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子
【补】“《左氏传》三十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左氏非左丘明
刘歆云：“左邱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是谓作《春秋传》者即《论语》之左邱明也。由是班固《汉书》谓孔子与左邱明观史记，杜氏《集解》谓左邱明受经於孔子，盖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赵，宋程、朱以来，始谓此作《传》者与孔子不同时，非《论语》之左邱明；而甚者至谓为秦时人。余按：《左传》终於智伯之亡，系以悼公之谥，上讵孔子之卒已数十年，而所称书法不合经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亲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论语》之左邱明当之也。战国之文态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於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於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後人也。且《史记》但以《传》为左邱明所作，不言为何时人，而亦未有亲见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邪？抑相传为《左氏春秋》，而司马氏遂亿料之以为《论语》之左邱明邪？说《论语》者以左邱为复姓，与公羊、梁正同。乃传经者云公羊氏《春秋》，梁氏《春秋》，而此独云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传》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者。然则传《春秋》者其姓名果为左邱明与否固未可定。然无此传则三代之遗制，东周之时事，与圣贤之事迹年月先後，皆无可考，则此书实孔子以後一大功臣也，不可不标其人。既相传为《左氏春秋》，故即题以左子而缺其名与字，但载《史记》之语以存参，并识後人轩轾之言以折衷焉。
△《国语》非左氏作
《史记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由是世儒皆谓《国语》与《春秋传》为一人所撰，东汉之儒遂题之曰《春秋外传》。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於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己异矣。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里之诬馀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陈、蔡，《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皆与本传之说互异，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为一人也。故不采此文。
△《左传》远胜《公》、《》二家
朱子以左氏为史学，公、谷为经学，“左氏纪事详赡而是非多谬，公、谷纪事虽疏而多得圣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尽合於《经》意，诚有然矣，谓公、谷之能得《经》意则未见也。公、谷之说，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凿附会，以为圣人书法所在。且事实者义理之根柢，苟事实多疏，安望义理之反当乎！《左传》虽多不合《於》经，然二百馀年之事备载简册，细心求之，圣人之意自可窥测；《左传》之远胜於二家者正不在义理而在事实也。夫经史者，自汉以後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独以左子继诸贤之後，诚见此一书有断不可废者耳。
○子思《史记》：“伯鱼生，字子思。”
“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去，君谁与守！’”（《孟子》）
【附论】“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同上）
△辨辞狐白裘之说
《说苑》云：“子思居於卫，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子思辞而不受。”余按：子思，鲁人，其居卫者，仕於卫也，不至如是之贫；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与曾子辞邑之事相属，皆杨氏之徒所伪，故不录。说并见前《曾子篇》中。
△辨荐苟变之说
《孔丛子》云：“子思居卫，言苟变於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帅得此人，则无敌於天下矣。’卫君曰：‘吾知其材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於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於邻国者也。’”余按：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孟子之於齐、梁亦劝以施仁政而以兴兵构怨为有灾；今於思用於卫，不闻进治国安民之臣，而惟劝卫君罗爪牙之士以期无敌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晋文公将救宋，谋元帅，赵衰曰：“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子思之此为毋乃为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远，何得即自名为“战国”邪？盖战国之时，斥弛之士多蒙物议而患无弃瑕录用之主，故假之子思以风世耳。魏无知之对汉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与此正相类。然则其为战国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书者误采之耳。《孔丛子》一书记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见子思之贤，而文词亦浅陋，盖皆後人之所附会，不能悉辨。此事颇熟於人口，姑取而辨之；举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参】“子思之母死於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记檀弓篇》）
△辨子思母嫁於卫之说
