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明亡以迄今日
第一节 永历康熙间
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之可以变为清初，清初之可以变为乾嘉，乾嘉之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巨且剧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天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前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空说有，与实际应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蔑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证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
吾略以时代区分之，则自明永历（即清顺治）以讫康熙中叶，为近世第一期。于其间承旧学派之终者得六人，曰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二张（蒿庵、杨园）、吕（晚村）；为新旧学派之过渡者得五人，曰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刘（继庄）；开新学派之始得五人，曰阎（百诗）、二万（充宗、季野）、胡（东樵）、王（寅旭）；自余或传薪，或别起，皆附庸也，不足以当大师，凡为大师十有六人。其为学界蟊贼者得四人，曰徐（昆山）、汤（睢州）、毛（西河）、李（安溪）。今以次论之。
程朱、陆王之争，最陋者莫如清初（所争者假程朱以诋陆王耳，党于陆王诃程朱者，尚无其人。此当分别言之）。然其风特煽自后起之诸小人儒耳，若夫遗老大师，各尊所闻，未始或相非也。其时以王学显者，莫如夏峰（孙奇逢）、二曲（李中孚）、梨洲（黄宗羲）；以朱学显者，莫如桴亭（陆世仪）、蒿庵（张尔岐）、杨园（张履祥），皆彼此忻合，未尝间然。其始标门户以相排诋者，自陆陇其、熊赐履辈始。
请言旧派中之王学。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夏峰少与东林诸君子游，其传授濡染，纯出姚江；而晚年为《理学宗传》，特表周、程、张、邵、朱、陆、薛、王及罗念庵、顾泾阳为十一子。二曲教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后取二程、朱子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则两君子者之融洽门户，可概见也。次于孙、李、黄（梨洲之学，别详下节）者，曰刁蒙吉（包）。蒙吉最崇拜高忠宪，而亦尊洛、闽。自余则有刘伯绳（汋，蕺山子）、高汇旃（世泰，忠宪子）、沈求如（国模）、沈甸华（昀），其学派大率出于顾、高，坚苦刻厉，鞭辟近里，有中明遗风，当时江、浙间传习甚盛。及康熙中叶，诸贤凋丧，而派亦中绝。
请言旧派中之朱学。桴亭、杨园，首以醇儒名，而其本师乃在蕺山；蒿庵学无所承，专以笃谨苦行标宗。要之三君子者，犹宋之有泰山、徂徕，明之有康斋、敬轩也。其困勉笃行相类，其规模稍隘亦相类，然皆不敢有所诋诃于前辈。同时汲其流者，则有若应潜斋（撝谦）、谢约斋（文洊）、李暗章（生光）诸先辈，最为知名。此派在永历、顺治间，其盛不如王学；雍乾以后，亦殆泯灭。然究以时主所揭橥，故得授适者生存之例。媕阿托名于此间者，犹代有其人（俗论之语清初大儒，言王学者必举汤潜庵，言朱学者必举陆稼书。吾以为此二人于二百年来学界，无功而有罪者也，故不以列于此，而于本节末附论之）。
其时旧学派中别有一大师焉，曰吕留良。留良字晚村，浙人，治朱学而能致用者也。自曾静之狱以后，蒙“大逆不道”之号，戮尸赤族，此后学者无复敢习其学、称其人。然据雍正谕旨，称其尝以博学鸿词荐，誓死不就，以山林隐逸荐，乃剃发为僧，其大节与夏峰、二曲、亭林、梨洲相辉映也。又言吕留良一人倡导于前，全浙从风而靡，地方官吏怵其党徒众盛，皆加意优礼（督抚到任，皆循例加礼，李卫亦曾赠送祠堂扁额云）。是其学派之昌明普及，虽容城、盩厔，有所不逮也。吾尝略钩稽群籍，窃疑清初讲学之盛，殆未有及吕氏者。彼其茹种族之痛，处心积虑以志光复，而归本于以学术合群，其苦心达识，百世下犹将见之。后世论晚村者，即不谓之大逆，亦不过以与八股家同类而并笑之。庸知夫隐于八股，而借以为号召者，正晚村智深勇沉之征证也。其生平著述，或毁或禁，今无一存。余仅从旧籍中得见雍正间阁臣奉敕撰《驳吕留良四书义》一编，原文附见前简，虽割裂剥落，不见其真，然微言大义，犹有存焉。其独到处，固非寻常曲学所能梦见也（余将别采其说，著之《饮冰室读书录》中。此避冗不具引也），故吾论顺、康间大儒，
必数吕子。
所谓旧学派诸贤者，语其在学界上之位置，不过袭宋、明之遗，不坠其绪，
未足为新时代放一异彩也。其可称近世学术史之特色者，必推顾、黄、王、颜、刘五先生。五先生之学，应用的而非理想的也。吾欲语其学，请先语其人。亭林自国变后，首倡义里中，赞鲁王监国。鲁王败，欲赴海上（通郑氏），
道梗未达。遂浪迹四方，遍游秦、晋、齐、豫、燕、代、淮、浙，凡六谒孝陵，六谒思陵。末乃卜居陕之华阴，以为华阴绾毂山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有警可以入山守险，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有若建瓴。每出游，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史家谓先生既负用世略，不得一遂，所至每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而别贮之，以备有事。呜呼！此其志为何如，其才为何如哉！王不庵曰：“宁人身负沉痛，奔走流离，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鲒埼亭集》引）由此观之，顾先生之为人何如也！梨洲少年袖锥，为父复仇，气节已轰一世。画江之役，纠里中子弟数百人，号“世忠营”，从孙嘉绩、熊汝霖倡义。江上军败，复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其后复副冯京第乞师日本，间关转徙，垂二十年。由此观之，黄先生之为人何如也！船山少年，自残肢体以赎其父。国变后，从桂王迁徙于肇庆、桂林、南宁间者十有余年。缅甸覆没，乃赍志老牖下，终身不剃发，窜伏穷山四十余年，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戚，生死不忘。由此观之，王先生之为人何如也！习斋行事不少概见，然相传其折竹为刀，以胜剑客，磬控驰射，中六的焉。其著述往往叹息于宋氏之亡，才士摧折，不尽其用。由此观之，颜先生（先生名元）之志，犹顾、黄、王之志也。继庄益诡异矣。亭林以南人而足迹多在北，继庄以北人（顺天大兴人）而足迹多在南。其所浪游，亦中国之强半。全谢山《传》之曰：“继庄出于改步之后，遭遇昆山兄弟（按：谓徐乾学、徐元文），而卒老死布衣；又其栖栖吴头楚尾间，漠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是不可以无稽也，而竟莫之能稽。”（按：继庄之客昆山家，专为借读藏书云）又曰：“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由此观之，刘先生（先生名献廷）之为人，与顾先生何酷相肖也！综而论之，五先生皆抱经世之志，怀不世之才，深不愿以学著；而为时势所驱迫、所限制，使不得不仅以学著。于近世学术史上叙述五先生，五先生之遗痛也；虽然，近世学术史上而有五先生，又学术史之光也。
五先生之学，若顾、若王、若颜、若刘，皆前无所受。船山、习斋，更崛起山谷，与一时宿儒名士绝交通，可谓自得而深造者也。继庄平生讲学之友，所严事者曰顾盷滋，曰彭躬庵，曰船山；而当时北学甚盛，或有所得于夏峰、二曲；其南游数十年，梨洲、亭林、季野，皆相往还，所得丽泽之益当不鲜。若顾先生，则更取精而用宏矣。五先生中，其所承学统最明者，莫若梨洲。梨洲亲受业蕺山，以接姚江之传。虽然，梨洲学自梨洲学，非阳明亦非蕺山也。要之，五先生者，皆时势所造之英雄，卓然成一家言。求诸前古，则以比周、秦诸子，其殆庶几；后此惟南宋永嘉一派（陈止斋、叶水心、陈龙川一派），亦略肖焉。然以永嘉比五先生，则有其用而无其体者也；即所谓用者，亦有其部分而无其全者也。故吾欲推当时学派，为秦汉以来二千年空前之组织，殆不为过。
