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了范文例子，加以说明之后，又选了几篇初学的示范文字，供读者参考。因为有了实例，就容易理解了。在此想结合这些实例，谈谈八股文的作法。这本是很难的，因为我本身不会写八股文，一篇也写不出，却来谈作法，这岂不是大言炎炎，有骗弄读者的嫌疑吗？这也好像在岸上给人讲游泳一样，只是意思意思，试着参考前人著述，略作介绍。
八股文的出题范围是有限制的。就是一部《四书》，但就此一部书，就包括四种书，范围也很广，何况出题花样又多。一个字、两个字、半句话、一句话、几句话、一节书、一章书、连章、截搭，这样就在一部《四书》内，出题范围就变化多端。因此作八股文，首先必须有能力适应各种题目，能思考各种题目，在题目限制的范围内，思维既要有敏锐的针对性，又要有极活泼的灵活性。既要清晰地分析推理，又要准切地概括归纳。这样不管什么题目，就都能抓住中心，建立体系，言之成文了。“中心”就是你根据题目思维所得的中心意思。“体系”就是与思维所得立意中心的同时，按八股程式初步所想的论证提纲。
如前举韩菱文，作者思维就是抓住“行藏之宜”，为什么孔子不对别人说，而单对颜渊说这一中心立意。《不以规矩》一题，只是半句话，这里就抓住“规矩”与“明”和“巧”的关系为中心立意，反正都可推论。用现在话说：“明”与“巧”是第一位的，“规矩”是第二位的，世界是先有人的“明”与“巧”而后有“规矩”，不是先有规矩而后有人的明与巧。但既有规矩之后，明与巧又必须以规矩为准则了。袁昶一文，是连篇题，字句多，内容复杂，但归纳起来。只“王政”与“为学”二点，即以此中心立意，以论证二者关系立论。结合以上三例，可见八股文如何针对题目，展开思维的方法。其抽象思维、分析、归纳、演绎、推理等形式逻辑的训练程序和建立，与现代初高等数学的思维方式比，虽然内容截然不同，而其思维规律是近似的。
所以谈到八股作法，首先应该从针对题目作文说起。清后期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是专讲八股文作法的。六千多字中，有二千多字专讲题目。一开头引杜元凯《左传序》中“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四语，说明写八股文，“经”就是题，先之、后之、依之、错之是文。一切文都是围绕经展开的。因此刘熙载首先明确说：“文莫贵于尊题”。又解释什么叫“尊题”呢？就是“将题说的极有关系”。按八股程式，尊题就是在破题中先明确中心，写出全文要点提纲，就是所谓“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刘熙载称为“主脑”，即破题、起讲扼定主脑。然后由主脑到结尾，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就如同现在说一切围绕中心。原则如此，容易理解，但题目是千变万化的，作者如何针对不同的题目，即使十分困难的题目，在正经正史的范围内，即《四书》、五经的范围内，想出题目的中心，也即所谓“主脑”，即八股文程式中的破题、承题来，这就十分不易，大见高低了。这高低集中表现在学力上、智力上。学力与智力又互相影响，如何发挥，具体到每个人上，那就千差万别了。如前面所举各篇文章，都是名家所作，题目尽管长短不同，一般还都有实际内容可以理解，据以展开思维。而据传有极无话可说的题目，照样有人能写出破题，即建立论述中心。徐珂所编《清稗类钞》中《考试类》有一则道：
“国初时，嘉兴县县试全案已定，惟甲乙二人文笔并佳，不能定案首。屡试之，皆然，以致全案难出。最后乃以《四书》之‘Ｏ’，命各作一破题。甲所作破题曰：‘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乙曰：‘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乃定甲为案首。后二人咸贵，甲官至大学士，以功名终。乙官至巡抚，缘事伏诛。”
这种故事在李伯元《南亭四话》的《庄谐丛话》中也有记载。一则记其破题曰：
“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
又一则曰：
“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
记得还不只此，另一种书上记载一破题道：“夫子未言之先，空空如也。”
