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社会过程 ——它理性地说明我们生活和思想——已经引导我们离开对社会发展作先验的处理，并教导我们看出了对之作经验处理的可能性；但是它完成自己的任务是很不完善的，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地对待这个现象本身，尤其是我们用来理解它的概念，特别是用来表示这种概念的文字，文字的各种联系会导致我们走入歧途，朝着各种毫不足取的方向。与先验的先入之见（更确切地说，是从先验的根子中产生出来并已经变成了先入之见的思想，如果我们忽视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之去做经验科学的工作的话——尽管它本身不是这样一种先验的先入之见）密切相联的，是对历史的“意义”的各种探索。认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甚至整个人类，一定会表现出一种一致的、直线式的发展的假设也是如此；甚至象罗雪尔这种具有务实精神的人也作出这种假设，无数的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从维科到兰普雷希特一长串才华横溢的人物，过去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以达尔文为中心的所有各种进化思想（至少如果这只不过是意味着类比的推理），还有把动机和意志行为看成不只是社会过程的反映的那种心理学上的偏见，也都属于这一类。但是，进化思想现在之所以在我们的学科中受到怀疑，特别是对历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来说，也还有另一个原因。除了对现在环绕着“进化”思想的不科学的和超科学的神秘主义的谴责以外，又加上了对浅薄涉猎的谴责。对于“进化”一词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切仓卒作出的一般性判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失去了耐性。
我们必须离开这些东西。然后留下来的还有两个事实：一是历史变化的事实，由于历史变化，社会条件在历史时代中成为历史的 “个体”。这些变化既不构成循环过程，也不构成沿着一个中心摆动的运动。社会发展的概念，是由这两种情况连同其他的事实来限定的：每当我们不能从以前的事态来充分说明一个给定的历史事态时，我们的确认识到有一个没有解决的然而又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的存在。这一点首先对于个体的例子是适用的。例如，我们理解1919年德国的国内政治史是前一次战争的影响之一。可是，它对于更加一般的问题也是适用的。
经济发展至今只不过是经济史的对象，而经济史又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的。由于事情的经济方面对于每一种其他的事情的这种根本依存性，所以不能单用以前的经济的情况去解释经济的变化。因为一国人民的经济状态并不单是从以前的经济情况中产生的，而只是从以前的全部形势中产生出来的。由此而引起的在解释上和分析上的困难，由于构成历史的经济解释的基础的那些事实，而变得大为减少了 ——在实际上是如此，如果在原则上不是如此的话；要是不必对这种观点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就可以说，经济世界是比较独立的，因为它在一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大的地位，并形成或决定其余生活的一大部分；因此，写一部经济史这件事本身显然不同于写一部——譬如说——军事史。在这一点上，还得加上另一个事实，它促进了对社会过程任何一个部门的分别的描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好象是由一组具有不同特性的人们居住的。各种不同的要素成分一般并不直接影响任何这样一个部门的社会过程，就象一颗炸弹的爆炸只会“影响”那些碰巧当它在其中爆炸的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那样，而只是通过这个部门的数据和它的居民的行为去施加影响；即使一个事件的发生象我们拿炸弹爆炸的比喻所表明的那样，它的影响也只在主要有关的人们所穿着的那种外衣内发生。因此，就象关于基督教反改革运动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绘画的影响的描述总归是艺术史一样，关于经济过程的描述也总归是经济史，即使在那里，真正的原因大部分是非经济的。
经济部门又是可以用种类无穷的观点和处理方法去研究的，比如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观点和处理方法的范围的广度去胪列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根据它们所包含的理论的普遍程度去胪列。从对13世纪尼德阿尔泰寺院经济生活的性质的说明，到桑巴特对西欧经济生活的发展的说明，贯串着一条继续不断的，逻辑上一致的长线。象桑巴特的这种说明就是理论，并且的确是我们此刻所说的那种经济发展理论。但它不是本书第一章的内容所意味着的那种经济理论，后者是自从李嘉图的时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经济理论”。诚然，后述意义的经济理论在象桑巴特的那种理论中也起作用，但它完全是一种次要的作用：就是说，凡是历史事实的联系非常复杂以致必须引用超出一般人的分析能力的解释方法的地方，思想路线就采取那种分析工具所提供的形式。可是，凡是在问题只是使发展或发展的历史结果成为可以理解的，只是找出能说明一种形势或决定一个问题的要素时，传统意义的经济理论就几乎不能作出什么贡献了。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种意义上的发展理论。我们既不指出历史进化的因素 ——不论是个别的事件，比如十六世纪美国的黄金生产在欧洲的出现，还是“更一般的”情况，比如在经济人的心理状态中，在文明世界的领域中，在社会组织中，在政治群星中，在生产技术中等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不描述它们在个别的例案中或在各组的例案中的影响。恰好相反，在第一章已将性质对读者作过充分说明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为了它自身的目的而要加以改进，即通过在它上面进行创建。如果这样做也是想要使这种理论能比过去更好地完成它对别种发展理论的服务，那么事实依然是，两种方法是处于不同的水平之上的。
我们的问题可如下述。第一章的理论从 “循环流转”的观点描述经济生活，这种生活年复一年地基本上同样地在渠道中流动着——就象血液在生物有机体中循环一样。现在，这种循环流转及其渠道确实及时改变了，在这里我们放弃了与血液循环相似的类比。因为，虽然后者也在有机体的成长和衰亡过程中发生变化，然而它只是继续不断地这样做的，也就是说，通过人们所能选择的、比任何可以分配的数量都要小的步子，但不管怎么小，它总是处在同一结构之内。经济生活也经历这样的变化，但它还经历其它的变化，这些变化则不是继续不断地出现的，而且它们还会改变这种结构，即传统的过程本身。它们不能通过对循环流转的任何分析去理解，虽然它们是纯粹经济的，虽然对它们的解释显然是属于纯粹理论的任务。现在这类变化，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现象，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是我们并不去问：是哪一些这样的变化实际上使得现代经济制度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也不去问：这种变化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只问，的确象理论经常要问的那样：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们又将会引起什么经济现象？
同一件事情，可以作稍为不同的说明。第一章的理论是从经济体系走向一个均衡位置的趋势这种观点去描述经济生活，这种趋势给我们提供了决定货物价格和数量的手段，可以描述为对任何时候存在的数据的适应。与循环流转的情况相比，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年复一年地发生 “同样的”事情；因为它只是意味着，我们把经济体系中的几种过程看作是走向一个均衡位置的趋势的部分现象，但不一定是走向同一种的均衡位置。经济体系中理想的均衡状态的位置——从来未达到过的，继续不断地“被追求的”（当然不是自觉地）——是变化着的，因为数据在改变。而在数据的这种改变面前，理论也不是没有武装的。理论正是构造得能够应付这种变化的后果的；它有用于这一目的的特殊工具（例如称为‘准地租”一类的工具）。如果变化发生在非社会的数据（自然条件）中，或发生在非经济的社会数据（这里有战争的影响，商业的、社会的或经济的政策的改变）中，或发生在消费者的嗜好中，那么在这个限度内对于理论工具似乎无须作根本的检修。这些工具，只有在经济生活本身时起时落地改变它自己的数据时，才不起作用——在这里，这一论点同前一论点连接在一起了。铁路的建设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连续的变化——它们可能通过由无数的小步骤所形成的连续不断的适应，到头来使一家大百货公司从一家小零售商店成长起来——属于“静态的”分析。但是，“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陈述问题并离开传统理论，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变化（特别是，如果不完全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实际上这样发生的，而不是由于连续不断的适应，倒不如说是由于这种变化的富有成效。
