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上
旧本阙
○封建论下
旧本阙
○周平王论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酆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於洛。”苏氏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崔述曰：甚矣，苏氏之诬也！夫国之盛衰在德不在势，周之所以不振由其无贤圣之君，不以迁都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此子朝之谀词耳；考之经传曾无一善可纪。岂得归咎平王哉！
且平王初未尝有迁都之事也。周之王畿，号为千里；然当幽王之初，诗人已有“蹙国百里”之伤。至骊山之变，宗周之地尽没於戎，所存者惟郏、辱阝耳；然後晋文侯迎太子宜臼而立於洛，是为平王。非平王本都宗周，无故而弃千里之畿以东迁於洛也。平王遭家国之变，不能尝胆卧薪，修德立政，以恢复文、武、成、康之业，诚不为英主矣；然遂谓其弃岐、酆而东迁，岂不诬哉！
卫懿公之败也，狄灭卫，卫人夜出济河，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乃五干人；於是齐桓公立戴公以庐於曹。刘聪既克关洛，虏怀、愍，琅琊王睿乃立於江东。郭威既弑隐帝而篡汉，汉之州镇皆归於威，刘崇乃以河东称帝。此数君者皆未尝以国迁也，彼其故土已丧於先君之手，万不得已而自王於一隅，保境安民以存宗祀，夫亦可谓难矣。固不能与夏少康、汉光武同列中兴之数，亦何至遂与魏、李景，避寇迁都之主，同类而并讥也哉！
说者又谓平王以岐、酆之地赐秦襄公为东迁之证，则又不然。人之情莫不知爱土地，人有土地犹思夺之，况己之所有乎！平王之所以畀秦者，盖其地已尽为戎有，自度其力不能恢复，又惧戎之东侵，而秦有拥戴血战之功，是以因而与之，使之自为职守以卫王室。不然，关中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文武所以成王业也，一旦无故而捐之以与秦，平王虽下，不至若是愚也！自平王之立四十有九年为鲁隐公之元年，又七十馀年而秦穆公始大，则当赐秦以後，秦虽日与戎战犹未能有其地，况平王乎！
桓王取邬、刘、、邗之田於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樊、隰成阝、攒茅、向、盟、州、陉、ㄨ、怀凡十二邑；左氏讥之，以为“己弗能有而以与人”。晋文公既定襄王於郏，襄王劳之，复赐之以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意与平王正同；盖以其地既弗能有，而名犹隶於畿甸，无宁为此不费之惠焉。但以晋之力能有之，是以左氏无讥。而东莱吕氏乃谓“襄王不许晋隧而赐之田，亦为紊王章而自削弱”。夫使此地果王所有，则王既许之，谁复拒之，亦何待於晋侯围之以兵而後服哉！且左氏“己弗能有”之文吕氏独未之见乎？甚矣宋儒之不考也！
自宋以来，儒者皆好为议论以訾前人而不考其事之终始，往往颠倒时代，错误方域；而後之学者识见寡陋，震於其名而不自求之六经诸史，口耳相传，道听途说，遂以为其人之定评者数百年矣。如平王者，何足道！其他贤人志士，乱贼奸臣，或无端而被谤，或无故而窃名者，又岂少也耶！
○宋宣公论
宋宣公将卒：舍其子与夷而传国於弟和。和将卒，复立与夷而居其子冯於郑。与夷立十年，其臣华督弑之，召冯於郑而立之。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余之意独谓不然。与夷之立也，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不知督有无君之心而以为大宰，又不阴为之备，故督得成其逆谋，不因於宣公之让与不让也。会宣公有让国之事，後世远以为口实；藉令宣公自传之与夷，乌知督之遂不弑君也？春秋之世，宋之见弑者三君，庄公、成公皆未尝让国而其子捷与杵臼亦皆见弑，岂得独罪宣公也哉！
