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也怜侬所作《海上花列传》，现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当其清样打成时，恰巧我经过上海，馆中就把校阅清样这一件事嘱付了我。我即有机会将此书细阅一过，自然阅完之后，乐得把所得到的一些见解写了下来。
适之向我说，这是吴语文学中第一部好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将这书看作一部重要的作品；结尾总评一句，说全书用平淡无奇的文笔写成；这在鲁迅先生的严峻的批评中，已可算得推崇备至的了。
胡鲁两先生的说话是如此，自然我所能说的，也不过替他们加上些注解便了。但是仔细一想，话却可以分作几段说。
第一段：说此书的著作者和他著作此书的起因。
花也怜侬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身世怎样？这问题一时还无从回答。据适之说：《海上繁华梦》的作者海上漱石生，是花也怜侬的朋友。适之想去看他一次，仔细打听打听。若然他这一次的访问能有美满的结果，那我就为恭喜他，他又可以大过其考据瘾了！
我们虽然还没有能知道花也怜侬是什么样人，却从清华书房翻印的《海上花》许序中所说，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可以知道他著这部书，除开场所说“具菩提心，运广长舌……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之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和赵朴斋为难。这件事，或者不是全无根据，因为在《海上奇书》第一期中所载《海上花列传》例言说：
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这几句话说得何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不要被他瞒过：小说家往往把假造的事，挂上个实事的招牌；把真有的事，反说得子虚乌有。这种办法，几乎已是个不成文的公式。所以本书作者的严重声明，反可以算得个不打自招的供状。
再看书中所记赵朴斋，洪氏，赵二宝三人，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恶德没有？朴斋的谋事不成，堕入下流，是很普通的。洪氏的年老糊涂，全无脊骨，是很普通的。二宝的热慕虚荣，失身为妓，也是很普通的。以朴斋与吴松桥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洪氏与郭孝婆周兰之类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便与她兄弟洪善卿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二宝与沈小红黄翠凤之类相比，又究竟是谁更坏？然而松桥周兰等辈的下场，都还不过如此；赵氏一家，却弄到凄凉万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且到了全书结束时，作者居心要糟塌赵氏的痕迹，就愈加鲜明了。赵二宝要想嫁与史三公子做大老母，原也是做妓女的人的极平常的妄想。你说她能做到，固然可以；说她做不到，也就尽够给她消受了。然而作者偏要故弄狡狯，说她预先置办嫁妆，平白的拖上数千金的债，到后来是一场无结果。这也就够之又够的了；然而作者还不称心，还要拉出个赖三公子来大打房间；打了还不算，还要叫她做上一场哭不得笑不得的恶梦，使她“冷汗通身，心跳不止”，才肯放她完结。从这上面看，若说作者与赵氏并无过不去之处，请问他为什么把别人都轻轻的放过了，却偏在这一家上大用气力，不肯宽让一分呢？
这种的事，我们诚然不得不认为著作界中的一种耻辱。但作者是一件事，作品是一件事，处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作的动机”又是一件事。我们应当将这三件事分别而论，不可混为一谈。譬如我们看见欧洲的古监狱或古刑场，若要推溯它当年建筑时的用意或建筑以后所演过的一切惨剧，那就简直可以说：这类的东西都是要不得。非但监狱与刑场，便是皇宫教堂之类，也大都是独夫民贼劳民以逞的真凭实据。但是品评建筑的人，决不能把眼光对着这一方面看去：他们只应当就建筑物的本身上，去估量它在美术上所占的地位与所具的特长，决不能于美不美之外，再管到别的什么。在文学上也是如此，作品若好，作者便是极无行，也不能以彼累此。反之，作品若坏，即使有孔老夫子的亲笔署名，也逃不了批评家的喟然而叹！这本是极明显的道理，中国人却不免糊糊涂涂，彼此纠缠。所以陶渊明的人格，是无可指摘的，一般想吃冷猪肉的老先生，却偏要摇头叹气，说什么“白璧微瑕，只在《闲情》一赋”。这就是因作品以牵累作者了。《金瓶梅》一书，在冷猪肉先生眼中，当然是万恶之首，因为他们看这书时，所看的只是些“如此如此”，没有看见别的什么。但因相传此书作者，是预备写成之后，书角上浸了毒药去报仇的，于是冷猪肉先生，又不得不谅其用心之苦而加以原有。这就是就作者以论作品了。这种批评的态度，真是错到了十二分以上。我们若不先将这层剖剔清楚，恐免不了出笔便差，全盘都错。我们应当认明著了书想敲赵朴斋的竹杠，或者是敲不到赵朴斋的竹杠因而著书泄愤，乃是花也怜侬名下的一笔账；文笔的好坏，方是《海上花》下的一笔账；这就泾渭分明，两无牵累的了。