五先生之学，有普通者，有特别者。请言其普通者：曰以坚忍刻苦为教旨相同也。习斋专标忍嗜欲、苦筋力之旨，为学道不二法门。近世余杭章氏以比诸罗马之斯多噶派，谅矣。亭林讲学，首倡行己有耻。其言曰：“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其宗旨所在可知也。王、黄、刘虽不标名号，迹其生平行谊，非浮靡柔脆者所能望其肩背也。船山以不忍剃发之耻，颠顿窜伏于山谷者，数十年如一日，尤空前绝俗之行也。盖以身教，教之大者也。此其一。曰以经世致用为学统相同也。五先生之著述，可覆按也，彼其经世，非犹夫宋乾、淳间永嘉派之言也（详见下段）。此其二。曰以尚武任侠为精神相同也。顾、黄、王三先生，历参鲁、唐、桂三王军事，其勇略章章在耳目也。船山《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诸作，痛叹于黄族文弱之病，其伤心如见也。继庄，绝世之秘密运动家也，惜其所志不遂，而其谋不彰也。习斋则屡言勇为达德，日与其徒肄于射圃，终身不衰也。以口碑所述，梨洲绝擅技击（友人某为余言，有剧盗欲学梨洲技击，苦不得阶进，乃伪为受业于门，三年，乃尽传之云。述者忘其记载所自出，真伪莫辨也。然观其袖锥入京师，谋复仇，则其擅技击谅不缪），亭林亦然（顾氏有三世仆，曰陆恩，叛投里豪，欲讦告亭林通海。亭林独潜往手擒之，数其罪湛诸水云。亭林膂力、技击可想见），习斋亦然（习斋削竹为刀以胜剑客，其术殆有所受也）。凡此诚不足以为诸先生重，虽然，此亦国粹之一种，言尚武者所不可废也，（吾昔常持论谓中国将来若讲体育，则如易筋术、拳术等，不可不改良而存之。日本之柔术、相扑术，剑术等，维新后而益昌，诚非无故也。此次日俄之役，日军每于突击获奇胜，论者多归功于此等旧术，而西人亦诧之不置云）而诸先生皆躬娴之。此其三。曰以科学实验为凭藉相同也。亭林、梨洲、船山之著作等身，若地理，若历史，若音韵，若律历，皆有其所创见，夫人而知矣。以全谢山所作《继庄传》证之，其学亦岂让三子？习斋专主实行，而下手工夫，取的于《周官》德、行、艺之三物，盖亦以矫明末空谈之弊焉。传习斋学最亲切者，曰李刚主。观刚主之著述，可以知习斋矣（诸先生之述著评，详下段）。此其四。
请言其特别者：亭林之《日知录》，为有清一代学术所从出，尚矣。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虽未成之本，然后世言人文地理者祖焉，至今日，其供学者参考之用者益广也。亭林深知生计与政治为切密之关系者也，故言之尤龂龂也。其生计学皆应用的也，彼小试之于垦辟而大效，惜不能尽其用也；不然，亭林一越之范蠡也。声音训诂，为百余年间汉学之中坚，其星宿海则自《音学五书》也；金石学自乾嘉以来，蔚为大国，则亦《金石文字记》为其先河也。故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诸先生之学统，不数十稔而俱绝，惟亭林岿然独存也。惜存者其琐节，而绝者其大纲；存者其形式，而绝者其精神也。亭林曰：“今日只当著书，不必讲学。”又曰：“经学即理学。”而后儒变本加厉，而因以诋理学而仇讲学者，非亭林所及料也。然亭林不能不微分其过也。开拓万古、推倒一时者，梨洲哉，梨洲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一代儒林薮，尚矣；非徒讲学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纪元也，学之有史，自梨洲始也。《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诸篇，几夺卢梭《民约》之席；《原法》以下诸篇，亦厘然有法治之精神。此近世学子所既知，无俟吾喋陈也。《律吕新义》二卷，则后此言律学者祖焉。《句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诸作，启近世研究算学之端绪。其后梅定九（文鼎）本《周髀》言历，世称绝学，而不知实梨洲发起之（梨洲尝言勾股法，乃周公、商高之遗，后人失之，而西人窃其传）。梨洲诚魁儒哉！船山最崇拜横渠，谓：“其学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惜其门人未有殆庶者；又以布衣贞隐之故，当时巨公，如文、富、司马，无繇资其羽翼，故其道之行，不逮周、邵。”吾今于船山之学，亦云然矣。《正蒙注》《思问录》两书，本隐之显，原始要终。浏阳谭氏谓：“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过言也。《读通鉴论》《宋论》两编，史识卓绝千古，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无俟重赞。抑《黄书》亦《明夷待访》之亚也，其主张国民平等之势力，以裁抑专制，三致意焉（吾昔抄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中发民权之理者，凡三四十条，文繁不备征）。黄、王之轩轾，吾盖难言之（乾嘉后汉学家之说经，往往有自矜创获，而实皆船山诸经稗疏所已言者。故船山亦新学派之一导师也）。习斋有《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四编，其精华之论，皆在于是，号之曰“周孔之学”，以自别于程朱。其言曰：“以讲读为求道，其距千里也；以书为道，其距万里也。”盖其学颇有类于怀疑派，而事事而躬之，物物而肄之，以求其是，实宋明学之一大反动力，而亦清学最初一机捩也。雍乾以后，学者莫或称习斋，然顾颇用习斋之术。但其术同，而所用之之目的地不同。以“实事求是”一语，而仅用之于习斋所谓其距万里之书，习斋其恫矣。乃者余杭章氏极推习斋，以为荀卿以后一人，其言或太过，然要之为一代大儒必矣。五先生中，其最不显者莫如继庄，使非有全谢山一《传》，恐至今无复有道其名者，更靡论其学也。吾举继庄以侧于顾、黄、王之列，闻者其将咍之。虽然，继庄决不让诸君子。继庄所著书，或未成，或散佚，今传者惟一《广阳杂记》（吴县潘氏所刻《功顺堂丛书》有之），得缘此以窥其崖略。继庄之学，最足以豪于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国语不统一，而国民团结力因以大杀。今之识者，悁然忧之久矣。十年以来，新字问题，孳乳发生，而至今未有所成。乌知夫二百八十年前之先辈，早有从事者，则继庄之《新韵谱》也[全谢山云“继庄《新韵谱》以华严字母为本，而参之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按：即拉丁文也）、小西天梵书（按：当即是西藏语）、暨天方（按：即阿剌伯）、蒙古、女真等音。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泰西蜡顶话、女直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然后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则逢人便可印正”云。（按：其书今不传，其所造字母，不可得而稽，其果适用与否，无从断言。要之真不朽之盛业也。使继庄在今日，遍通诸国语言文字，其成就可限量耶]。二曰倡地文学。地文学今列于普通科，髫龀之子，入新塾者，往往能道。若夫五十年前，则举国学者，未或注意于是也，而继庄实发明之[全谢山云：“继庄论向来方舆之书，大抵详于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闻。当于疆域之前，别添数则，记其北极出地之度，与其节气之先后异同等。（中略）（按：今泰西地理书，莫不有之矣）燕京、吴下水皆东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风而后雨。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当按籍而列之。而风土之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按：此皆极精之论，今泰西地理学家言所最注意者，非有得于归纳论理学，不能道也）“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盖五行气运所宣之不同。各谱之为一则，合诸土产，则诸方人民性情、风俗之微，皆可推而见矣。”（按：地学之精微，至是而极。近世学者谓地理与群治有密切之关系，诚有察于此也。吾去年始见日本人木口长三郎所著《人生地理学》一书，举日本全土风俗、政治种种发达之差异，而悉纳之于地理，旁引泰西各国以为证，而皆有精确不磨之论据。吾读卒业，叹为得未曾有，而不知吾二百年前之先民已有志于此业。后起无人，大业不竟，谁之责也？可叹可愧]。吾以为以继庄学顾、黄、王易，以顾、黄、王学继庄难。高山景行，吾向往焉。
