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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命运》第一辑 八 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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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没有排斥或批评宗教(这是在当时不免为愚笨之举的),但他实是宗教最有力的敌人,因他专从启发人类的理性作功夫。中国经书在世界一切所有各古代经典中,具有谁莫与比的开明气息,最少不近理的神话与迷信。这或者它原来就不多,或者由于孔子的删订。这样,就使得中国人头脑少了许多障蔽。从《论语》一书,我们更可见孔门的教法,一面极力避免宗教之迷信与独断(dogma),而一面务为理性之启发。除上举宰我,子贡二事例外,其他处处亦无非指点人用心回省。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己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中如此之例,还多得很,从可想见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孔门的教法与学风。他总是教人自己省察,自己用心去想,养成你自己的辨别力。尤其要当心你自己容易错误,而勿甘心于错误。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是何等精神!人类便再进步一万年,怕亦不得超过罢!

请问:这是什么?这是道德,不是宗教。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

宗教道德二者,对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然而宗教之生效快,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坠。对社会,亦是这样。二者都能为人群形成好的风纪秩序。而其收效之难易,却简直不可以相比,这就为宗教本是一个方法,而道德则否。宗教如前所分析,是一种对于外力之假借,而此外力实在就是自己。它比道德多一个弯,而神妙奇效即在此。在人类文化历史上,道德比之宗教,远为后出。盖人类虽为理性的动物,而理性之在人,却必渐次以开发。在个体生命上,要随着年龄及身体发育成长而后显。在社会生命上,则须待社会经济文化之进步为其基础,乃得透达而开展。不料古代中国竟要提早一步,而实现此至难之事。我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正指此。

孔子而后,假使继起无人,则其事如何,仍未可知。却恰有孟子出来,继承孔子精神。他是最能切实指点出理性,给人看的。兹略举其言,以见一斑:(上略)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上略)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可欲之谓善。(下略)

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欲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后来最能继承孟子精神的,为王阳明。他就说“只好恶,便尽了是非”。他们径直以人生行为准则,交托给人们的感情要求,真大胆之极!我说它“完全信赖人类自己”,就在此。这在古代,除了中国,除了儒家,没有谁敢公然这样主张。

径直以人生行为的准则,交托于人们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险的。他且不言,举一个与宗教对照之例于此:在中国的西北如甘肃等地方,回民与汉民杂处,其风纪秩序显然两样。回民都没有吸鸦片的,生活上且有许多良好习惯。汉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吸鸦片,就懒惰,就穷困,许多缺点因之而来。其故,就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为准于教规,受教会之监督,不得自便。汉民虽号称尊奉孔圣,却没有宗教规条及教会组织,就在任听自便之中,而许多人堕落了。

这种失败,孔孟当然没有看见。看见了,他仍未定放弃他的主张。他们似乎彻底不承认有外在准则可循。所以孟子总要争辩义在内而不在外。在他看,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其论调之高如此;然这是儒家真精神。这才真是道德,而分毫不杂不假,不可不知。

但宗教对于社会所担负之任务,是否就这样以每个人之自觉自律可替代得了呢?当然不行。古代宗教往往临乎政治之上,而涵容礼俗法制在内,可以说整个社会靠它而组成,整个文化靠它作中心,岂是轻轻以人们各自之道德所可替代!纵然倚重在道德上,道德之养成似亦要有个依傍,这个依傍,便是“礼”。事实上,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

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

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

二者合起来,遂无事乎宗教旧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说孝弟的提倡,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孔子的宗教。见原书第一四○—一四一页,可参看……此二者,在古时原可摄之于一“礼”字之内。在中国代替宗教者,实是周孔之“礼”。不过其归趣,则在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别于宗教,因此我们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