这些信徒被凶恶地灭绝，曾经是欧洲人不怎么注意的一段插曲。对于为数在二十五万人以上的基督教民众的残酷屠杀，经过二十四年，到1638年左右才告完毕。在这件事以后，日本陷入严格的与世隔绝状态中，直到十九世纪带着它本身的嘈杂挑战之声来到世界上为止，几乎一无所闻地经过了许多代。曾经有过完全隔绝的一段时期。日本人的艺术、文化和信仰，曾经支持了一种严密的社会结构。科学、机器和西方哲学，对他们说来是不存在的。
但是蒸汽机变更了地球上的距离，于是在大约一百年以前，船舶从远洋来到日本而以武器和思想敲击了日本紧闭着的封建之门。在培利海军准将率领的美国舰队于1853年进行了一次不受欢迎的访问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一艘英国或美国的炮舰能够以英国或美国政府的意志强加于日本国家的外表行为。随着外国军舰而来的，就是白人曾经发现，并且准备传授或出卖的那些奇妙的技艺。十三世纪的贫乏而朴素的文化就和那微笑的、昌盛的而又武装得很好的十九世纪的文明呈现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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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大叔①和不列颠尼亚②是新日本的教父教母。在不到两代的时间内，除掉悠久的过去以外就没有什么背景的日本人民，从武士的双手剑进步到铁甲舰、来福线大炮、鱼雷和马克沁式机关枪；并且在工业方面发生了类似的革命。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指导下从中古到现代的过渡，是迅速而激烈的。中国被超过，而且被击败了。世人在1905年看到帝俄不但在海上败北，而且被运到大陆上去的在满洲打了几次大胜仗的卓越的军队所击败，都感到惊愕。日本这时就置身于大强国之列了。日本人看到人们对他们尊敬，自己也觉得惊异。“当我们拿我们的古代艺术与文化的美丽产品送给你们的时候，你们轻视我们，嘲笑我们；但是自从我们建立了有精良武器的头等的海军和陆军以来，我们就被当作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了。”但是他们所增添的一切，不过是实用科学的装饰和甲胄罢了。一切都是表面上的，后面依然存在着古老的日本。我记得在我年轻时，英国漫画家怎样习以为常地把日本描画为一个伶俐的、整洁的、穿着制服的送信男童。有一次，我看见一幅美国的漫画，式样就大不相同。一个上了年纪的和尚模样的战士，屹然而立，雄赳赳的，容貌可畏，一只手放在他的短剑之上。
①美国国名的诙谐语。——译者②不列颠人格化的名词（女性）。——译者
我并不自命为曾经研究过日本，不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我只是在报章中，少数书籍中，以及在我曾经服务过的许多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看到了一些。在俄日战争时，我是站在它的一边的。我欢迎在这次战争以前订立的英日条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在海军部时，我闻悉日本参加协约国和德国被排斥于远东之外而感到欢欣。在1921年，我怀着遗憾参与终止英日同盟的事，我们从这个同盟方面曾经获得力量和利益。但是由于我们不得不在日本的友谊和美国的友谊之间作出选择，我毫不怀疑我们应采取何种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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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战和制定政策时，要始终力求把自己放在俾斯麦所谓“另一个人”的地位上。一位大臣愈是能够尽量地和具有同情地这样做，他免于错误的可能就愈大。关于相反的观点他知道得愈多，则在应付方面愈不至于有所迷惑。但是没有深刻和充分的认识的想象，就是一个陷阱，因而在我们的专家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形成任何关于日本人的思想和真实的印象。他们的思想，的确是不可测度的。旧的和新的社会，当中隔着若干时代，两者怎样混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这是外国人所不能了解的。的确，日本是否知道它自己的思想，或者在它的天性中有什么力量会在决定的时刻支配一切，这是一个疑问。
日本陆军这个体系形成一系列同一中心的、凭武士道传统联合起来的圈子；武士道传统鼓励所有的军官和他们的部下去为日本的军誉而死，并对每个人的祖先堂无愧。但是由于日本是从长久隔离中出现于围绕着它的广阔世界上，而又欣然把迄今未想象到其威力的凶器放在它的战士手中，所以经过了冷静而缓慢的发展，也形成了要控制亚洲，或许随后还要领导亚洲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甚至传说有什么“一百年计划”，纵然这不过是对于不断在变化的情况和事件具有推动力的一种背景而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时期中对陆军的权力和野心的最有力的抑制来自海军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日本的陆军是由德国的教官训练，而海军则是由英国的教官训练的。这就遗留下精神状态上的持久区别，而这种精神状态又因服兵役的生活条件而显著起来。陆军军官从来不大走出国境以外——除非去作战——因而比起常常访问外国港口因而知道关于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的一些事情的海军军官来，就养成了一种更加陕隘的自高自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并且，陆军感觉到它能够击败或抵御存在于远东的或者可以开到远东来的任何军队，而海军则痛苦地觉察到它在舰队实力方面逊于英国和美国的海军，特别是在日本本国海域以外作战更是如此。因此，海军对于事物的看法，比陆军较为谨慎和稳健。
商人阶级不像陆军或海军那样受到官方的注意或具有正式组织，他们从来也不曾有过对他们赖以生存的金融、工业和贸易的各种事业的共同的单一的政策。他们的影响是部分通过国会中的。政党，部分通过同宫廷人物的联系而发挥的。
总的说来，商业利益反对做重大的军事冒险，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在中国有投资的人，却支持陆军的扩张政策。