《戴记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卫，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庙。门人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於孔氏之庙乎？’”康成郑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谓“柳若见子思欲为嫁母服，恐其失礼，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节，中人之家少自爱者犹知勉焉？况圣人之妇，贤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则凡棺椁衣衾之备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谓“有其财”，“无其财”者欲何为乎？郑氏无以自解，乃以赠衤遂之属当之。赠衤遂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观礼哉？孟子葬母於鲁，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正与子思之言相类。然则子思所指亦谓棺椁衣衾之属明矣。若子思治其棺椁衣衾，则伯鱼之妻固未尝嫁也。子思尝仕於卫，或者其母从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恶知非後之人闻母之卒於卫，而遂误以为嫁於卫，因附会而为此说乎？大抵《檀弓》一书采摭颇杂，是以两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注之者不知而强为之说以合之，是以费辞伤理而卒於抵捂也。故今不载後章之文。说并见前《考终篇》中。
“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
△子思老始归鲁
按《论语》，伯鱼卒於颜渊之前；《史记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二年，缪公始立；然则子思壮仕於卫，老始归於鲁也。故今载之於居卫之後。
【备览】“缪公之於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标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馈也。”（同上）
【备览】“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同上）
△孟子言未可尽信
按：缪公、子思上去春秋未远，而此二事颇类战国风气。其事固当有之，然不能保无传闻之过当，或门人记言者措词之少过其实。故列之备览。
△淳於髡子言不足信
《孟子书》中载淳於髡言云：“鲁缪公之时，子柳、子思为臣。”余按：子思老始归鲁，未尝仕鲁；髡，战国之辩士，不过借古人以自畅其说，不必皆实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华周生，而髡乃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类推矣，故今不载。
【附录】“费惠公曰：‘吾於子思则师之矣；吾於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没後，诸弟子之贤者多矣；诸弟子之後，邹、鲁、齐、魏之间群贤闻风辈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书不传，而世所传《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无由而征其造诣之浅深耳。然孟子屡称子思，荀卿虽毁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称，则其贤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录於诸贤之後。
△《中庸》非子思作
世传《戴记中庸篇》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於《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之於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其中名言伟论盖皆孔子、子思相传之言；其或过於高深及语有可议（若“追王大王、王季”之类）者，则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问政”以下，《家语》亦有之，至“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数语即有“公曰”云云以发之。朱子以“博学”以下为子思所补，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删。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数百言者，而继绝举废，朝聘以时，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盖孔子之答哀公本不过十馀言，其後则撰书者推衍其说，是以“好学”之句又以“子曰”发之。近世所传《家语》，本後人所伪撰，彼盖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逮於“择善固执”耳。其“公曰”云云者，词理浅陋？且增此数问，前後文义亦间隔不通，乃其所妄增无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义，显然而易见也，乃世之学者反以为《孟子》袭《中庸》，《中庸》袭《家语》，颠之倒之，岂不以其名哉！韩子云：“然後识古书之正伪。”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轻言也！
△《中庸》非一篇