因此，我们所指的 “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如果情况是，在经济领域本身中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而我们所称的经济发展现象在实际上只不过是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即数据在变化而经济则继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于这种数据，那么我们应当说，并没有经济发展。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应当是：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来加以解释的现象；而经济——在其本身中没有发展——是被周围世界中的变化在拖着走；为此，发展的原因，从而它的解释，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
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明的，在这里也不能称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象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因为我们想要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别的现象，我们将把这种增长看作是数据的变化。
每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最后都依存于以前的发展。但是为了看清事物的本质，我们将把这一点抽象掉，而是让发展从一种没有发展的地位上产生。每一个发展过程为下一个发展过程创造先决条件。从而后者的形式被改变了，事情将变得与在每一具体发展阶段不得不首先创造它自己的条件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同。可是，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们可以不把所要解释的要素包括在我们的解释的数据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作，我们将会在事实与理论之间造成一个明显的脱节，这可能给读者造成重大的困难。
如果我比在第一版中能够更加成功地集中注意于本质性的东西的说明并防止误解，那么进一步特别解释 “静态”和“动态”二词，连同它们的数不清的含义，就是不必要的了。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
Ⅱ
循环流转渠道的这些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均衡中心的这些干扰，是在工业和商业生活领域中发生的，而不是在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要的领域中发生的。凡是在消费者嗜好中出现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的地方，那是工商业家必须应付的数据突然发生变化的问题，因而可能是他的行为的逐渐适应以外的动机和机会的问题，但不是这种其它行为本身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并没有提出除自然数据的变化以外的任何其它问题，也不要求任何新的处理方法；为此，我们将不考虑可能实际存在的消费者需要中的任何自发性，并假定嗜好是 “给定的”。由于需要的自发性一般很小，这就使得我们易于这样去作。诚然，我们必须永远从需要的满足出发，因为需要是一切生产的终点，而且任何时候的一定经济形势都必须从这一方面去理解。不过经济体系中的创新一般并不是按下面这种方式发生的，那就是，首先新的需要在消费者方面自发地产生，然后生产工具通过它们的压力转动起来。我们并不否认存在这种联系方式。可是，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消费者好象是被教导去需要新的东西，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或甚至完全不是他所习惯使用的东西。因此，尽管可以容许甚至有必要把消费者的需要看作是循环流转理论中的一种独立的和确实是基本的力量，但是一当我们分析变化时，我们就必须立即采取不同的态度。
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参阅前面第一章）。生产其它的东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只要是当 “新组合”最终可能通过小步骤的不断调整从旧组合中产生的时候，那就肯定有变化，可能也有增长，但是却既不产生新现象，也不产生我们所意味的发展。当情况不是如此，而新组合是间断地出现的时候，那么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出现了。以后为了便于说明，当我们谈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时，我们指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此，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这个概念包括下列五种情况：（１）采用一种新的产品 ——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２）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３）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４）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５）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现在有两件事情，对于伴随实现这种新组合而来的现象，以及对于理解它所涉及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被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虽然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相反，新组合通常可以说是体现在新的商号中，它们不是从旧商号里产生的，而是在旧商号旁边和它一起开始进行生产的。这里，还是用我们已经选用过的例子来说明，那就是，一般说来，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主去建造铁路。这个事实，不仅使我们想要描述的过程所具有的特点即间断性得到特别的说明，而且可以说是在上面提到的那种间断性之外，创造了另一种间断性，但它也说明了事态进程的重要特点。特别是在竞争性的经济里，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它一方面说明了个人和家庭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上升和下降的过程（这是这种组织形式所特有的），同时也说明了一整个系列有关经济周期、私人财产形成的机制等等其它的现象。在非交换经济中，例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新组合也常常在旧组合的旁边出现。但是这一事实的经济后果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消失，而其社会后果则将会完全消失。如果竞争性的经济被巨大的联合组织的增长所打破，象今天在所有国家日益增多的情况那样，那么这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真实，而新组合的实现必然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同一经济实体的内部事情。这样造成的差别，已经大到足以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中两个时代的分水岭。