由此观之，近世学术史上，所以烂然其明者，惟恃五先生；抑五先生不独近世之光，即置诸周、秦以后二千年之学界，亦罕或能先也。顾明之末、清之初，以何因缘，而得有此？吾尝推原之，以晚明政治之腐败达于极点，其结局至举数千年之禹域，鱼烂以奉诸他族，创巨痛深，自古所未尝有也。故瑰奇绝特有血性之君子，咸惕然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深觉夫讲求实际应用的政论之不容已。此其由时势所造成者一也。姚江学兴，既举前此破碎支离之学而一扫之，晚明百年间，学者咸有发扬蹈厉之气，异于前代。儒之有侠风也，孕而育之者姚江也（五先生之学，皆有近墨子处，吾将别论之），故谓五先生以王学为原动力可也。但王学末流，狂恣滋甚，徒以一二口头禅相尚。其对于自己也，去实践愈远；其对于社会也，去实用愈远。物极必反，然后诸君子不得不以严整之戒律，繁博之考证，起而矫之，故谓五先生为王学之反动力可也。两者兼，然后此种特别之学派出焉。此其由旧学所造成者二也（五先生中，惟梨洲与王学有直接关系；其余若亭林、船山，于王学皆往往有所纠正，不表同情也；习斋则并宋、明而悉弃矣。故言五先生之学与王学有关系，闻者或疑焉。虽然，间接之影响，往往更大于直接，此不可不察也）。使五先生生于他代，以其才与其学，必将有所藉手，著之实施，则无暇以学鸣，而其学之深造，必不逮是。顾以亡国遗民，义不可以立人之本朝，其所怀抱，不得不尽假诸竹帛。又其奔走国难，各间关数十年，于一切政俗利病，皆得之于实验调查，以视不出户而谈天下事者，与夫拥旄节以问民疾苦者，相去远矣。此其由诸先生之地位所造成者三也。综此三因，则此种学派，不产于他代，而惟产于永历、康熙之交，有以夫，有以夫！虽然，以诸先生之才、之学、之志、之节，各皆献身以尽瘁于国事，而卒无救于亡明，是则可痛也！若语其原因，盖甚复杂焉。以非本论范围，今略之。
同时学派，与五先生相近者，尚数人。于蜀有唐铸万（甄），著《潜书》二篇四卷（乾隆间尝为禁书，今有重印者）。近世学者多知梨洲、船山能发民权公理，而不知巴蜀山谷间有唐氏者，与之作桴鼓应也（《潜书》上篇有《解君篇》《抑尊篇》。《抑尊篇》云：“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其去治道远矣。”又曰：“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曰：“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潜书》下《室语篇》云：“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谓之贼乎？”又《止杀篇》云：“覆天下之军，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为一人养也。”凡此诸论，自墨子、孟子以后，久矣夫不获闻矣。是真可与梨洲之《原君》《原臣》相表里者。当二百年前能倡此，何可及也？吾故不惮胪举之）。于吴有陈确庵（瑚），其学多得于桴亭，而尤好言经世。编全史为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别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类，文部分体。手书巨帙各数十，皆能背诵云，其精力真不可思议。所著述关于农田、水利、兵法者尤夥，而剑击之技妙天下。于鄂有胡石庄（承诺），著《绎志》六十一篇二十余万言，自拟于徐幹《中论》、颜之推《家训》，然论者谓其精粹奥衍，过于二书。此三君子者，亦崛起卓然，自成一家，其最章章者也。而顾景范（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亦旷古一绝作，其所得于亭林、继庄、季野者颇多云，亦此一派之一支流也。
梨洲有弟曰晦木（名宗炎），侠气过于乃兄，其学之醇不及之，而精到处与之颉颃，于象纬、律吕、轨革、壬遁之学皆有神悟，而著书亦数十卷（晚年以石函锢所著述，语其子曰：“急则埋之。”身后果有索者，子如其言。子卒，遂莫知所在云），一小梨洲也。万季野为梨洲高弟，最能传其学（下段别论之）。其子百家，亦殆庶几。此黄学传授之大略也。习斋高弟曰李刚主（塨），曰王昆绳（源）。刚主屡被荐辟不赴，晚年受声乐之学于毛西河，多所著述。昆绳孳孳以传颜学为己任，与方望溪多所辨难，见于《望溪集》。此颜学传授之大略也。船山崎岖山谷，其弟子无一有力者。继庄则兔起鹘落，不可方物，其名且隐，其学更无论也。亭林以不好讲学，故直接有力之子弟无一人，而二百年来汉学家，率宗尚之；虽然，以是为顾学，顾先生不任受也。然则五先生之学派，或身殁而绝，或一再传而遂绝，雍乾以后，不复存于人间矣。厥后惟乾隆间全谢山（祖望）私淑梨洲，得其形似；近世谭浏阳私淑船山，青出于蓝。强编学案，则二君其选也。夫以五先生之魄力，能辟千古未辟之学统，而顾不自传诸其人，以光大于后世，则何以故？吾将于次简论之。
同时学行与顾、黄、王、刘相类，而不以学名者，尚有一傅青主（山），以任侠闻于鼎革之交。国变后，冯铨、魏象枢尝强荐之，几以身殉。遂易服为道士，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或强以宋诸儒为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云。虽然，史家谓其学自大河以北，莫能及者。盖有所愤而自隐，其志愈哀于黄、顾矣。当时黄冠、浮屠中如青主者不乏人，举其学最高者为代表云尔（流俗所以多知青主者，以其女科医方。实则青主非知医者，其方不过得自家传云）。言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原动力者，必推倍根，以其创归纳论理学，扫武断之弊，凡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然后下断案也（前此亚里士多德所传之论理学，谓之演绎法。以心中所悬拟之理，命为前提，而因以下断案。至倍根起，谓寻常智慧易有所蔽，所悬拟之前提未必正确也。前提不正确，则断案亦随而俱缪矣。因用积累试验之法，既悬拟一理矣，不遽命为前提也，参伍错综，向种种方面以试验之，求其真是，乃始命为前提。是即所谓归纳法论理学也）。审如是也，则吾中国三百年来所谓考证之学，其价值固自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泰西自十五世纪文学复兴以后，学者犹不免涉于诡辩，陷于空想，自倍根兴而始一矫之。有明末叶，正中国之诡辩空想时代也。及明之亡，顾、黄、颜、刘诸子，倡实践实用之学。得其大者，阎、胡、二万、王、梅诸君同时蔚起，各明其一体。其时代与倍根同（倍根生于明嘉靖四十年，卒于天启六年），其学统组织之变更，亦颇相类。顾泰西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勃兴，中国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销沉。非归纳派之罪，而所以用之误其途径也。