世传《中庸》四十九篇，而今《戴记》止有《中庸》一篇；说者谓其四十八篇已亡。以余观之，今世所传《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天命之谓性”至“惟圣者能之”仅数百言，而“中庸”之文凡九见，“中”之文凡六见，其馀他文亦皆与中庸之义相关。自“君子之道”以後数千言皆与中庸之义不相涉；“中庸”之文仅一见，而又与“广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所注。其可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之常，“鬼神之为德也”以下皆言礼乐祭祀之事，迥不相类；“哀公问政”以後词意更殊。朱子曲为牵合，以“道不远人”三章为“费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为“费之大者”，“哀公”以後为“兼小大”，其说固已矫强；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事，乃以鬼神为道为一气之屈伸，而以“齐明盛服”数语为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为两说，委曲宛转以蕲合於“费隐”之义。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类，“聪明睿知”二章其序不符，则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骄”分释之。《愚而好自用章》以为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为不骄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汉书艺文志》称《乐记》二十三篇，今《戴记》亦止一篇；然以《史记》及前人之说考之，则今《乐记》实十三篇，《戴氏》删其十篇而合此十三篇为一耳。然则《中庸》亦当类此：盖戴氏删其三十馀篇而取其未删者合为一篇也。以其首篇言“中庸”故通称为《中庸》，犹首章言“檀弓”遂通称为《檀弓》，首章言“文王世子”遂通称为《文王世子》也。古者以竹为简，其势不能多；後世易之以纸，故合而录之，因不复存其旧目耳。以今《中庸》通为一篇而谓四十八篇尽亡，误矣。
△《中庸》非出一手
《中庸》不非一篇也，亦不似出於一手者：其义有极精粹者，有平平无奇者，间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子之言亦不伦。何以参差若是？其非一人所作明甚，细玩则知之矣。
【附录十有二人】
孔门诸贤，不甚著名而颇有依据，与私淑诸儒之有事实若传经者，并附载之於此。
○琴张牧皮
“万章问曰：‘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
△辨桑户死而琴张歌之说
《庄子书》称琴张与子桑户、孟子反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未葬，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余按：琴张、曾皙之狂，不过志期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礼伤教事也。如悖礼伤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荡之士撰此言以自恣，以琴张之有狂名也，故之。而後人或遂以为实然，误矣。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左传》昭公十二年）
按：《史记弟子传》及《文翁图》惟有曾皙，而琴张、牧皮皆无之，《家语》有琴牢字子张，亦无牧皮：今补而附於後。至以琴张为牢，本之《左传集解》，未知所采何书，当考。
○商瞿季次
【存参】“商瞿，字子木。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存参】“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尝仕。’”（同上）
按：二子皆不见於《论语》，独《史记》有之。然《弟子传》中凡不见於《论语》者皆无事迹可纪，独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亦间见於他篇当有所本，或非误载。今并附列於後。
○秦丕兹
“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生秦丕兹，事仲尼。”（《左传》襄公十年）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秦商，字子丕”，与此文小异，《史记》多误，不若《春秋传》之近古，今从《传》文。
○申枨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篇》）
按：《史记弟子列传》无申枨，而《文翁图》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无异於诸弟子，而前後章亦皆诸弟子事，则谓为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田子方
“段干木逾垣而避之。”（《孟子》）
【存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
△田、段等不皆子夏门人
按：此云“受业於子夏之伦”，则诸子非皆子夏之门人也。盖传记本无明文，司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参。
【存参】“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新序》）
△辨魏礼段干木而不受秦攻之说
《新序》载此事云：“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且谏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案兵而辍不攻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弃德之国，岂能知段干木之贤而当敬，而遂辍不攻。文侯之好贤，不过贵其行谊，资其启沃，可以风群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国，则有之矣，若藉此为名高，以震耀邻国，则无此事也。此特战国处士设为此论以见士之有益於人国耳。惟过闾而式则理之所有，故删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参。”
【备览】“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
△辨魏文侯倦不敢息之说
《说苑》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堂而与之言。翟璜不说，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为晋亥唐叔向事，盖皆後人揣度附会之语，皆未必其实然。故不载。
△辨贫贱骄人之说
《说苑》云：“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从。太子击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说，因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云云。余按：人无富贵贫贱皆不可以骄人；圣贤处世惟准乎礼而已，田子方既贤人，为魏文侯所敬，必无骄人之事。此盖战国之士设为此语之子方以自高者。故今不录。
○泄柳申详
“泄柳闭门而不内。”（《孟子》）
按：淖於髡称“鲁缪公之时，子柳为臣”，然以“闭门不内”推之，仕鲁与否未可县定。说已见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删，则不能安其身。”（同上）