由于陆军有传统的威望，并且大家相信它是反对私人资本家的企图的国家利益保卫者，所以日本民众在紧急关头是趋向于支持陆军而不支持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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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889年的日本宪法，订立条约、宣战和缔结和约等属于天皇的特权而不受国会的控制。天皇也具有对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但是他却被认为是根据海军和陆军的幕僚长们的意见去行使权力，并根据内阁的意见去指导外交政策的。
按照日本宪法，内阁不对国会负责，虽然它需要两院的多数投票方能立法。首相是由天皇遴选和任命的。依照习惯，天皇根据“元老”的意见而决定这样的遴选和任命。在本世纪之初曾有好几位元老，但是在他们死后并没有人去补充，直到1940年只剩下西园寺公爵了。在他于那年年底死后，首相的提名由称作“新元老”的所有卸任首相举行会议来决定，这些新元老在1941年有八位。
内阁里的陆相和海相必须分别为现役军人中的一位陆军大将和海军大将。设若一位首相找不到一位陆军大将或海军大将来担任这些职务，他就无法组成内阁，或把它维持下去，而且门户之见是那样强烈，以致一位陆军大将或海军大将不会在其政策为他的军部所坚决不赞同的一个内阁中担任陆相或海相。因此，陆军部和海军部就能够用从内阁中召回，或威胁着要召回担任相职的军人的方法来在政策方面发挥一种持续不断的而且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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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经在1936年同德国缔结反共公约，这原来是由日本陆军省同代表国社党的里宾特洛甫背着双方当时的外交部长谈判的。这还不是同盟，但是它提供了同盟的基础。1939年春季，以平沼男爵为首相的那个内阁里的陆相企图同德国缔结一个完全的军事同盟条约。由于海相米内大将的反对，他没有成功。在1939年8月间，日本不但从事于在1937年7月间开始的对中国的战争，而且也卷入了新成立的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地方性的和俄国的敌对行动。沿着这个战火未熄的前线和它的后方，双方布置着大军。当德国在欧洲战事爆发的前夕未经同它的反共伙伴日本协商或给予通知即同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日本人是有理由感觉受到了薄待的。他们同俄国的争论落到后面去了，而对德国则非常愤慨。英国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曾经使我们同昔日的盟国疏远起来，在欧洲战事的最初几个月内，我们同日本的关系已经不是友好的。但是对德国的热情，在日本是很少有或简直是没有的。
平沼内阁由于德苏条约而“失掉面子”，因而不得不辞职。
继任内阁由阿部大将任首相，阿部大将虽然是陆军出身（退役的），却算得是一位温和派人物，他于1940年1月为米内海军大将所接替，米内大将在任平沼内阁的海相时曾经反对同德国缔结同盟。在阿部和米内的政府下，日本的政策是对欧洲守中立，结合着日本本身继续进行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不久，极度的动乱震撼了全世界。在希特勒的突击下，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沦陷了，英国有在1940年秋季被侵入和毁灭的可能，于是想念已久的一些灿烂计划由梦想变成了现实。从在远东拥有大片属地的法国、荷兰和很可能还有英国的崩溃中，日本是不是将一无所获呢？它的历史性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来到呢？深沉的热情在陆军和民族主义的政界人士中激动起来了。他们要求日本立即开始南进，夺取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和垂涎已久的荷属东印度。为了要强迫执行这个政策，陆相畑大将退出了内阁，因而迫使米内海军大将辞去首相职务。
清醒和慎重分子在日本从来不乏其人，他们要维持控制就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元老推荐近卫公爵接替米内，近卫是一个少壮的贵族，同宫廷有密切关系，但是同陆军的领袖们也友好。他在职期间是从1940年7月起到1941年10月止。
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和极其灵活的政治家，他的方法就是给陆军以一些象征性的满足而不曾准许它把国家拖入一场大规模战争。在1940年夏季，近卫公爵设法约束陆军不对英国和荷兰的属地进行任何袭击。在另一方面，他却同意为了要在印度支那北部获得空军基地而对维希法国施加压力，并在9月间同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这项条约规定日本在美国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加入欧洲战争时有在轴心国的一边参战的义务。
在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已更加明显。到1940年11月底，不列颠战役的结果以及希特勒从入侵英国的大话退回去，这在日本都被认作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英国对停泊在塔兰托的意大利舰队进行的成功的空袭使几艘现代的第一级战列舰失却战斗力达数月之久一事，使日本海军深深地感觉到新式空军的威力和它能够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用于突袭的时候。日本转而相信英国并没有完蛋。它无疑将继续战斗下去，并且的确正在变得更强了。在那里普遍感觉到，日本签订三国条约是一个错误。那里始终隐约出现了一种恐惧——害怕英帝国和美国联合行动，将两支海上最强大的海军联合起来，它们的资源一旦开发，将是不可计量和无以匹敌的。看来这种危险越来越近了。1941年春季，近卫得到他的内阁的同意和美国开始谈判，以期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陆相东条大将这次支持近卫的政策而反对外相松冈，因而松冈的认为同美国的这种谈判违反日德同盟的一些声明被驳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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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样，日本人思想上的激动却不断地变得更加强烈。
在他们的正常的现代政治生活的进程下面，有几千名虽然职位较低，居于负责地位的军官和人员似乎听到祖先预言战争将临的声音。