若谓督既弑与夷而立冯为宣公有以启之，则又不然。使与夷既立而冯作乱，若王子朝之於猛，卫州吁之於完，以罪宣公，可也；今也冯未尝有是也。督既弑与夷，宋国不可以无主，冯亲先君子，故召而立之耳。藉令无冯，宋岂无诸公子可立者乎？齐光之弑也立杵臼，郑夷之弑也立坚，此又谁实启之？晋州蒲之弑也，栾书召孙周於京师而立之，周之父未尝有国也。岂必宣公传位於和然後冯可立哉！
且非独与夷之死宣公不任受过也，即其立也亦不任受功。宣公之所以立和，或与夷幼而不能主社稷，或不肖而不可以主社稷，为宣公者当立和则立和而已矣，和之复立与夷与否宣公不得而知之也。不立其子而立其兄之子，此和之贤；不知与夷之不可为君而立之以致乱，此和之过，於宣公何与焉！观於与夷之终见弑，则宣公之所以立和盖非无见也。和之卒也，与夷之齿长矣，师保之教训夫亦可以习矣，政之得失，民之哀乐夫亦可以备知之矣，然犹不能安其民而制其臣；使宣公之卒而即传之与夷，其见弑之不待於十年可知也。宣公之能知人如是，世不以是贤宣公而反以是罪宣公，甚矣其是非之颠倒也！
吾尝观於三代以上之事，而知父子相继非一定之制也。一姓之相传始於禹，而禹孙仲康以弟继兄。商人兄终弟及，见於书者尤多。周孝、定、敬三王皆以别子嗣居天位，盖国家不幸而当其变，则社稷为重，宁割慈忍爱而立弟耳。
秦、汉以来，人主各私其子，乃藉口於“君子大居正”之说，神器於婴儿，付生灵於不肖，以至败国亡家覆宗绝祀者盖不可数矣。其尤著者，晋武帝明知其子惠帝之昏愚而其弟齐王攸之贤，乃溺於禽犊之爱，终不肯废子立弟，以致八王、刘、石之乱；周武帝明知其子天元之凶恶而其弟齐公宪之贤，亦蹈晋武覆辙，使之扪痕恨晚，宪以冤死，周亦寻灭：岂不可痛也哉！此皆公羊氏所谓大居正之君子也。然而後世之儒不闻议二武之失，反斤斤焉求宣公之瑕以为传弟之戒；然则为人君者必明知其子之不克负荷而与之国，使之暴虐生民，踣其国，坠其宗，然後得免於後世之清议耶！
○鲁隐公不书即位论上
鲁隐公之元年，《春秋》不书即位；先儒以为摄。欧阳子曰：“隐实为摄，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决非摄。”苏氏轼曰：“非也。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以‘鲁公’薨故称公。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则其弟若兄弟之子以当立者为摄主。子生而女也则摄主立；男也则摄主退。故隐公亦摄主也。”崔述曰；甚矣说经之不可不慎也！摄之义不明，遂至於乱礼而诬圣人，岂天下之细故哉！
《礼》曰：“丧有无後，无无主。”是无後则为之立摄主以主丧也。故君薨而世子生，未葬，则卿大夫从慑主，北面於西阶南，太祝裨冕告殡；己葬，则太宰太宗从太祝告於祢庙，不复有摄主。由此观之，则摄主乃丧主，非国主也。今隐公之为鲁侯十一年矣，岂得为摄主乎！礼曰：“子幼，则以衰抱之，人为之拜。”是子虽幼，不复立摄主也。苏氏亦曰：“子生而男也则摄主退。”今惠公之薨，桓公生矣，男也，隐公何得为之摄主乎！国家，重器也，不可以两属；两属则必争。今苏氏欲援一人立之，谓之摄主，俟太子长乃以授之，此二人者，皆尧、舜、夷、齐也则可，不然，是大乱之道也。非摄主杀太子，则太子杀摄主，宁先王之制而有是哉！
《洛诰》曰：“朕复子明辟。”复，下告上也──《春秋传》曰：“燮将复之。”又曰：“将复於寡君。”《孟子》曰：“有复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复王耳（《蔡传》亦然）。王莽欲窃汉之天下，乃诬周公有践位复辟之事以济其恶；苏氏信之，何耶？且苏氏以周公果称王耶，周公称王则吾不知成王当何称耶：亦称王耶，称太子耶？成王之见周公用何礼耶：如二君耶，抑臣於周公耶？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周公既称王，成王又称王，是民有二王矣。成王既北面以朝周公矣，无何又南面而临之，是“尧帅诸侯而朝舜”也。此在齐东野人或有是语，少知名义者岂得出此言乎！