第二，我们必须注意的，而又只同这一要素有部分关系的是，每当我们牵涉到根本原则时，我们决不应假定，新组合的实现是通过使用闲置的生产手段来进行的。在实际生活中，情况常常是这样。社会上总是存在有失业的工人，没有售出的原料，没有利用的生产能力，如此等等。这对于新组合的出现，肯定是一个有所帮助的环境，一个有利的条件，甚至是一种刺激；但是大量的失业却只是非经济事件 ——例如世界大战——的后果，或者恰好是我们正在研究的发展的后果。无论在这两种场合的那一种场合里，它的存在都不能在我们的解释中发挥根本的作用，并且它在我们由以开始的极度平衡的循环流转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常的年度增加也不能应付这种情况，首先因为这种增加会很小，其次还因为它通常会被循环流转内部相应的生产扩大所吸收；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增加，我们就必须把生产的相应扩大设想为已经调整到了这种增长速度的。一般说来，新组合必须从某些旧组合获得必要的生产手段——由于我们已经提到的理由，我们将假定，新组合总是这样作的，以便使我们所认为的主要轮廓线更加形象突出。因此，新组合的实现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这可能为我们所说的发展提供第二个定义。资本形成的传统理论中所包含的关于发展的纯粹经济理论的初步要点，总是只提到储蓄以及由于储蓄而产生的投资的小量年度增加额。在这一点上它所主张的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完全忽视了更为主要的东西。全国关于生产资料和储蓄的缓慢的和在时间上不断增长的供应，对于解释多少世纪以来的经济史的进程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它的重要性完全为这一事实所遮掩而显得逊色，那就是，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而且，在研究较短时期的问题时，这甚至从一种更加看得见的效果来讲也是真实的。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在过去50年中已经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特别是人口的增加，还有储蓄由以产生的来源的增加，这首先是通过对当时存在的生产手段的不同使用，才得以大部分成为可能的。
我们论证中的第二步也是不言而喻的；支配生产手段对于执行新组合是必要的。对于在循环流转中进行活动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厂商，购入生产手段是一个独特的问题。因为它们已经购入了这种生产资料，或者能用以前生产的收入去经常购入它们，象我们在第一章所说明的。这里在进款与支付之间没有根本的缺口，恰恰相反，二者必然彼此适应，就象两者与提供的生产手段以及与需求的产品相适应一样。这种机制一旦开动起来，它就会自动地运转。更有进者，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于非交换经济中，尽管在这种经济中也执行了新的组合；因为领导机关，例如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部，有权将社会的生产资源引向新的用途，完全象它能将这些资源引向以前的用途那样。在某种情况下，新用途可能使社会成员要担负暂时的牺牲，感到匮乏，或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它可能要求以解决某些困难问题为先决条件，例如解决从哪一个旧的组合能将必要的生产手段抽出来的问题；但是却不会发生购入那种并非已经在经济部掌握之下的生产手段的问题。最后，就实现新的组合而言，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于竞争性经济中，如果实现的人有着必要的生产手段，或者能通过利用已有的其它生产手段，或他们可能拥有的其它财产，去交换他们现在需要的这种必要的生产手段的话。这并不是拥有财产本身的特权，而只是拥有可支配的财产的特权，那就是可以直接用来实现新组合的财产，或者可以用来交换必要的货物和服务的财产。在相反的场合 ——而这是一般的常规，因为根本上它是令人感兴趣的场合——财富的所有主，即使它是最大的组合，也必须求助于信用，如果他想要实现一个新组合的话，而这个新组合不象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能够用以前生产所得的收益去提供资金。提供这种信用显然是我们称为“资本家”的那一类人的职能。很显然，这是资本主义型的社会用来迫使经济体系进入新渠道，使它的生产手段去为新目的服务的独特的方法——重要得足以成为这种社会的特色——这同非交换经济的那种只由领导机构行使权力去发布命令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从我看来，对于上面的说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提出怀疑的。强调信用的重要性，在每一本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即使最保守的正统理论家，也不大能够否认：没有信用，现代工业的结构就不可能创立；信用使得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不依靠继承的财产而独立行事；经济生活中的才智之士能够 “跨上负债而取得成功”。同时也无法指责：这里在信用和实现创新之间建立了联系；对这种联系以后我们将详加阐述。因为，不论是从推理来说，还是从历史事实的证明来说，这一点都是清楚的，那就是，信用对于新的组合是首要的，同时它正是从新的组合夺路进入循环流转的，一方面因为信用对于现在所谓的旧厂商的最初建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因为信用机制一旦建立之后也就会由于明显的理由而占领旧的组合。第一，从推理上讲：我们在第一章看到，在通常的循环流转中，在习惯的渠道内，借入并不是生产上的一个必要的要素，不是一个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理解循环流转的主要现象的要素。从另一方面看，在实现新组合时，“供应资金”作为一种特别的行为是根本上必要的，这在实践上也和在理论上一样，都是如此。第二，从历史上讲：为工业的目的而贷出或借入的人，并没有很早在历史上出现。前资本主义的贷款人，只是为工商业以外的用途提供货币。我们全都记得这种类型的工业家：他们感到借钱就会失去社会上的地位，因此他们回避银行和汇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在所有各国都是从为新的组合提供资金而产生并从而繁荣起来的，尽管在每一个国家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德国的合股银行业尤其具有这种特色）。最后，第三，当我们谈到以“货币或货币代用品”的形式接受信用时，也不可能会遇到什么绊脚石。我们肯定不会说，人们能用辅币、钞票或银行存款来生产，并且从不否认人们需要的东西是劳动的服务、原材料和工具。我们现在谈的只是获得这些东西的一种方法。
然而在这里有一点，正象我们已经暗示过的，我们的理论同传统的观点发生了分歧。传统的理论在生产手段的存在上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生产手段对于新的或任何的生产过程都是必要的，因此，这种积累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职能或服务。我们则根本上不承认有这个问题；从我们看来，它只是由于错误的分析而产生出来的。它在循环流转中不存在，因为后者的流动是以一定数量的生产手段为前提的。但是它对于实现新的组合来说。也不存在，因为后者需要的生产手段是从循环流转中抽出的，不论它们是已经在那里以所需要的形式存在着，还是首先必须利用在那里存在的其它生产手段去生产出来。对我们来说，存在的倒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把生产手段（已在一些地方被使用着）从循环流转中抽出来，并将其分配给新的组合的问题。这是通过信用来完成的；利用这个方法，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对所需要的生产手段，比在循环流转中的生产者，出更高的价钱。虽然这一过程的意义和目的是在于货物从旧的用途转向新的用途，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用货物去描写它，那就不免要忽视某种主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则发生在货币和信用领域，依靠它们才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 ——与其它类型相对照——中的重要现象。
