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八股文对古文、奏议公文的影响而后，便可说说与诗的关系。说到八股文与诗的关系，首先应该先说的是“试帖诗”。清代科举考试，自乾隆二十二年开始，于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一首，自后童试用五言六韵，生员岁考、科考、及考试贡生与覆试朝考等，均用五言八韵。官韵只限一字，为得某字，取用平声，诗内不许重字，遂为定制。据法式善《清秘述闻》卷六记载：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是科奉旨：乡会试易表判为诗，永著为例。”
据同书记载：是科诗题为《赋得“循名责实”》得“田”字。自此之后，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乡试，各省都考试帖诗了。这一届各省题目如江南诗题《月印万川》，得川字；江西诗题《秋水长天一色》，得天字；浙江诗题《江海出明珠》，得图字……直至贵州诗题《秋风动桂林》，得风字。共十六省乡试，都考了试帖诗。自此以后，直到清末废科举，乡会试都要考试帖诗，而且很重要，因为它同八股文一样，都是首场考试的必考科目，所以学子在钻研八股文的同时，也钻研试帖诗了。《林则徐日记》中记他在翰林院作庶吉士时，为了准备翰林岁考、考差等等，常常和朋友们举行文会，都记有题目，每次文会，除八股文题目而外，都有试帖诗题：如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所记：“偕兰卿赴廖仪卿处诗课”，课题“整纷剔蠹”，得“韩”字（《元史·韩廷徽传》）；“慈竹义木”，得“诗”字，（《宋史·牟子才传》）；“他山之石”，得“攻”字；“以鱼羡乌”，得“庄”字。（《庄子》）；“绿杨宜作两家春”，得“家”字，（白香山诗）。从诗题中，可见一斑。也可以看出试帖诗出题的针对性，一是与吏治有关的成语：如前引首届会试诗题“循名责实”，便是国家选用人材的重要成语，说的十分简明扼要。出题成语必须有来历，有出处，此语出自《后汉书·王唐传》：“庶循名责实，察言观效焉。”二是地方风光的前人名句，如江西诗题：“秋水长天一色”，出王勃《滕王阁序》。三是唐、宋诗名句：如“绿杨宜作两家春”之类。自然这中间常常遇到僻题，如语出《后汉书》的题，尚在“前四史”中，一般还不算太僻。林则徐会课诗题出自《元史》、《宋史》，就比较僻了，因而参加乡、会试的人，除《四书》、五经而外，各代正史、先秦子书，也都要读一些了；当然史书的重点还在各代典章制度及名臣列传，这就要看参加考试者的读书范围和学问了。乾隆二十二年之后，科举加试试帖诗的措施，促使一些治举业、准备考试的人，于《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读一些唐宋诗、史书、子书之类的书籍，对促进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扩大当时科举士子的知识面，在限制推理思维训练的同时，又以形象思维调剂之，促进其思维活跃，就这小小试帖诗，无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有人也因为试帖诗的名句，得中功名。最有名的就是俞樾“春在堂”的故事。《春在堂随笔》第一则即记此事云：
“道光三十年，余中进士，保和殿复试获在第一，人皆疑焉：后得知其由湘乡相公。湘乡得余卷，极赏其文，言于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群众聚观，皆曰：文则佳矣，然仓卒中安能办此？殆录旧文耳；湘乡曰：不然，其诗亦相称，岂诗亦旧诗乎？议遂定，由是得入翰林。追念微名所自，每饭不敢忘也。时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湘乡深赏之，曰：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沦弃终身……因颜所居曰‘春在堂’。他日见吾师，当请为书此三字也。”