且苏氏知周公何为而摄政耶？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故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故史录之为书，志此礼所由废。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伤周公、召公处事之变而不得复然也。记礼之家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己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附会而为践位复辟之言，岂不诬与！（叶氏梦得说同）不然，周公居东以後，成王既亲政数年矣，亲逆以归，君臣相得，言听计从可矣，何劳於周公之摄之也哉？
故凡古人之摄有三：舜，君老而摄者也；伊尹、周公，君谅阴而摄者也；共和，君和，君在外而摄者也──皆不为君，故谓之摄。今也隐既君乎鲁矣，即使果授国乎其弟，亦不过如宋宣公、元武宗焉已耳；即使果自老於菟裘，亦不过如赵武灵、魏献文、宋高宗焉已耳，岂得遂谓之摄也哉！岂得遂不谓之即位也哉！如是而可以为摄，则王莽、张邦昌莫非摄者矣。故摄则不称公，称公则非摄，欧阳子之论不可易也。
虽然，先儒之以为摄也亦有故：一日国君必书即位，而隐不书即位；一日相传有是说。此二疑者不破，则虽明知摄之不称公而终不敢谓隐之果非摄。惜乎其论之犹有未尽也！
○鲁隐公不书即位论下
《春秋》之策；十有二公，书即位者八，不书即位者四。先儒求之而不得其故，因见桓、闵之弑而子般之杀也，遂为之说曰“继弑者不书即位。”而桓、宣皆继弑，又未尝不书即位；则又为之说曰：“与闻乎弑者书即位。”彼数君者既已然矣，则隐公之不书即位，势不得不别为之说以通之，此学者之所以深信其摄而不敢异也。
史也者，所以传信也。均之即位也，或书而或不书，是史非实录也。史书之而孔子削之，是圣人之经非实录也。
曰：“不忍於先君之见弑也。”夫忍不忍在即位耶？不在即位耶？在即位耶，则彼之即位为忍，孔子当著其实以明其忍，不得私庇之而私削之。不在即位耶，则书不书等耳，何为而削之哉？
曰：“古者有即位之礼，先君见弑则不忍行此礼，是以不书，非削之也。”曰：“位，君位也；即位，就君位也；既为君未有不即位者，不即位是不为君也。自天子以至於大夫皆有位，於何日始居此位即於何日谓之即位，不以其礼之繁简也。所谓即位也者，犹後世天子之云登极，百官之云到任也；今曰‘某虽为帝，未尝登极’，‘某虽为官，未尝到任’，可乎？不可乎？晋厉公之弑也，悼公在周；竖牛之杀叔孙仲也，昭子讨而诛之；二人者其不与闻乎弑可知，然皆不废即位之礼。由此观之，虽继弑未有不即位者。庄、闵、僖三君之不书即位，皆不以继弑故，何独至於隐而必疑其摄耶？”
曰：“继弑之说本之《公羊》、《梁》，诚如子所云矣。《左氏》庄元年传云：‘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闵元年传云：‘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元年传云：‘不称即位，公出故也。’然则其皆非与？”曰：“君虽弑，子犹得称即位，岂以夫人故，乱故而不得称乎哉！礼虽不备，其为即位自若也。且《传》以为僖公先即位而後出耶？先出而後即位耶？先即位耶，即位之时史固已书之矣，岂至後日既出而追削之？先出耶，身既在外矣，又何位之即焉？盖左氏亦求之而不得其故，故以意度之而为之辞。不然，君之出入非小事也，僖公出何地，出因何故，既出何以复入，《传》何得不置一言也哉！”
曰：“然则何以不书即位？”曰：“《春秋》之策十有二公，其後七君皆书即位，其前五君书者一而不书者四，岂不以其世远而多阙哉！君之即位也以正月，而定公之即位也以六月，即位固无常月也。故旧史失其月日则孔子不复追书；即旧史载其月日而所传异词，又不幸无可考，则孔子亦宁阙之，慎之至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後人耻言不知，务强为之说，故不知圣人有如是之阙疑，反以为别有深意焉者，而不知其过也。隐公之世，大夫卒多不日（唯公子驱卒日），桓、庄之世，大夫卒多不书（唯公子牙卒书），皆远也，皆阙也，皆慎也；乌有如先儒之所谓云云者哉！”