按：七十子卒後，《诗》、《书》、《礼》、《乐》、《春秋》皆传於後，而《论语》一书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记，以是知邹、鲁、齐、魏之问贤者盖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无可考。姑就传记所载名著於当世者附录数人，以见其凡。
○公羊氏
【补】“《公羊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本注）
△辨公羊之学出於子夏之说
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汉景帝时四百有馀岁矣，安得五传而至胡母子都！此乃传《公羊》者自侈其说，以为其师亲受业於子夏，以炫耀当世而不足信，故但载《汉志》之注以存参，余不敢妄录也。
○梁氏
【补】“‘梁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本注）
△梁之学不详其初
晁氏云：“应劭《风俗通》称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皆未详也。”余按：说粱者名既不同，世亦互异，学者将何以为据乎？盖自战国以後简残文绝，传《梁》者莫详其初，各以意附会之为说，是以参差而不一耳。不但《风俗通》诸书不可信，即汉志之注亦未有以见其必然也。故本注但列之於存参，而馀一概不录。
△《三传》与《春秋》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是其意以为孔子之意皆在《左传》，而《公羊》、《梁》皆妄说也。余按：孔子意果在传，果宣《经》而隐传，倘《传》失其传，《经》不为无用之书乎？且孔子何不并《经》亦隐之也？盖孔子之《经》，其意本已分明，传之渐久而失其旨，传经者各自以其意训释之；惟《左传》去圣人之世近，记载最广，考核较详，为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谓《左传》远胜於二家则可，谓孔子之意尽在《左传》则不可。如据《公羊》、《梁》以为得圣人之意则大谬，若取此二书以与《左传》参互考订则亦有未可废者。且《左氏经》终於孔子之卒，若无二家，何由知其止於获麟。故今《公羊》、《梁》并附录於《馀录》之後。
○孔门弟子通考
【凡称圣门诸贤有不可分系者，通录於此。】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篇》）
“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孟子》）
“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同上）
“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孟子》）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同上）
△辨荀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说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问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夫子无所不知，子问非也。礼，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论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後於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孙、臧孙之失皆直指之而无所讳，所谓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也，即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义焉；若不非其大夫则谄耳。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孙。”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广众以避祸则有之矣，非以是为礼也；况与门人私论於几席间，是是非非而遽为失礼乎！且练、祥、衤覃，丧之大节也，床不床，丧之常礼也，子路、子贡於此其讲之熟矣；是之未知而待临事之间，所谓“身通六艺”者安在乎？此必後人所妄，非孔子、子贡之事，故今不录。
“政事：冉有、季路。”（《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同上）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
△《檀弓》与《说苑》记除丧弹琴之异
《戴记檀弓篇》云：“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说苑》亦载此事，而以不敢过者为闵子骞，不敢不及者为子夏，与《檀弓》正相反。盖皆得之传闻，是以彼此异辞。似《檀弓》为近古；然《檀弓》之诬者亦多，皆难取信。故今缺之。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佾公冶长篇》）
“闵子侍侧，ウウ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篇》）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论语先进篇》）
△《柴也章》未可断为孔子之言
此章或以为孔子之言，盖以诸贤皆称名之故。然观《论语》中称弟子亦有以名者，年饥之称有若，昼寝之称宰予，问耻之称宪，聚敛之称求是也，末可据是遂断以为圣人之言。章首既无“子曰”字，姑从《陈蔡章》之例可也。
△《史记》著弟子名籍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凡七十有七人，据司马氏谓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迹或年岁者三十有五人，而见於《论语》者二十有七人，然确有明征，决知其非误者，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贡、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华、子游、子夏、子张、樊迟、子羔、漆雕开、司马牛，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颜路以请车一见，公冶长以孔子妻之一见，子贱、澹台灭明以孔子与子游称之而各一见，巫马期则以陈司败之故而附见，皆无他事，亦无问答之语；惟南容凡三见，然仅“羿、”一问，而亦非质疑问难之比。考之他传记，惟子贱多言为孔子弟子者，其馀皆无由而决知其为弟子与否。且巫马期在昭公世已与孔子同朝，司败揖之以讥孔子，颇不似尝受业也者。而子游为武城宰，孔子始知灭明，是时孔子年已老矣，灭明又将何时受业於孔子乎？