同样一个“Ｏ”，却能想出五个不同的破题，即论证中心。如据之写文，则各有不同的内容。第一个论“立言之先”与“天象”，立言有先有后、天象有得、有不得，“天象”是本乎、顺乎自然等等，这个“圈圈”，就大可发挥了。第二个论以“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无方”就是“有圆”，古人以方喻原则、以圆喻灵活。而又说“天圆地方”。因此“有圆”实际也是“天象”。但二人一个思维抓住“天象”、一个却从另一角度抓住“无方体”立论，就是意识中认为是一切都可以圆，这就导致其做事只意识到圆，而放弃了“方”，也即放弃了原则。古人认为作人要“外圆内方”，如外圆内也圆，那就危险了。《清稗类钞》的故事未说姓名，可能是真的。那正应了一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善于观人者，是能从幼时就看到其未来的。在此第一、第二，显然就可区分了。第三《南亭四话》所载：从“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立论，也同“天象”一样，但角度又不同，从“浑然”与“太极”两点立论，什么“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混沌初开”等等，从自然的变化、发展来论述。另一则“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则思维轨迹完全不同，另僻蹊径。以赞颂孔子如日月之明立论发挥。最后一则记忆中忘记出处的“未言之先，空空如也”，则“既言之后，实实在在”，又可互相对照，从“空”与“实”、“空”与“色”的哲学辩证原理发挥，也可言之成文。举这一例子：即非常不可理喻的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变化多端的破题。一有破题，便抓住论证的角度中心，按照程式，以作者自己思维逻辑，逐层展开，便都可以写成以破题、承题为中心的文章了。再有所有这几个破题又都用的是《论语》中的话，如“空空如也。”就是《子罕》章中原句“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也。”这就是破题的句子，一般也不能杜撰，要有出处，见于经传或朱注。
关于题目，刘熙载在《艺概》中还提出“认题”、“肖题”，所谓善认题，题外无文，善肖题，文外无题。文章的要点，在于“识”和“力”，“识”表现在认题之真，“力”见于肖题之尽。用现在的话说认题，就是要透彻地理解题目，把题目真正的内涵要求，充分发挥圆满。肖题就是文章符合题目要求，不要说到题外的话。又说到题的筋、节，题眼等等，即要抓住题中各层意思的层次、环节、题眼是抓住实字、或虚字、或无字处。后面论述“题”字的要点还很多，不再一一例举，总之一句话：八股文的作法，首先是针对题目作文，一切的思维变化，都集中在题目所限制的思维变化内。要敏锐、要准切、要一下子击中要害。以靶作比喻；限制在靶心中，只一个靶心，又要有眼把它看成一个面，一分为二为四……沿展到各环。而先射中靶心。给一个全靶，又要有本事一下射中靶心。但思维限制总是在靶上，准头准是在靶心。这就是不管小题、怪题、大题、长题，思维在其限制中，都能敏锐地击中要害，抓住中心。这自然要显示长期的功力、敏捷的才力和深厚的学力。因为好的八股文作者，在想出破题之先，就必须先有用各种手法表现全文的功力，或是极小的内涵，一分为二，或是极繁复的内涵，归纳为一，然后据之以发挥全文。自然其大范围又限制在一部《四书》内。再举一个《清稗类钞》的例子：
“湖北某童生年七十，初次观场，自言功夫纯熟。方应试，学使因取《四子书》各首句并作一题：《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学而时习之，孟子见梁惠王》。老童应声曰：‘道本乎天，修而廷献也。’学使叹服。”
这就显示了高度的概括力，敏锐的总结力。虽然是一个连秀才也没有考中的老童生，但其作八股文的功力，限制思维反应的敏锐程度，似乎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学使才叹服。