曰：“然则相传之说何以故？”曰：“自古篡弑之君往往文饰其说以欺当世。王子朝既败，告於诸侯曰：‘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楚公子围弑郏敖而自立，使赴於郑，伍举问应为後之词焉，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之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吾恶知非桓既弑隐之後恐国人之议己，伪称其母之贵，其兄之摄，以明己之当立，不幸桓之子孙终有鲁国，遂无有人为辨其诬者乎？学者取信於《经》焉，可矣！”
○争论
廉颇为赵将，有大功，拜为上卿。蔺相如为赵奉璧於秦，完壁而归，又相赵王会秦王於渑池，亦拜为上卿，位廉颇右。颇羞为之下，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称病不与争；望见颇，引车避匿。颇闻之，肉袒负荆至相如门谢罪，卒相与。世皆多相如之有让。余独以为相如固贤，亦幸而遇廉颇之贤故得成其让也。何者？天下之事，两争然後相争，亦两让然後相让。使相如避而颇不悔，以为畏己而愈肆焉，即已辱之而犹以为未足，相如其奈之何？由是言之，成相如之让者颇也。
宋殷景仁为领军将军，荐刘湛於文帝，召为太子詹事，并被任遇。湛以景仁位在己上，乃因彭城王义康以倾之。景仁惧，称疾不出，以避湛者数年。湛犹不肯已，谋使盗杀之。文帝乃与景仁密谋诛湛，然後景仁始免。若此者，岂景仁之不让哉！湛非有颇之功，又因景仁以进，固不当倾景仁；景仁之避湛，其事更难於相如，然卒不能减其怒，必死景仁而後甘心者，何也？人心无尽，固非让之所能化也。嗟夫，士大夫诵读诗书，谈说礼义，让之犹不足止其争，况於里巷不学之人，市井无赖之辈，尚力而不尚德者乎！虽有好让之人与之处，亦不能保无相争之事。乃世之士见其如此，不复问其曲直，辄从而两罪之，呜乎，过矣！
古之时人心淳朴，风俗敦厚，犹有化於让者；後世不可得矣。有让之者，则以为畏己而愈陵之。让之既久，则又以为事固当然而安之。一日少拂其意，则其怒反更甚。且让固有不能率以为常者。人之贪心，遏之则渐止，纵之则益甚。今日欲得其牛，与之；至明日而又欲得其车，又与之；又明日而又欲得其宅。故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争而不已，势必至於让者不能复让而亦与争，贪者智尽力穷而无所得；然後其争始息。故两争者必至之势也。
周太王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皆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卒弃其国，逃之岐山而後已。秦以山西鏖六国，六国争割地以事之，今岁割三城，明岁又割五城；地不尽，秦兵终不止，卒灭六国，并天下而後已。太王之与六国不可谓不让矣，周、秦以上已非让所能化，况後世乎！故曰：“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
宋之於金也，初割三镇，继割两河，继而又割京东、京西、陕西诸路，求和之使旁午於道，畏避不已，至於航海。自古以来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让者也，然而金师南牧未尝为之中止。必待韩、岳、吴、刘屡挫其锋，然後金人始许画淮以和。由是观之，苟力之所能争，虽百让之不止。国家之大，闾里之微，其理一而已矣。故曰：“两争者必至之势也。”
圣人知其然，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曲则罪之，直则原之，故人竞为直而莫肯为曲。人皆不肯为曲则天下无争矣。然则圣人之不禁争乃所以禁争也。後世之论者则不然，但见其後之争，遂不复问其前之让，而曲者直者至是均不免於訾议。曲者以利，犹获助於小人；直者以义，并见弃於君子。人知让之之後之终不免於争，而又不能以其直见谅於人也，故竞为其曲而莫肯为直；与其让而不终，无宁争之於始。俗之益争，夫亦好为高论者之有以驱之也！且论者於南宋之事则以其让为罪，於闾里之间则又以其不让为罪。天下传自祖宗，田宅亦受之先世；势同而论异，事异而罚同。呜呼，人欲求免於後世之君子难矣哉！