曲园老人所记，正可作试帖诗的诗话读。按试帖诗的形式，所谓五言八韵，即十六句。形式上是唐人排律的作法，即用律诗的形式写长诗。除起首和结尾外，中间都用对句。而且一韵到底，可以写很多句，很多韵，如《红楼梦》中芦雪亭联句、凹碧馆联句，都是五言排律。而科举考试的试帖诗，五言六韵、五言八韵，则是限定字数的排律。这种诗，题目有诗意的，如“淡烟疏雨落花天”、“秋水长天一色”、“绿杨宜作两家春”等等，都还好作，容易展开想像，容易思维组织词句。而一些毫无诗意，或枯燥无味、空洞无物的题目，什么“循名责实”、“整纷剔蠹”等等题目，又如何写呢？现在读者想像起来，实在是很难的。《春在堂随笔》卷十正好有一则例子，可以参看：记云：
“许氏长外孙女三多，自幼不读书。十龄外读蘅塘退士所选《唐诗三百首》，止读其半，然其后喜观人诗集，不数年，居然能诗矣。于归后，为其婿捉刀，作试帖诗甚工。婿孝亮字咏蓼，王可庄殿撰犹子。女子能诗者多，能为试帖诗者颇少。因录二首。‘重帘不卷留香久’、得‘帘’字，诗云：
‘久悟闲中趣，焚香读易兼。欲教留一炷，不使卷重帘。鸡舌熏徐袅，虾须隔漫嫌。浓收银押底，清逗玉钩尖。绣箔低还护，罗衣薄更添。燕归人悄悄，鸭睡篆纤纤。馥爇熬堪驱蠹，光涵未透蟾。御炉烟惹袖，佳句放翁拈。’
又‘卓荦观群书’，得书字。诗云：
‘独具超群志，欣观万卷书。人真称卓荦，时亦爰居诸。掞藻奇才横，探源蓄念摅。每从摊简后，追溯结绳初。放眼空千古，罗胸富五车。误能思虎豕，注定陋虫鱼。执笔删芜秽，开编恣猎渔。喜逢文治盛，珥笔待丹除。’”
这两首试帖诗，前一首还有话可说，有诗的情趣，后一首就枯燥的多，但其诗照样敷衍成篇，四平八稳，结尾处还颂圣，是脱胎于应制诗的写法。因为试帖诗目的是科举考试能以得中，所以都要有颂圣字眼，前一首的“御炉烟惹袖”，后一首的“喜逢文治盛，珥笔待丹除”都是非常得体的颂圣诗句。写这种试帖诗有两点主要的：一是熟悉五言排律技巧，诗韵背得熟，典故熟；二是能就题面字眼展开思维，知道题目出处固然好，如“重帘不卷留香久”陆放翁名句，较为普通，就好思考一些。如不知道出处，题目意思较枯燥，较狭窄，也要能从题目字面上逐字思维，联系起来，铺展开来，便有话说。如第二题“卓荦”便想到志向超群，“群书”就想到“万卷”，志与才有关，书又与文字有关，又可追述历史、结绳记事。由史又联系胸怀千古、学富五车等典故，进一步到考试等抡才大典来得中，在丹墀之上，接受皇帝除（即委任）官。这种熟练的思维逻辑、思维轨迹，其层次，其细致处，同思考八股文是一致的。据近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介绍，试帖诗的作法，也有严格的限制，大体如下：
先是“出题”，也叫点题，题目的字，一定要在首次两联点出。出题不能太缓，首联或直赋题事，或借端引起，第二联要急转到题。如前举例二诗，题字均在第一、二联中写出。即全题字眼，必须在第一、二联出，将要紧字写出表明。三联以后不再见题字，结构与八股文一致。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比，四五联如中比，六七联如后比，结联如束比，第一、二联出题后，中间数联或实作正面，或阐发题意，或用开合，或从题外推开，或在本题映照。结联或勒住本题，或放开一步，或将未点之题字，在此点出。全章布局，由浅入深，由虚及实，有纵有擒，有宾有主，相题立局，不能凌乱，都和八股相似。试帖诗限于科举考试及应制。语言要庄重典雅，儿女私情轻佻语言，羁愁旅况伤感的话，一字不能闯入。以《诗经》之体例比较，只要赋颂，不要比兴。题目到手，先要辨体、次要审题，然后命意、布局、琢句、炼气、炼神。清人李守斋（桢）《分类诗腋》一书中，分为八法。即押韵、诠题、裁对、琢句、字法、诗品、起结、炼格八个步骤。当时人细讲起来，那自然是十分复杂的。