他们一定会有愧于曾经向他们认为同帝俄一样的十三世纪蒙古人加重地报仇的祖先吗？先辈的这种莫大的武功，激励着子孙们去做最大胆的尝试。何况全世界正处于风雨飘摇中。新的力量和新的巨人已经出现了。欧洲将要有一个“新秩序”。
这是不是在亚洲也建立一个“新秩序”的时候呢？在这全部轮廓中，有着经过仔细和耐心的设想而与世界大变动中的每一次变化相适应的计划。陆军的领袖们主张应当由他们作为选择发出信号的时刻的权威。他们当然可以断言，如果日本要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最好的机会——法国的崩溃——已经被小心或者说怯懦的政客们错过了。
有最上层贵族依附于左右的天皇和公爵们是反对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他们在一个暴乱的时代中必然要丧失许多东西。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曾经出国旅行而会见过外国宫廷中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物。他们羡慕欧洲的生活，畏惧欧洲和美国的强大的力量。他们羡慕英国君主政体的巩固的王位。他们继续依靠他们的肤浅的议会制度，并希望能够太平无事地继续在位或统治。可是谁料得到陆军会干些什么呢？宗法制度，天皇或任何一个朝代从来都没有能够同陆军分离开来。天皇和公爵们希图和平与谨慎，但是无意于为了这样的事业而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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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间经济制裁的断然实行，使日本政局的内部危机达到爆发的关头。保守派分子震惊，温和派的领袖们吓慌了。这已经牵涉到日本陆军在制定日本政策方面作为一个构成因素而在国内享有的威望问题。在此以前海军曾经发挥它的约束力。但是美国、英国和荷兰所实行的禁运，断绝了海军的，而且实则为日本的全部战争力量所依靠的一切石油供应。日本海军立即不得不专靠它的石油储备来维持，因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经在十八个月的供应量中消耗了四个月的供应量。显然，这是一种束缚，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就是对日本来说或者与美国达成协议，或者走向战争。美国的要求限定日本不但需从他们在印度支那的新侵略方面撤退，而且也需从他们已经花费巨大，一直在那里进行了这么久的战争的中国本部撤退。这是一个合乎正义的但是严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外交上不能获得一种可以接受的协议的话，海军在战争政策上就与陆军联合一致。海军这时已经把它的航空队发展到具有高度进攻能力的这个事实，加强了他们采取这种行动方针的意志。
在日本统治人物的圈子里所进行的紧张辩论，一直延长到夏秋两季。我们现在知悉，不惜同美国一战的这个最主要问题，是紧接着禁运以后在7月31日讨论的。所有的日本领袖人物都清楚地看出，进行选择的时间是短促的。德国可能在日本实现它的任何野心以前就在欧洲战胜。日美政府间的谈判在继续进行。日本政界里的保守派人士和宫廷，则希望获得使他们能够控制国内主战派的一些条款。美国国务院和我一样，相信日本可能终于在美国压倒一切的力量面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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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曾经看到我们对日本的忧虑怎样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无情地压在我们的心头。它的欲望和机会是同样明显的。我们觉得诧异，它为什么不在法国崩溃时就进行一击。在这以后，我们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始终万分紧张地在保卫不列颠岛使之免于毁灭和继续进行西部沙漠战事。我承认，我觉得整个日本的威胁比起我们的别种需要来，是处在不祥的朦胧状态中的。我感觉，设若日本向我们进攻，美国将参战。设若美国不参战，我们是无法保卫荷属东印度，而且其实也无法保卫我们自己在东方的帝国的。另一方面，设若日本的侵略把美国卷入战争，我倒宁愿这样。我相信这点。我们在1941年的战略安排的先后次序是：第一，保卫不列颠岛，包括入侵威胁和潜艇战争；第二，在中东和地中海的战争；第三，在6月以后，对苏俄运送供应物资；最后，抵抗日本的进攻。但是始终认为这是当然的事，即设若日本侵入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我们应当牺牲中东而去保卫我们本身的亲戚和同宗。我们大家认为这种意外的事件是既遥远而又未必成为事实的，因为马来亚、暹罗，尤其是荷属东印度，将足供日本作多次更容易和具有更大吸引力的征服。如果马来亚的命运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我确信我们这时能够不惜使用一切力量来挽回局势，即使甚至中东战区溃败或断绝对苏联的供应。在另一方面，美国参战，却可压倒一切祸害的总和。
切不要以为这些豁达的决定是无意识地或者没有经过战时内阁和他们的军事顾问们的深刻和不断的用心研究就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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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了些时候以后，我认识到总统于7月26日宣布并由我们和荷兰参加的禁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时，我就愈来愈急切地要使英美两国的海军舰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对日本作最大可能的示威。海军舰队是我们所能够腾出的一切。我们曾经仔细地检查了我们的资源。
8月25日，我以一项备忘录送给第一海务大臣，说到成立一支东方舰队的事，并申述了我对于如何组成这支舰队的意见。我强烈地感到应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布置一支威慑性的舰队在印度洋中，而且这支舰队可由最少数的最好的船舰组成。第一海务大臣答复说，海军部的计划是到1942年初在锡兰建立一支舰队，包括战列舰“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战斗巡洋舰“声威”号和小型航空母舰“赫尔米兹”号。“皇家方舟”号将在以后派去，但是要到4月份才能派去。在这时期当中，那四艘“皇家”级的战列舰将作为运送军队船队的护送舰队派至印度洋。第一海务大臣在他的备忘录中详述了大西洋战区的凌驾一切之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大西洋中保留所有我们的三艘最新式的“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以防备德舰“提尔皮茨”号的可能出击，是十分重要的。