第二段：说此书的好处。
一书的好坏，本不是容易评定的。往往同是一书，或同是一书中的某一节，一个人看了以为极好，换一个人看了就以为极坏，而这两种评论的价值，却不妨完全相等。所以我现在所说的此书的好处，也不过把我个人的意思，大致写出来便了。
我们看这部书，看不到几页就可以看出它笔法的新奇。在一般小说中，遇到了事情繁复时，往往把一事叙了一段，暂且搁下，另说一事；到这另一事说得有了些眉目，然后重行搁下，归还到原先的一事。在本书中却不是如此。他所用的方法，可以归作这样的一个程式：
有甲乙二人正在家中谈话，谈得一半，忽然来了一个丙，把话头打断。等到丙出了门，却把甲乙二人抛开了，说丙在路上碰到了丁；两人话不投机，便相打起来。那边赶来了一个红头阿三，将他们一把拉进巡捕房：从此又把丙丁二人抛开了，却说红头阿三出了巡捕房，碰到了红头阿四，如何如何……自此类推，必须再经过了许多的波折，再想方法归还到巡捕房里的丙丁二人，以至于红头阿三，红头阿四等等。
作者自己在《例言》中说：“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海上奇书》第三期）不错，凡是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可以证明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但《儒林外史》中只把这种特别的笔法小小用了一用，到了本书，可就大用特用了：《儒林外史》只是做些简单的过渡，本书中可使用得千变万化，神出鬼没。因此我们应当承认：这种特别笔法的发明人虽然是《儒林外史》作者，而能将它发扬光大，使它的作用能于表现到最充分的一步的，却是《海上花》作者。
那么，用这种笔法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且看作者在《例言》中自己夸扬的话：……唯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并无一事完全，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顾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势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它事矣。及它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海上奇书》第三期）
这些话虽然是“戏台里喝采”，却句句是真实的，并不是一味“瞎吹”。例如赵朴斋初到上海时，急着要嫖，不论是长三，么二，野鸡，花烟间，什么都好；是明写的；后来手中渐渐的拮据起来，想去找吴松桥谋事，又向张小村呆头呆脑的问了许多费话，也是明写的。自此以后，他如何渐渐的流落到做穿不起长衫的瘪三，又如何同人家相打打破了头，又如何再堕落下去，弄得拉起东洋车起，却并不明写，只在他娘舅洪善卿眼中看出。这样详的极详，略的极略，在看书的人，却并不觉得它前后不调匀，反觉得这样正是恰到好处。又如张蕙贞的下场，若换别人来写，一定要费上许多笔墨，而仍不免吃力不讨好。因为一向所描写的张蕙贞，乃是明白事理，不任意气的，在青楼中，可算的个幽娴贞静的人物；如今要翻转来说她偷侄儿，着笔自然很难。作者可聪明了。他先从周兰阿珠两人眼中，看见张蕙贞挨了一顿打，可又并没有说出挨打的原因，只在前面无关紧要之处，暗伏一笔，说“两人刚至门首，只见一个后生慌慌张张冲出门来，低着头一直奔去，分明是王莲生的侄儿，不解何事”（回五四），叫人看了全不在意。到后来，方从洪善卿与阿珠两人闲谈中不慌不忙的说出：
阿珠道：“张蕙贞倽勿好？”善卿道：“也不过勿好末哉，说俚做倽！”……“险个！王老爷打仔一泡，勿要哉。张蕙贞末吃个生鸦片烟，原是倪几个朋友去劝仔，拿个阿侄末赶出，算完结归桩事体。”（回五七）
用这样的方法来记述一件不容易着笔的事，真不得不叹为聪明绝顶的笔墨了。又如朱淑人与周双玉二人，鬼迷了也有很不少的时候了。他们俩定情的一幕，在庸手一定要铺排细写的，作者却直挨到了最后一幕，方为简单补出：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颈，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淑人心知说的系愿为夫妇生死和同之誓，目瞪口呆，对答不出……（回六三）
