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孩子，上海政协开了四天会，我第一次代表小组发言，第二次个人补充发言，附上稿子二份，给你看看。十日平信寄你一包报纸及剪报，内有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及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选辑，井用红笔勾出，使你看的时候可集中要点，节约时间。另有一本《农业发展纲要》小册子。预料那包东西在三月初可以到你手里；假使你没空，可以在去南途中翻阅。从全国政协的发言中，可看出我国各方面的情况，各阶层的意见，各方面的人才。
上海政协此次会议与去年五月大会情形大不相同。出席人员不但情绪高涨，而且讲话都富有内容，问题提得很多，很具体。（上次大会歌功颂德的空话占十分之七八。）杨伯伯①代表音乐小组发言，有声有色，精彩之至。他说明了音乐家的业务进修需要怎么多的时间，现在各人的忙乱，业务水平天天在后退；他不但说的形象化，而且音响化。休息时间我遇到《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他说：“我今天上了一课（音乐常识）。”对社会人士解释音乐家的劳动性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广大人民认识了这特殊的劳动性质，才能成为一种舆论，督促当局对音乐界的情况慢慢的改善。
大会发言，我的特点是全体发言中套头语最少，时间最短的。第一次发言不过十一分钟，第二次不过六分钟。人家有长到二十五分钟的，而且拖拖拉拉，重复的句子占了一半以上。
林伯伯由周伯伯（煦良，他是上海政协九个副秘书长之一，专门负责文化事业）推荐，作为社会人士，到北京去列席全国政协大会。从一月三十日起到二月七日为止，他在北京开会。行前我替他预备了发言稿，说了一些学校医学卫生（他是华东师大校医）和他的歌唱理论，也大概说了些音乐界的情形。结果他在小组上讲了，效果很好。他到京后自己又加了一段检讨自己的话，大致是：“我个人受了宗派主义的压迫，不免抱着报复的心思，埋头教学生，以为有了好的歌唱人才出来，自然你们这些不正派的人会垮台。我这个思想其实就是造成宗派主义思想，把自己的一套建立成另外一个宗派；而且我掉进了宗派主义而不自知。”你看，这段话说得好不好？
他一向比较偏，只注意歌唱，只注意音质；对音乐界一般情况不关心，对音乐以外的事更不必说。这一回去北京，总算扩大了他的心胸与视野。毛主席请客，他也有份，碰杯也有份。许多科学家和他谈得很投机。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和他谈了“歌唱法”，打电话给文化部丁副部长燮林（是老辈科学家），丁又约了林谈了二十分钟。大概在这提倡科学研究的运动中，林伯伯的研究可以得到政府的实力支持，——这一切将来使我连带也要忙一些。因为林伯伯什么事都要和我商量：订计划等等，文字上的修改，思想方面的补充，都需要我参加。
孩子，你一定很高兴，大家都在前进，而且是脚踏实地的前进，决不是喊口号式的。我们的国家虽则在科学成就上还谈不到“原子能时代”，但整个社会形势进展的速度，的确是到了“原子能时代”了。大家都觉得跟不上客观形势。单说我自己吧，尽管时间充裕，但各式各样的新闻报导，学习文件，报纸、杂志、小册子，多得你顾了这，顾不了那，真是着急。本门工作又那么吞时间，差不多和你练琴差不多。一天八九小时，只能译一二千字；改的时候，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时间，进步之慢有如蜗牛、而且技术苦闷也和你一样，随处都是问题，了解的能力至少四五倍于表达的能力……你想不是和你相仿吗？
一般小朋友，在家自学的都犯一个大毛病：太不关心大局，对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很冷淡。我和名强、西三、子歧都说过几回，不发生作用。他们只知道练琴。这样下去，少年变了老年。与社会脱节，真正要不得。我说少年变了老年，还侮辱了老年人呢！今日多少的老年人都很积极，头脑开通。便是宋家婆婆也是脑子清楚得很。那般小朋友的病根，还是在于家庭教育。家长们只看见你以前关门练琴，可万万想不到你同样关心琴以外的学问和时局；也万万想不到我们家里的空气绝对不是单纯的，一味的音乐，音乐，音乐的！当然，小朋友们自己的聪明和感受也大有关系；否则，为什么许多保守顽固的家庭里照样会有精神蓬勃的子弟呢？……真的，看看周围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我说“希望”，不是指“专业”方面的造就，而是指人格的发展。所以我越来越觉得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要。
假如你看了我的信，我的发言，和周总理的报告等等有感触的话，只希望你把热情化为力量，把惭愧化为决心。你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生活纪律化，科学化；休息时间也不能浪费！还有学习的计划务必严格执行，切勿随意更改！
虽是新年，人来人往，也忙得很，抽空写这封信给你。
祝你录音成功，去南表演成功！
①即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一九六六年去世。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夜
亲爱的孩子：昨天整理你的信，又有些感想。
关于莫扎特的话，例如说他天真、可爱、清新等等，似乎很多人懂得；但弹起来还是没有那天真、可爱、清新的味儿。这道理，我觉得是“理性认识”与“感情深入”的分别。感性认识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认识；理性认识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质。但是艺术的领会，还不能以此为限。必须再深入进去，把理性所认识的，用心灵去体会，才能使原作者的悲欢喜怒化为你自己的悲欢喜怒，使原作者每一根神经的震颤都在你的神经上引起反响。否则即使道理说了一大堆，仍然是隔了一层。一般艺术家的偏于intellectual[理智]，偏于cold[冷静]，就因为他们停留在理性认识的阶段上。
