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国藩:特色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的成功是典型的“厚道又精明”人的成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高明的骗子绝对不会光说假话,而是三分真话,七分假话。或者三天讲真话,七天讲假话。相对于讲假话,如何讲“真话”来得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只有把“真话”讲得合情合理、真实感人,才能把对方唬住、蒙住、镇住、忽悠住,才能使对方乖乖地上钩中套。
作为一个时代风云人物,曾国藩可谓典范。生前荣获“中兴名臣”之首的美誉,身后崇拜者更不计其数,且崇拜者三教九流、包罗万象。今天重读曾国藩,不由得为曾氏的作为而感慨。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2、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大法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3、左宗棠:激情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是晚清政坛的一支奇军,他本来是一个点背的人,四五十岁了都还没考上进士,这样就进不了官场核心,让他很郁闷。但是牛人自然都是有办法的,他的发迹来源于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词儿太牛了,让左宗棠名声鹊起,成为大家都期待的神奇人物。所以,广告宣传包装是多么重要。好的产品再加上经典的广告创意,销售神话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
左宗棠的辉煌来源于对新疆的收复,这一点也体现了左宗棠的精明,因为当时占据新疆的是阿古柏为首的土匪,虽然后面有俄国的支持,但毕竟是土匪出身,乌合之众。击败他们是理所当然。
4、胡林翼:几乎被忽略的强人
胡林翼,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问题”青年,忽然间变成了大清帝国的顶梁柱。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可以偶尔放松一下自己,但是千万不要把放松变成放纵,更不能以此为寄托,聪明的人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找准自己的方向。在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之前,这种“荒唐”的游戏只不过是一种调剂,一些有趣的经历而已。但是这也往往需要一些天分,如果你没有,那还是稳当一点好。
5、张之洞:圆润的不倒翁
张之洞一生真是充满传奇色彩,他本是清流党出身,最后却变成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戊戌变法时他和维新派打得火热,但是最终不仅未受丝毫牵连,反而升官发财,顺便还出了一本书《劝学篇》,大出其名。光这一点,就够人激动的了。清流以言官居多,主要是“口活”,这个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干的,而张之洞却自有一套,他平时发言,不像别的言官一样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而是讲道理摆事实。对事不对人,而且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他也打老虎,不过是打琦善这只死老虎,而且文采飞扬、琅琅上口,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一时间粉丝众多,声名远播。
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有这么个分工:一拨儿负责干事,一拨儿负责挑刺。挑刺者说说风凉话,发表发表评论,自诩为清流。
还有另外一拨儿的境界比较理想,既会干,更会说。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物。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13岁获秀才考试第一名,15岁中举,26岁中进士。是晚清三重臣里学历最高、出道最早的。
他经科举入仕,文才天下第一,初始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涉鸦片战争、庚子之变、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晚清所有重大事件,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重臣。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大潮中,张之洞与李鸿章无疑都是领潮头的人物。他还是位大学者,创立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举世闻名。
他真是说什么话,就流行什么话,干什么事,就流行什么事。他做清流,就做最会说话的清流;搞实业,就搞最尖端的实业。
辜鸿铭对于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是: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李鸿章则为功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
他身经宦海风波、惊涛骇浪,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步步高升,享受殊荣,可谓极擅官场之术。其术是会同中西、权衡新旧的绝学,应时代之变化,集官场之大成,可圈可点,可学可用。
6、荣禄:政坛上的野狼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有证据云:“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新党人!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
7、袁世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袁世凯是个典型的为政治而生的人,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翻云覆雨。这种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甚至于没有个性。当权者的原则就是他的原则,“老佛爷”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至于个性,那更得像变色龙的颜色一样随时改变。对于这种人来说,试图了解他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情感就像川剧“变脸”一样,随心所欲,收放自如。有如此手段和道道,再加上深谙“厚黑学”真谛,袁世凯在晚清这汪政治浑水里是游得自由自在,最终跳上龙门,登上大位。
如果白痴能飞,那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政坛就是个飞机场。
在那风雨如晦的机场上空,无数的一品二品直至九品的白痴飞来飞去,像无头的苍蝇。有一个矮胖的北方汉子,端坐在一边,目光坚毅而冷静。他的心里是最明白的。