能够把空洞无物、不可理解的“圈圈”从不同角度破析之，又能够把四种书的第一句，这样不连贯的语句而又包涵几乎全部孔、孟思想言论的书概括为一句话，这种能力的获得，这种方法的掌握，原因是什么、关键何在？主要可以集中在一个字上，即“熟”字。明代嘉靖时状元唐顺之，是著名中国古代数学家，又是八股文专家，精于制义，曾自为诗云：“文人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这是经验之谈。唐顺之明末视师浙江是抗倭名臣，名著有《勾股测望论》、《勾股容方圆论》、“弧矢”、“分法”、“六分”等论，即数学中的三角学、几何学。又有《荆川集》。以八股名家却致力于数学，现在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其实仔细研讨之，会发现在思维轨迹有相通处，即同是理性的思维，用的分析、推理、归纳、演绎、因果论证的逻辑思维。虽然叫“文”，但它首先不同于“形象思维”的文学作品，自然它也可以加入形象思维、感情色彩的成份，但在此先不讨论。先来说说“熟”。所谓“熟”，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书籍的熟，一是写作方法的熟。所谓熟能生巧，妙文是由熟练的技巧产生的。而思路却是由读书的疑问产生的，所以归根结蒂，还是在多读、多思考、多练习上。自然这里面每个人的不同智慧、性格、毅力还起着很大作用。几百年中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付出智慧与苦功，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五记明代正德时唐皋字心庵故事云：
“按唐皋，歙县人，家甚贫，襟怀洒脱，才思敏捷，文不加点，若中有所改动，则别构一篇，少负才，自以为必售，及屡困场屋，时人嘲之曰：‘徽州有个唐皋哥，一气乡闱走十科，解元收拾荷包里，其奈京城剪绺多。’皋闻之，志益壮，自署其壁曰：‘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后四十六岁，中正德九年甲戌状元……‘愈读愈不中’四语，吾乡无不熟在人口。”
这种顽强的精神先不说，而这种正反对照的思路，正是精于八股作法的思维方式，正如将“屡战屡败”说成“屡败屡战”一样。也是受过八股训练人的思维轨迹。
八股文作法在抓住题目中心之后，就是按八股程式，起、承、转、合的全文布局。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以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
又说：
“空中起步、实地立脚、绝处逢生，局法具此三者，文便不可胜用……”
“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
这些话说得都十分简明扼要，不只是八股文如此，任何推理思维的全过程都应如此，这不只适用于八股文的作法，其实任何圆满的论证文字都应如此。处理社会客观事务的任何设想构思，不也应该设想到开头如何、结尾如何，中间种种变化如何如何等等吗？当然具体事务是具体事务。抽象思维、推理思维的八股文，其本身是空的。但不论什么题目，却又是实际的存在，据之抓住中心要点，展开思维，还是实际的。先提“原、反、正、推”四字，用现在话说：“原”就是先说出题目的原始话头，“反”就是再立起原始话头的对立面，以建立论证的形势，正面阐述题意的本位，进而推论题目的全部内涵，充分发挥。如果说“起、承、转、合”四点是文章表面的，那这“原、反、正、推”四法，就是表现文章内涵的四项原则。至于所说“空中起步、实地立脚、绝处逢生”三点，则是表现内容的三种技巧，视题而定，视行文时思维过程的兴会而定。也启发了作文人的思维技巧。所谓“空中起步”，就可以领会为一下说到本质，在诗文名篇中这种章法很多，八股虽然形式上不同于一般诗文，但其思维表现内容时的技巧是有相通之处的。“实地立脚”这条便可理解为多从实际处着想，要尽量在论证时把抽象的理论、语言，落在实处。也就是言之有物，不可空走。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在话，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空话。至于所谓“绝处逢生”，就是在思维枯滞，没有话可说时，忽然有所领悟，或者忽发奇想，有了神来之笔。在行文方法上，能掌握了这三种技巧，那在文章布局上，不管什么题目，就都有话可说了。