至于双玉的人格如何？她对于淑人的交情是真是假？也是直到了最后才说穿：
“耐个无良心杀千刀个强盗坯！耐说一淘死，故歇倒勿肯死哉！我倒仔阁罗王殿浪末，定归要捉耐个杀坯！看耐逃到陆里去！”（同上）
“耐只死猪猡！晓得是耐阿哥替耐定个亲！我问耐为倽勿死？”（同上）
“劝啥嗄？放来浪等我自家吃末哉啘！俚勿死，我倒犯勿着死拨俚看，定归要俚死末我再死！”（同上）
“一万洋钱买耐一条命，便宜耐！”（回六四）
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下流声口，就可以断定她一向的天真漫烂是假的，是和李浣芳截然不同的。若再回想到她对于双宝的惨刻的欺凌，就更可以明白这孩子真是要不得，真可以使人不寒而栗。
以上略举数例，已很够证明书中穿插藏闪二法，运用得十分神妙。但问他何以能如此神妙呢？这就不得不归功于方才所说的特别的笔法。若不用这种笔法而用原有的旧方法，就不免重滞拖累，转运不灵。这并不是我凭空瞎说；凡是作过小说的人；只须略略一想，就可以知道我这话不错。
因此，我们若把作者的《例言》改变几个字，把原文的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唯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
改做了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用此笔法，乃能运用穿插藏闪之法，开从来说部中所未有之法门。
那就分外真确了。
自从有了《儒林外史》，经过了如许多的年代，才有一个花也怜侬，看出它笔法的妙处，从而发扬光大，自成一家。从花也怜侬以至今日，又经过了如许多的年代，出过了如许多的小说，却还没有看见什么人能于应用这笔法的。这就可见旧方法的难于打破，与新方法的难得解人。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知道，这一种特别笔法，是不容易使用的。你若没有相当的聪明去调遣它，没有相当的气力去搬运它，结果只是画虎类狗而已！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部书中的描写事物的技术，在最近出版的无量数的小说中，我们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文章：
“啊哟天呀！妈妈你怎么着？”王嬷嬷的儿子含着眼泪说。“唉！我的好儿子，我——好——了——些——了！”王嬷嬷的一断一续的说。
这在著作者，已是卖尽了气力想做白描文章的了。但他大卖气力的结果，只是叫我们不幸的读者多作几番呕！回看这部书中的白描，可真是白描了。我们一路看去，好像是完全不用气力，随随便便写成的。但若真是不用气力就能写成这样大的一部书，恐怕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便宜事罢！试看王阿二初看见张小村时所说的一段话：
耐阿好！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啘，直到仔故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嗄？只怕有两三年哉！我教娘姨到栈房里看仔耐几埭，说是勿曾来，我还信勿过，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倒说道勿来个哉。耐只嘴阿是放屁！说来哚闲话阿有一句做到！把我倒记好来里！耐再勿来末，索注搭耐上一上，试试看末哉！（回二）
其中那一句不是用尽了气力做的？然而我们看去，只觉得它句句逼真，不能增损一字，断断不会觉到丝毫的讨厌。其故由于他所用气力，是真气力，是用在文句骨里的，不比低手作者，说不出有骨子的话，只能用些讨厌刺激的字面拉拉场面。再看徐茂荣张寿二人在野鸡潘三家胡闹的一段事：
那野鸡潘三披着棉袄下床。张寿还笑嘻嘻眱着目做景致。潘三沉下脸来，白瞪着眼，直直的看了张寿半日。张寿把头颈一缩道：“阿唷！阿唷！我叩得来！”潘三没奈何，只挣出一句道：“倪要板面孔个！”张寿随口答道：“覅说倽面孔哉，耐就板起屁股来，倪……”，说到“倪”字，却顿住嘴，重又上前去潘三耳朵边说了两句。潘三发急道：“徐大爷，耐听！耐好朋友，说个倽闲话嗄！”徐茂荣向张寿央告道：“种种是倪勿好，叨光耐搭倪包荒点，好阿哥！”张寿道：“耐叫饶仔，也罢哉！勿然，我要问声俚看：大家是朋友，阿是徐大爷比仔张大爷长三寸哚？”潘三接嘴道：“耐张大爷有恩相好来哚，倪是巴结勿上啘，只好徐大爷来照应点倪啘。”张寿向来安道：“耐听，徐大爷叫得阿要开心！徐大爷个灵魂也拨俚叫仔去哉！”来安道：“倪覅听！阿有倽人来叫听倪嗄！”潘三笑道：“来大爷末算得是好朋友哉，说说闲话也要帮句把哚！”张寿道：“耐要是说起朋友来……”刚说得一句，被徐茂荣大喝一声，剪住了道：“耐再要说出倽来末，两记耳光！”张寿道：“就算我怕仔耐末哉，阿好？”徐茂荣道：“耐倒来讨我个便宜哉！”一面说，一面挽起袖子，赶上要打。张寿慌忙奔出天井，徐茂荣也赶出去。（回五）