试帖诗是限韵的，如前举各例，得“帘”字、得“书”字，帘字在下平声“十四盐”，全韵只有六十九个字，是窄韵，而且记得不熟，很容易“一先”的字混淆。书字在上平声“六鱼”韵，八十四字，也非宽韵。用字全要在本韵范围内选择，一错用了其他韵部的字，就叫出了韵，阅卷官是很严的，便会因出韵而考不取，或降等。而且诗韵有宽有窄，如上平声“四支”最宽，有三三三字，而“三江”最窄，只有卅九字。试帖诗是格律诗，用韵最严，“一东”韵和“二冬”韵都不能通押，所以考试时，如遇窄韵，是很困难的。上平声“十三元”韵部，字并不少，只是按常音读，是两种韵母的字，如元、园、源等字，和门、村、魂、屯等字，读音韵尾迥异，可是在一个韵中。因而旧时作律诗的人，用十三元时，常常错误。清代有一名人，朝考时十三元韵错了，为此被列入四等。过了不少年，又遇朝考，又因用错十三元韵，被列入四等。后作诗解嘲，其中有句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这是所谓巧对的对仗极为工稳的一联诗，也是有名的试帖诗故事。
乾隆时纪晓岚（昀）专讲试律，有《唐人试律说》，选有乾隆时人试帖诗《庚辰集》，编其自作之试帖诗为《我法集》。半世纪前其后人纪庸《谈纪文达公》一文中曾引用其一首，并说“题目看起来都是空空洞洞，叫我们简直无法措手的，而皆可以敷衍成五言八韵，且讲得头头是道，反复生发，足见变化。周知堂先生曾说八比文是中国文体之极致，在技巧上可说是无以复加的。试帖诗何尝不可作如是观，我们不是要作八股文与试帖，但那缜密的方法却可研究……兹以《赋得‘野竹上青霄’》为例，看看古人的水磨工夫。”诗韵“得青字”，诗如下：
“野竹多年长，丛丛上翠屏，本来低地碧，何亦半天青。藉托陂陀势，延缘迤逦形。渐连斜坂上，直到半峰停。凤尾高峰见，鸾音下界听。扫云牵叆叇，障月隐珑玲。鸟语藏蒙密，樵踪人杳冥。会当凌绝顶，卜筑此君亭。”
诗后附纪晓岚说明道：
“此工部何氏园林诗，野竹在地，何以能到青霄？再加一‘上’字，意似连动之物，益不可解。盖山麓土阪坡陀，渐叠渐高，竹延绿滋长，趁斜势行鞭亦步步渐上，长到高处，故自园边水际望之，如在天半也。从此着手，上字方不虚设，否则是赋得山顶竹矣。首二句明点野竹，次二句暗点上青霄。五句至八句，力写上字，九句至十二句，正写上青霄。题无深意，故虚写两句，借此君亭结之。此种是细雕生活，用不得大刀阔斧。然细雕工夫，不始于细雕。大抵欲学纵横，先学谨严。欲学虚浑，先学切实。欲学刻画，先学清楚，方有把鼻。”
这段“说明”和这首诗合起来看，可看出对题目的针对性如何强，如何逐层细入毫发地来写明题目。谨严、切实、清楚三个步骤作到了，才能明确“上”字如何表现，是“上”而不单纯是“高”，不是“顶端”等等。这样思维才能准确无误地认识题目的中心。像打靶一样，靶靶打中红心，不但能中红心，而且能中活靶猎物。纪晓岚所说先谨严、切实、清楚，后纵横、虚浑、刻画的辩证关系，正是大运动量限制思维的严格锻炼，最后达到思维自由王国的必然途径。
在近人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也有两则试帖诗例子，转录于下，供参看研究。其一：
“《赋得‘一树百获’》，得年字。（题目出于《管子》：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树人同树木，百倍得英贤。当此吟其获，何须计以年。无双桢干出，拔十栋梁全。妇子欢迎室，文章富纳川。疆宜勤迺亩，禄自受于天。得谷车堪载，还金镒早捐。本支培孔厚，朝暮取应先。圣代师师庆，重赓朴棫篇。’
此题题面说树获，题情是树人。又切‘一’字‘百’字，须要照应‘树，字、‘获’字而关合‘人’字，否则失题首矣。题得‘年’字，是题外得字，兹分释之，一二联题解了然，点题清楚，并出官韵年字。三联‘无双’切合‘一’字，而国土无双，桢干栋梁语意，仍绾合到‘人’字。四五联用百室、百川、百亩、百禄意，切定‘百’字，实作‘树’、‘获’正面。六七联用《说苑》淳于髡得谷百车，《韩诗外传》田子相齐，得金百镒，《诗经》本支百世，韩愈《送温处士序》：‘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从‘百’字‘一’字收清全题，不脱‘人’字。八联颂扬双抬，用‘百僚师师’切百字、人字，朴棫切‘人’不脱‘树’字，全首局格，若不将其用典说明之，当不知其语意之所在。