比如你自己，过去你未尝不知道莫扎特的特色，但你对他并没发生真正的共鸣；感之不深，自然爱之不切了；爱之不切，弹出来当然也不够味儿；而越是不够味儿，越是引不起你兴趣。如此循环下去，你对一个作家当然无从深入。
这一回可不然，你的确和莫扎特起了共鸣，你的脉搏跟他的脉搏一致了，你的心跳和他的同一节奏了；你活在他的身上，他也活在你身上；你自己与他的共同点被你找出来了，抓住了，所以你才会这样欣赏他，理解他。
由此得到一个结论：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认识，必须要进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换言之，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法文里有句话叫做“伟大的心”，意思就是“爱”，这“伟大的心”几个字，真有意义。而且这个爱决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卧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
从这个理论出发，许多人弹不好东西的原因都可以明白了。光有理性而没有感情，固然不能表达音乐：有了一般的感情而不是那种火热的同时又是高尚、精练的感情，还是要流于庸俗；所谓sentimental滥情，伤感]，我觉得就是指的这种庸俗的感情。
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不论是作曲家，是文学家，是画家……）必然兼有独特的个性与普遍的人间性。我们只要能发掘自己心中的人间性，就找到了与艺术家沟通的桥梁。再若能细心揣摩，把他独特的个性也体味出来，那就能把一件艺术品整个儿了解了。——当然不可能和原作者的理解与感受完全一样，了解的多少、深浅、广狭，还是大有出入；而我们自己的个性也在中间发生不小的作用。
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缺少真诚。因为不够真诚，一切都在嘴里随便说说，当作唬人的幌子，装自己的门面，实际只是拾人牙慧，并非真有所感。所以他们对作家决不能深入体会，先是对自己就没有深入分析过。这个意思，克利斯朵夫（在第二册内）也好像说过的。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最可厌的莫如自以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
而真诚是需要长时期从小培养的。社会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训使我们不敢真诚，真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作后盾的。所以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忍，总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imperfect[较少不完美之处]！
好像世界上公认有个现象：一个音乐家（指演奏家）大多只能限于演奏某几个作曲家的作品。其实这种人只能称为演奏家而不是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胸襟不够宽广，容受不了广大的艺术天地，接受不了变化无穷的形与色。假如一个人永远能开垦自己心中的园地，了解任何艺术品都不应该有问题的。
有件小事要和你谈谈。你写信封为什么老是这么不neat[干净]？日常琐事要做的neat[干净]，等于弹琴要讲究干净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做人的作风应当是一致的，否则就是不调和；而从事艺术的人应当最恨不调和。我这回附上一小方纸，还比你用的信封小一些，照样能写得很宽绰。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呢？以此类推，一切小事养成这种neat[干净]的习惯，对你的艺术无形中也有好处。因为无论如何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所谓学习，不一定限于书本或是某种技术；否则随时随地都该学习这句话，又怎么讲呢？我想你每次接到我的信，连寄书谱的大包，总该有个印象，觉得我的字都写得整整齐齐、清楚明白吧！
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晨
你去南斯拉夫的日子，正是你足二十二岁生日。大可利用路上的时间，仔细想一想我每次信中所提的学习正规化，计划化，生活科学化等等，你不妨反省一下，是否开始在实行了？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改正？过去有哪些成绩需要进一步巩固？总而言之，你该作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社会的速度，已经赶上了原子能时代。谁都感觉到任务重大而急迫，时间与工作者是配合不起来。所以最主要的关键在于争取时间。我对你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生活琐事上面，你一向拖拖拉拉，浪费时间很多。希望你大力改善，下最大的决心扭转过来。
爸爸的心老跟你在一块，为你的成功而高兴，为你的烦恼而烦恼，为你的缺点操心！在你二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对你尤其有厚望！勇敢些，孩子！再勇敢些，克服大大小小的毛病，努力前进！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夜