我不喜欢这些布置。用旧式“皇家”级战列舰来担任护航工作，对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是有效的，但是设若敌人为了袭击而准备派遣一艘快速的现代战列舰出来，它们和它们护航的运输船队将会变成瓮中之鳖。按照它们目前的情况，这些旧式军舰将不过是一些漂浮着的棺材罢了。因此，将有必要调派一两艘快速主力舰以防止日本人派出个别的重型袭击舰。
我以下面的话来结束致海军部的信：
1941年8月29日
……我必须补充说，我觉得日本绝不会在已经陷在中国的同时对抗美国、英国和俄国现在形成的反对它的联合力量。
很可能的是，它将同美国进行谈判，至少在三个月内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或积极参加轴心国。没有比我所提到的那个舰队，尤其是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出现，会更加使它犹豫的了。这实在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防止方法。①
①我与第一海务大臣此时来往的信函刊于附录（11）内。以供愿意对此事作更详细的研究者阅读。由于在此时还不能预见的一些理由，派出的战列舰是“威尔士亲王”号，而不是“纳尔逊”号或“罗德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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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遣“威尔士亲王”号与“却敌”号，连同驱逐舰四艘和作为一个主要的组成成分的现代化装甲航空母舰“无畏”号以作为我们的远东舰队的第一批舰只。不幸“无畏”号遭到一个事故而致暂时失去战斗力。我们决定不顾这个事实而让两艘快速的主力舰继续向前行驶，希望借以稳定日本的政局，并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联系起来。我们的总海军策略，就是要在太平洋中的美国主力舰队遥远的掩护下建立起以新加坡为根据地的一支英国的东方舰队，这支舰队到1942年春季将要拥有各种性能的主力舰七艘、一级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十艘和驱逐舰二十四艘。直到此时为我们所信赖的海军副参谋长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被遴选为司令，并于10月24日在“格里诺克”号军舰上升起他的司令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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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0月底致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的总理，告以我们打算在远东实行的海军部署详情。
我仍然倾向于认为日本不致贸然对美、英、中、荷四国进行战争，除非是（或者要等到）俄国确实已经崩溃。即使在那时，他们也可能要等待德国已经许诺的在春季对不列颠群岛的入侵。俄国的抵抗仍然是强有力的，尤其是在莫斯科城下，而且冬季现已逼近。
2．海军部的部署曾经是在将近今年年底时建立起由“罗德尼”号、“纳尔逊”号和四艘“皇家”级战列舰组成的舰队，主要以新加坡为根据地。但是这计划已经由于“纳尔逊”号最近受伤而遭到破坏，“纳尔逊”号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修理。
3．在这个间期，为了进一步制止日本，我们正在派遣我们的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到印度洋去同“却敌”号会合。这是不顾本国舰队总司令的抗议而实行的，并且是我们所冒的一项重大危险。“威尔士亲王”号不久就将驶抵开普敦。此外，那四艘“皇家”级战列舰一经准备就绪，即将调到东方水域。以后，“却敌”号将由“声威”号接替，后者具有更大的续航力。
4．据我看来，“威尔士亲王”号将是最好的可能制止日本的因素，所以我们将作出一切努力把它永久地抽调出去。但是我必须清楚地指出，由于在“约克公爵”号在12月间准备妥当以前存在着“提尔皮茨”号突然出击的危险和其他的作战可能性，“威尔士亲王”号的调动必须在它抵达开普敦时重新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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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间，近卫公爵卸下了他的重担。他曾经要求同罗斯福在檀香山举行一次亲自会谈，他希望携同他的陆军和海军首长参加，以使他们在可能解决的事项方面受到约束。但是他的提议被总统拒绝了，于是陆军方面的舆论对这个明智的政治家的批评增加了。他的地位由东条大将所接替，东条大将同时任首相、陆相和内务相。按照现代习惯在战后被战胜国处以绞刑的这个东条大将在受审时说，他亲自接管内务省是因为“他面对着显示内部将有混乱的一种可怕趋势，如果决定和平而不是战争的话”。他奉天皇的命令，恢复同美国的外交谈判，但是同他的政府成员有一种默契，即在内阁的建议遭到拒绝时，日本将走向战争。在1941年11月间，当东条和幕僚长以战事或将不免一节告知天皇时，天皇表示希望仍可作进一步努力以避免这次战祸，但对东条说，“若事态果如你所说的，则除进行战争准备外，别无他法。”
我于11月初收到蒋介石将军关于日本人将在中国继续有所行动的一项措词激昂的警告。他认为日本人已下决心从印度支那进攻，夺取昆明而切断滇缅公路。他呼吁英国从马来亚空运援助。他在结束时说：
乍看起来，你或许会以为正当贵国在欧洲与中东如此英勇作战之际，此事将使贵国卷入对日战争。余之所见不同。余不信当中国坚持抗战之时，日本尚自觉有进攻能力，惟一旦无此顾虑，彼当于其认为适当时机进攻贵国。……中国业经达到抗战之最严重关头。目前能否保卫至新加坡与缅甸之陆上通路，首先须视英美是否愿意合作以保卫云南为断。倘若日本人在此处突破战线，则吾人与贵国之联系将被切断，而贵国同美国与荷属东印度在空军与海军方面进行协调之全部机构将以新方式并从新方向受到严重威胁。余愿尽一切力量以表示余之信念，即畀予中国以余所述之援助实属明智与有远见之举。能使日本溃败并保证现时抵抗侵略之国家获胜，舍此别无他途。切盼见复。
