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字伯涵，一字涤生，湘乡曾氏。先世本居衡阳。道光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以平江南功封毅勇侯，同治十二年卒，年六十二。公始在湘，与郭嵩焘、刘蓉为友，相尚以宋儒义理之学。官京师，与唐鉴、倭仁、窦垿、何桂珍、胡达源辈游，日相与考德问业，手书日记多自责之言。而事鉴尤谨，谓虽未执贽受业，固已心师之矣。始与刘蓉通书，不附和诸儒重道轻文之说，亦斥陆王直指本心之非。及与夏弢甫书，则历举明代伟人得力王学者之德业，而称陈建之《学蔀通辨》为阿附时相而作。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则言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皆可入道。故其平生笃崇宋儒，不废汉学，不轻立说，专务躬行，卒能提絜群贤，中兴清业，所就出诸葛亮、陆贽、司马光诸公之上。所著有奏议、书牍、批牍若干卷，《求阙斋诗文集》若干卷，《读书录》、《鸣原堂论文》若干卷，手书日记若干卷。又纂集经史百家、《十八家诗钞》（元十九家，今存十八家）若干卷。门人记述者，有王鼎臣《日记类钞》、《求阙斋弟子记》若干卷。后学纂述者，有梁启超《曾文正嘉言钞》若干卷，某君《曾公学案》若干卷，何贻琨《评传》若干卷。域外论评者有日本柴崎山郎《东方伟人》及美国解威廉《曾国藩传》各书。公所著《圣哲画像记》，自文、周、孔、孟下逮顾、秦、姚、王三十二人，论其德业，垂示子孙。有冀州赵衡系以诸人传记，又别图其遗像，都为一册以补之。盖衡事桐城吴挚甫汝纶于莲池，于公为再传弟子也。而湘阴郭立山复斋顾讥其以诸贤分隶四科之非，长沙郑沅叔进又议公所见之陋，愚未敢附和。至浙人章炳麟太炎、夏震武灵峰皆深诋曾公，词至犷悍。吾读蔡公锷手录《曾胡用兵要略》以教诸将，黄公兴称公制行之严吾当奉以为师（见《黄公哀荣录》），愿吾湘后进毋惑于世论，以自慢其乡贤也。
曾公圣哲画像记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盖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段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斯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济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灿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于、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惧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隤矣。韩、柳之作，尽取杨、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今古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嵩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夐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犹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晤，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倖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殁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有矣。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未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不传，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亦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按曾公与刘孟容书，谓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辞者，就求其术，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作，悉心而读之。