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献丛刊」的创刊旨趣，已见这本「提要」(上)「述例」；而其搜辑范围，亦分详「述例」与「提要」(下)「广例」中。但进而申论其创刊及搜辑范围的意义，实有未尽。台湾之与大陆，不论从地缘以至血缘，都属一体；虽先后曾遭受异族侵陵的影响，而这种「血浓于水」的相互关系，永难磨灭。此在台湾历史文化上所留的纪录与遗迹，班班可考。连横着「台湾通史」「自序」有云：『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他在征文难、考献难(同上「自序」语)的情况下，著成「台湾通史」一书，为台湾保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设若连氏(一八七八～一九三六)生于今日，得睹这一多方搜辑的「台湾文献丛刊」，其成就或不止此。是以「台湾文献丛刊」的刊印，对于台湾历史文化的发皇，有其意义与价值。
抑有进者：晚近欧美各国学者从事「中国研究」非常用力，而近年对于「台湾研究」(「中国研究」的一环)尤具热忱。或远道前来台湾搜集有关资料，着手进行；或定期聚集一堂举行会议，提出研究论文。民国六十年(一九七一)秋，美国史丹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人类学系武雅士教授(Prof.ArthurP.Wolf)曾邀请各国学者在加州举行「中国社会的宗教与礼俗会议」，会中提出论文多属关于「台湾研究」的专题；六十一年(一九七二)秋，美国纽约罗哲史塔大学(TheUniversityofRochester)克鲁绍教授(Prof.RalphC.Croizier)亦邀请各国学者在加州举行「台湾史研究会议」，提出有关台湾史论文达二十余篇。后一会议，主办者并曾邀请「台湾文献丛刊」主持人周宪文先生出席；周先生专攻经济学，自以对于台湾历史的研究非其当行(且在台数十年，从未应邀参加过「台湾研究」的集会)，乃另推荐国立台湾大学曹永和先生前往参加。新近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并成立一个台湾研究小组在台搜集各种有关资料，从事专题研究。「台湾文献丛刊」的搜辑印行，固亦为「台湾研究」提供服务尽其棉薄。但这并非舍己耘人，「台湾研究」原为国人自应致力的专门课题，埋首研究者不乏其人，并已有相当成绩；编印这一丛刊，并期有助于国内学者在同一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有所成就。如果本此基础，吾人因而研究有成，当更可据以判断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正确与否，评估其价值；遇有偏失，亦得加以匡正。这一意义，尤为重要。
至「台湾文献丛刊」的编印，不出之于文化与出版事业机构，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承担，这完全由于周宪文先生的「一手造成」。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冬，周先生辞去台湾省立法商学院院长兼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即入台湾银行创立经济研究室(初称金融研究室，后改今名)，以研究台湾经济为唯一宗旨；由研究台湾经济而汇辑台湾史料，自亦为应有的发展。创刊之初，固尝未为部分人士所了解；但由于周先生个人的精神与热情，乃获得各方的支持与协力。随后以时间的推移，基于「台湾研究」的需要，其搜辑范围亦有所扩展。此所以自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八月至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十二月的十五年岁月中，能有陆续出版这一丛刊至三０九种、五九五册的成果。
但在此不算短的十五年岁月中，编印这一丛刊未始没有遭遇困难。周先生在未停刊前几年曾不止一次的■乎言之：『这一丛刊，真正是我「一手造成」，备极艰辛』。他并申言：『第一，我不想在此向人诉苦。因在这动乱的时代，这一丛刊居然能够出版，且能延续到今天而接近完成的阶段，则任何艰辛都已有代价；我只有感佩各方的支持与宽容，绝对不应再叹苦经。第二，我不想在此自我表扬。因为一切功绩(假使是有功绩的话)，都应归诸本行的历任当局以及可以管到这一工作的有关人士；如果他们坚持不可，我有何力使它出版。至于本丛刊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台湾文化史上的价值如何？这当留待社会人士的公断；如其果为「浪费公帑」，则我个人应负完全责任，绝不推诿』(并见周先生的「吴着台湾文献丛刊序」及「台湾文献丛刊序跋汇录序」)。周先生退休已逾四年，他在上引所表示的那种力任艰难及不矜不伐的态度与胸襟，弥深钦敬！即在这一丛刊停刊之后，周先生犹以未竟全功为憾(例如戴炎辉先生所编的「淡新档案选录行政编初集」出版后，尚待续辑)；乃邀杨亮功、连震东、洪炎秋诸先生共同主编「台湾文献丛刊外编」，由台湾开明书店印行。「外编」已有出版，周先生并有序记其原委。
我因自始忝与执役之末，先后撰有「台湾文献丛刊」(述介)及「台湾文献丛刊续介」两文，刊布于「台湾银行季刊」；爰将前两文改题重订，总名之曰「台湾文献丛刊提要」，分上下两篇合印一书，以便查考。又各书所加诸家的「弁言」与「后记」，原拟汇作「下编」，而以前两文辑为「上编」；但以十九已编入「台湾文献丛刊序跋汇录」(台湾中华书局印行)，仅取其中拙作(间有代作或合作)九十九篇，列作「附编」之一(前两文改以现在的方式编辑)。这些「弁言」与「后记」，可与各该书种「提要」互为参阅，足资补充部分「提要」之未足。此外，并将近年已、未发表的拙文十二篇，列作「附编」之二。这些拙文，或为上述「弁言」与「后记」的「后记」未刊篇，或为上述「外编」所撰的「弁言」，或为已刊各书的互为质证与考释，或为利用已刊各书的论述；要之，均与这一丛刊有关。但由于我的所学有限，而这一丛刊所涉又广，拙撰「提要」、「弁言」或「后记」以及有关诸文，其中错失或未尽之处必多；还祈学者方家不吝赐教，感幸无尽！至这一丛刊种目虽仅编列至三０九种，要实际所收书种不止此数；因又加编「台湾文献丛刊总目」一种(集刊诸书，并及篇章)冠于卷端，俾利检索。
回顾过去供职于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者逾三十寒暑，而在周先生督责下从事这一丛刊的编辑与校读──浸淫于故纸堆中几近二十年。岁月不居，亦届公职退休之期。因附赘一笔，用志我有生的一个里程。
六十六年六月，吴幅员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