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所谓分业的组织何也？生计家言，谓社会愈进于文明，则分业愈趋于细密。此不徒生计界为然也，学界亦然。挽近实学益昌，而学者亦益以专门为贵，分科之中，又分科焉。硕儒大师，往往终身专执一科以名其家。盖昔之学者，其所研究博而浅；今之学者，其所研究狭而深（如法律学一科学也，而国法、国际法、民法、刑法、商法，各为分科。分科中复有分科，如国法中，治宪法者，治行政法者，不相杂侧也；国际法中，治公法者，治私法者，不相杂侧也。凡诸学科莫不皆然。学愈进则剖析愈精，而学者之分业愈行）；本朝汉学家之治经，亦有类于是（乾嘉以后，学者皆各专一书以终身，如段氏之《说文》，陈氏之《毛诗》，胡氏之《仪礼》，孔氏、陈氏之《公羊》。乃至或专事校勘，或专明金石，或专释地理，或专研声律，或专考历算。其分业愈精，其发明愈深。百年前之经学，其组织殆可称完备）。故曰其组织近于分业。夫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汩殁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虽然，平心论之，其研究之方法，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者。至其方法，何以不用诸开而用诸闭，不用诸实而用诸虚，不用诸新而用诸陈，则别有种种原因焉。若民性之遗传，若时主之操纵，皆其最巨者也。盖未可尽以为诸儒病也。
本朝学派，以经学考据为中坚，以为欲求经义，必当假途于文字也，于是训诂一派出。以文字与语言相联属也，于是音韵（古音）一派出。又以今所传本之文字，或未可信据也，于是校勘一派出。以古经与地理多有关系也，于是地理一派出。以古经与天算多有关系也，于是天算一派出。以古代之名物制度与今殊异也，于是名物制度一派出。是为乾嘉时代最盛之支派。
言声音训诂学，而以汉以后字书为未足也，于是金石一派出。言地理而以域内为有限也，于是西北地理一派出。以今传之经籍为未完备也，于是辑佚一派出。崇古尊汉之极点，而以东汉之学术，其导源更自西汉也，于是今文经说一派出。是为乾嘉以后续兴之学派。
推其考据经学者以及群史，于是钱（辛楣）、王（西庄）一派之史学出。推其考据经学者以及诸子，于是毕氏（秋帆）一派之子学出。彼非诚欲治子史也，以经学之席位已悉为前辈所占，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故谓之为经学之支流可也。若此者是为清代学术之正派。
此正派之初祖谁氏乎？曰阎百诗（若璩），曰胡东樵（渭）。阎氏著《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出二十五篇之伪，批郤导窾，霍然以解。胡氏著《禹贡锥指》，谓汉、唐二孔（伪孔安国《注》及孔颖达《疏》），宋蔡氏（蔡沈《集传》）于地理多疏舛，乃博引群书，以辨九州山川形势及古今郡国分合异同。此二书出，乃为经学界开一新纪元。夫二书者，各明一义，至为区区，而经学新纪元之名誉，不得不归之者。何也？盖三百年来，学者以晋、唐以后之经说为不足倚赖，而必求征信于两汉，此种观念，实自彼二书启之。而其引证之详博周密，断案之确实犀利，尤足使读者舌挢心折，而唤起其尊汉蔑宋之感情（阎书专据康成以折伪孔，胡书多引郑《注》及《说文》以正孔《疏》、蔡《传》。清儒之崇拜许、郑，其感情实自此二书始）。盖二书直接之发明，虽局于一节，而间接之影响，则遍于全体也。故清学正派之初祖，必推二氏。
同时经学别派有二大师，曰鄞县万充宗（斯大）、季野（斯同）兄弟。充宗为《礼书》三百卷，《春秋说》二百四十卷（毁于火）；季野为《读礼通考》百二十卷（此书冒徐乾学名，实皆出季野手）。二万之学不标汉、宋门户，其感化所及于清代学界者，不如阎、胡之巨，然言三《礼》者必祖之（寻秦蕙田有《五礼通考》之作）。二万皆梨洲高弟，其学之大体，受自梨洲；而专门覃精，更有所进。季野之史学，尤吸纳万流，推倒一世。虽然，万氏派之史学，不盛于清代。
经学与万氏派略相近者，有马宛斯（骕）著《左传事纬》及《绎史》，顾宁人亟赞之，乾嘉后学者病其家法不严，与《五礼通考》同讥焉，实则二书皆三百年来杰构也。雍乾间有顾震沧（栋高）著《春秋大事表》，其学统亦略近万氏。
中国于应用科学，无一足称者。其最发达莫如算。圣祖嗜此綦笃，复有西儒南怀仁辈备顾问内廷，高髻广额，流风浸被于后，于三百年来兹学之进步，颇有力焉。而开其先者，曰王寅旭（锡阐）、曰梅定九（文鼎）。王氏当前明徐文定（光启）修历之时，已潜心兹业，著《晓庵新法》六卷，梅氏致心折焉。顾亭林品评时彦，独首先生，曰：“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其所造可知也。梅氏则三百年言算者所宗矣。所著算书凡二十五种六十卷（实二十九种，其孙珏成编校时删并为今数，即所传《梅氏丛书》是也）。此后官书，如《律吕正义》《历象考成》等多本之。若算学于本朝学界上有价值者，则开宗之名誉，舍两先生无属也。
故吾以阎、胡、二万、王、梅为新学派之开祖。就中阎、胡影响最巨，诸人次焉。
孙、李、陆、吕、二张、顾、黄、二王、颜、刘、二万，皆明遗民，于新朝不肯受一丝一粟之豢养，非直其学之高，抑其节行又足以砥所学也。阎氏虽一应征，然未尝立于本朝。胡氏早岁力拒征辟，晚节圣祖南巡，献颂赐对，士论稍惜之。梅氏亦于南巡时强起召见。虽然，三先生者皆以处士终也（万充宗就明史馆席，然不肯受官，自言欲握国史权，以报故国云，其志可敬也），故吾辈语诸先生，皆当号曰明儒，不当曰清儒。若夫语于学统，则固划然为一新时代，以明学目之焉，又不得也。
自有所谓以名臣兼名儒者，而清学始不竞矣。其最初有闻于时者，曰魏环极（象枢）、魏石生（裔介）、陆稼书（陇其）、张孝先（伯行）。二魏以鲠介闻，新朝创法立制，多出其手，而于学界关系盖鲜。稼书肫笃明察，循吏之才。伯行敬慎廉介，硁硁自守，其行节无可议，然学太隘陋。稼书之言曰：“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董子云：‘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孝先纂《性理正宗》，排斥陆、王，不遗余力。王学之绝，陆、张最有力焉。其人既见称于时主，其学益见重于流俗，思想自由乃销蚀于无形之间。二氏个人之私德，不足赎其对于社会之公罪也。其纯然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者，莫如徐乾学、汤斌、李光地、毛奇龄。
近儒或以欧阳修、苏轼以宋学界之蠹，其论稍过。若清之有徐乾学，其又下于欧、苏数等者也。清兴，首开鸿博，以网罗知名士；不足则更征山林隐逸，以礼相招；不足则复大开明史馆，使夫怀故国之思者，或将集焉。上下四方，皆入其网矣，除吾所陈诸先生外，其幸免者寡也。而当时汲引最盛者，曰昆山徐。彼以南人，处文学最盛之区，一时魁儒大师，皆所素往还。既缘佞幸，骤获宠贵，则以利禄相歆，以威势相胁，而屡主文衡，久尸史职，务欲尽罗名宿，致诸门下。彼固不知学，而借门下食客以为之缘饰，既博礼士之名，复徼绩学之誉，侈然以稽古之荣为饵，而使一世廉耻，浸润以销灭。士之弁髦气节，以奔竞谄谀为尚，其受徐氏之影响者最多焉。不然，有明三百年之所养，何一旦扫地以尽，若是速也！汤斌、李光地皆以大儒闻于清初，而斌以计斩明旧将李玉庭，光地卖其友陈梦雷，而主谋灭耿、郑，皆坐是致贵显。然斌之欺君，圣祖察之，光地之忘亲贪位，彭鹏（闽人，给事中，与光地同乡）劾之，即微论大节，其私德已不足表率流俗矣。而皆窃附程朱、陆王，以一代儒宗相扇耀，天下莫或非之。质而言之，彼二氏者，学术之醇，不及许衡，而隳弃名节与之相类；阶进之正，不及公孙弘，而作伪日拙与之相类。程朱、陆王之学统，不幸而见篡于竖子，自兹以往，而宋明理学之末日至矣。毛奇龄乘时得位，虽不及昆山、睢州、安谿，而挟其雕虫炙輠之才，行以狂悖恣肆之态，其戕贼学界，亦颇有力。全谢山著《毛检讨别传》，于其生平行谊，魑魅魍魉，无遁形矣（毛自谓画江之役，曾预义师，实则以鼓琴阶进于保定伯毛有伦，事败遂亡匿。毛尝亡命为僧，自谓以选诗获罪，实则杀人罪也。尝闻绪论于阎百诗及施愚山，窃其唾余以自炫；及夤缘预词科得检讨，乃仇阎、施。其著《古文尚书冤辞》，专以强辩排百诗也，昔曾恩彼者皆怨报之。既贵，弃其糟糠妇。妇尝对其门生张希良尽发奇龄平生丑行，至不堪入耳云云。此皆全氏《鲒埼亭集外编》所记也。论者或谓奇龄为两橛人，犹未知其真相耳）。
彼其辩才既便给，记载既杂博，乃遍仇前哲，以文其小人无忌惮之行，肆口嫚骂，汉以后人无一得免。而其所最切齿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齿者为朱子。迹其所抨击，纯然市井无赖叫嚣者之所为，稍有学养者，未必为动。但承其时学风尊汉蔑宋之机已动，而遵毛氏之教，可以悉举名节闲检而荡弃之，而不失为大儒，其便学者之私图，孰有过是？上既有汤、李辈以伪君子相率，下复有奇龄等以真小人自豪，而皆负一世重名，以左右学界，清学之每下愈况也，复何怪焉，复何怪焉！后此袁枚、俞樾辈，皆直接汲毛氏之流；而间接受影响者，尚不可指数也。