姚永朴笔记谓公从戴钧衡存庄假得《惜抱轩尺牍》，始发愤有志于古。《圣哲画像记》谓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盖自梅、戴闻其法式，非从姚受业也。其后为古文四象，亦就姚答鲁絜非书所云阳刚阴柔之说而加以阐发。《经史百家杂钞》则较《古文辞类纂》小有异同。盖曾公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以汉赋之气体。平生寝馈于《汉书》，沈酣于《文选》，欲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卿、云、潘、郭之文章。其于文学所志甚大，虽老年才退，或未足以逮其所见，然其健者实足颉颃前修，故吴南屏谓《欧阳生文集序》词甚雄伟，气力在震川、庐陵之上。章炳麟睥睨一世，独称曾文正之壮美，谓其碑铭足媲班、韩。王先谦则称其以雄直之气，闳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今古。上考湘州先民，濂溪扬声于宋代，西涯奋藻于明朝，姜斋著书于衡阳，天门造述于资水，较其所诣，无足比美曾公。自公斥尊道贬文之说，明词章义理之分，合奇偶于一炉，循阴阳之大顺，而同时友朋若郭筠仙、刘孟容、吴南屏辈，皆卓然以古文自名。门士如武昌张廉卿裕钊、桐城吴挚甫汝纶、无锡薛叔耘福成、遵义黎莼斋庶昌，皆亲从受业，守其师说，友教四方。莼斋与长沙王益吾俱续《古文辞类纂》，然王则继惜抱之书，黎则衍《杂钞》之绪，其于宣扬文教则同。自是以后，王龙文（易名补）之《平养堂集》，良有端绪；罗正钧之《斪庵文录》，亦见规摹。罗所撰《左文襄年谱》、《船山师友记》，皆有史法。赵启霖之《瀞园集》、李桢之《畹兰斋集》、王先谦之《虚受堂集》、黄兆枚之《芥沧集》，矩矱森然。若王闿运之《湘绮楼集》、《湘军志》，则渊乎入大雅之林。六七十年湖外文章之学，卓然为天下之魁，即至于今，学荒文敝，士有丧斯之痛，然深山穷巷之中，犹有守先士之义例，冥然欲追古人而与之齐者，于以知曾公之武烈仅彪炳于一时，而其文藻之流芬乃沾溉于无既也。曾公赠梅伯言诗云：“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方姚以后无专诣，嘉道之间又一奇。碧海鳌呿鲸掣候，青山花放水流时。两般意境今消歇，他日曹溪付与谁？”致慨深矣。
曾公文章高世，而同乡后进未尝相从以学文为事。其子惠敏公纪泽有《归朴集》、《诗钞》数卷。公所最赏孙广钧重伯有《环天室诗集》行世，骈体文数卷未刻，盖能嗣公之业者。
湘阴左公宗棠，字季高（据公孙台生云：公以从弟监生执照入闱中举，因用从弟之名。本行十一，非行十三），家世儒素。父曰观澜，以廪生聚徒教授自给。公少不羁，肄业城南书院时，究心兵事地理，慨然以天下自任，奴视俗士。院长善化贺蔗农熙龄伟其才，授以程朱之书，公始折节事学，欲以义理为本，发为事功。泾阳徐太常法绩定夫于道光十二年壬辰科主试湖南，自房荐外搜取遗才，以落卷得举者六人，公与巴陵吴敏树南屏、武陵杨彝珍性农与焉。旋主讲醴陵渌江书院，以联语为安化陶文毅公澍所知，延至小淹，课其子弟。陶官两江总督，家有藏书，公馆其家八年，讨论国闻，究心经世。买田于县之梓木洞柳庄，授徒讲学。巡抚铜山张公亮基延主军幕。花县骆文忠秉璋继任，益倚重之，事赖以办。以永州镇总兵樊燮不职，公为草疏劾之，樊诉于鄂督官文，将召至武昌对簿，胡文忠公林翼抵书力救。同县郭侍郎嵩焘时为南书房翰林，以语陈尚书孚恩，言公旷代霸才。宗人府府丞宗稷辰密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请破格擢用。于是有四品京堂帮办曾国藩军务之命。曾公奏言：左某刚明耐苦，晓畅戎机，宜独当一面。遂奏荐督办浙江军务，旋以太常寺卿实授巡抚。公奏言：浙事之坏，在于历任督抚全不知兵。因言任事以后，四年可肃清浙境。江南平，以功封二等恪靖伯，升任闽浙总督。见夷祸日急，阴有争雄海上之志，奏设船政局于福州，起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大臣，督造兵舰。旋移督陕甘，征剿叛回，督师出关。以西事方亟，军饷不继，奏借洋债六百万两。中外大臣多持异议，中朝重违其意，卒从其请。公奏设甘肃新疆行省，以刘锦棠为巡抚。于兰州设书院，以教多士。西域平，进封二等恪靖侯，授体仁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公以边帅骤任中枢，大官多挤之，出督两江，寻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十二年丙戌岁薨，年七十有五，予谥文襄。有文集数卷（原名《盾鼻余沈》），书牍若干卷，奏议若干卷，家书若干卷。