八股文又名“八比文”，什么叫比，就是排比，在内容论述上，都要两两成对。自然客观事物，所出文题，并不都是可以成对的。这就要就题意来思维破析，找出它的各种对立面，或相反、或相成、或映衬、或交替等等，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能从空间上、时间上、正反各方想出其有联系的东西，一个“圈圈”，便想到是标在“子曰……”的前面，既有前面，便有后面。相对，既有后面，也有前面，这样便想出“夫子未言之先”种种设想来。当然这种思维方法，要一定智慧才能掌握，不然便会出现“人皆曰树在庙前，我独曰庙在树后”笨想法，这就是纯机械的思维方式了。
刘熙载《艺概》中《经义概》说出“对比”共有七法。即“剖一为两、补一为两、回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这里所说的“剖一为两”，不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分为二”吗？所说“反一为两”，不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吗？有时感到：虽然现代科学在一日千里发展着，而人的思维本能及思维轨迹本身，古人今人并无多大差别。有些摩登盲从的人，自己不动脑筋，却总爱把新名词挂在嘴上骗弄其他盲从者，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发明，真是自欺欺人。闲话少说，还说老八股作法。刘熙载又说：
“柱分两义，总须使单看一面则偏，合看两比则全。若单看已全，则合看为赘矣。”
这就是说前面所说“一”与“两”的关系，是内容上的，或分两面说一个问题、或作补充，或说其因，或说其反面，或分成两个层次，或说明其表里，或找一个照映陪衬，总之都是内容上需要，内容得到更大的圆满。而不是形式上的重复。如同律诗对仗的“合掌”之病，这就如“惠风吹柳絮，淑气舞杨花”之类的句子，是对偶中的大病。刘熙载又说：
“大抵言对不如意对，正对不如反对，平对不如串对。”
这个对偶原则，也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中所说的“意对为先、事对为次；反对为优，正对为劣”一样。这是中国古汉语中一切文体、诗词歌赋等最根本的原则，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八股文是以《四书》的范围命题，前举各例：韩菼一篇是会试卷、即现在所说的国家级考试。题目出全章书。《曲园课孙草》中各例，一般都是单句题，是初学作八股文的题目，一般也是考秀才时，即府考时的题目，用现在话说，是地区考试的题目。谓之小题。袁昶的文章是浙闱乡试拟作，是省里考举人的题目。则是两章书连在一起。这是全省考试。省城乡试、京城会试，这都是大型考试。乡试、会试首场都是三篇八股文。《林则徐日记》中记有不少次乡试、会试的题目。每次都是三题，现举道光二年浙江乡试题目：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忠恕违道不远。”
“丕显哉，文王谟；正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这些题目，就与前举《曲园课孙草》中各文题目不相同，复杂多了，内容深多了。对作者的思维要求、知识深广度，也都要复杂的多，高深的多。因而可以理解到，八股文虽然出题的范围，只是一部《四书》，而一部《四书》就其内容讲，却是包罗万象的。用现代话说，是中国文化从无到有第一阶段发展的总结性文献。内容包孕哲学、教育、政治、经济、伦理、历史、地理、生活、艺术等等各方面的议论、材料，因而以之命题作文，虽然形式上都是八股文，而内容上就可能千变万化了。不只简单与复杂有差别、一句话的简单小题和全章书、连章书的繁简程度不一样。即内容具体表现上也大不一样，有纯说理的、论哲理、论政治、论教育……也有评价历史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孔子、孟子时代以前的、及其当时的。如前引《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题，不就二题都应该写成史论式的八股文吗？而且高手写八股文，照样可以写成慷慨激昂或回肠荡气的抒情文字，在八股文名著中，这种例子也不少，在此先不举例。
就《四书》内容、词句命题的八股文，虽然题目涉及到的学术范围很广，但写八股文之手法总以议论、叙述为主，又以朱熹注解为依据。刘熙载《艺概》中说：