我除把这项警告转给总统外，不能多所作为。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11月5日
我已经收到蒋介石要求空运援助而给我们两人的呼吁。
你知道就新加坡的空军实力来说我们的处境如何。尽管如此，我当准备派遣驾驶员，甚至一些飞机，只要他们能够及时抵达。
2．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最全面和最不容忽视的一种制止日本的方法。日本人迄今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而天皇似乎在施行约束。当我们在普拉森夏湾谈论这事时，你说到要赢得时间，这个政策直到如今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的联合禁运正逐步迫使日本人在和、战之间作出决定。
3．现在看来，他们似乎会进入云南，切断滇缅公路而给蒋介石带来损害重大的后果。如果他的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人腾出大量军队来向北或向南进攻。
4．中国人已经呼吁，要我们就日本人进攻云南一事对日本人提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也这样向你呼吁了。我希望你会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提醒日本人，像这样从我们向来未承认他们有权利去驻扎军队的一个地区对中国进攻，这将是公然无视美国政府所明白表示过的态度。我们当然准备发出同样的一项照会。
5．没有一项由我们自己独立作出的行动可以阻止日本，因为我们在别处已经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可是当然，我们愿意和你们站在一起，并竭力支持你们，不论你们选定何种方针。我自己认为日本更可能是被局势卷入战争，而不大会是毅然投入战争。请将你的想法见告。
总统于11月9日答复说，虽然低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会铸成大错，他却怀疑日本所作的由陆路向昆明进攻的准备会不会证明日本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推进。他将竭力根据租借法案来援助中国，并在中国成立美国志愿空军。他觉得照日本的情形，任何“新的拘于形式的口头警告或劝诫”至少会具有产生出相反效果的均等机会。“整个问题将由我们加以持续和认真的注意、研究和努力。”
我以重复说明这项谨慎回答的要点的方法来竭力安慰那位大元帅。
我们除了继续实行我们在远东的海军计划，并让美国去试行以外交方法尽可能长久地使日本在太平洋上保持平静以外，别无方针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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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致函史末资将军，他曾提出更大的一些问题。
1941年11月9日
我认为由我亲自向罗斯福呼吁在这个时候参战是不会有任何用处的。在大西洋会议时，我对他的官员们说过，我倒宁愿美国现在宣战而在六个月内得不到供应物资，而不愿获得加倍的供应物资而美国没有宣战。当人们把这句话重复说给他听时，他认为这是一句苛刻的话。我们一定不能低估了他在宪法上的困难。他可以行政首脑的资格去采取行动，但是只有国会才能宣战。他甚至对我说过，“我可以永不宣战，但我可以使战争发生。假如我去要求国会宣战，他们可能举行辩论达三个月之久。”征兵法案仅以一票的多数通过，而如果没有这个法案，则美国陆军就会已经瓦解了。他现在已经使实际上取消中立法令一事以微小的多数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如果获得众议院的赞同，就一定意味着德国和美国的船舰在大西洋上经常战斗。美国舆论最近已经有了进步，但是就国会来说，那完全是一个清点票数的问题。当然，倘若我看出有任何方法可以有助于把这种形势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我当然愿意这样做。当此时刻，我们必须具有耐心，并信赖潮流正顺着我们的道路，并且向着重大事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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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在首相照例出席的伦敦市政厅年度宴会上，我说：
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在将近四十年以前，在1902年，曾经投票赞成英日同盟条约，并始终竭力促进同日本这个海岛帝国的良好关系，又始终是一个热情的愿望日本人好并且赞赏他们的许多才能和品质的人，但是现在我深切遗憾地看到日本和英语世界之间的冲突正在开始。
美国在远东的由来已久的利益是众所周知的。它正在尽力寻求在太平洋上保持和平的道路。我们不知道它的努力会不会成功，但是设若它失败了而美国卷入对日本的战争，那么，我就得说，英国将在一小时内接着宣战，这是我的职责。
如果我们尽量冷静地观察这个茫茫无际的阴暗局面，就可以看到，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十分不必要地投入一次世界战争，他们将不难发现自己在太平洋中和人口将近占人类四分之三的一些国家对抗，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冒险行为。
如果钢是现代战争的首要基础，那么，对于一个每年钢产量大约只有七百万吨的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完全无端地引起对现在钢产量大约为九千万吨的美国的一次战争，这会是相当危险的事；而这还没有把英国所能作出的重大贡献计算在内。因此，我希望太平洋上的和平将可按照日本的最明智的政治家所显示出来的愿望来得到保持。但是旨在保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和保卫现时陷入危境的共同事业的一切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并还在继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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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日本把它的“最后之言”送达华盛顿。虽然从这些提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实际上不过是企图不经过战争而获得胜利果实，美国政府觉得不能不作一次最后的外交建议。我们曾经接到关于这项日本照会的通知，并被要求提出我们的意见。11月23日，我在致外交大臣的一项备忘录中写道：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11月23日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不发生进一步的侵略和战争，因为我们已经尝够了战争的苦头。美国不会抛弃中国的事业，所以我们可以在问题的这一方面稳妥地追随它。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一种使日本可以在西伯利亚自由地对俄国进攻的安排。