朱仁轨云：“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斯言也，听之甚美。然以余所见乡党之间则大不然。最甚有杨氏者，田百亩，今仅馀四十亩矣，然犹供百亩之税，遂为子孙百世之害。不知古今之殊俗耶？抑四方风气之不同耶？至於不肖之宗族，尤不可以常理论。唯力足以拒之斯已耳，否则必无立锥之地而後不生其心。然亦其初即然乃免於争，若争端已起而後然，则虽垂而人犹不信，悬磬而忿犹不消。故有田宅已捐，自食其力，幸未至於冻馁，而争犹不止者。况其让犹未至於是者耶！
曰：然则让不能以化人乎？曰：其人而贤如廉颇也则能；即不然，而吾力能制其命而姑让之，彼自知其力之不敌也，亦或有知感者，不可以是概之人人也。是故，以让自勉则可，以不让责人则断不可。夫责人则亦惟论其曲直而已矣！惜乎世之君子未尝久处闾阎，亲历险阻，而於人情多不谙也！
○讼论
天下之患莫大乎其名甚美而其实不可行。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曰：“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许行使市贾不贰，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圣人非不知薄取民而一市贾之为美名也，顾以其势断不能行，姑取其美名焉而已，而人心风俗必受其大害，是以其论常不敢过高也。
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故《传》曰：“饮食必有讼。”柳子厚曰：“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讼之来也久矣。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鲁叔孙昭子受三命，季平子欲使自贬，昭子朝而命吏曰：“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唐、虞之时何时也，诸侯犹不免於讼；昭子，贤大夫也，亦不能以无讼：然则是讼也者；圣人之所不责而亦贤者之所不讳也。两汉之世好言黄、老，始有以不与人讼博长厚之美名者；然亦其时风俗醇古，故得以自安於闾里。唐、宋以降，日以浇矣：乃为士者幸藉门户之荫，不见侮於市井小儿，遂以人之讼者为卑鄙而薄之；而惮於听讼之吏因遂得以是藉口，有讼者，则以为好事，怒之责之而不为理。呜呼，是白圭之取民而许行之治市也！
何以言之？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必此争而彼甘於让斯已耳，苟不甘於让则必讼之矣。故陵人者常不讼，而陵於人者常讼，其大较也。且争而甘於让者，惟贤与孤弱者耳。然理固有当让，有不当让；势固有能让，有不能让。所争者非一人之得失，则不当让。让之而争者不已，让之而争者得逞，人皆从而效之，则亦不能终让。故虽贤与孤弱者亦不能尽无讼也。夫使贤者常受陵於不肖而孤弱者常受陵於豪强而不之讼，上之人犹当察而治之；况自来讼而反可尤之乎！今不察其曲直而概不欲使讼，陵人者反无事而陵於人者反见尤，此不惟赏罚之颠倒也，而势亦不能行。何者？人之所以陵於人而不与角者，以有讼可以自伸也；不许之讼，遂将束手以待毙乎？抑亦与之角力於蓬蒿之下也？吾恐贤者亦将改行而孤弱者势必至於结党，天下之事从此多而天下之俗从此坏矣！
余幼时，见乡人有争则讼之县；三十年以来不然，有所争，皆聚党持兵而劫之，曰：“宁使彼讼我，我无讼彼也！”唯单丁懦户，力不能抗者，乃讼之官耳。此无他，知官之恶讼而讼者未必为之理也。民之好斗，岂非欲无讼者使之然乎！逮至近年，风俗尤敝，里巷之间别有是非，反经悖律而自谓公；以斗伤为偶然；以却夺为小事；立後则疏族与同父无殊；争田则盗买与祖业不异。推此而论，不可枚举。至於姑残其媳，弟侮其师，窃田禾，毁墓木，尤恬不以为怪。诉之宗族，宗族以为固然；诉之里党，里党以为固然。彼固不识字，即识字而亦不知律为何物也；不得已而讼之於官，则官以为好事而里党亦共非之。是以豪强愈肆而善良常忍泣而吞声。无讼则无讼矣，吾独以为反不如有讼之犹为善也。