最后，也是沿着这个方向第三步：需要用来购买新组合所必要的生产手段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有关的人恰好手中没有的话？传统的回答很简单：从按年增长的社会储蓄再加上可能按年变为能够自由处置的那部分资源。第一种数量在大战以前确实是足够重要的（在欧洲和北美的私人收入总额中或许可以估计为五分之一），连同后一数量（它的数字很难从统计上得到），并不能立即从数量上拆穿这一回答的虚伪性。同时，有关实现新组合的全部工商业务范围的代表数字现在也不能得到。但是，我们甚至可以不从总的 “储蓄”开始。因为它的数量大小只能用以前发展的结果来说明。其中的大部分并不是来自严格说的节省，也就是，不是来自节制着个人经常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而是由这样的基金所组成的，那就是，它本身是成功的创新的结果，在那里我们以后将看到企业家的利润。在循环流转中，一方面没有这种可以从而进行储蓄的丰富的泉源，另一方面主要是缺少对储蓄的刺激。它所有的唯一巨大的收入，是垄断收益和大地主的地租；而为灾祸和老年作准备，或许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动机，那恐怕就是唯一的刺激了。最重要的刺激，即参与发展的盈利机会，是不会存在的。因此，在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中，不可能有自由购买力的巨大蓄水池，想要形成新组合的人可以从中取用——而他自己的储蓄则只能在特殊的场合才足以敷用。所有的货币都将会流通，都将会固定在确定的已经建立起来的渠道之中。
尽管对我们的问题的传统回答不是明显悖理的，但还有另一种为此目的而获得货币的方法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不象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一种，它并不以存在先前发展的积累结果为前提条件，为此可以看作是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能够应用的唯一方法。这种获得货币的方法，是利用银行来创造购买力。它采取的形式是无关重要的。发行银行券而不完全用从流通中抽出的硬币来保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存款银行业的方法提供了同样的服务，这种方法增加了可能支出的总额。或者我们可以想起银行承兑，因为这种承兑起着货币的作用，在批发贸易中作为支付手段。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把已经存在于某人手中的购买力加以转移的问题，而总是从无有之乡创造出新的购买力的问题 ——即使创造新的购买力的信用合同是以有价证券（它们本身不是流通工具）来支持的——它是添加到现有流通中来的。这就是新的组合常常得到资金供应的源泉，而新的组合总是会要从它得到资金供应，如果以前发展的结果并不曾在任何时刻实际存在的话。
这种信用支付手段，也就是为着支付的目的并通过给予信用的这种行为而创造出来的支付手段，在贸易中起着与现款完全相同的作用，部分地是直接起着这种作用，部分地是因为它可以立即转换为现款，作为小额支付，或作为对非银行业阶级 ——特别是对工资劳动者的支付。借信用支付手段之助，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获得生产手段的现有存量，或者根据具体情况，使得那些他们从其手中购入生产性服务的人们，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而获得消费品。在这种关系中，决没有这种意义的信用的给予，那就是有些人必须等待以货物表示的他的服务的等价物，而自己只得到一个请求权，从而完成一种特殊的职能；甚至也没有这种意义的信用的给予，那就是有些人必须为劳工或土地所有者积累生活资料，或者积累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所有这些都只能从生产的最后结果中得到偿付。从经济上讲，在这种支付手段（如果它是为新目的而创造的）与循环流转的货币或其它支付手段之间，的确有一种本质上的区别。后者可以设想为：一方面是已经完成的生产以及通过生产所实现的社会产品增加额的一种证明单，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社会产品的一部分的一种命令书或请求权。前者则没有这两种特征中的第一种特征。它们也是命令书，人们可以用来立即购得消费品，但不是对以前生产的证明书。要接近或达到国民总所得，通常只能是以从前提供过的某种生产性服务，或从前出售过的某种产品为条件。在这一情况下，这个条件尚未得到满足。只有在成功地完成了新的组合之后，它才能得到满足。于是这种信用将会同时影响物价水平。
因此，一个银行家与其说主要是商品 “购买力”的中介人，倒不如说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可是，因为今天所有的准备基金和储蓄通常都流向于他，对自由购买力——不论是已经存在的还是将要创造出来的——的总需求都集中于他，他已经代替了私人资本家，或者是变成了他们的代理人，他自己已经变成了典型的资本家。他立于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和拥有生产手段的人们的中间。他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发展的现象，虽然只是在没有中央权力机关领导整个社会过程的时候。他使新组合的实现成为可能，他好象是以社会的名义授权人们去组成这种新的组合。他是交换经济的主宰。
Ⅲ
我们现在讲到了我们的分析借以进行的第三个因素，即 “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和信用。虽然所有三种因素形成一个总体，但第三种却可以形容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这些概念比通常的广一些，同时又比通常的狭一些。广一些，是因为首要地，我们所叫做的企业家，不仅包括在交换经济中通常所称的“独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实际上完成我们用来给这个概念下定义的那种职能的人，尽管他们是——现在逐渐变成通例——一家公司的“依附的”雇用人员，例如经理、董事会成员等等；或者尽管他们完成企业家职能的实际权力具有任何其它的基础，例如控制大部分的股权。由于是实现新组合才构成一个企业家，所以他不一定要同某个别厂商有永久的联系；许多的“金融家”、“发起人”等等就不是同某些具体厂商有永久的联系，但他们仍然可以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另一方面，我们的概念比传统的概念要狭一些，它并不包括各个厂商的所有的头目们或经理们或工业家们，他们只是经营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而只是包括实际履行那种职能的人们。可是我认为，上述定义只不过是更准确地表达了传统理论真正所意指的东西。首先，我们的定义同普遍的定义在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根本之点上是一致的，不论所谓“资本家”被认为是货币所有人，货币请求权的所有人，还是物质财富的所有人。这个区别是今天的共同特点，并且已经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共同的特点了。其次，它也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普通的股东是不是一个企业家；它也抛弃了把企业家看作是风险承担人的这一概念。还有，普通对企业家型的描述所用的一些辞藻，诸如“首创性”、“权威”或“远见”，是同我们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因为在循环流转的例行事务中是没有这种品质存在的余地的，而如果这一点已同这种例行事务本身中变化的出现严格分开，那么在企业家职能的定义中，重点会自动地转移到后者。最后，有些定义我们能够径直接受。特别是有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追溯到Ｊ．Ｂ．萨伊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把它们带到一起。因为只有在要素是第一次组合时，这才是一种特殊的行动——而如果是在经营一个企业的进程中去做时，就只是例行的工作——所以这个定义和我们的定义是相一致的。当马塔雅在《企业家利润》中把企业家定义为接受利润的人时，我们只须加上本书第一章的结论，即在循环流转中没有利润，以免把这个表述追溯到离我们的表述太远的地方。而这个观点也并不是与传统理论完全违背的，这可以由“企业家既不获利，也不受损”一语来表明，这是由瓦尔拉严密得出的，但也是许多其他作家的成果。在循环流转中的趋势是，企业家既不获取利润，也不遭受损失，也就是说，他在那里没有特殊的职能，他简直就是不存在；但是代替他的是，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厂商头目或企业经理，我们最好不用企业家这个名称去称呼他们。