我本人怀疑这在目前是否会发生。我记得罗斯福总统在大西洋会议上曾经亲自加进了一段话，“在北方必须不得再有任何侵略。”我想就这点可以［同美国人］达成协议。我认为由日本正式宣布废除轴心国条约是不必要的。他们置身战争之外这事本身就会使德国人大失所望和受到损害。我们不应当同意对于美国或英国援助中国加以禁止的任何规定，但是美国不致要求我们这样做。
以上述为条件，在经济方面对日本放松一步而使他们足够勉强活下去——哪怕我们只获得又三个月的时间，会是值得的，然而这些不过是初步的意见。
我必须说，如果我获悉美日协定已经订立，而按照这个协定我们在以后三个月内在远东的情况不会比现在还坏，那么，我就感到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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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总统发给我一封电报，说明谈判的情况。日本政府曾经提议在同中国谋取全面解决或全面恢复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前自印度支那南部撤退，而在全面恢复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之时，日本将准备从印度支那完全撤退作为回报，美国应以石油供给日本，避免干涉日本在中国恢复和平的努力，协助日本获得荷属东印度的产品，并把日美两国间的商务关系置于正常基础之上。双方应同意在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不作任何“武装进展”。
接着，美国打算提出一个反建议，一般地接受了日本照会中的条件而简要地提出专门条件，附于日本自印度支那南部撤退的条款之后，而并不提及中国局势。美国准备接受把原来的冻结命令加以修正的一项有限的经济协定。例如石油只可以按月供平民的需要而运出。美国的这项建议的有效时期将为三个月，并基于这样的一种谅解，即在这个期间将讨论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域在内的全面解决办法。
当我读到昔日称为、而现在仍然称为“暂定条约”的这项草拟的复文时，我认为它是不适当的。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尤其是蒋介石都有这个意见，蒋介石曾以一项激烈的抗议送达华盛顿。但是我深深地觉察到当我们就单靠美国去决定行动的一个问题对他们的政策加以评论时，我们所必需遵守的那些限制。我了解到随着“英国人正力图把我们拉入战争”的这种想法而来的危险。因此，我就不去触动这个问题，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听凭总统去处理，于是我只提到中国方面而发给他下列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11月26日
今晚收到你关于日本的电报，也收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关于讨论情形和你对日本的反建议的详细报告。……当然，处理这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样呢？他不是正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吗？我们所焦虑的就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的共同危险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确信美国对于中国事业的关心将支配你们的行动。我们觉得日本人对他们自己是最没有信心的。
这封电报当然在标明的日期的当天黎明时到达华盛顿。
赫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夜间，丘吉尔先生致总统对我们的暂定条约加以评论的一封电报送到了。显然受到蒋介石给他的电报的影响，这位首相疑虑在暂定条约的影响下那位大元帅是不是只能得到“非常菲薄的口粮”。据他说，中国是使他焦虑不安的原因，而中国的崩溃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共同危险。我就这个问题同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们再次谈论以后得到了我们应当取消这个暂定条约的结论。作为代替，我们应当向日本人只提出旨在达到全面解决的那十点建议；原来暂定条约是作为这个建议的前言的。虽然这个暂定条约里的项目不过包括一些为数微小的棉花、石油和几种别的商品，其数量与日本所要求的无限制供应相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明显的是，美国舆论甚至对于以有限数量的石油供应日本也将普遍地反对。中国人激烈地反对，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不是不赞同，就是冷淡。
……因此，日本会同意这个暂定条约的一点希望，并不足以保证有理由去承担那些包含在其中的危险，特别是中国士气和抵抗的崩溃和甚至瓦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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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直到此时还没有听到过那个“十点照会”，这个照会不但符合我们和各有关政府的愿望，而且实际上超出我们曾经敢于要求的事情之上。就在26日那天，赫尔先生在国务院接见了日本的特使们。他甚至连总统于23日电告我的那个暂定条约都没有对他们提到。相反地，他交给他们这个“十点照会”。其中两点如下：
日本政府将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退所有的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