《列传》乃称其既已受业，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径，非公事不见”之事，既与论语剌谬；又称其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则其说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谓子贱为弟子，近是；谓颜路等三人为弟子，或然；谓期与灭明为弟子，则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无馀事，但以子路见？是时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子路即所以撼孔子，乌有七十子而肯为是者哉！其无事迹年岁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见於《论语》，而有见於《左传》者二人；然确有明征者，秦丕兹一人而已（《史记》作“秦商字子丕”）；颜高虽见於《左传》，然观其事殊不类孔子之弟子也。其馀共四十有八人，皆不见於经传；然南瞿、季次其事迹犹粗具於本传，其名字复间见於他篇，或当不误；而自梁以下六人（有年岁者），自冉季以下，秦商、颜高以外四十人（无年岁者），并无事迹可考，则固无从而知其诚然与否也。由是观之，孔氏古文或非当时之书；不则孔氏古文不误而司马氏误焉，亦未可知。观於《史记》所引《尚书》、《左传》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则是篇岂可以尽信乎哉！《家语弟子解篇》其数与《史记》同，而名字或与《史记》异，且删《史记》三人，别有琴张、陈亢、县以合其数。余按：琴张见於《孟子左传》，补之良是；但谓琴张即牢，未知所本。县亦无所考。若陈亢，乃尊子贡而轻视孔子者，孟子所谓“中心悦而诚服”者必不如是。且《论语》中，亢凡两问子贡：一问伯鱼，而绝未曾一问孔子；《论语》中，门人未有相称以子者，而亢称伯鱼、子贡皆以子，则亢乃子贡、伯鱼之後辈，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图》者，所载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枨、林放、申堂、遽伯玉，则又《史记》、《家语》之所无者。按：申枨见於《论语》，其前後章皆论弟子为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诸弟子，补之近是。申堂不见於经传，林放虽见於《论语》而无明文，皆难悬定。至蘧伯玉，其出近关在鲁襄公之十四年，是时已为大夫，齿长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则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内乎！又有见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载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诸家皆各据其所传，而《史记》为近古；《家语》、《文翁图》又似参以己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为据。概删之则不可，尽信之亦未安。故今据《史记》文，定其所可知者颜渊至司马牛及子贱、秦丕兹二十有二人，而参以《孟子》、《家语》、《文翁图》增牧皮、琴张、申枨三人，并颜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馀甚可疑者删之，无可考者存而不论可也。
△《史记》著弟子国邑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著其国邑者凡七人：颜子，鲁人；子贡，卫人；子游，吴人；子张，陈人；公冶长，齐人，皆以国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颜子、子贡为不误耳。何者？颜氏之著名於鲁者多矣，《春秋传》有颜高、颜羽、颜息，《吕览》亦有颜阖，则颜子为鲁人可信也。《春秋传》，艾陵之役，吴子赐叔孙甲，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则子贡为卫人亦无疑也。若子张，乃颛孙之後也，颛孙於庄二十二年自齐奔鲁，历闵、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张之非陈人明矣。盖因其先世出自陈，而传之者遂误以为陈人耳。若子张为陈人，则孔子亦将为宋人乎？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其次则卫、齐、宋，皆邻国也；吴之去鲁远矣，若涉数千里而北学於中国，此不可多得之事。传记所记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无一言及之？且孔子没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张与子游相问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吊有若也子游摈，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鲁，而鲁之县子、公叔戌亦皆与子游游，子游之非吴人明矣。而子张之子申详，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鲁，是二子固世为鲁人矣，安得以为陈人吴人也哉！公父蜀，公父之後也，则公冶长亦当为公冶之後。襄公之自楚归也，季孙使公冶问，则公冶，鲁大夫也，然则长亦非齐人矣。南武城者，鲁南境之邑，吴越至鲁之冲，即子游为宰之地也。《孟子》书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则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马氏盖见《孟子》书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误以为武城人耳。惟子路之为卞人未有以见其不然；然六人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则亦未有以见其必然。故今惟於颜子、子贡采《史记》文注之，馀皆缺焉。
△《史记》著弟子年岁之误