按曾、左二公为湖南近古人豪，曾公身后，门生故吏诵德不衰，左公则人多遗议。当时郭嵩焘之去粤抚，已愤其排斥多门。曾公亦言：”左公日夜訾謷鄙人，鄙人绝不与辨，以此心差闲而口差逸。”又言：”余于左公之以怨报德，心中诚不能无介介。”余见公在湘幕时予人书札，多诋曾公为伪，盖壮年气盛之词。其后于曾公亦推其实心任事，而议论终多不合。作《铜官感旧图序》，谓明乎死生之故，成败之说不足以动之，公之大捷不喜，偶挫不忧，皆本此意。又言：“吾莅两江，距公之亡已十余年，于公之所为多所更定，天下之相谅与否，非所敢知，然求夫理之至是，行乎心之所安，则可以告之己，亦可以告之公也”其文简重浑括，诚如曾公之所褒。集中如《区田说》，可见其留心民事。公尝自署曰“湘上农人”，有终老柳庄之意。其平生忠孝大节，实得力于二贺先生，观其《上蔗农夫子书》及为耦耕先生请谥疏，可见其志事。又尝手抄张杨园语录，写刻程子《四箴》，重刻张清恪伯行《正谊堂全书》及《祭桂丹盟文》，皆纯乎宋学家言。亦尝附和孙芝房之说，谓粤寇之乱，原为汉学，其论稍邻于激。而其心地光明伟俊，固近古英霸之才也。惟其平生轻视文士，杨彝珍与之乡试同年，而公不甚礼之，与书其子孝威云：“汝见杨公，恪持子侄之礼，然不可向之请教，其人其文皆非我所佩服。”及在甘凉幕中，自施补华均甫外（有《泽存堂集》，浙之乌程人），无一文士。其卒也，自国史立传外，其家子弟亦未求人为神道行状之文，以郭公与公有宿嫌，湘绮又非公所敬也。幸得湘潭罗正钧顺循为编年谱，公之志业略见其中。吴挚甫为作墓志铭，叶郋园谓公子某嫌其于公有微词，弃而不用。然公之勋业制行，读公遗书可以概见。其与曾公晚年不和，皆为军国大事，而非出于私争。观刘铭传剿回成功，特疏扬曾公荐贤为国之美。于曾公薨后，抚其子女，有如家人，曾公孙广熔履初尝为余道之。大贤相交之厚，非乡里后生所能几及也。而王湘绮谓公在军机，为王文韶耕虞所轻，清望顿减。而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载史念祖绳之与人书，谓内地人不闻九边泣血之声，以此为公身后之遗议，无知之夫，从而讥之。然吾闻公少年读书时自题其斋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豪迈之气，可激懦者，宜乎胡文忠谓横览七十二州，其才无有出其右者。惟曾公奇公智略，故荐之独当一面，使得尽其才。惟公知重曾公，故所争在谋事之大，而不及其私事。其所以能此，皆由大儒之学超于俗士，故能原本义理，发为事业。王文韶循谨之人，无足知公，其讥议岂能为公轻重？而清史列传亦称公在京师，朝士颇厌苦之。是或公晚年豪宕自喜，有以召之。左公云：“余交曾公有年，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盖曾公处功名之际，善用黄老，平金陵后，裁撤湘军。左公则提兵十万，经营西域，而曾公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奏。曾于西人尝称其以商贾之国而有君子之风，故于其交还代征海关商税，深致嘉叹；而左则颇以夷酋畜之。曾公于驭外常持和节，而公于伊犁之役，持论廪廪向敌。及曾薨，而公挽之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二公交谊始末如此，非好相攻击也。
左公性雄杰自喜，俯视辈流。始居湘幕，常以诸葛自况。与人书署曰“老亮”，而呼郭崑焘意城为“新亮”。自夸其妙算无穷，以督抚不可遽几，欲为知县营官以自效。其文章之美不逮曾公，然集中周夫人、长子孝威夫妇墓志铭，情感至深。为其兄景乔舍人宗植作《慎斋文集序》，读之凄然，深同气之感。舍人以第一人领湘解，公兄弟同举也。《祭胡文忠文》实大声闳，不愧名篇。《海国图志》《铜官感旧图》二序、《徐太常墓表》、《箴言书院碑铭》，皆其得意之作。黎庶昌续纂古文，亦选取十余篇。诗非所长，而联语甚妙。始主渌江，作欢迎陶公澍联云：“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室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题洞庭神祠云：“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陕甘湖南会馆联云：“百二关河，十年征戍；八千子弟，九塞声名。”
郭子静刻《八贤手札》，陈肪仙、史士良皆刻公书札，其子孙又刻公家书。其作吏训子，皆重朴黜华。尝与书郭意城云：“人家子弟，孩子气尚不妨，惟公子气、名士气断宜刬除净尽。”公长子举人孝威，以丧母毁卒。次子孝宽早逝。季子孝同，以宗人府丞陈臬江苏，老精篆法，上嗣名父。陈伯严赠诗云：“湘阴相国回天手，遗烈昭昭动帝阍。有子克家仍患难，雄姿妙略见根源。”其风采可想也。兄子左潜壬臾，深于算学，与曾公仲子纪鸿栗諴同列名于清史畴人传。诸女皆能为诗。周夫人有《饬性斋集》若干卷。
王壮武珍，才气横溢，曾公不能用，公独激赏其才，而亦纠其诋斥阳明之失。王公薨，公聘其女为子妇，谓吾以求将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