昔韩文公为都县，雅重卢仝；仝为比邻恶少所苦，使奴诣县讼之；公不惟不薄仝，反称其贤而自引为己罪。彼韩公者岂独喜人之讼哉？诚少历艰难而悉寒士之苦故也。然则今之君子或亦生富贵之中，席祖父之势，居仁里，处顺境，未尝身杂保佣，目睹横逆，故不知涉世之难而妄为是高论耳；不然，何其不近人情乃至是也？
或曰：“子未睹夫讼之害耳。书役之鱼肉，守候之淹滞，案牍之株连，有听一人一朝之讼而荒千日之业，破十家之产者矣；况有讼而诬焉者乎！”曰：“此诚有之。然此谁之过耶？苟官不护其下，书役安得而鱼肉之！讼至而即听，当逮而後逮之，何淹滞株连之有哉！此乃己之不臧，反欲藉口以禁人之讼，可乎！且讼而果诬，反坐之可也；不治诬者而迁怒於他人而禁其讼，是使直者代曲者罹殃也，亻真孰甚焉！”
曰：“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然则圣人之言亦非与？”曰：“《大学》释之明矣，曰：‘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然则圣人所谓‘使无讼’者，乃曲者自知其曲而不敢与直者讼，非直者以讼为耻而不肯与曲者讼也。若不论其有情无情而概以讼为罪，不使之得尽其辞，曰吾欲以德化民，是大乱之道也。且无讼之治，圣人犹难之；今之吏岂惟无德且贪莫甚焉，民之相争固其所也，而欲使之无讼，舛矣！”
○五行辨
旧本阙
○稷祭辨
稷，五之长，今俗直谓之。祭，黍之别种不粘者是也；或谓之饭黍，关以西谓之糜，河以北谓之祭。
韦昭《国语注》云：“莠草似稷而无实。”今莠正似，绝不似祭，此可知稷之为今而非祭也。《说文》云：“祭，糜也。”又云：“糜，祭也。”祭之苗穗皆与黍同，故糜从黍。古人均谓之黍，《诗》所谓“其饣襄伊黍”《论语》所谓“杀鸡为黍”者是也。关以西亦谓黍为黏糜。此可知祭之为黍属而非稷也。稷，入声，子力切。祭，去声，子例切。稷从；祭从祭。其义、其音、其文，无一同者，则二者之非一物明矣。
粟者，黍稷末去皮之通称。对米而言则皆云粟；数之名则未有及粟者。孟子曰：“有粟米之征”，“米粟非不多也。”《诗》云：“黍、稷、稻、粱。”又云：“黍、稷、重、、禾、麻、菽、麦。”皆不言粟，是也。故米初去粗皮，谓之脱粟；呼稷之粟为粟，非谓稷为粟也。以稷之多也，故但呼以粟而即知为稷；久之，而稷之名遂掩。稷也而粟之，犹今之人之之也，犹於其米而直谓之米也；而不学者遂误以粟为本名，而不知其为稷矣。
河北自漳以西舌强，能读入声；以东舌弱，不能读入声，──《中原音韵》所谓“入声作平声，作上去声”者是也，──故读稷与祭之音相似。而乡中人识字不多，秋禾登於场，笔而记其数，有不识祭字者，则书稷字以代之──稷字《四书》、《诗》所有；祭字《四书》、《诗》所无也。犹高粮之或误书为高梁（俗呼蜀黍高粮），金簪之或误书为金针也（俗呼黄花菜为金簪），犹古人之误书弄璋为弄獐也。而不学者不知稷为何物，遂误以祭为稷，反疑其民呼为“子例切”者乃方音之转，而笑书祭者为误字矣。
稼书陆子作《黍稷辨》，谓稷乃今之谷而非饭黍，征之书传，详其形状，以纠前人之惑，其事虽小，而不肯沿讹踵谬之心即此亦足见其万一。然谓土人以饭黍为稷，则犹未知北方农夫之所呼者祭而非稷也；由祭而之稷，作《本草群芳谱》者不见《说文》，妄以己意揣度之耳。余故补其未备，作《稷祭辨》；於陆子所已辨者则不复言，从省文，亦不敢掠美也。
○《禹贡》田赋九等解
《禹贡》九州田赋皆分九等。读者苦其难记，或作《指掌图》，以九等分配於十二辰，按指节历数之；又作《歌诀》，鄙俚不经，既侮圣言，亦无伦理，余深病之。窃谓其所以难记者皆由於不究其故；不究其故，则虽强而记之亦何得於心哉！因第其说如左：
