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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集》经学理窟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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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气质。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礼曰“心广体胖”,心既弘大则自然舒泰而乐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谨敬则不立;若但能谨敬而心不弘大,则入于隘,须宽而敬。大抵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故君子心和则气和,心正则气正。其始也,固亦须矜持,古之为冠者以重其首,为履以重其足,至于盘盂几杖为铭,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古之人,在乡闾之中,其师长朋友日相教训,则自然贤者多。但学至于成性,则气无由胜,孟子谓“气壹则动志”,动犹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动气,必学至于如天则能成性。

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诚谓诚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则当有所尊敬之心,有养爱之者则当有所抚字之意,此心苟息,则礼不备,文不当,故成就其身者须在礼,而成就礼则须至诚也。

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人须常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汩没,则此心旋失,失而复求之则才得如旧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则就上日进。立得此心方是学不错,然后要学此心之约到无去处也。立本以此心,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从此而辨,非亦从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则无有不善。

古人耕且学则能之,后人耕且学则为奔迫,反动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箪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后人则多欲,故难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难,故以为贵。

所谓勉勉者,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继不已,乃善而能至于成性也。今闻说到中道,无去处,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则过中也,过则犹不及也。不以学为行,室则有奥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犹此也。是处不守定,则终复狂乱,其不是亦将莫之辨矣。譬之指鹿为马,始未尝识马,今指鹿为之,则亦无由识鹿也。学释者之说得便为圣人,而其行则小人也,只闻知便为了。学者深宜以此为戒。

孔子、文王、尧、舜,皆则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圣人于此上别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虽于不若己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则虽与仲尼处何益!君子于不善,见之犹求益,况朋友交相取益乎?人于异端,但有一事存之于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尔,可取者不害为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虚牢固,操则存,舍则亡,道义无由得生。如地之安静不动,然后可以载物,生长以出万物;若今学者之心出入无时,记得时存,记不得时即休,如此则道义从何而生!于不贤者犹有所取者,观己所问何事,欲问耕则君子不如农夫,问织则君子不如妇人,问夷狄不如问夷人,问财利不如问商贾,但临时己所问学者,举一隅必数隅反。

“后生可畏”,有意于古,则虽科举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绝利一源。

学者有息时,一如木偶人,搐则动,舍之则息,一日而万生万死。学者有息时,亦与死无异,是心死也身虽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学者本以道为生,道息则死也,终是伪物,当以木偶人为譬以自戒。知息为大不善,因设恶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须是心立,心不钦则怠惰,事无由立,况圣人诚立,故事无不立也。道义之功甚大,又极是尊贵之事。

苟能屈于长者,便是问学之次第云尔。

整齐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后乃能齐也。人须偏有不至处,鞭所不至处,乃得齐尔。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实作,既实作则须有疑,必有不行处,是疑也。譬之通身会得一边或理会一节未全,则须有疑,是问是学处也,无则只是未尝思虑来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为太柔太弱。至于瞻视亦有节,视有上下,视高则气高,视下则心柔,故视国君者,不离绅带之中。学者先须去客气,其为人刚,行则终不肯进,“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盖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记之,视之上下且试之。己之敬傲必见于视,所以欲下其视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则听言敬且信。

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所以辅佐其仁。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执袂以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朋友之际,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间主其敬者,日相亲与,得效最速。仲尼尝曰:“吾见其居于位也,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则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于学,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盖其所益之多。

多闻见适足以长小人之气。“君子庄敬日强”,始则须拳拳服膺,出于牵勉,至于中礼却从容,如此方是为己之学。乡党说孔子之形色之谨亦是敬,此皆变化气质之道也。

道要平旷中求其是,虚中求出实,而又博之以文,则弥坚转诚。不得文无由行得诚。文亦有时,有庸敬,有斯须之敬,皆归于是而已。存心之始须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虚,虚上更有何说也!

求养之道,心只求是而已。盖心弘则是,不弘则不是,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悟后心常弘,触理皆在吾术内,睹一物又敲点着此心,临一事又记念着此心,常不为物所牵引去。视灯烛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长一智,只为持得术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则茫然复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钻研太甚则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旷,熟后无心如天,简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虚,则是已起一心,无由得虚。切不得令心烦,求之太切则反昏惑,孟子所谓助长也。孟子亦只言存养而已,此非可以聪明思虑,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学于文以求义理,则亦动其心乎?夫思虑不违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养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学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则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无思虑,须是考前言往行,观昔人制节,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动焉而无不中理。

学者既知此心,且择所安而行之己不愧。疑则阙之,更多识前言往行以养其德,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而今方要从头整理,将前言往行常合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进,盖已于大本处不惑,虽未加工,思虑必常在此,积久自觉渐变。学者恶其自足,足则不复进。

立本既正,然后修持。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当是畏圣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义择善而行之。致文于事业而能尽义者,只是要学,晓夕参详比较,所以尽义。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博则转密察,钻之弥坚,于实处转笃实,转诚转信。故只是要博学,学愈博则义愈精微,舜好问,好察迩言,皆所以尽精微也。舜与仲尼心则同,至于密察处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则有辅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学者则事必欲皆自能,又将道辅于人。舜为人君,犹起于侧微。

学者所志至大,犹恐所得浅,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节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颜渊学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乐正子,为信人,为善人,其学亦全得道之大体,方能如此。又如漆雕开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说信甚事,只是谓于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矫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矫轻警惰。若天祺气重也,亦有矫情过实处。

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画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须是诚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也乃能。

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人必不能便无是心,须使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立本处以易简为是,接物处以时中为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时中则要博学素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