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春雨巢日记》云：“周缦云来候，并谒相国，涤师与久谈，因蒋益沣被劾有交吴棠查办之说，遂及吏治。言：‘蒋做官，做一衙门，将一衙门经费裁尽。到粤抚任，裁去韶关陋规，形诸奏牍，而别提藩库每月千五百金、运库每月千金，作抚署办公用，反较所裁之费为增。其各属出息，亦一并严禁断绝，不准收受。在浙，民间虚声颇好，然其人太不正当。’周问：‘丁日昌闻亦精励为治。’师答曰：‘微有其风，而视蒋则中庸多矣，伊如要去尽属吏饭碗，我亦不依。须知天下人饭碗万不能无，汝去他一饭碗，他别寻一饭碗，于公事无益，不过百姓吃亏而已。’”余按：国藩言固未尝尽非，然蒋益沣裁陋规而办公费支用库帑，不可谓非正当办法。清代行政经费本无详细规定，而下级官者糜于承应上级官署之供给者，多不能正式报销，即正当之办公经费，亦有不能尽邀核销者，故多恃陋规为挹注，而官因得以自肥。自此名一立，贪婪之秆，无所不至，直可括尽地皮。且官以之括于吏（吏谓当时衙役，官之爪牙），吏以之括于民，层层剥削，其弊甚大。然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而徒言撤陋规，则甲方裁而乙又兴矣。若谓因“人万不能无饭碗，去他一饭碗，他别寻一饭碗”，遂置而不问，则岂为治之道哉？大氐彼时官俸过薄，行政经费无适当之规定，不从根本上改革，而枝节从事裁禁，则所谓“于公事无益，不过百姓吃亏”者确为至论。然言治真难，余备员浙省民政厅长时，主增县长、警长及其僚属之俸，并增其行政经费，然实于公反损而无益，于民仍未能轻其负担也。盖文官制度不立而恶习已成，视做官乃其解决生活之无上法门，故虽增俸增费，仍不能满其欲壑，而所增者彼既视为不足轻重，徒增其合法之收入，是真所谓不过百姓吃亏而已。如各县警察所长一等之俸，不过百余元，而其陋规收入可得数倍，自何贪于区区哉？故欲去弊，必究其弊之由来。而良法之行，尚有藉于教化之行，法令之严，长官之能以身作则，不然，属吏阳奉而阴违，既为所蔽，其弊益甚。然即长官以身作则矣，而无明察之才，公平之度，恳挚之情，严峻之刑，不制之权，皆不足以矫枉而反正。且如堂高廉远，不与百姓相接触则亦不能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