自此以往，宋明学全绝，惟余经学考据独专学界，烂然光华，遂入于近世第二期。
第二节 乾嘉间
吾论近世学派，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而惜其仅用诸琐琐之考据。然则此学派之所以不尽其用者，原因何在乎？曰：是不一端，而时主之操纵其最也。自康雍间屡兴文字狱，乾隆承之，周纳愈酷。论井田封建稍近经世先王之志者，往往获意外谴；乃至述怀感事，偶著之声歌，遂罹文网者，趾相属。又严结社讲学之禁，晚明流风余韵，销匿不敢复出现。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昔传内廷演剧，触处忌讳，乃不得已专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种种诡状，以求无过。本朝之治经术者亦然，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逭死而已。进化学家言：诸动物之毛羽为特别彩色者，皆缘夫有所避，而假以自卫。淘汰久之，而彩异遂独发达。挽近汉学之昌明，禀兹例也。流风既播，则非是不见重于社会，幽眇相竞，忘其故矣。呜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顾以二百余年瑰材轶能之士之脑识所集注，固一代思想之渊海也，可以无记乎！吾曾以桴亭、杨园比诸宋之泰山、徂徕，此言其学之相近耳。若以一代学界上位置论之，则阎、胡二子，可比孙、石；定宇、东原，其濂、洛也；高邮父子，其晦庵也。阎、胡为汉学祖，昆山（亭林）可谓祖之所自出（阎、胡之学实非传自昆山，但言汉学者，多诵法昆山，故吾强名之）。其俨然组织著学统者，实始乾隆朝，一曰吴派，一曰皖派。吴派开祖曰惠定宇（栋）。定宇之先有何义门（焯）、陈少章（景云）、沈归愚（德潜），皆尚通洽，杂治经史文辞。定宇承其祖元龙（周惕）、父天牧（士奇）家学，益覃精经术，世称“吴中三惠”。定宇著《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皆精博有心得。其弟子最著者，曰江艮庭（声）、余古农（萧客）、王西庄（鸣盛）、钱竹汀（大昕）、王兰泉（昶）。艮庭为《尚书集注音疏》，古农为《古经解钩沉》，虽罕下己见，而搜讨之勤，有足称者。王、钱益推其术以治史学。西庄有《十七史商榷》，竹汀有《廿二史考异》，皆其支流也。兰泉著《金石萃编》，金石释经者宗焉。教于扬州，则有汪容甫（中）、刘端临（台拱）稍稍上证诸子（汪所著《述学》有《荀卿通论》，刘著《荀子补注》）。古农弟子曰江郑堂（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儒家法流派，可得而稽焉，亦一学史也。皖派开祖曰戴东原（震）。东原生休宁，章炳麟氏谓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蕴藉，盖地理感化使然也。清代汉学，阎、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东原少受学婺源江慎修（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复从定宇游，传其学。著《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考工记图》《声韵考》《声类表》《尔雅文字表》等，而关于历算、水地之著述犹多。其论学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乾嘉间学者以识字为求学第一义，自戴氏始也。其乡里同学，有金辅之（榜）、程易畴（瑶田），后有凌次仲（廷堪）及三胡（匡衷、承珙、培翚），咸善治《礼》，而易畴尤明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而皆取师资于东原。东原弟子著者曰任幼植（大椿）、卢抱经（文弨）、孔巽轩（广森）。幼植为《小学钩沉》。抱经专事校勘，《大戴记》《逸周书》《荀子》《方言》《释名》《春秋繁露》《白虎通》，皆所雠定（此外尚数种）。古书自是可读焉。巽轩始治《公羊》，为言公羊学者之祖，然今文家弗善也。其尤著者曰金坛段若膺（玉裁）、高邮王怀祖（念孙）。若膺著《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许学之渊薮也。怀祖著《广雅疏证》《经传释词》，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凡诸古书文义诘屈者，悉迎刃而解。以授其子伯申（引之），作《经义述闻》，训诂之学至是圆满矣。近世俞荫甫（樾）为《古书疑义举例》，禀高邮学，而分别部居之。而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凭藉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当是时，天子方开四库馆以藻饰太平，而东原实总馆事（《四库总目提要》，其大部分出东原手，纪文达尸其名耳）。彼之学既足以睥睨一世，而复祭酒于首善之区，以是戴氏学掩袭天下。清之汉学家，大率专事考据，不复与宋明儒者争席。惟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以其心得者，
以与新安、姚江争，则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
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而极言无欲为异氏之学，谓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焉。此其言颇有近于泰西近世所谓乐利主义者，不可谓非哲学派中一支流。虽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惧不蔇，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以上叙传授派别，颇采章氏《訄书》而增补之，且自下断案。著者附识）
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而章氏辨之尤严。章氏谓吴学好博而尊闻，皖学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为异谅也。虽然，东原固尝受学于惠氏，则吴、皖可云同源。戴之视惠，犹惠之视阎、胡也。故清之休宁，可比明之姚江。姚江出而举天下皆姚江学，即有他派，附庸而已；休宁亦然，乾嘉间休宁以外之学术，皆附庸也。虽然，其学实仅盛于江左。江左以外各省学子，虽往往传习，然不能成家。其稍有系统之可言者，则孔巽轩以其学衍于山东，继起者有郝恂九（懿行）、桂未谷（馥），皆卓然成一家言。侯君模（康）以其学衍于岭南，阮芸台（元）督粤，创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于是其学风大播于吾粤。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粤转盛。虽然，名家者无一焉。最著为陈兰甫（沣），谬沟合汉、宋，以博创获之誉，其细已甚，而去戴学抑愈远矣。
其时以大人先生而鼓吹左右兹学最有力者，曰纪晓岚（昀）、阮芸台（元）、毕秋帆（沅），然皆不能自名其家，其著述或多假于食客之手，于学界殆不足道。而纪氏以佞幸处向、歆之地位，苟媚时主，微词尖语，颠倒黑白，于人心风俗所影响，固不细也。