其二：《赋得‘万户擣衣声’》，得‘声’字。（题目出于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东西深不辨，空外但闻声。共擣三更月，谁知万户情。寒衣新澣出，密线旧缝成。远近惊秋早，光阴入夜争。力微拼用尽，辛苦说分明。凉意生双杵，繁音满一城。深闺今日寄，绝塞几人征。露布频闻捷，饶歌报太平。’
此题题情，须从闻此声者落想，若就擣衣着笔，不惟万户字不能照管，即声字亦隔膜矣。凡有情之题，宜以不沾之笔写之，不沾而切，题情乃真，与一树百获作法迥乎不同。题得‘声’字，是题中得字，分释如下。
一联空际着笔，确是擣衣声，随出官韵声字，二联点题浑成。三联意在题前。四联不沾万户字，却是万户捣衣之神，五六联摹写题情虽空而切。七联收到题首。八联颂单抬，将题翻转推开，措语得体，全首不用擣衣万户典故。一片空灵。
举此两首，一虚一实，首联、末联可以不对，中间各联须工对……”
商衍鎏先生是清末科举制度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探花，即一甲第三名。是科第一名状元刘春霖，第二名榜眼朱汝珍。商字藻亭，报籍汉军正白旗人。是广州驻防旗。最后一科会试，改试策论，出的都是有关历史的题目，如第一题《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等等。实际当时写策论，也还是写八股的思维方式和笔法。而商是甲午科举人，其乡试中举还是考八股文、试帖诗的。所以于八股、试帖功力深厚，学问渊博。对两首试帖诗说明，一虚一实，虚者全用典故、典故一一注明。实者全摹神情，章句分析明确。均可见写试帖诗其思维多么细入毫发；其用语又多么渊博典雅。有此文字学识和功力，写任何体裁文字，都会准确明畅，游刃有余了。商老写《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成书于一九五六年，其年已八十三岁。现在又近四十年过去了，观其书而想像其人，对培养这样人的科举制度、八股文、试帖诗能不三思乎？
写八股文、试帖诗，其思维锻炼，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能达到如此缜密的程度，以此思维、以此文字，加以真情激动之时，去写诗写词，自然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说，要诗是诗，要词是词了。这就叫过得硬的功夫。清初王士祯《池北偶谈》记某布衣，有诗名，而诗多格格不达处，问汪钝翁为什么。汪说：这是因为没有理解写时文的原因，时文虽不像诗、古文那样，但是不解八股，“理路终不分明”，所以诗也写不好，多不通处。这则笔记前面引过，在此不再赘引，但这“理路”二字提的最好，“理路”即思维条理，是否通畅，这不只是天生的，而更多是靠后天锻炼的。八股文、试帖诗，主要起到训练理路的最大作用。清嘉道间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一则记云：
“不从制义入手者，诗多不工，前辈多论之者。而工制义者，又往往不工诗，盖鱼、熊本难兼美，且一如妙索环中，一则神游象外，其间固微有区别也。袁简斋曰：老子曰：仁义者，道德之蘧庐也。可一蹴而不可久处也。其制义之谓乎？”
卷八又一则云：
“从来工制艺者，未必工诗，以心无二用也。然余谓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诗者。且文人之诗，方能入细。有明至今，骚坛之卓卓者，非即台阁之铮铮乎？”
粱章钜《制义丛话》中于引用王士祯《池北偶谈》记汪钝翁论制艺与诗之关系话后又加按语云：