试问我们现在学做《拟曲》，究竟能有什么人做得出这样的一段文章没有？更进一步，我们在无量数的新旧小说中，像这样的文章能有许多没有？
我举这两个例，不过因其篇幅较短，容易写出罢了。此外正有无数的妙文，散见全书之中，细心人随时可以发现。最好的一段，乃是十八回中所纪李漱芳的病状，和浣芳的一片天真（至于四十二回中写漱芳的死，就比较的不甚出色；其写浣芳，却分外有精神）。这段文章，可真用得着高亚白批小赞的《菊花诗》的十五个字来批它：
是眼中泪，是心头血，成如容易却艰辛。（回六一）
他描写事物的手段如此高明，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出的。但问他何以能如此高明，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两件事，一件是冷静的头脑，又一件是精密周至的观察。
所谓冷静的头脑，乃是无论笔下所写的事物何等纷忙，何等杂乱，在作者总还要一丝不苟，保存他“死样活气”的态度。不然，即使有好材料，也不免毁去。因为用热乱的态度写出来的小说，总是平面的；必须是用冷静的态度写出来的，方是立体的。我用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来比拟小说，不免有人以为比得不伦不类。但是我请你想一想：你读到过一种一览了无余味，好像是水面上浮着一层油花的小说没有？一定是有的。你又读到过一种小说，它中间的事事物物，好像能一一站立起来，站在你面前的没有？也一定是有的。既都是有的，你就可以相信我所说的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更可从这平面立体上，比较出作者的头脑的冷热。但有一层不要弄错：作者头脑的冷热，并无关于所写事物的本身的冷热。热的事物如《红笑》中所写，总无可更热的了；但作者的头脑，仍还同西伯利亚的冰雪一般的冷。至于把冷的事物写热的，那就不必我来举例，你书架上一定堆放着不少！
本书作者的头脑，虽然也不免有热乱的时候，但十分之八九总是冷静的。有了这冷静的头脑，他才能不慌不忙，一丝不乱的将他的白描技术使用出来。我在书中看见这样的两段：
莲生等撞过乱钟，屈指一数，恰是四下，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回到房里，适值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来哚东棋盘街哚。”莲生忙踹在桌子傍高椅上，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回一一）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巧囡送上水烟筒，莲生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回五七）
“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把水烟筒）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这便是替花也怜侬的脑子画了个小影啊！
精密周至的观察，乃是作一切写实小说的命脉，要是没有，无论你天才怎样的高，工夫怎样的深，总不免一动笔就闹笑话，因为既是写实小说，就决不能“瞎三话四”的。相传花也怜侬本是巨万家私，完全在堂子里混去了。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因为要在堂子里混，非用钱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巨万家私不可。但在堂子里混了一世的人很不少，混了之后做出小说来给我们看的也很不少，为什么我们所看见的别种小说，都比不上这一部书呢？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作者的用心视察了。大约别人在堂子里混，只是颟颟预预的混了过去；到著书时，糊糊涂涂随便写上些就算。花也怜侬在堂子里，却是一面混，一面放只冷眼去观察；观察了熟记在肚里，到下笔时，自然取精用宏了。况且他所观察的，不但是正式的堂子，便是野鸡与花烟间中的“经络”，以及其中人物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不但是堂子里的倌人，便是本家，娘姨，大姊，相帮之类的经络与其性情、脾气、生活、遭遇等，也全都观察了；甚至连一班嫖客，上自官僚，公子，下迄跑街，西崽，更下以至一班嫖客的跟班们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他所收材料如此宏富，而又有绝大的气力足以包举转运它，有绝冷静的头脑足以贯穿它，有绝细腻绝柔软的文笔足以传达它，所以他写成的书，虽然名目叫《海上花》，其实所有不止是花，也有草，也有木，也有荆棘，也有粪秽，乃是上海社会中一部分“混天糊涂”的人的“欢乐伤心史”。明白了这一层，然后看这书时，方不把眼光全注在几个妓女与嫖客身上，然后才可以看出这书的真价值。