雍、徐、青、豫、冀、兖六州皆居北方；而雍居六州上流，土厚水深，虽濒河而无河患，故田居上上。青、徐皆不濒河，故次雍；而徐上中，青上下者，徐土坟而兼埴，青土坟而兼斥故也。冀、豫皆濒河，有河患，故又次徐、青；而豫中上，冀中中者，豫一面濒河，冀三面濒河故也。惟兖当九河之委，土薄水浅，故居中下焉。梁、荆、扬皆居南方，故田皆在下等；而梁居三州上流，故次兖；荆稍东，故次粱；扬最东，当三江之委，故又次荆也。此田分九等之说也。
冀为帝畿，土广民众，故赋居上上。豫、荆，东西之中，水陆之会，故赋皆居上等；而豫田中上，荆田下中，故豫次冀，荆次豫也。雍、徐、青、梁、扬五州皆居东西偏，而雍、徐、青田皆上等，故赋亦皆中等；然青次荆，徐次青，雍次徐，与田之上下相反者，东方土狭民稠，西方土广民稀故也。梁、杨田皆下等，故赋亦皆下等；然扬次雍，梁次扬，亦与田之上下相反者，其故亦犹青、徐之加於雍也。惟兖受河患最深，创残之馀，民气未复，不可以赋之常法绳之，故曰：“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此赋分九等之说也。
赋言“错”者四州，又各不同。冀州赋重而地广，其赋不可均也，故有“错”焉；不言所错者，赋上上矣，其错必於下可知也。扬州赋轻而地广，地兼水陆，故有错而上者，故其文曰“上错”。粱州赋轻而地广，地兼水陆山林，故有错而上者，亦有错而下者，兼本等则为三，故其文曰“三错”。豫州，四方之交，土兼坟壤与垆，故其赋错出不均；综而计之，适得上中，故其文曰“错上中”。此四州言错之说也。
以是求之，皆有至理，可以得其故。何必区区效星相之术，於指节间定部位，作小儿戏哉！
○文说上
画，所以貌物；黑白之色，方圆曲直之势皆合焉，谓之画。文，所以载道；是非得失之故，贤人哲士之事实皆合焉，谓之文。物者形；道者理。形者然；理者其所以然。其事之大小，品之高下虽殊，其理一也。
马焉而狗其足，花焉而竹其，山焉而波，水焉而岫；求之天下无是物也，可谓之工於画乎？何以异为文而讠皮其说，谬其理者也！累朱攒青，曲直杂设，非人，非树，非山，非屋，见者不能名其物，可谓之工於画乎？何以异为文而晦其辞，乱其章，读之而不能通其意者也！然而彼且曰“吾工画”，世且曰“彼工画”，问其所画之物，则曰“吾工画而已，不知物也”，何以异为文而离乎道，且自负文士，世亦以文士目之者也！
凡论画之美者，曰“亳毕似”，曰“尺寸千里”；然则为文而能了然於口与手，简而明，约而尽，使读者释然有以知夫是非得失之故，岂不可谓工於文乎！然而世之为画者不求之物而徒册上之横斜疏密是问，此所以无工画者也；为文者不求之道而徒古人之文之长短难易逆顺是问，此所以无工文者也。夫匠者不必能画器皿，游者不必能画山水，然未有闭置一室，目不见山川器皿之形而能画者。贤人君子明理之士，固有不工文者，然未有於道茫然无牖隙之见而能文者也。
悲夫，知画者世或有之而知文者鲜，是文人之智反出画工下也，惜哉！
○文说下
道也者，物之理也。其於人也为情，其於事也为义为势。大之而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小之而愚夫愚妇之所可知一草一木之所以消长，皆道也。文也者，载此者也。其义显，其势悉，其情通，是文而已矣。精而论之，虽大贤之言不能皆醇；粗而论之，虽百家技艺之书亦各有其道焉，──庄周、韩非是也。譬之博奕；虽非圣人之道，然工於博奕者言博奕之所以胜负较然不诬，是即傅奕之道也。
虽然，道有醇驳则文有高下，孟子所谓“讠皮、淫、邪、遁”者也。是故，二子之文，非天下之至美也，投乎世好耳；天下之言道者亦非无驳於二子者也，不为世所诟病耳。譬诸饮食，道其物也，文其味也。《六经》，稻粱之味也。孟与韩，鱼肉之味也。斑、马、欧、柳之言间有膻腥焉。有其道而文不美焉者，失饪者也。摭拾《六经》之遗文，剿窃注疏之成说以为明道焉者，食饣壹而饣曷，鱼馁而肉败者也。庄周、韩非非圣人之道而见美於世，犹葱荽椒蒜，獐鹿驴骡之肉非味之正而人喜食之者多也，──然视烹土煮泥以求味者则不可谓无物；视世之心无所得而摹拟古人之言以为文者则不可谓无道。余所谓文以载道者，以此。
夫韩退之，柳子厚，世所谓文士也，周茂叔，世所谓儒者也，然其言皆曰文以明道。独近代文士则曰文自文，道自道。何者？彼以摹拟语势为文，以摭拾陈言为道；非文之与道异也，彼所谓文与道者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