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支持除首都临时设在重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外的在中国的任何政府或政权。
特使们都“目瞪口呆”，极其狼狈地退出去了。这可能是真诚的。他们之所以被遴选，大都是由于他们以谋求和平和温和人士而著名，因而可以哄骗美国不加防备，直到一切都决定下来和一切都准备好了为止。他们不大知道他们的政府的全部心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赫尔先生在这方面所知道的事要比他们多。美国人从1940年底起就已经破获了日本的关系重大的密码，而一直在译出大量的他们的军事和外交电报。
在秘密的美国人圈子里说到这些电报时称作“魔术”。美国人把“魔术”对我们复述一遍，但是在我们收到以前，有不可避免的稽延——有时两三天。因此，我们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并不知道总统或赫尔先生所知道的全部事情。我对此并无怨言。
在那同一个下午，总统以下列电报发给驻菲律宾的高级专员：
准备工作正日益明显……以便在最近作出某种性质的侵略行动，虽然直到目前还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这次行动的实力，或者它将指向滇缅公路、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还是菲律宾群岛。向泰国推进，似乎是最可能的。我认为这下一次日本的侵略有引起美日之间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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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1月29日访问国务院时，赫尔先生对他说，来自日本的危险“就悬在我们头上了”。“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中的外交方面现在实际上已经结束。
目前，问题将由陆军和海军的官员们去处理，我已经同他们谈过。……日本可能在出乎我们意料的时机突然行动。……
我认为，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现在全面地重新开始的无限制征服的方针可能是孤注一掷，因而需要最大的勇气并做最大的冒险。”他又说：“当丘吉尔收到蒋关于暂定条约的强烈抗议时，如果他给蒋一封强硬电报使之振作起来，以日本人和美国人正在显示出来的那样的热情去战斗，那就会更好一些。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这项抗议转交给我们，而从他那方面并不反对。……”
我不知道日本的计划已定，也不知道总统的决心已经达到什么程度。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11月30日
据我看来，有一种避免日本与我们两国之间的战争的重要方法还没有使用，这就是秘密或公开地（以你认为哪一种方式最好而定）明白宣布，日本采取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将立即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了解你在宪法上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公平正直地把进一步侵略行动的悲惨性质向日本提示，就让它因侵略行动而陷入战祸，那将是可悲的事。我要求你考虑在你认为适当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许是很近的），你可否说日本的任何进一步侵略将使你不得不把最严重的问题向国会提出，或大意如此的话。我们当然会发表类似的宣言，或参加一个联合宣言，无论如何我们正在作出与你们同时采取行动的安排。我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冒昧促请你采取这样的方针，但是我深信这可以使一切改观，并防止战争悲惨地扩大。
但是他和东条都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了。世界大事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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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午后不久（美国时间），赫尔先生访问总统，总统的桌上放着我在昨夜发出的同日电报。①他们认为我关于对日本提出一个联合警告的建议不会有任何好处。这也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这时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有了一封截获到的自东京发至柏林，日期也是11月30日的电报，这封电报告诉日本驻柏林大使向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作如下的通知：
①读者不必由于这些电报上注明的日期而感到迷惑，只要这些电报的先后次序不乱就行。我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英国时间），我发出的任何电报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去翻电码和译释。尽管这样，我在就寝以前拟好的任何电报为了实际的目的几乎是立即送达总统的——这就是说，当他睡醒或在必要时把他唤醒的时候。
非常秘密地对他们说，存在着通过某一场军事冲突而使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突然爆发的极度危险，并附带说明这个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梦想到的来得更快。
我于12月2日收到这类电报的译文。这不需要英国采取任何特别行动。我们只须等待而已。日本的航空母舰舰队事实上已经在25日载着即将袭击珍珠港的全部海军航空队启航。当然，这支舰队是仍然受东京的约束命令的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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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在东京举行的一次御前会议，作出了对美国开战的决定。按照东条在受审时的作证，天皇未发一言。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中，太平洋上如死一般地沉寂。可能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的那些方法都一一试过了。这时，还没有任何军事侵略行动发生过。我的最深的忧虑就是日本人会向我们或荷兰人进攻和宪法上的困难会阻止美国宣战。经过12月2日举行的一次长时间的内阁会议，我给外交大臣一份体现了我们的结论的备忘录：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12月2日