“此论实墒不可易，今之作八律诗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人长于作官牍文书，亦未有不从八股格结束，而能文从字顺各识职者也。”
这几则笔记均可作为八股与古文、与公文、与诗的关系的说明。所说“骚坛之卓卓”者，均“台阁之铮铮者”，这也是历史事实。清初大诗人如吴梅村、王渔洋、后来的如袁枚、清末的王湘绮、陈散原等无一不是少年科第，八股出身。连短命诗人黄仲则，也是秀才出身。梁绍壬所说的“真文人”，也就是说一通百通，真正的大家，如今天说的“多面手”，尤其文史哲不分家，这三者本都是相通的。不妨举一则诗人的八股供读者欣赏：《制义丛话》卷九载：
“新城王文简公士祯为本朝诗家领袖，不以时文名，余仅读其会墨两首，则名贵与其诗同。如《诗可以兴》七句文，后结二比云：
‘盖人惟不知诗之益系乎此耳。诚知诗之益系乎此，而深固可念，浅亦可思。即由庚华黍，或等于鲁鼓、薛鼓之无文。而咏叹流连，皆可通元音于六艺。
抑唯不知益之备存乎此耳。诚知益之备存乎此，而正直者宜风，宽柔恭俭者宜雅颂。即列国名卿，时亦赋蟋蚌草虫以见志。而节情饬性，更无殊在垌之四章。’
又《考诸三王而缪》二句起讲云：
‘力能创古今之奇，而必以前王为定；才足通气数之变，而必以两大为归。’
后结二比云：
‘夫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古之人垂以为训焉。而君子之不缪顾如此，则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后，合三统以成三重。而知谟诰不必相袭，统以治人之学问而适见其同。
乾道资始，地道代终，古之人效以为则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则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为其隐，君子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坛圻所以极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为僭。’
安闲古雅如此，非湛探经学，又精于时文之法者不能。时人以公之诗为爱好，然则公之文何尝不爱好乎？”
王渔洋诗讲“神韵”，是清初四大诗家之首，顺治初进士。这里引他两则八股文例子，以见其风格。梁章钜在按语中以“安闲古雅”四字评之，今天读者虽不能充分领会，也可略作参考，加深八股与诗的关系的理解。
清代中叶乾、嘉之际，诗名最盛的是袁枚、字子才，一字简斋，号随园。名气最大的是他南京的随园，他自己说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他讲诗主性灵。领袖诗坛数十年，人称随园老人。制艺也十分出名。梁章钜《制艺丛话》说他“袁简斋、枚雄于诗文，不愧才子之目，而时文尤健。”又说：“袁简斋以文名天下，操觚家得其鳞爪者，率芥检科甲以去。先生……盖泛滥百家，洞烛古今，固所以酝酿发挥，为政绩之原本者也。有《学而优则仕》题文，末二比云：‘岂无豪傑之流，不学而亦多事业。不知有才不学，则仓猝立功，纯杂与古人分半。无才不学，则奉行故事，功名与胥吏争长。君子以为不学而仕，与不仕同；学而不优，与不学同。故辞僚友而不疑，当大任而不动。其一仕也，上以报国家养士之恩，下以雪处士虚声之耻。
岂无迂阔之士，信学而反多拘执，不知误以为优，则得于野者，必失于朝。不待其优，则贫于身者，岂富于国。君子以为吾甚爱学，尝愿不优以留其学。吾尤爱仕，尝愿不优以重其仕。故郑重以赴功名，即酝酿以成功雷雨。其一仕也，大则竹帛表生平之经济，小则文章抒黼黻之英华。’”
人们在读《随园诗话》的同时，于玩味“性灵”说之余，再读读他的八股文，不是就又可以了解一个全面的在八股文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袁随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