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诬也。二百年来诸大师，往往注毕生之力于一经，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诚有足与国学俱不朽者。于《易》则有惠氏（栋）之《周易述》，江氏（藩）之《周易述补》，张氏（惠言）之《周易虞氏义》；于《书》则有江氏（声）之《集注音疏》，王氏（鸣盛）之《后案》，孙氏（星衍）之《今古文注疏》；于《诗》则有马氏（瑞辰）之《传笺通释》，胡氏（承珙）之《后笺》，陈氏（奂）之《传疏》；于《礼》则有张氏（惠言）之《图》，胡氏（培翚）之《正义》；于《周礼》则有孙氏（诒让，今人）之《正义》；于《春秋左氏传》则有刘氏（文淇）之《正义》；《公羊传》则有陈氏（立）之《义疏》，《榖梁传》则有钟氏（文烝）之《补注》；于《论语》则有刘氏（宝楠）之《正义》；于《孝经》则有皮氏（锡瑞，今人）之《郑注疏》；于《尔雅》则有邵氏（晋涵）之《正义》，郝氏（懿行）之《义疏》；于《孟子》则有焦氏（循）之《正义》；类皆旷古绝作。盖取精多，用物宏，时代使然也。西谚曰：“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吾于陈硕甫之《毛诗》，胡竹村之《仪礼》、陈卓人之《公羊》、孙仲容之《周礼》见之矣。其在《十三经》以外者，则如孔氏（广森）之《大戴礼记补注》，龚氏（丽正）之《国语疏》，陈氏（立）之《白虎通疏证》，朱氏（右曾）之《逸周书校释》，其功皆足多焉。若段氏之《说文》，王氏之《广雅》，尤为兹学之中坚，前简论之，今不具也。
以上为乾嘉间学统之正派。
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桐城派巨子，曰方望溪（苞）、姚姬传（鼐）。方、姚固文人，而自谓尸程朱之传，其实所自得者至浅薄。姬传与东原论学，数牴牾，故经学家与文学家始交恶云。自宋欧阳庐陵有“因文见道”之说，厥后文士，往往自托于道学。平心论之，惠、戴之学，与方、姚之文，等无用也，而百年以往，国学史上之位置，方、姚视惠、戴何如哉！
自康雍以还，号称以朱学名家者，若熊赐履、陈宏谋、陈鹏年、杨名时、朱轼、李绂、孙嘉淦，大率皆以高位负时望，承风者固大儒之号以奉之，实则于学界不有影响。盖宋学之微久矣，方、姚以后，益更不竞。其间惟王白田（懋竑）著《朱子年谱考异》，真治朱学者，一人而已（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专持门户，而派别紊乱，文体拙劣，等诸自郐也）。
复有浙东学派者，与吴派、皖派不相非，其精辟不逮，而致用过之。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晋涵）、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二云预修国史，以记诵之博闻天下（在国史馆中，先朝史册以数千计。总裁问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几页，百不失一云），江藩谓二云卒而江南之文献云亡。谢山于明末遗事记载最详，故国之感往往盈纸，南雷学统，此其一线也。实斋为《文史通义》，批郤导窾，虽刘子元蔑以过也；其《校雠通义》，启研究周秦学之端矣。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
赵瓯北（翼）之《廿二史札记》，其考据之部分，与西庄、辛楣相类，顾其采集论断，属辞比事，有足多者。其派宁近于浙东。或曰：其攘章实斋遗稿者过半云。无左证，不敢妄以私德蔑前辈也。其余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钱之流，不足道。
乾嘉间王学之绝已久，中间惟罗台山（有高）、汪爱庐（缙）、彭尺木（绍升），独从王学入，而皆归宿于佛门。台山、尺木，尤勇猛精进，大澈大悟，彼时代之一异色也。其学不光大，影响盖微。
第三节 最近世
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首倡之者为武进庄方耕（存与），著《春秋正辞》。方耕与东原同时，相友善，然其学不相师也。戴学治经训，而博遍群经；庄学治经义，而约取《春秋公羊传》。东原弟子孔巽轩（广森）虽尝为《公羊通义》，然不达今文家法，肤浅无条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刘申受（逢禄），始专主董仲舒、李育，为《公羊释例》，实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间，其学浸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自珍），曰邵阳魏默深（源）。定庵有《文集》三卷，《续集》四卷。定庵，段茂堂外孙也，其小学多得自段氏，而经义则挹自庄、刘；又好治史，憙章实斋之学，言《六经》皆史；又学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盖甚复杂。然其于《春秋》盖有心得，能以恢诡渊眇之理想，证衍古谊。其于专制政体，疾之滋甚，《集》中屡叹恨焉（《集》中如《古史钩沉论》《乙丙之际著议》《京师乐籍说》《尊任》《尊隐》《撰四等十仪》《壬癸之际胎观》等篇，皆颇明民权之义。其余东鳞西爪，全集往往见），又颇明社会主义，能知治本[龚集《平均篇》云：“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中略）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则至丧天下。”此近世泰西社会学家言根本之观念也]。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其文又瑰玮连犿，浅学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虽然，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夫以十年以来，欧、美学澎湃输入，虽乳臭之子，其眇思醰说，皆能轶定庵；顾定庵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谤前辈也。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胜，故细行多不检，其恶习影响于新学界者，亦有焉。
前此治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经，著《诗古微》《书古微》《诗》主齐、鲁、韩，《书》主欧阳、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由今日视之，其无谓亦甚矣。然一家之言，不可诬也（余杭章氏谓“齐、鲁、韩、欧阳、大小夏侯各有师法，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魏氏不知师法略例，一切混合，殊无条理”云云。是诚中魏氏之失。但今文经说中，虽互有歧异，然其歧异与今古文之歧异相比较，则异中仍从同也。譬之则如景教之新、旧教。新教中派别数十，亦各相非；然以之与罗马旧教相比较，则新、旧异点甚大，而新派中之支派，其异点甚小也。不得以此遽抹煞魏氏学）。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厉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洸，岂不然哉！
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学，然则今文学与新思想之关系，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纯治今文者，即今文学亦安得有尔许魔力！欲明其理，请征泰西。夫泰西古学复兴，遂开近世之治。谓希腊古学，果与近世科学、哲学有不可离之关系乎？殆未必然。然铜山崩而洛钟应者，其机固若是也。凡社会思想，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焉冲其藩篱而陷之，其所发明者，不必其遂有当于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自能震耸一般之耳目，而导以一线光明。此怀疑派所以与学界革命常相缘也。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而忽别树一帜以与之抗。此几一动，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后之人乃竞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俶诡之论起焉；俶诡之论多，优胜劣败，真理斯出。故怀疑派之后，恒继以诡辩派；诡辩派之后，而学界革命遂成立。此征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今勿具论。