……下午在《新民报》上看到一段消息，是新华社布拉格电，说你在Belgrade[贝尔格莱德]的首次演出，由人民军交响乐队伴奏，获得“异常的”成功，谢幕达十五次，加奏八次。我们真是高兴，不知怎么祝贺你才好。
这些时我正忙着誊稿子，服尔德的第二个短篇集子总算译完了（去年春天出的《老实人》是第一个集子）。去年四月译完的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在“人文”搁了十一个月，最近才来信说准备发排了。他们审查来审查去，提不出什么意见，倒耽误了这么久。除了翻译工作以外，主要得阅读解放后的文艺创作，也是“补课”性质，否则要落伍得不像话了。今年还想写些“书评”。另外是代公家动员一些美术及音乐方面的人做研究工作。上海正如别的大城市一样，成立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处”，内中有文艺组，主要由唐弢负责。他要我在美术及音乐两界想想有什么人材。这筹备处不久即取消，成为学术委员会；两年以后，学术委员会再分别成立各个研究所，如历史研究所，文艺研究所等等。这就仿佛是中国科学院在各地的分设机构。为了动员人，就得分别找他们谈，代他们设计。例如林伯伯的声乐研究，当然是最现成的了。沈伯伯在去年胡风运动中受了打击，精神萎靡，鼓动不起来。前天北京有电报找他去了，大概亦是这种研究性质的工作需要他。他一走，上海方面真正能研究音乐的人就没有啦。但若中央需要，地方也不能以本位主义的眼光去争。我平时就是不能不分心管管这种闲事。上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二十多人讨论“出版”问题，我也被找去了；一个会直开了六小时之久。这倒是有实质的会，时间虽长，究竟是有意义的。大家发表很多意见，对于编辑工作、发行工作，以及国际书店的经营作风，都有批评。我一个人发言也占据了几十分钟。同时听到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很有意思。另外，政协不久要开第二次全体大会（二月初开的是常委扩大会议），先发通知，要我们当委员的推荐人，分二种，一是增补做“委员”的，一是列席的。我推了二人：裘劭恒（列席）和杨心德（委员）。通过与否，当然权不在我。推荐以前，我就得花费时间分别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近年来的工作及思想情况，还有过去的某几段我不详知的历史，杨心德，我还另向政协推荐要安排他做印刷制版的研究工作。这样，我一方面要和朋友们谈话，谈过又要动笔。还有零零星星向中央或地方提意见，都吞了我不少时间。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本星期一起接连开了五天上海市政协第二次全体大会。所有的会议，连小组讨论，我都参加了。原有委员275人，此次新聘87人，共362人。又邀请各界人士列席467人。会场在中苏大厦的“友谊电影院”。会议非常紧张热烈。报名发言的有181人之多，因限于时间，实际发言的仅69人，其余都改成了书面发言。我提了一项议案（大会总共收到的议案不过25件），一份书面发言。我原打算只提书面的；二月初的扩大会议上我已讲过两次话，这一回理当让别人登台。小组会上大家提的意见不少，大会发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个旧国民Dang军人（军长阶级）樊崧甫说得声泪俱下；周碧珍报告参加我国民间艺术团今春访问澳门演出的情况，港澳两处的侨胞的热烈反应，真是太动人了。我禁不住在会场上流了泪。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这样的激动，近几年来只在听某些音乐时才会有。当然也有许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钟时间，全是自我检讨，左一个保证，右一个决心的空话。归国华侨、牧师、神甫，也都有发言。华侨的爱国情绪特别高，说话也很实在。有一个上海评弹（即说书）艺人，提的意见特别尖锐，他说：“我们要领导给我们干部，要强的干部；吃饭不管事的干部，我们不要，我们不是养老院……”这样的话，在这种场面的会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为之动容。……这样的民主精神是大可为国家庆贺的。可惜知识分子（此次邀请列席的以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勇气。会上对于和平解放台Wan的问题，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论。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拟订的《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里面对于今后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安排，有32条具体规划：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改善Dang组织与现有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二）扩大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列主义学习加强领导与安排。第（一）项已经有一部分事情实行了：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约有一万人，先照顾其中的3，000人，例如调配房屋；使知识分子能有一间安静的书室，上海房管局已拨了500所住房，陆续给一些居住条件特别坏而研究有成绩的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又分发恃种“治疗证”，可在指定医院当天预约，当天受到治疗：又分发“副食品（如鱼肉等）供应卡”，向指定的伙食供应站去买，不必排队等候。