是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8、翁同龢:搅局之王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难对付。这难就难在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话,合肥是代指李鸿章,常熟则代指翁同龢。以前只有当了大官,才能以他家乡的名字称呼,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常被称为“李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的,所以称为“翁常熟”,而“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翁同龢曾经是户部尚书。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死后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啊。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地“一路扶摇”了几十年,而大清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当宰相的自然难逃干系,说他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还算够意思了。
至于常熟的翁部长,“司农常熟世间荒”的骂名,却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忠臣,就像台湾现在的“打马捍将”王仕坚一样,是可以自比古时候的比干的。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在其任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也许是个好人、好学者、好书法家,但绝对不是个好的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也不是个好的“帝师”,更不是个合格的改革家,他甚至连个真正的“维新派”都算不上。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9、盛宣怀:时代之器,旷代绅商
盛宣怀这个人,他是大清帝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买办,正而八经的红顶子商人,经手的企业可以说是海了去了,到手的银子也海了去了,然而他这个“官商”的“官”字成分要更重些,没有这个官字,他也成不了商父。盛宣怀的诀窍就是“靠”,大生意一定要有大靠山,有多硬的后台,就有多大的生意。反过来,经济上的红火,又能为政治上的发达提供财力支持,这就是屡见不鲜的“带病提拔”。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就是盛宣怀的聪明之处。还有就是“快”,他做事果断,勇于尝试,肯下血本,有枣没枣,先打几秆子再说。
提起胡雪岩,几乎无人不知。提起盛宣怀,很多人会问:“他是干嘛的啊?”呵呵,他是干嘛的,咱慢慢说。首先,他是打败胡雪岩的人。胡雪岩认为:盛宣怀外君子而内小人。其次,他号称中国商父。最后,他还是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他不但懂得赚钱,而且甲午之战,李鸿章战败,他却不必放逐流亡,反而绕一个圈跟光绪帝建议设立西式大学,便是第一座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他虽然是第一位大学校长,却曾经是个科举场上的失意人。由此可见,念书好不好与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当校长,自古就是两回事。
他184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父亲是进士,当过副省长。盛家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却历来重视社会实践,对孩子的“学历”教育抓得不紧。所以,盛宣怀并没有书呆子气,八股文写得一般,应试能力也不行,所以他中了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落榜后,他干脆就不再去挤独木桥了,从此只琢磨“有用之学”。
虽然没有正规文凭,但凭着家庭背景,盛宣怀还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给李鸿章当秘书。如此高的起点,跟的人又是举国的大权臣,再加上盛宣怀也确实能干,所以“上位”很快。没几年,李鸿章就委任唐廷枢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由盛宣怀当会办。
从此之后,盛宣怀踏足实业界,“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在李鸿章的爱护下,作为洋务运动的实践者,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洋务运动。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垂及后世。盛宣怀的一生活动就是一部翻腾的近代中国史!直到今天,他的名字仍然是早期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象征。
10、张謇:状元也能下海
张謇是一个成功的“儒商”,这个昔日的状元郎,习惯与八股文打交道的文人突然用数字说话,向世人展现了他的实力。其实张謇的出道并不顺利,首先是在科考路上受尽磨难,最后虽然中了状元,但只能投身他的老师翁同龢率领的清流阵营中去,自然是不得权势,备受打击,但是张謇却能另辟蹊径,弃政从商,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謇的转型颇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的转型并非是盲目的,他从商前先调查了中国海关的进口数据,发现棉纱是大项,于是就选择了从创办纱厂入手。
概念可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理念和智慧却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想从商,有一番作为,不妨学学张謇。
自从最高层搞了科举以来,公务员招考制使平民子弟有了奔头。无数的年轻人放下锄头,放下算盘,放下麻将,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科举彩票摸奖中去。一旦中奖了,则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要是摸到了状元的头彩,就赢了大满贯,位子、票子、车子、面子、娘子,全都有了,就可以爽得挂着大红花带着车队满北京城地走秀。
状元虽每届选一个,但这么多年累计起来,人数也很多了。不过状元下海办公司的,在上千年的状元史上就只有一个人了,此人便是张謇。在过去,经商是被大家鄙视的,连秀才都不屑于干的事,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应该是最特立独行的状元,也可说是最成功的状元了,因为其他的状元都是“独乐乐”,而只有他是“众乐乐”,一生不倦地拼经济,建设他心目中的富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