《弟子列传》有年岁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盖有所本，然亦不能无误。何者？孔子称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则是子贱已成德矣，其亲师取友已历有年矣；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四十九岁，则当孔子卒时年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吴之伐鲁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当是少壮时事；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十三岁，则当伐鲁之时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应孔子存时无所表见，至孔子没後而与诸弟子问答甚多也。《论语》多以子路、冉有并称；季康子之问从政也以由、赐、求，孟武伯之问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远者，而列传谓子路少孔子九岁，冉有少孔子二十九岁，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公西华少孔子四十二岁，年之相隔太远，恐未必尽然也。由是言之，《史记》弟子之年不过得其彷佛而已，不可尽指为实。故今悉不录。
○《论语》源流附考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後‘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并《汉书艺文志》）
“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於《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馀字。”）《论语集解序》〕
△《齐论》多後人附会
按：同一《论语》也而有《齐》、《鲁》之异，有多寡之殊，则《论语》一书固有後人之所续入，非尽圣门之原本也。《齐论》既多《问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复多於《鲁论》，则《齐论》之中後人所附会者尤多，又非《鲁论》之可此矣。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後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汉书张禹传》）
“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序》）
“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隋书经籍志》）
△东汉所行为张禹更定之《论语》
按：《汉书》称“篇第或异”、又称张禹“采获所安”，则禹固尝更定《论语》篇章：其篇目虽定从《鲁论》，其文实兼采於《齐论》，非汉初龚奋所传《鲁论》之旧本也。言“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集解》、《隋书》亦谓“《张侯论》，包、周为之章句”，则是东汉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论语》，非古之《论语》矣。
△张禹更定《论语》之谬
按：禹学识浅陋，岂足以知圣人，但当谨守师传，不敢增减，或不至大谬耳。乃擅更定《论语》，必有不当存而存，不当采而采者。况禹附会王氏以保富贵，卒成王莽篡弑之祸，《公山》、《佛》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乎？
“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於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後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於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於人间。”（《隋书经籍志》）
△郑玄所注《论语》即张禹更定本
按此文，则康成所注之《鲁论》即张禹所定之《鲁论》，其中固杂有《齐论》，非汉初之《鲁论》矣。故今《论语》称为《鲁论》，而或以《季氏》一篇为《齐论》。然则《论语》一书中未必无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无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学者当统全书而熟玩之，以求圣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类者，不得以此疑圣人，或曲为圣人解也。
△王充、郑玄之谬
按：当东汉之世，去古未远，《齐》、《古》尚存，犹可考证。王充既知公山、佛之往之为非义，即当别其同异，考其年世，辨其真伪而去取之，若赵岐之删《孟子外篇》者然，岂非圣门功臣；乃反据此以让圣人之失，何其谬也！至於康成，负一代之重望，乃於《论语》参考《齐》、《古》为之注，而於篇章无所区别，致使後人无可考证，亦何其疏阔也！
△圣言不可谬遵
按：圣人之言，天下後世所当共遵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则可，非为圣人之言而亦当遵也。述少年时，尝在府应岁试，忽有人持先君书至，寄物二事，且命述与其人换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动无不合乎义者，不应忽有此举，意甚疑之，遂不从命。试毕，归而请之，果他人所伪为也。故能言於平日，则不至见欺於一时。窃谓学者之於圣人亦当如是。故今备考《论语》源流载之，使人知世所传之《鲁论》在汉时不无异同更改，是以圣谟洋洋之中间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学者不可不别而观之也。
△自述研究《论语》经历
余五六岁时，始授《论语》，知诵之耳，不求其义也。近二十，始究心书理，於《公山》、《佛》两章颇疑其事不经，然未敢自信也。逾四十後，考孔子事迹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伪撰，然犹未识其所以入《论语》之由也。六十馀岁，因酌定《洙泗馀录》，始取《论语》源流而细考之，乃知在秦、汉时传《齐》、《鲁》论者不无有所增入，而为张禹采而合之，始决然有以自信而无疑。故录其详，附载於此。然世之学者惟知玩讲章，作举业，未尝有人究其义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无怪乎其见而大骇，终不以余言为然也！
○附孔检讨《大戴记补注序录》
《家语》者，先儒马昭之徒以为王肃增加。肃横诋郑君，自为《圣证论》，其说不见经据，皆借证於《家语》。大抵抄撮《二记》，采集诸子，而古文奥解悉润色之，使易通俗读；唯《问郊》、《五帝》之等传记所无者，斯与肃说若合符券。其为依，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辞，云“陛下”者，谓昭帝也；“文、武”者，谓汉文帝、武帝也。而肃窃其文，遂并列为成王冠颂。是尚不能寻章摘句。举此一隅，谬陋弥显。况以礼是郑学，无取妄滋异端，故於《家语》殊文别读独置而弗论也。
余昔会试时，曾与检讨相识，年甚少也。数十年不相见，不意其学刻苦如是。《考信录》既成後，始见此书，因其论《家语》与余所见同，附录其文於此。
（颉刚案：此篇原载书首，今为改置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