相信一种制度或一种类型的人的有关历史起源的知识能够直接向我们表明它的社会学上的或经济上的性质，那是一种偏见。这种知识常常引导我们去理解它，但却不能直接得出一种关于它的理论。更加虚伪的是这样一种信念，认为一种类型的 “原始”形式事实上也是“比较简单的”或“比较原始的”形式，也就是说，原始形式比起后来的形式来，能更加纯粹地表明本身的性质，并且具有较少的复杂性。可是情况常常与此相反，除了其它的原因之外，还因为日益增长的专门化可能使职能和性质鲜明地表现出来，而在比较原始的状况中，由于和其它的职能及性质混合一起，则是比较难于认清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例子里也是如此。在一个原始游牧民族的首领的一般地位中，很难把企业要素同其它要素分开。由于同样的理由，小穆勒时代以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未能把资本家和企业家分开，因为一百年以前的制造商是一身而二任的；自是以后，事态的进程肯定促进了两者的区分，就象英国的土地占有制促进了农民与地主的区分，而在欧洲大陆则这种区分偶尔仍被忽视，特别是在农民耕种自有田地的场合。但在我们上述的场合，仍然有很多这样的困难。早期的企业家，不仅照例也是资本家，他还常常是——在小企业，他今天仍然是——他自己的技术专家，只要是即使在特殊的场合也并不邀请职业性的专门家的话。同样，他过去和现在都常常是他自己的买卖代理人，他的办公室的头目，他自己的人事经理；有时甚至在日常事务中是他自己的法律顾问，尽管他自然照例要雇用律师。正是履行一些或所有这样的职能，经常占用了他每天的时间。实现新组合之作为一种职业，只不外是作出并执行战略上的决定，虽然正是这一职能，而不是他的例行工作，形成了一个军事领袖的特点。因此，企业家的主要职能必然表现为总是同其它种类的活动混在一起，后者一般必然要比主要的职能居于显著地位。故此马歇尔的企业家定义，那就是，只是把企业家职能看作是从最广义说的“管理”，自然会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我们不接受这个定义，就是因为它没有把我们认为的主要之点表达出来，而这是使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具体分开的唯一要点。
可是有些类型 ——事态的发展已经逐渐使这些类型产生——特别纯粹地表现了企业家的职能。“发起人”的确属于这种人，不过有些限制条件。因为，暂且不管归于这一类型的人的社会和道德地位方面的联系，发起人常常只是接受佣金而参与工作的代理人，在筹资开办新企业和资金通融方面从事财务技术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新企业的创立者，也不是这一过程的推动力量。然而，他也可能是后者，于是他就象一个“职业的企业家”。但是现代型的“实业领袖”更密切地和这里所意指的相适应，特别是当人们在这两方面看出了他的存在：一方面，譬如说，有20世纪威尼斯的商业企业家，或者在后来的类型中有约翰·劳；另一方面有乡村的当权者，他把诸如一家农村酿酒厂、一家旅馆和一个商店与他的农业及他的牲畜贸易结合起来。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象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这自然是一条规则，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就象一个工商业者很少能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一个企业家一样，不管其程度是多么微小。
由于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从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如同 ——例如——地主或资本家或工人那样。自然，企业家的职能对成功的企业家及其家人将会导致某种阶级地位。这种职能也可以给一个社会历史的时代打上它的烙印，可以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道德的和美术的价值制度；但在它本身，它并不表示一种阶级地位，也不以一种阶级地位为前提。而且由此可以获得的阶级地位，也并不就是一种企业家的地位，而是根据企业的资金如何使用，以土地拥有或资本家为特征的。于是，金钱财产或个人品质二者的继承，均可以使这种地位保持在一代人以上，使子孙后代进一步从事企业开发比较容易一些；但是企业家的职能本身却是不能继承的，制造业家族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现在决定性的问题产生了：为什么实现新的组合是一个特别的过程和一个特种 “职能”的目标呢，每一个人都是在尽可能好地进行他的经济事务。诚然，他自己的意愿是从来不会尽善尽美地实现的，但是最后他的行为是由他的活动的结果对于他的影响所定型的，以便适应通常不会突然变化的环境。尽管一个企业从任何意义上说从来不可能是绝对完善的，可是到时候它会接近于相对的完善，就周围的世界、社会的条件、时代的知识以及每一个人或每一个集团的视野相对而言。新的可能性继续不断地由周围的世界提供，特别是新的发现被继续不断地增加到现有的知识宝库中。为什么个人不能尽量利用新的可能性，就象他利用旧的可能性那样，并且根据他所理解的市场情况，去养猪而不养牛，或者甚至选择一种新的作物轮种，如果这样能被看作是更加有利的呢？有何种特别的新的现象或问题，不能在已经建立的循环流转中找到，而却能在那里产生呢？
虽然在习惯了的循环流转中，每一个人能迅速地合理地行动，因为他对于他的行为根据确有把握，并受到所有其他人的与这一循环流转相适应的行为的支持，这些人转过来又期望他从事合乎习惯的活动，但是，一旦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任务时，他就不能单纯只是这样去作。虽然在习惯了的渠道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对于正常的个人来说是够用的，但当他面临着创新时，他就需要指导。虽然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渠道，他就是在逆着潮流游泳。从前的助力现在变成了阻力。过去熟知的数据，现在变成了未知数。超出了例行事务的范围以后，许多人就不能再前进一步，而其余的人也只能用高度变动无常的方式去进行。那种说行为是迅速的和合理的一类假设，在所有的场合都是一种虚构。但是它会变得足够接近于现实，如果人们能有时间去被迫懂得客观事物的逻辑的话。在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以及在它发生的限度以内，人们可以满足于这种虚构，并在它上面建立理论。于是那种认为习惯或惯例或非经济的思维方式会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造成无可补救的差别，以及认为例如 “股票交易所经济学”对于今天的农民或中世纪的手工匠都是不适用的等等，就都不是实在的了。反之，相同的理论的图景在其最广阔的轮廓上是与属于完全不同文化的个人相适合的，不问其智慧和经济理性的程度如何；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农民出售他的小牛就象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出售他的股票一样的精明和一样的照顾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一看法，只有在无数的先例在几十年中，并且在根本之点上在千百年中形成了行动，并且消除了不适应的行为时，才是真实的。在这个范围以外，我们的虚构就失去了它的对现实的接近性。在那里还紧紧抓住它不放，就象传统的理论那样做的，就是掩盖一种主要的东西，并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事实比起我们的假设同现实的其它一些偏离来，很不相同，它在理论上是最重要的，它是对没有它就不会存在的一些现象作出解释的源泉。
因此，在描述循环流转时，人们必须把生产手段的组合（生产函数）当作数据，就象自然的可能性那样，只容许在边际上作小小的变动，正如同每一个人通过使自己适应于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所能完成的，而不大大地偏离熟悉的路线。因此，同样，实现新组合也是一个特殊的职能，是这一类型的人的特权，而他们的人数比所有具有实现新组合的 “客观”可能性的人数要少得多。所以，最后，我们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动力。因此，我们的立场可以用三对相应的矛盾作为特征来描绘。第一，用两个真实过程的对立：一方面有循环流转或走向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有例行经济事务渠道中的变化，或从制度内部产生的经济数据中的自发的变化。第二，用两个理论工具的对立：静态的和动态的。第三，用两类行动的对立，根据现实，我们可以将其描绘为两种类型的人物：单纯的经理和企业家。因此，从理论意义上讲的生产的“最好方法”，可以设想为“在已由经验检验的并且已经变得熟悉的各种方法中的最有利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在当时“可能的”方法中的“最好的”方法。如果人们不作这种区分，这种概念就会变得没有意义，而正是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解释意在为之作出贡献。