“制艺体裁有二：一本注释，就题诠题也。一本古文，夹叙夹议也。注释，合多开少；古文，小开大合，大开小合，具有之。”
所谓一本注释，就是指“朱注”，二本“古文”，就是以唐宋古文笔法，在以朱注解经之后，并发挥自己之意见，所以叫夹叙夹议，叙是注释，议是发挥。所以他后面又说：
“先叙后议，我注经也；先议后叙，经注我也。文法虽千变万化，总不外于叙议二者求之。”
另外八股文的要求，所谓代圣人立言是很重要的。如前举《女与回也孰愈》一文，其入口气代圣人立言的表现，看的十分明白。自“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以下，便全是孔子说话的口吻，而且似乎是反复教导子贡，其中无作者自己的话语，自然实际也是作者拟作，而语气表现却是孔子，因之叫“入口气”，叫“代圣人立言”。但也有的题目不是孔子的话，或不完全是孔子的语气。那如何办呢？也必须以朱注宣扬孔孟思想为主，这也是代圣人立言。叙、议是表现手法，而都离不开“经”。这是根本的根本。
以上所说尊题、熟练、内容安排、表现手法、叙、议根本等等八股文写作方法，实际都是很原则、很肤浅的一些皮毛。照前人细致地讲起来，什么“理、法、辞、气”什么“炼字”、“炼句”，什么“局势”、“柱法”、“句调”，什么“不散神”、“不破气”……凡此种种，那就更无穷无尽了。制义源远流长，八股文作法早在元代就有人讲究了。刘熙载《艺概》引元倪士毅所作《作义要诀》道：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这三点其实已说到八股文作法的本质上。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刘熙载在引文后却又加一派“大道理”的按语道：
“余谓第一、第三俱要包于第二之中，圣人瞻言百里，识经旨则一切摄入矣。”
这就是把“圣人”神化了。既否定了第一点“识得道理透彻”，即思维严格训练、思路清楚这一内在因素第一位的重要性，又排斥了第三点历史知识、史识史断等渊博知识的重要性，而认为“识经旨”一通百通，便失去其论述的客观性，而是故作高调、大打官腔。忽然想到；现在人发表意见时，亦常常作此论调，所说内容虽不同，而调门却是一致的。不禁哑然失笑。这不但不符合别人的客观实际，也不符合他自己的客观实际，他的《艺概》一书，前面《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等数种，无不道理通达，见解扼要，真可说是艺海宝筏，足以启迪艺事疑航，顺登彼岸。没有通达思路，渊博学识又如何能写得出，岂止是“识经旨”一点便可全能的呢？
总之，一切谈诗文作法的书或文章，谈来谈去，也只能谈一些极原则的东西，只靠谈方法，纵然谈的再细致，再具体，也学不好所谈的诗或文。也写不出所谈的好作品，因为写作的窍门，主要还在于读书和实践，主要还在于读和写。如具体到“八股文”，从前人讲八股的书及所见八股文来谈，其学会写和写好的过程，大概不外四个字：即“熟”、“练”、“开”、“会”四点。“熟”是书熟、笔熟，“练”是练思维、练技巧。“开”是开展读书领域、经史子集四部的书都要读。“会”则是心领神会，思维方法的进一步提高，一通百通，进一步通达。初学作八股、考秀才，一般小题，要求不太高，只限于一部《四书》出题，“五经”，读熟即可。等到乡试、会试要求更高，则不仅限于经书，就要读史、读集部古文，以及诸子百家。刘熙载《艺概》最后引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句：“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说明要“知经”，就不能只读经，而要读史、读子，博览群书才可。再有思维锻炼的心领神会，不断提高，是八股文的思维规迹的关键。清初王士稹《池北偶谈》中汪钝翁（名琬）的话说作不好诗主要是不会作“八股文”的关系，认为“时文虽无关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则理路终不分明。”这“理路分明’’四字是八股文训练思路，锻炼思维的关键。汪琬的见解，可以说是说在要害上，是知其当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话。如说八股文作法，这是一切的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