我们的既定政策就是不先于美国去采取行动。除非在日本企图夺取克拉地峡的情况下，美国直接面临日本的一次新的侵略行动，还有一些时间。如果美国行动了，我们当立即行动，支持他们。如果美国并不采取行动，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立场。……
日本可以随时袭击荷兰属地。在美日谈判之后，这将是对美国的一种直接冒犯。我们应当告诉荷兰人说，我们不会去阻止这项日本侵略产生的全部影响，日本的这个侵略行动，对美国来说，乃是它与日本之间的一个直接的问题。如果美国对日本宣战，我们将接着在一小时内宣战。如果经过相当时期而看出美国即使有我们的直接支持而还不能采取任何断然行动，那么，我们纵然独力支撑，也当与荷兰人同心协作。
任何对不列颠属地的袭击，当然带来对大不列颠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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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的英国情报机构和空中侦察，不久就察觉到有些调动和活动表明“日本行将进攻暹罗，而且这项进攻将包括海运部队夺取克拉地峡上的战略地点的一次远征”。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华盛顿。在我们和我们的远东总司令之间，以及同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都有一系列冗长的电报来往，谈论我们应否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卫克拉地峡。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理由，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认为我们不应当在一个次要战区内首先发动攻击而使事态的发展复杂化。在12月6日，伦敦和华盛顿都知道了一支大约有三十五艘运输舰、八艘巡洋舰和二十艘驱逐舰的日本舰队正从印度支那驶过暹罗湾。另外一些日本舰队也在海上执行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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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庞大的美国国会调查团在1946年公布了它的调查报告，这项报告详尽地叙述了导致美日战争的那些事件，以及未能通过军事部门给他们无掩蔽的舰队和守军发出积极“警戒”命令的经过。每一个细节，包括译释日本的密电和这些密电的本文，共计四十卷都已经公诸于世。美国的力量足够使它经得起美国宪法的精神所要求的这种严格考验。
我不想在这篇叙述中企图宣布对美国历史上的这个惊人的插曲的判断。我们知道在总统左右的并为他所信任的那些卓越的美国人士和我一样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将在远东进攻英国或荷兰的属地，并将小心地避开美国，以及因而国会将不批准美国宣战的那种巨大危险。美国领袖人物了解到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将征服许多广大地区，如再结合着德国侵俄的胜利和以后英国的被侵入，那将使美国单独地面对着洋洋得意的侵略者们的势不可当的联合力量。那么，不但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伟大道德事业将要被抛弃，就是美国和至今才对他们的危险有了一些觉醒的美国人民的生命也可能遭到毁灭。总统和他所信任的朋友们长久以来就认识到在反抗希特勒和希特勒所主张的一切事情的战争中美国守中立的严重危险性，并且由于国会的掣肘而辗转不安，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就在几个月以前只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必须恢复的强迫兵役制，如果不恢复这个制度，他们的陆军就已经在世界动乱当中几乎瓦解了。罗斯福、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将军、斯塔克海军上将和作为他们大家的联系人物的哈里·霍普金斯，都是同心同德的。后代的美国人和各地区的自由人民将因他们的先见而感谢上帝。
日本对美国的袭击，使美国的问题和任务大大地简单化了。美国对于这次袭击的实际形式，甚至它的规模，与对于整个美国国家为了它本身的安全而将空前团结在一项正义的事业中这个事实比起来看得非常之不重要，我们怎么会对此感到惊奇呢？据他们看来，如我所见一样，日本去袭击美国，并和它开战，这无异于自杀。再者，关于敌人全部的和最近的目的，他们比我们在英国知道得更早。我们想起克伦威尔在注视着苏格兰军队从邓巴的高岗上往下进扑时怎样地大声呼道，“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到我们手里来了。”①
①指1650年苏格兰军队进攻英格兰一事。——译者
我们也一定不可以容许利用外交来往的详细叙述来把日本描绘成一个受害的无辜者，说它不过是要借着欧洲战争的机会来求得适度的扩张或分润，而这时遇到美国向它提出了不能期望它的被狂热地鼓动起来的而且有了充分准备的人民接受的一些建议。多年以来，日本一直以它的恶意侵略和征服在折磨着中国。此时，由于它强占印度支那而在事实上以及由于签订三国协定而在形式上都已经同轴心国家共一命运了。让它去做它敢于做的事而承担一切后果吧。
日本竟会同英美开战，并且可能终于同俄国开战，因而自取灭亡，这曾经似乎是不可能的。日本宣战是和理性不相容的。我确信由于这样的一次冒进，它将遭到毁灭达一个世代之久，而这已经被证明是真实的。但是各国的政府与人民并不总是作出合乎理性的决定的。有时，他们作出疯狂的决定，或者一派人掌了权而强迫所有别的人服从他们并帮助他们去做愚蠢的事。我曾经毫不迟疑地一再叙述到我不认为日本将做出疯狂行动的信念。不管我们怎样诚恳地力图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我们都不能察看到为理性所无法解释的人类思维和幻想的过程。
然而，疯狂是一种灾害，它在战争时使人去谋求突袭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