现在，让我们把所讨论的关于行为和类型的特征，作一精确的表述。日常的哪怕是最小行动，也体现着巨大的心智上的努力。如果每一个小学生必须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去创造他所知道的东西和他所使用的东西，那他就必须是一个心智上的巨人。如果每一个人在每一种场合都必须重新创造那些指导他的日常行为的一切规则，那他就必须是一个智慧和意志的巨人。这不仅对于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以历经成千上万年所产生的原则为依据的那些决定和行动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较短时期的和具有比较特殊性质的产品来说也是如此，这些产品构成了完成职业任务的特殊工具。但恰恰是这些事情，它的完成根据这一点应当包含至高至上的努力，一般却根本不要求个人作特别的努力；这些应当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却特别容易；这些应当要求有超人的能力才能做的事情，却是最没有才能的人也能做到的，只要心理健康的话。特别是，在日常的例行工作中，无须有领导。自然，仍旧必须为人们规定任务，维持纪律，等等；但这是很容易的，这个职能是任何正常人都能学会去完成的。在大家所熟知的界限以内，甚至领导别人的职能 ——虽然仍然是必要的——也只是一种象任何其他的工作一样的“工作”，可以同看管机器的服务相比拟。所有的人都依照习惯的方式去了解，从而能够去进行他们的日常任务，通常都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它们；“领导人”有他的例行工作，就象他们有他们的例行工作一样；而他的领导职能只是去纠正那些个别脱离常轨的行为。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知识和习惯一旦获得以后，就牢固地植根于我们之中，就象一条铁路的路堤植根于地面上一样。它不要求被继续不断地更新和自觉地再度生产，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识的底层中。它通常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压力，几乎是没有摩擦地传递下去。我们所想的、所感觉的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常常完全变成了自动的，而我们的有意识的生活并不感到它的累赘。可是，这里牵涉到的在种族和个人中的力量的巨大节约，并没有大到足以使日常生活成为轻微的负担，并足以阻止它要求照样耗尽平均的能力。但它是大得足以能够满足普通的要求。这对经济的日常生活是同样适用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就经济生活来这样说，在例行事务的边界以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难，都包含一个新的要素。正是这个要素，构成了领导这一现象。
这些困难的性质可以集中于以下三点：第一，在这些习惯的渠道之外，个人没有在渠道以内他常常知道得非常准确的那些供他作决策之用的数据和那些行动规则。自然，他仍旧必须根据他的经验来进行预测和估计。但是，许多事情必然是不能肯定的，还有一些事情只能在广大的限度内才能确定，再有一些事情也许就只能 “猜测”。尤其是，个人力图要去改变的那些数据，以及他想要创造的那些数据，都是如此。现在，他必须真正在某种程度上做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传统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每个细节上自觉地计划他的行为。在这样做时，比在习惯的行动中，将有更多的自觉的合理性，而习惯的行动是根本不需要反映这种自觉合理性的；但这种计划必然不仅易于犯程度上更大的错误，而且易于犯习惯行动中所发生的以外的他种错误。凡是已经做过的事情，总有着我们曾经看到的和经历过的一切事情的鲜明的现实性；而新的事情就只是我们想象中的虚构。实现一个新计划，和根据一个习惯的计划去行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就象建造一条公路和沿着公路行走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样。
如果我们记住了不可能去彻底调查计划中的企业的一切影响和反影响，那么，这是一件多么不同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明白。即使如果人们有着无限多的时间和资金，以致那些影响和反影响可以在理论上加以确定，也必然在实际上处于不可知的状态中。就象军事行动，即使可以得到的全部数据并不在手边，也必须从一定的战略位置去采取一样，在经济生活中，即使在没有得出要作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时，也必须采取行动。在这里，每一件事情的成功依靠直觉，也就是以一种尽管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这样做所根据的原则，而却能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彻底的准备工作，以及专门的知识、理解的广度和逻辑分析的才智，在某种情况下却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可是，我们愈益准确地学会怎样去理解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我们对事实的控制就愈益完全；事物能进行简单计算，并且的确是迅速的和可靠的计算的范围（具有时间和逐渐增加的合理化）越大，这个职能的意义就越是减少。因此，企业家类型的人物的重要性必然要减少，就象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性已经减少了一样。不过，每一类型的人物的根本实质的一部分，则是和这一职能分不开的。
上面说的第一点属于任务方面，而第二点则属于工商业者本人的心灵方面。作一种新的事情，不仅在客观上比作已经熟悉的和已经由经验检定的事情更加困难，而且个人会感到不愿意去做它，即使客观上的困难并不存在，也还是感到不愿意。这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如此。科学史对于下面这一事实是一个巨大的证明，那就是，我们感到极其难于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习惯的轨道，尽管它已经变得不适合，而更适合的创新本身也并没有呈现什么特殊的困难。固定的思维习惯的性质本身，以及这些习惯的节约能力的作用，是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之上的，那就是，这些习惯已经变成了下意识的，它们自动地提供它们的结果，是不怕或不受批评的，甚至是不怕或不在乎个别事实与之发生的矛盾的。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当它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用处时，它就变成了一种障碍物。在经济世界也是如此。在想要做某种新事情的人的心中，习惯的力量升腾起来，反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规划或设想。因此，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领域、范围和时间内的工作和牵挂中，去为设想和拟订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场白日梦。这种心灵上的自由以超出每天需求的巨大剩余力量为前提条件的，是一种特殊的并在性质上稀少的东西。