第三段：说这书的坏处。
一部书做得无论怎样好，总不免有些毛病，因为作者的精神，总不免有疏懈的时候识力也总不免有够不到的地方。但假使只有些局部的小毛病，那就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假使毛病不是限于局部而是有关全书大局的，那就不可以轻轻放过了。
本书所有的不能宽有的毛病，不在上半部而在下半部。自从高亚白尹痴鸳两个狗头名士上了场，书便大大的减色；自从齐韵叟那老饭桶上了场，书更大大大大的减色。原来狗头名士，在本书中断断用不着。即使要用一个凑凑趣，有了方蓬壶也就够极了（书中写蓬壶，着实写得好）。不料作者把蓬壶看做了倒夜壶的运料（回三三），却把亚白痴鸳两个倒马桶的坯料捧倒什么似的，这真令人莫名其妙了。老饭桶，在书中也实在用不着。要用来凑趣，前面有了一个黎篆鸿，配上了一个老怪物屠明珠，也就热闹得可以了。不料后文又大吹大擂请出一个齐韵叟来，又大吹大擂的把书中人大半拉倒了此老门下去。于是一部书顿由趣味浓郁的境界，转入单调的境界，转入无聊的境界：这是不得不替作者万分可惜的。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他所记的是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就不得不这样记。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小说家不比新闻记者与历史家，即使所记是事实，也尽该剪裁斟酌，决不能拖泥带水照直写上。又有人说：他是因为前面写了许许多多的堂子经络，不免人家看了讨厌，所以后面转出一番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来，使阅者眼光一变。这句话说得近了些了，然而还是不对。因为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根本上就是些死东西，是写不出色的。作者果为别翻花样，以新耳目起见，他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向，抛开了上等堂子，转将下等堂子，如野鸡，花烟间，私门头，咸肉庄之类，好好的描写一番呢？这本是他擅长的事，他为什么不走这路，却走到一条死路上去呢？
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他所以要走这一条路的理由来了。一层是他想把他的理想人物（英雄）表出，二层是他要设法把许多零零碎碎，他自己以为得意的文学作品，插入书中。
他的理想人物，当然就是高亚白。他说他能文能武，而且能医病。这真有些《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的臭味了，你看讨厌不讨厌！幸而李漱芳的病，终于是死的；若说自经高亚白一医，便霍然而愈，那就更要糟得不可言喻了！
他所得意的文学作品，我们也领教过了！高亚白的词（回三三），很平常；《帐铭》（回四〇），很平常，尹痴鸳的《秽史》（回五一），文笔也很平常；“鸡”“鱼”“肉”“酒”的酒令（回三九，四〇），不成东西；平上去入的酒令（回四四），更不成东西；求其略略像样的，只有一联咏桃花的诗：
一笑去年曾此日，再来前度复何人？（回四〇，页八）
和一联咏残柳的诗：
借问当年谁得似？可怜如此更何堪！（同上，页九）
至于小赞的一首《赋得还来就菊花》（回六一），真是全无好处（即用做“试帖”的眼光去看，也不过如此），作者却把它恭维得天上有，地下无：这就可以见出作者在诗文上面的见解的谬陋了。
人的知识本不是能向着各方面平均进展，平均发达的；所以作者能有得一支做写实文章的妙笔，而对于做小品诗文的观念，竟如此其谬陋，原不是件离奇的事。所可惜者，他这样一来，把一部很好的书弄糟了。他把很好的篇幅，割出许多来给这些无聊的东西占了去，使人看到了就是讨厌，头痛，这是何苦！他甚至于有时将他所最得意的特别笔法也忘去了：例如从三十八回起，至四十回止，一迳写一笠园中的事，中间除放焰火一段略略有趣外，其余完全是平铺直叙，全无精采，叫看的人看到此处，疑心自己已换看别书，不复看《海上花》，因《海上花》中是处处有波澜，处处有变化，决不是这样单调的。同时他因为要实写齐韵叟的“风流广大教上”的头衔，就不得添上许多呆事，如姊妹花拜把，公祭李漱芳之类：将这类事也混进了书中，书又如之何而不糟！
但是书中虽然有了这许多的坏处，它的好处，却并不因此而淹灭；因为究竟是好处多，坏处少。我们看书的，只须自己能分别它的好坏就是了。
最后一段：说方言文学。
