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年以后，一天晚上在伦敦，一个女仆坐在她卧室的窗台边，看着洒满月光的街道。这时，她看到一位满头白发、个子高高、面容矍铄的老人沿着马路走过来，迎着他走过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年纪稍轻的人。老人彬彬有礼地和那人说着话，据女仆后来讲，他好像在问路，然后女仆又转眼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认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仆后来讲，“他到主人家来拜访过一次。”
那姑娘说，海德先生手里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手杖，一边很不耐烦地把玩着，一边听着老人的话。突然间，他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
“他好像疯了一样，”女仆回忆道，“冲老先生挥着手杖，老先生往后一缩，非常惊讶，接着他抄起手杖，举起来就打，把老先生打倒在地。他拼命用手杖狠揍无助的老人，我都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这太可怕了，我觉得一阵难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苏醒过来，已是凌晨2点了，她去报了警，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尸体还躺在地上，旁边就是凶器。手杖从中间断开了，一半滚落在尸体旁边，另一半警察断定是凶手拿走了。在死者衣袋里发现了一块金表和一个钱包，但没有名片或任何纸张，只有一封信，上面写的是厄特森先生的地址和姓名。
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把信交给了律师，他们一起赶到警察局，尸体还在那儿停放着。
警长带他看了尸体。
“不错，我认识他，”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说，“他是丹佛斯·卡鲁爵士。”
“谢谢您，先生，”警长说，“您也认识这个吗？”说着他拿出折断的手杖让厄特森先生看，又给他讲了女仆看到的情况。
厄特森先生一下认出了手杖，“是亨利·杰基尔的手杖！”他自言自语地说，“是我老早以前送给他的。”
他问：“这个海德先生是不是个相貌凶狠的小矮个？”
“女仆是这么说的，先生，”警长附和道。
“跟我来，”厄特森先生对警长说，“我想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厄特森先生把他带到海德先生名片上的地址，在伦敦的贫民区，在一条到处是低级酒馆和饭馆的街上，这就是亨利·杰基尔心爱的朋友的家，而且他还要继承杰基尔的25万英镑！
一个老女仆开了门，满头白发下面是一张光滑的脸，带着虚饰的微笑和不怀好意的眼神，但不管怎么说，她还算客气。
“是啊，”她说，“海德先生是住在这儿，可这会儿他不在家。昨晚主人很晚才回来，可不到一个小时就又走了。”
“这样的事很少发生，是吗？”警长问。
“才不呢！”仆人答道，“他经常出去，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我们想看看他的房间，”厄特森先生说。
“哦！那可不行，先生——”女仆说。
“这位先生可是警察局的警长，”厄特森先生说。
“啊！”女仆叫了一声，看起来不同寻常地高兴，“海德先生出麻烦了！他干了什么？”
厄特森先生和警长彼此看了看。“海德不太得人心啊！”警长说，接着又对女仆说：“那么请允许我们进去看一看。”
在这幢房子里，海德只用了两个房间，都布置得十分舒适，品味高雅，墙上挂着漂亮的画，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但屋里却满地狼藉，壁炉里都是快烧尽的纸片，在这个纸片堆里，警长发现了支票簿的一部分，还找到了另一半凶器。
“太好了！”他说，“现在就去银行，看他们能不能认出这个支票簿来。”
确实，银行的一个户头上以爱德华·海德的名字存了几千英镑。
“先生，他已经在我们手心里了，”警长说，“有凶器，有支票簿，现在只要在‘通缉令’上描述清楚他的相貌特征就行了。”
这可不那么容易。没有通缉犯的照片，能描述他外貌的人，说法又都不一样。只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那就是，像女仆所说的：“他是个邪恶的人，从他的脸上一下子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