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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来今》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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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有数句:“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他的意思的确是为“文以载道”而发的。因为在上文他说:“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下文又有:“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针砭,攻熨,卒不能去”云云。我们古来的文人总不甘以文人自居,一方是搜索枯肠对付他的病癖,一方却又以文辞为“小技”,必需穿上一件庄严的外套,——为的“载道”。这样例证在所谓古文家中比比皆是。但无论他所志的“道”是什么,柳氏的文字确能删繁去冗,得清要的诀窍。批评柳氏诗文的人不说是“雄深雅健”,便是“所贵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他对“今世”文章的粉泽,遒密,以为是“之道”的大弊。但话要活看,打开他自己的诗文集,使读者感到“工”,感到“能”的佳处,也正是他善于用粉泽,遒密工夫的地方。不过他尤著重在立意,在旨趣——在文章的骨干。(这是取证自然不是与近代文学作品相比。)虽时代不同,他的心目中的“道”(其实柳氏何尝不自知那件庄严的外套披在他身上不能合适。)我们可置之不论,而为文章必“言中有物”,不徒然在文字的外形上涂粉泽,与作遒密的工夫;那样,即使工夫到家,不过是悦目的玩艺而已!

他主张文字要新,“……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

由此可知,在立意,遣辞上,他是不拘守成法,而时时要用新鲜的手法的。

每一个作者,不论古今,若把文字完全看做是天籁,是偶得,是自然而然的产生品,用不到人造的(艺术的)工夫;或者以为文章只是发表思想,(载道)思想道破,横说竖说俱无讲究,目的惟期明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但相反,因为过重修饰,藻绘,在色彩,声音,形态上描眉,画眼,抑扬,高低,加一分分量觉得太重;去一分觉得太轻,(我们固然赞同这忠于艺术的态度,但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不是只可看外形的。)也许他可把一篇文字做成一件“天衣”,找不到一丝的针线痕迹,结果,是漂亮,华耀,好看,好玩,既不能穿,又不适用。这难道是需要文学作品的惟一道理?

惟善为文字的人懂得怎样把“粉泽”的工夫用得恰当,把“遒密”的针线不仅织在文字的外形上,要在旨趣,立意上先有一番斟酌。

所以繁杂的文字虽然作者用力恒多,但为求完全,不肯剪裁,不忍筛落,使读者费损精神,读过后有茫然之感。这最是作者的失败处。

“得心应手”方是文章的妙境,在作者无拘牵迁就之苦,也自有一种力量把读者吸住,不须勉强,易生感应。没有繁杂凑数的作品可使作者先能领略“得心应手”的兴趣。不许不作,不好不作;勉强寻思,抓到一个简单的意念生添上一些不相称的背景与虚浮的人物,支支,节节,到处显出破绽。或者硬把事实比附意念,滞碍,重复,那多余的质料现出不调和的色彩,只见斑斑,点点,却点染不成一幅动人的画图。

仅能涂粉泽与使文字的外形遒密已经是虚有其表,何况连均称的外形都做不好,空涂上一片繁杂的颜色。

现在即找不到多少“雄深雅健”。(所谓“雅”并不是狭意地只使文辞美化。)的文章,但删汰繁杂,力求“清要”,更能时时有新的发现,——无论在立意,布局与描写的方法上,——也是新文学前途的一条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