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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以前》文学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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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不知道谁做的最好,朋友们所做的也有好几册,看过也都已忘记了,但是在电灯没有的时候,仰卧在床上,偶然想起这里边的几点,和别国的情形来比较看,觉得颇有意思。最显著的一件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发生大抵诗先于文,中国则似乎是例外。《诗经》是最古的诗歌总集,其中只有商颂五篇,即使不说是周时宋人所作,也总是武丁以后,距今才三千年,可是《尚书》中有虞书夏书,至今各存有两篇,《尧典》《皋陶谟》云是虞史伯夷所作,《禹贡》亦作于虞时,至于《甘誓》更有年代可稽,当在四千一百五十年前也。《皋陶谟》之末有舜与皋陶的歌三章,只是简单的话而长言之,是歌咏在史上的表现,但其成绩不好总是实在的。外国的事情假如以古希腊为例,史诗一类发达最早,即以现存资料而论,成绩也很好,诃美洛斯与赫西阿陀斯的四篇长诗,除印度以外可以称为世界无比的大作,虽然以时代而论不过只是在中国殷周之际。反复的想起来,中国的《尚书》仿佛即与史诗相当,不过因为没有神话,所以不写神与英雄的事迹,却都是关于政治的事,便只是史而非诗,其所以用散文写的理由或者亦即在此。国风小雅这一部分在希腊也是缺少,及抒情诗人兴起,则与中国汉魏以来的情形可以相比,没有多大的不同了。讲到散文发达之迹,两国又有很相像之点,这件事觉得很有意义,值得加以注意。希腊散文有两个源流,即史与哲学,照中国的说法是史与子,再把六经分析来说,《书》与《春秋》是史,《易》《礼》也就是子了。赫洛陀多斯与都屈迭台斯正与马班相当,梭格拉底与柏拉图仿佛是孔孟的地位,此外诸子争鸣,这情形也有点相似,可是奇怪的是中国总显得老成,不要说太史公,便是《左传》《国语》也已写得那一手熟练的文章,对于人生又是那么精通世故,这是希腊的史家之父所未能及的。柏拉图的文笔固然极好,《孟子》《庄子》却也不错,只是小品居多,未免不及,若是下一辈的亚理士多德这类人,我们实在没有,东西学术之分歧恐怕即起于此,不得不承认而且感到惭愧。希腊爱智者中间后来又分出来一派所谓智者,以讲学授徒为业,这更促进散文的发达,因为那时雅典施行一种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参与,在市朝须能说话,关于政治之主张,法律之申辩,皆是必要,这种学塾的势力大见发展,直至后来罗马时代也还如此,虽然政治的意义渐减,其在文章与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极大的。我所喜爱的古代文人之一,以希腊文写作的叙利亚人路吉亚诺斯,便是这种的一位智者,他的好些名篇可以当作这派的代表作,虽然已是二千年前的东西,却还是像新印出来的,简直是现代通行的随笔,或是称他为杂文也好,因为文章不很简短,所以不大好谥之曰小品。中国散文大概因为他起头很早,在舜王爷的时候已经写了不少,经验多了的缘故吧,左丘明的文笔已是那么漂亮,《战国策》的那些简直是智者的诡辩的那一路,想见苏秦张仪之流也曾经很下过工夫,不过这里只留下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其教本与窗课等均已不得而知罢了。大约还是如上边所说,因为态度太老成,思想太一统,以后文章尽管发达,总是向宫廷一路走去,贾太傅上书著论,司马长卿作赋,目的在于想得官家的一顾,使我们并辈凡人看了觉得喜欢的实在不大有,恐怕直至现今这传统的作法也还未曾变更。汉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虽然也可以绮丽优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释老,虽然不必归心那一宗,如陶渊明颜之推等都是好的。古希腊便还不差,除了药死梭格拉底之外,在思想文字方面总是健全的,这很给予读古典文学的人以愉快与慰安。但是到了东罗马时代,尤思帖亚奴斯帝令封闭各学塾,于是希腊文化遂以断绝,时为中国梁武帝时,而中国时至唐朝韩退之出,也同样的发生一种变动,史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正统的思想与正宗的文章合而定于一尊,至少散文上受其束缚直至于今未能解脱,其为害于中国者实深且远矣。儒家是中国的国民思想,其道德政治的主张均以实践为主,不务空谈,其所谓道实只是人之道,人人得而有之,别无什么神秘的地方,乃韩退之特别作《原道》,郑而重之而说明之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意若曰,于今传之区区耳。案,此盖效孟子之 ,而不知孟子之本为东施之 ,并不美观也。孟子的文章我已经觉得有点儿太鲜甜,有如生荔支,多吃要发头风,韩退之则尤其做作,摇头顿足的作态,如云,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这完全是滥八股腔调,读之欲呕,八代的骈文里何尝有这样的烂污泥。平心说来,其实韩退之的诗,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我也未尝不喜欢,其散文或有纰缪,何必吹求责备,但是不幸他成为偶像,将这样的思想文章作为后人模范,这以后的十代里盛行时文的古文,既无意思,亦缺情趣,只是琅琅的好念,如唱皮黄而已,追究起这个责任来,我们对于韩退之实在不能宽恕。罗马皇帝封闭希腊学堂,以基督教为正宗,希腊文学从此消沉了,中国散文则自韩退之被定为道与文之正统以后,也就渐以堕落,这两者情形很有点相像,所可幸的是中国文学尚有复兴之望,只要能够摆脱这个束缚,而希腊则长此中绝,即使近代有新文学兴起,也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与以前迥不相同了。