（这两种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如何重视知识分子。只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暂时只能从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开了半个月会，召集各机关、学校、团体的Dang团干部近万人学习这个政策，要他们接近知识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对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大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为了报答Dang与政府的关怀与照顾，要加紧努力，在业务与思想改造各方面积极提高自己。这些消息你听了一定也很兴奋的。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改善Dang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双方面的，决非片面的。所以我预备写一系列的短文，挖掘并分析知识分子的病根，来提高大家的觉悟，督促大家从实践上痛下功夫，要说到做到。本来我在文艺方面想写一些书评，最近看了二十几种作品，觉得还不能贸然动笔；作品所描写的大半是农村，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少数是关于工厂的；我自己对这些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光从作品上批评一通，一定是有隔阂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观察之后再写。
看了二十几种创作以后，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Dang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以前太不了解了；人民大众为了抗日、反封建、反敌伪、反蒋等等所付的血汗与生命的代价，所过的非人的惨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我深深的感到无仇恨即无斗争，即无革命。回想我十七八至二十岁时的反帝情绪，也不能说不高，为什么以后就在安乐窝中消沉了呢？当时因为眼见同班的小同学在“五卅”惨案中被租界巡捕惨杀，所以引起了仇恨，有了斗争的情绪，革命的情绪。以后却是一帆风顺，在社会上从来没受到挫折，更没受到压迫；相反的，因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剥削人的地位，更不会对社会制度有如何彻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绝对不会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即使我也有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对于共产社会也有些向往，但都限于空想。不受现实的鞭策，生在富庶而贫富阶级矛盾比较少的江南，不看见工人阶级血淋淋的被剥削的痛苦，一个人是始终走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的，即使希望革命，也抱着“要讲目的也要讲手段”的那种书生之见。直到现在，从近二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近又从多少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从读到的少数理论书籍中，才开始发觉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才重新燃烧起已经熄灭了的热情。我并不把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说成完全要，不得。但我以前的工作热忱是由于天生的不劳动就要不舒服的性格来的，而不是由于对前途有坚定的乐观的信仰来的；以前对政府各种措施的批评，是站在纯客观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立场上提出的，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的立场上提出的。换句话说：出发点是狭小的，消极的，悲观的。我这样说也不是认为从此我已经改造好了（你当然明白我不会这样想，一向我深信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的）；可是出发点纠正以后，无论对自己的业务或是思想，在改进与提高的过程中，情绪是大不相同的了，看法也大不相同的了。——这些思想，你妈妈也深深体会到；她事实上比我觉悟得早，只是她说不出道理来；一切都要经过我自己的摸索、观察，再加上客观的形势，我才会慢慢的，可也是很实在的醒悟过来。（妈妈也跟着我一本一本的文艺作品吞下去。）说到客观形势，这几年的进步简直是难以想像，单从报纸杂志的内容及文字来看，就比五三年以前不知进步了多少。至于基本建设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不必细说了。陈市长说得好：知识分子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肯低头。这样的事实摆在面前，谁还会不激动，不大觉大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