其与龚、魏相先后而其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兆洛）、长洲宋于庭（翔凤）、仁和邵位西（懿辰）。宋氏傅会太过，支离太甚，不足以当巨子。李氏明算，长于地理，其治经则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则卓然一经师也。盖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诗》、今文《书》，而位西则言今文《礼》，著《礼经通论》，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而湘潭王壬秋（闿运），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王氏遍注群经，不龂龂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为今学大师。盖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学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可谓不惮烦（其门人某著有《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又廖所著书，其目皆见于《光绪井研志》），而其说亦屡变。初言古文为周公，今文为孔子；次言今文为孔之真，古文为刘之伪；最后乃言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其最后说，则戊戌以后，惧祸而支离之也。早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虽然，固集数十年来今学之大成者，好学深思之誉，不能没也。盖自今古之讼既兴，于是朱右曾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陈乔枞有《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陈立有《公羊义疏》，专凭西汉博士说以释经义者间出，逮廖氏而波澜壮阔极矣。
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畴昔吾国学子，对于法制之观念，有补苴，无更革；其对于政府之观念，有服从，有劝谏，无反抗。虽由霸者之积威，抑亦误学孔子，谓教义固如是也！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㫚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尊信之人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此南海说经之微意也。而其影响，则既若此。近十年来，我思想界之发达，虽由时势所造成，欧美科学所簸功；然谓南海学说无丝毫之功，虽极恶南海者，犹不能违心而为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
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
挽近学界，对于孔子而试挑战者，颇不乏人。若孔子之为教主与非教主也，孔子在三千年来学界之功罪也，孔子与六家九流之优劣比较也，孔子与泰西今古尊哲之优劣比较也，莽然并起，为学界一大问题。顾无论或推尊之，或谤议之，要之其对于孔子之观念，以视十年前，划若鸿沟矣。何也？自董仲舒定一尊以来，以至康南海《孔子改制考》出世之日，学者之对于孔子，未有敢下评论者也。恰如人民对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君权，视为与我异位，无所容其思议，而及今乃始有研究君权之性质，拟议其长短得失者。夫至于取其性质而研究之，则不惟反对焉者之识想一变，即赞成焉者之识想亦一变矣。所谓脱羁轭而得自由者，其几即在此而已。
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虽然，《剥》与《复》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通二百六十年间观察之，有不可思议之一理趣出焉，非人力所能为也。顺治、康熙间，承前明之遗，夏峰、梨洲、二曲诸贤尚以王学教后辈，门生弟子遍天下，则明学实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然晚明伪王学猖狂之习，已为社会所厌倦，虽极力提倡，终不可以久存，故康熙中叶遂绝迹。时则考据家言，虽始萌芽，顾未能盛。而时主所好尚，学子所崇拜者，皆言程、朱学者流也，则宋学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顾亭林日劝学者读注疏，为汉学之先河。其时学者渐厌宋学之空疏武断，而未能悉折衷于远古，于是借陆德明、孔冲远为向导，故六朝、三唐学实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惠、戴学行，谓汉儒去古最近，适于为圣言通鞮象，一时靡其风，家称贾、马，人说许、郑，则东汉学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庄、刘别兴，魏、邵继踵，谓晚出学说非真，而必溯源于西京博士之所传，于是标今文以自别于古，与乾嘉极盛之学派挑战。抑不徒今文家然也，陈硕甫作《诗疏》，亦申毛黜郑，同为古学，而必右远古，郑学日见掊击。而治文字者，亦往往据鼎彝遗文以纠叔重，则西汉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乾嘉以还，学者多雠正先秦古籍，渐可得读。二十年来，南海言孔子改制创新教，且言周秦诸子皆改制创新教（见南海所著《孔子改制考》卷二、卷三），于是于孔教宗门以内，有游、夏、孟、荀异同优劣之比较。[南海尊《礼运》“大同”义，谓传自子游，其衍为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其证也。子夏传经，其与荀卿之渊源，见于《汉书·艺文志》。故南海谓子游受微言以传诸孟子，子夏受大义以传诸荀子。微言为太平世大同教，大义为升平世小康教。因此导入政治问题，美孟而剧荀，发明当由专制进为立宪、共和之理。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追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与井研异也。井研为无意识之排古，南海则有所为而排之，以求达一高尚之目的也。谤者或以为是康教非孔教，顾《礼运》《孟子》《公羊传》之言不可得削也。就令非孔子而为康所托，其托之也，则亦于社会上有绝大关系明矣。夫在今日，虽以小学校之学僮，固莫不口英、美之政体，手卢、孟之著书矣。二十年前，昌言之者谁耶？知之者或多，昌之者惟一。或又曰：南海欲言则自言之耳，何必托于孔子？夫南海之于孔子，固心悦诚服者。谓彼为托，彼不任受也。抑亦思今日国中，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二十年前，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勍敌抗耶？《孟子》曰：“知人论世。”乌可以今而例昔也！鄙人非阿其所好，顾以为今后之学界对于南海，总当表谢意，此公言也。今之青年，能译读南海所未读之新书，能受习南海所未受之学说，固也；顾其所发明，所心得，吾犹未知视南海何如。以吾所见南海所著之《大同学》，其渊眇繁赜之理想，恐尚非今之青年所能几也（南海在印度始写定之，吾今春在香港始见之。其通于世间、出世间而斟酌不二法门，实有不可思议者存。吾未能多读西书，就所已见者，则南海之书，犹为创说也。以太骇俗，且当今日政界、学界无秩序之时发布之，必更滋流弊，故只得秘之。其手写本今在顺德麦孟华所）。藉曰过之也，亦地位所宜然，二十年后后辈之视我等，亦犹我等视二十年之前辈也。不然，今日日本之学生，任举一人，其所稗贩之学说，岂不多于福泽谕吉耶？非吾敬南海而欲强国人以敬南海，即吾于南海之说，其不肯苟同者，固往往有焉矣，顾其惠我以思想界之感化者，则乌可忘也！