这书中所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自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在这上面，我们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尽善。因为普通自话，在小说中及其他白话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构造上和在文字与词的运用上，总比较的发达；因其发达，我们拿来记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说到记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义，而且还有神味。这神味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地域的。譬如这样一句极简单的话：
我是没有工夫去了，你去好不好？
中间意义是有的，逻辑的神味也有的，说到地域的神味，可是偏于北方的；若把他译作：
我是无拨工夫去个哉，耐去阿好？
就是在同样的意义，同样的逻辑的神味之下，完全换了个南方神味了。假使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若是全用苏白写，那就非但北京人，无论什么人都要向我们提出抗议的。反之，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的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但假使有人能将此中重要细为指出，或有将同一篇文字，用两种语言写成，互相比较，则其优劣得失，便立时可以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了。我们应当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须用他自己所用的语言来直写下来，方能传达得真确，若要用别种语言来翻译一过，无论如何总不免有相当的牺牲。所以文言不如白话，就是因为文言乃是一种翻译品，它将白话中所有的地域神味完全消失了（文言可算得是全无地域神味的文字）；同样，若用乙种方言去翻译甲种方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我想我这一段简单的话，已能将方言文学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须提倡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学作品不能博到多数人的了解与赏鉴，也是事实。这一层，我却以为无须顾虑，因为文学作品不比得香烟与滑头药，赏鉴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全不要紧。况且今后交通日趋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种方言的人，必日见其多；而在语学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渐渐的做出许多方言文典与方言字典来，做一般读者的帮助。
吴语文学的作品，我们已有的是许多的弹词，小曲和小说。但弹词小曲是韵文的，中间所含文言分子太多，不能将吴语的特长充分表现；至于小说，我们还没有能找出比这一部《海上花》更好的。所以直算到今日为止，我们应当承认这书为吴语文学中的代表著作。这是就文学方面说。若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单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e）做依据，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什么一个地步。如今《海上花》既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个很好的本文：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结语了。
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在书中找出许许多多有关系的史料。例如明园华众会之类，是上海“洋场”史中的好材料。一碗麦二十八文，四个人的房饭每天八百文，是经济史中的好材料。又如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有一位老者慨乎言之的向我说：“现在是老爷和太太也同坐马车了；在民国以前，谁也不见这样的怪事！”他这话大约是不错的，因为在二十二三年以前，我初到苏州，还只看见嫖客与婊子同坐马车，没有看见过老爷与太太。今看书中，知道当时便是嫖客与婊子，有时还要分坐两车。这种风会的转移，不又是民俗史中的好材料么？
1925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