我们说过中国没有史诗而散文的史发达独早,与别国的情形不同,这里似乎颇有意义。没有神话,或者也是理由之一,此外则我想或者汉文不很适合,亦未可知。《诗经》里虽然有赋比兴三体,而赋却只是直说,实在还是抒情,便是汉以后的赋也多说理叙景咏物,绝少有记事的。这些消极方面的怕不足做证据,我们可以从译经中来找材料。印度的史诗是世界著名的,佛经中自然也富有这种分子,最明显的如《佛所行赞经》五卷,《佛本行经》七卷,汉文译本用的都是偈体。本来经中短行译成偈体,原是译经成法,所以这里也就沿用,亦未可知,但是假如普通韵文可以适用,这班经师既富信心,复具文才,不会不想利用以增加效力的。再找下去,可以遇见弹词以及宝卷。弹词有撰人名氏,现存的大抵都是清朝人所作,宝卷则不署名,我想时代还当更早,其中或者有明朝的作品吧。我们现在且不管他的时代如何,所要说明的只是此乃是一种韵文的故事,虽然夹叙夹唱,有一小部分是说白。其韵文部分的形式有七字成一句,三五字成一句者,有三三四字以三节成一句者,俗名攒十字,均有韵,此与偈语殊异,而词句俚俗,又与高雅的汉文不同。尝读英国古时民间叙事小歌,名曰拔辣特,其句多落套趁韵,却又朴野有风趣,如叙闺中帐钩云,东边碰着丁冬响,西边碰着响冬丁,仿佛相似。我们提起弹词,第一联想到的大抵是《天雨花》,文人学士一半将嗤笑之,以为文词粗俗,一半又或加以许可,则因其或有裨于风化也。实在这两样看法都是不对的,我觉得《天雨花》写左维明的道学气最为可憎,而那种句调却也不无可取,有如老夫人移步出堂前,语固甜俗,但是如欲以韵语叙此一节,风骚诗词各式既无可用,又不拟作偈,自只有此一法可以对付,亦即谓之最好的写法可也。史诗或叙事诗的写法盖至此而始成功,唯用此形式乃可以汉文叶韵作叙事长篇,此由经验而得,确实不虚,但或古人不及知,或雅人不愿闻,则亦无可奈何,又如或新人欲改作,此事不无可能,只是根本恐不能出此范围,不然亦将走入新韵语之一路去耳。不佞非是喜言运命论者,但是因史诗一问题,觉得在语言文字上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度,其次是国民兴趣的厚薄问题,这里不大好勉强,过度便难得成功。中国叙事诗五言有《孔雀东南飞》,那是不能有二之作,七言则《长恨歌》《连昌宫词》之类,只是拔辣特程度,这是读古诗的公认之事实,要写更长的长篇就只有弹词宝卷体而已。写新史诗的不知有无其人,是否将努力去找出新文体来,但过去的这些事情即使不说教训也总是很好的参考也。

小说发达的情状,中国希腊颇有点近似,但在戏曲方面则又截然不同,说来话长,今且不多谈,但以关于诗文者为限。现在再就散文说几句,以为结束。中国散文发达比希腊还早,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特殊的事,而且连绵四千年这传统一直接连着,至少春秋以来的文脉还活着在国文里,虞夏的文辞则还可以读懂。希腊文化为基督教所压倒了,可是他仍从罗马间接的渗进西欧去,至文艺复兴时又显露出来,法国的蒙田与英国的培根都是这样的把希腊的散文接种过去,至今成为这两国文艺的特色之一。西洋文学的新潮流后来重复向着古国流过去,希腊想必也在从新写独幕剧与写实小说,中国在这方面原来较差,自然更当努力,只有杂文在过去很有根柢,其发达特别容易点,虽然英法的随笔文学至今还未有充分的介绍,可以知道现今散文之兴盛其原因大半是内在的,有如草木的根在土里,外边只要有日光雨水的刺激,就自然生长起来了。这里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说散文发达由于本来有根柢,这只是说明事实,并非以此自豪,以为是什么国粹,实在倒是因此我们要十分警戒,不可使现代的新散文再陷入到旧的泥坑里去,因为他的根长在过去里边,极是容易有这危险。我在上边说过,左丘明那时候已经有那一手熟练的文章,这一面是很可佩服的事情,一面也就是毛病,我们即使不像韩退之那么专讲摇头摆尾的义法,也总容易犯文胜之弊,便是雅达有余而诚不足,现今写国语文的略不小心就会这样的做出新的古文来,此乃是正宗文章的遗传病,我们所当谨慎者一。其次则是正统思想的遗传病,韩退之的直系可以不必说了,文学即宣传之主张在实际上并不比文以载道好,结果都是定于一尊,不过这一尊或有时地之殊异罢了。假如我们根据基督教的宗旨,写一篇大文攻击拜物教的迷信,无论在宗教的立场上怎么有理,我既然以文艺为目的,那么这篇文章也就只是新《原道》,没有着笔之价值。过于热心的朋友们容易如此空费气力,心里不赞成韩退之,却无意的做了他的伙计,此为所当谨慎者之二。中国散文的历史颇长,这是可喜的事,但因此也有些不利的地方,我们须得自己警惕,庶几可免,此文学史所给与的教训,最切要亦最可贵者也。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