第三点在于社会环境对于想要作一些新事情的人的反响或反作用。这个反作用可能首先通过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存在的障碍而表现出来。但抛开这一点不谈，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的任何偏离常轨的行为都是受到谴责的，尽管在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依社会集团是否习惯于这种行为而定。即使在衣着和礼貌这些事情上偏离社会习惯的行为，也会引起反对；何况在更严重的事情上，自然更是如此。这种反对在文化的原始阶段比其他阶段更为强烈，但它决不会完全消失。甚至只是对偏离的行为感到震惊，甚至只是注意到它，也会对个人施加一种压力。谴责的表现可以立即带来引人注目的后果。它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排斥，最后造成人身上的阻止和直接攻击。无论是逐渐的分化会削弱这种反对的这一事实 ——特别是由于这种削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想要解释的发展本身，还是社会的反对是在一定的情况下起作用，并对于许多个别人造成一种刺激的这一事实，都不会对于反对的意义在原则上有所改变。超越或克服这种反对，经常是一种不存在于常规生活进程中的特殊任务，这种任务也要求一种特殊行为。在经济事务中，这种抵制首先是在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中表现出来，其次是在难于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现出来，最后是在难于赢得消费者上表现出来。即使不管一个难以抑制的发展时期已使我们习惯于创新的出现和实行，上述的这种反对要素在今天仍然在起作用，可是这些要素仍以放在资本主义初期去进行研究为最好。然而它们在那里是如此明显，以致如果去叙述它们，那按我们的目的来说就是浪费时间。
只是由于这些原因才有领导 ——领导是一种特殊的职能，与只是等级上的差别有所不同，它将会存在于每一种社会实体中，不论是最小的或是最大的，它的出现一般是同社会实体结合在一起的。上面提到的事实构成了一种限界，在它以外的大多数人本身并不能迅速起作用，而要求有少数人的帮助。如果社会生活在一切方面均有如天文世界的相对不变性，或者说如果可变的话，这种可变性还不能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者最后，如果能受到这种影响的话，这类行为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同样从事的，那么，世界上就将不会有同例行工作相区别的领导这种特殊职能。
只有在新的可能性表现出来时，领导的特殊问题方才产生，领袖类型的人物方才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在诺曼人的征服时代领导的才能表现得如此突出；而在斯拉夫人在普里皮亚特河流域沼泽地区多少世纪的不变的和相对受到保护的生活中，领导的才能又表现得那么微弱。我们的三点，说明了构成领袖类型的职能和举止或行为的性质。他的职能并不包含去 “寻找”或“创造”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总是在那里，由所有各种各样的人们丰富地积累起来。它们常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是由科学作家或文学作家加以讨论的。在其它场合，关于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新的什么要发现的东西，因为它们已经是十分明显的。再从政治生活中举一个例子，我们根本不难看出，在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兰西，社会和政治状况本来是如何能够加以改善，从而可以避免旧统治的一场崩溃的。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人处于这样去作的地位。而领袖的职能就在于“做这件事”，如果不去作，那么可能性就消失了。这对于所有各种的领导来说都是适用的，不管是短暂的，还是比较持久的领导。前者即短暂的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例子。在一个偶然的紧急事件中应当作什么，一般是十分简单的。对这一事件，大多数的人或所有的人可能都看到了，但是在他们当中需要有某一个人先讲出来，来加以领导，来进行组织。甚至只用榜样来发生影响的领导，如艺术领导或科学领导，也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使社会集团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社会集团跟在它后面走。因此，领袖们完成他们的职能，更多地是用意志而不是用才智，更多地是用“权威”、“个人的声望”等等，而不是用创始的思想。
正由于这样，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领导，必须同 “发明”区别开来。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这同它的发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尽管企业家自然可能是发明家，就象他们可能是资本家一样，但他们之所以是发明家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职能的性质，而只是由于一种偶然的巧合，反之亦然。此外，作为企业家的职能而要付诸实现的创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种的发明。因此，象许多作家那样的强调发明这一要素，那是不适当的，并且还可能引起莫大的误解。
企业家式的领导，与其他各种经济上的领导（如同在原始部落里或共产主义社会里我们期望可能看到的）不同，自然要带上它所特有的条件的色彩。它丝毫没有作为其他各种领导特色的那种魅力。它在于完成一种非常特殊的任务，这种任务只在稀少的场合才会引起公众的想象力。为了它的成功，更主要的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它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 “个人的声望”诚然不是不重要，不过资本主义企业家这个人物，并不需要，一般也不会，同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关于“领袖”象个什么样子的看法相符合，以致要认识到他竟然是属于社会学中所说的领袖这一类人物，那是有一些困难的。他“领导”生产手段进入新的渠道。但他这样作时，不是用政治领袖的那种方式，通过说服人们去相信执行他的计划的可取性，或通过创造对于他的领导能力的信任——他唯一要说服的或使之印象深刻的人，就是将要为他提供资金的银行家——而是通过购买生产手段或它们的服务，然后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利用它们。他还从下面这种意义来说实行领导，那就是吸引其他的生产者跟随他进入他的生产部门。但是，由于他们是他的竞争者，他们首先是减少，然后是消灭他的利润，所以这好象是一种违背他自己的意志的领导。最后，他提供一种服务，但要充分欣赏这种服务，就需要对这件事情具有专家的知识。那同一位政治家的成功的演说或一位将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不一样，不是一般公众所容易理解的，还不坚持谈到他似乎是单为他个人的利益而行动（有时是严厉的行动）这样的事。因此，我们将理解，在这种领导中，我们不会看到成为其他各种社会领导的光荣的全部感情方面的价值的出现。此外，再加上各个企业家和企业家集团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还有当他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时他也没有文化传统或态度可以依靠，而是在社会上作为一个暴发户在动来动去，他的举止很容易受到嘲笑，所以我们就将懂得，为什么这种类型的人从来不受欢迎，为什么即使是科学的批评家也常常只对他们一带而过。
最后，我们要试图用相同的方式来完成我们对企业家的描绘，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经常在科学中和同样在实际生活中所采用的，以试图理解人们的行为，也就是通过分析他们的行为的特别动机。任何这样作的企图，自然必定要遭受到对经济学家侵入 “心理学”领域的一切反对，这种反对已经由一长列的作家而变得人所共知了。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而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那些在原则上反对在一个经济的论证中作任何心理学上的考虑的人，可以略去我们将要说的话，而不致因此失去同下面各章的联系。因为我们的分析想要导致的结果，没有一个会因为我们的“企业家心理学”而有所得失，或由于其中的任何错误而受到损害。读者将会很容易看出，没有什么地方有任何需要使我们越出可观察到的行为的范围。那些不反对所有的心理学而只反对我们从传统教科书中所知道的那种心理学的人将要看到，我们并不采用关于“经济人”动机的历史悠久的图景的任何部分。