吾以为吾辈对于前辈之学说，其有粗略者，则补助之；其有不同意者，则驳正之，皆应尽之义务也。若嚣嚣然挟其一得，相率以轻薄之言横相讽刺，甚乃毛举细故，为人身之攻击，适见其敖而浇耳。孔子曰：“民德归厚矣。”以不厚为学风，夫岂学界之吉祥善事耶？又近世新学者流，动辄以排孔为能。夫以支配二千年人心之一巨体，一旦开其思想自由之路，则其对之也，有矫枉过直之评论，是诚所难免。即鄙人于数年前保教之迷信，固亦弃掷之矣。虽然，日日掊击孔子，试问于学界前途果有益乎？夫今后国人之思想，其必不能复以二千年之古籍束缚之也，洞若观火矣。然则孔子学说，无论如何，断不能为今后进步之障，而攻之者岂复有所不得已者存也？彼狂妄少年，肆口嫚骂者，无伤于日月，不足道也；而一二魁儒之必与孔子为难者，则于旧伦理有所不满意。谓孔教以家族为单位，使我国久困宗法社会，不能入国民社会者，孔子也；谓孔子假君主以威权，使二千年民贼得利用之以为护符者，孔子也。斯固然也，曾亦思“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非孔子之言耶？在排孔者曷尝忘诸，顾隐而不言，而惟举其可难者以相难，则或有所为而亢世子法于伯禽，或侈其辩以为名高耳。夫二千年来之伦理，固一出于孔子小康教范围之内。而孔子著述言论，其属于小康范围者十而八九，此无容讳者也。然谓此为孔子独一无二之教指，宁可谓平？《春秋》必立三世，则何以故也？《礼运》岂不明言“丘未之逮而有志”也？试思孔子当日之社会，群雄角立，同族相竞，非希望得一强大之中央政府何以为治？而社会结合力薄弱之时，家族制度又安可阙也？孔子不欲导民以进化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安能躐小康之一阶级？故大同之义，只能微言之，虚悬以俟后圣，是得为孔子罪矣乎？我辈今日若以为小康之统既积久而敝，不适于今也，则发其微言可耳。计不出此，而以国人最信仰之人物资敌，使民贼得盾焉，以号召中立党而弱我，吾未见其利，而先睹其害耳。且一民族之心理，必有所系然后能结合而为有秩序之进步。今当青黄不接之交，学者方伥伥无适从，而先取一最有价值之人物而踣之，在立言者之意，曷尝不欲补偏救弊，弃短取长？其奈和之者必变本加厉，一啸而百吟，一趋而百奔，乃将曰：彼号为圣人百世师者，其学识乃尚不及我，其训言安足信？其所谓道德之责任安足守？圣人百世师且然，他更何论矣！呜呼！是岂不举天下而洪水猛兽之也。今者其机已大动矣，仁人君子可无惧耶？美总统卢斯福演说尝有言，谓业报馆者，作煽动之文字，最受一般之欢迎，而于国家无益；作忠实之文字，最受一般之冷视，而国家终收良结果焉（卢氏业报馆二十年，自道其经验）。吾以为排孔论与夫与排孔论同性质者，皆煽动之也。鄙人昔者固尝好为之矣，今则宁受多数之冷视，不愿受无益之欢迎，亦欲与中国有言责者共商榷之。偶有所触，言之曼衍，与标题之旨，几为马牛风。读者谅其为忠实之言，不苛责焉，固所望也]于孔教宗门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异同优劣之比较。凡所谓辨，悉从其朔，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今更表列其变迁之状。
上表不过勉分时代，其实各期衔接搀杂，有相互之关系，非能划若鸿沟。读者勿刻舟求之。
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观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凡一社会之秀异者，其聪明才力必有所用。用之于一方既久，则精华既竭，后起者无复自树立之余地，故思别辟新殖民地以骋其脑识。宋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汉学；汉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先秦。循兹例也，此通诸时代而皆同者也。其在前两期，则霸者之所以监民也至严，学者用其聪明才力于他途，或将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锢于无用之用，此惠、戴所以代朱、王也。其在第三期，天下渐多事，监者稍稍弛，而国中方以治经为最高之名誉，学者犹以不附名经师为耻，故别出一途以自重。吾欲名惠、戴一派为纯正经学，名龚、魏一派为应用经学，虽似戏言，实确论也。其在第四期，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观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输入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厉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道、咸、同间，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说详前节。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虽真赝间杂，然搜讨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为一重要之补助学科。前辈致力于此，为将来撰国史者储材，致可感谢矣。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族民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孰谓其玩物丧志也耶？咸同间好之者遍天下，而福山王莲生（懿荣）、吴县潘伯寅（祖荫）、满洲盛伯熙（昱），最名其家。又古佚书亦史学补助学科所必需。挽近以来，辑佚学大盛，亦为后史造资料。最博备者，则乌程严景文（可均）之《全上古三代汉魏文》，历城马竹吾（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自龚定庵好言佛，而近今学界代表之数君子，大率与定庵有渊源，故亦皆治佛学，如南海、壮飞及钱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虽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证过于定庵，要之定庵为其导师，吾能知之。定庵与学界之关系，诚复杂哉！
天算之学，自王寅旭、梅定九大启其绪，尔后经师殆莫不明算，故诸实用科学中，此为独盛。阮氏（元）《畴人传》，罗氏（士琳）《畴人传补》，备载之。咸同间，则海宁李壬叔（善兰）、金匮华若汀（衡芳）最名家。壬叔续译成《几何原本》，若汀译《奈端数理》，未卒业（若汀先生于丁酉冬，以其所译《奈端数理》属鄙人，使校印之。未印而戊戌难作，行箧书物悉散佚，兹编与焉。七年来，耿耿负疚，不能去怀。微闻此编未遭浩劫，为竞卖者所得，未知今归谁氏。海内君子有藏之者，幸付梓人，公之于世，既以惠我学界，亦使鄙人对于译者得赎重咎也）。
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候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而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虽曰政府不良，有以窒之，而士之学于海外者，毋亦太负祖国耶？戊戌、庚子以还，日本江户为懋迁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负笈，月以百计，学生阗黉塾，译本如鲫鱼，言论惊老宿，声势慑政府。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今始萌芽，虽庞杂不可方物，莫能成一家言，顾吾侪今日，只能对于后辈而尽播种之义务，耘之获之，自有人焉。但使国不亡，则新政府建立后二十年，必将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誉于全世界学界者。吾诇诸我先民，吾能信之。虽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将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