在循环流转的理论中，考察动机的重要性由于这一事实而大为减少，那就是均衡制度中的方程式可以解释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的数值，正如帕累托和巴龙的分析所表明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学，它对于结果的干预也比人们所预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即使不存在合理的动机，也可能有合理的行为。但是一旦当我们真正想要深入探究动机时，问题就显得一点也不简单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习惯中，大多数人每天的所作所为，从他们看来，主要是从职责的观点去做的，是执行一种社会的或神的指令的。很少有从自觉的理性去行事，更少有从享乐主义和个人的利己主义去行事，就算是可以确有把握地说是存在的那一点点，也是比较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可是，只要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经常的一再重复的经济行动的巨大轮廓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和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欲望联系起来，其条件就是：我们要小心承认，这样定义的动机在强度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很大变动的；正是社会形成了我们所观察的特殊欲望；考虑需要，必须联系到那种当个人在决定他的行动方针时所想到的集团 ——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集团；行动并不能迅速地跟随欲望，而只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同它相适应；个人选择的领域总是（虽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由社会习惯或习俗等等从中加以限制的。然而这仍然大体上是真实的：在循环流转的范围内，每一个人使他自己适应于他的环境，以便尽其所能地最好地满足给定的需要——他自己的或别人的需要。在一切的场合，经济行动的意义就在于满足需要，意指如果没有需要，也就不会有经济行动。就循环流转而言，我们也可以把需要的满足看成是正常的动机。
后者这样的人物，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类型。从一种意义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最理智的和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实现新计划，比只是经营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自觉理性，因为新计划本身在执行以前尚有待于详加思考，予以制订，而经营旧企业则大部分只是例行事务。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 ——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虽然这一点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经济行动上，但也可以推广应用于他的经济行动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上的后果。在企业家类型的人物兴起的时期也产生了功利主义，这自然不只是一种偶合。
企业家的行为和他的动机是 “理智的”，除以上所述之外并无其它含义。他的特有的动机也毫无享乐主义一类的意味。如果我们把行为的享乐主义动机定义为满足一个人的需要的愿望，我们的确可以让“需要”包括任何种类的冲动，就象我们可以把自我主义或利己主义定义为也包括一切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一样，这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后者也意味着自我满足方面的某种东西。但这会使我们的定义变成同义反复。如果我们想要使它具有意义，我们就必须把它限制在能用货物的消费去满足的那种需要上，限制在我们期望能从它得到的那种满足上。于是如果说我们的类型的人是基于满足他的需要的一种愿望而行动，那就不再是真实的了。
因为，除非我们假定我们的类型的个人是为对享乐主义满足的难于餍足的渴望所驱使，戈森规律的作用在工商业领袖方面就会立即使进一步的努力停止下来。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典型的企业家只是当（并且因为）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从而感到再也不能胜任时，才退出舞台的。这似乎并不符合一个经济人的画像，他把可能得到的结果同努力的反效用加以对比衡量，在适当时抵达一个均衡点，超过这一点他就不愿意再前进了。在我们的例子中，努力似乎根本没有什么份量，能够被感到是停止前进的理由。企业家类型的人的活动，显然是享乐主义地享受常常是用超过一定数量的收入去购买的那些商品的障碍，因为这些商品的 “消费”是以闲暇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从享乐主义来看，我们常常观察到的我们类型的个人行为就是不理智的。
这自然不能证明并不存在享乐主义的动机。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种非享乐主义性质的心理学，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对享乐主义的享受无动于衷时，这种淡漠在这一类型的人的突出代表者身上常常是很显著的，而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首先，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王朝。现代世界实际上并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地位，但是工业上或商业上的成功可以达到的地位仍然是现代人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对于没有其它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是特别强烈的。权力和独立的感觉，并不由于这两者主要是一种幻想而有丝毫的损失。更仔细的分析将会引导到发现在这一类动机中有无穷的变种，从精神上的野心到只是趋炎附势。但是这些并不需要我们去细谈。我们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这样一种动机，虽然与消费者的满足最为接近，却没有和它符合一致。
其次，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从这方面看，经济行动变得和体育运动很相似 ——有着金钱上的竞赛，或拳击比赛。金钱上的输赢是次要的考虑，或者无论如何，只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视，它的炫耀常常最重要的是作为大笔开支的动机，而不是作为对消费者货物本身的想望。我们又可以找到无数细微的差别，其中有一些，如社会野心，会渐渐变成第一类的动机。我们重又面临一种动机，它同上面所描写的“需要的满足”有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即同“享乐主义的适应”有本质的不同。
最后，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这类似一个无处不在的动机，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素，在我们的情况中比在任何别处都更为清楚地自己强行表现出来。我们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这一类动机，在三类之中，是最明白不过地反享乐主义的。
只在第一类动机中，作为企业家活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才是使得这种活动起作用的必要因素。而在其它两类中则不是。金钱上的收益的确是成功的一个非常精确的表现，特别是就相对的成功而言；而从为之奋斗的人看来，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大都不受他人意见的影响。这些以及其它伴随 “渴望得到财富的”社会的机制的特点，使得难于取代它作为工业发展的动力的地位，即使我们摒弃它在创造一笔随时可以用于投资的基金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可是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企业家动机的确在原则上可以由其它社会安排去照顾，而不包含来自经济创新的私人利得。至于还可以提供什么其它的刺激，怎样能使它们工作得象“资本主义的”刺激一样好，这些都是超出本书范围以外的问题。这些问题被社会改革家过于轻视了，也被财政上的激进主义完全忽视了。然而它们并不是不能解决的，至少就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来说，是可以通过仔细地观察企业家活动的心理学去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