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更有一特色焉，曰“交利主义”。儒家（就中孟子尤甚）以义与利为极端不相容的两个概念，墨家正相反，认两者为一。《墨经》云：
义，利也。（《经上》）
又云：“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其意谓道德与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即善不善的标准。若此，吾得名之曰“义利一致观念”。墨子书中，恒以爱利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下），“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俱《尚贤中》），“众利之所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亦犹爱利国者也”（《尚同下》）。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然则彼所谓利者究作何解耶？吾侪不妨以互训明之，曰“利，义也”，兼相爱即仁，交相利即义，义者宜也，宜于人也。曷为宜于人？以其合于人用也。墨家以为凡善未有不可用者，故义即利，惟可用故谓之善。故利即义，其所谓利者，决非个人私利之谓，墨子常言：
中国家百姓万民之利。（《非命》上、中、下）
反中民之利。（《非乐上》、《非攻下》）
可见彼所谓利，实指一社会或人类全体之利益而言。然则彼曷为不曰“中义”而曰“中利”耶？彼殆以为非以利定义之范围，则观念不能明确，儒家无义战，墨家非攻，其致一也。然宋牼欲以不利说秦楚罢兵，孟子以为不可，宋牼固墨者也。墨家以不利故非攻，其言曰：
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贵义》）
彼更为妙喻以明之曰：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攻者（即所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耕柱》）
以俗语释之，则“彼此不上算”而已。彼固屡言“大为攻国”者之“不义”也。何以明其不义？彼以不上算之故，明其不义。大抵凡墨家所谓利，皆含有“两利”的意思，故曰“交相利”。社会人人交相利，即社会总体之利也，彼曷为常以利为教耶？墨子曰：
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厌。（《节用中》）
《墨经》又云：“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彼盖深察夫人情欲恶之微，而思以此为之导。质言之，则利用人类“有所为而为”之本能，而与儒道两家之“无所为而为主义”恰相反也。
墨家所谓利之观念，自然不限于物质的，然不能蔑弃物质以言利，抑甚章章矣。故墨家之政治论，极注重生计问题，其论生计也，以劳力为唯一之生产要素，其言曰：
人固与禽兽糜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同虽）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非乐上》）
墨家以为人类既非劳作不能生存，则人人皆必须以劳作之义务偿其生存之权利，而且劳作要极其量。庄子称述之曰：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通……九州也……禹亲自操橐耜……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篇）
其奖厉劳作之程度，至于“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真可谓过量的承当矣。然而墨家并非如许行之流，专重筋肉劳力而屏其他。（现俄国劳农政府之见解即如此。）彼承认分业之原则，以为当
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
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公孟》）
墨子设喻曰：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同掀），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
故彼常言“竭股肱之力，亶（亶同殚。弹，尽也）其思虑之智”。此与孟子言“或劳心或劳力”正同。不问筋力劳作脑力劳作，要之，凡劳作皆神圣也。只要能吃苦能为社会服务，皆是禹之道，皆可谓“墨”。惟“贪于饮食惰于从事”之人，则为“罢（同疲）不肖”（《非命上》），墨家所决不容许也。
墨家常计算劳力所生结果之多寡以审劳力之价值，而判其宜用不宜用。彼有一极要之公例，曰：
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圣王弗为。（《节用中》）
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
此义云何？彼举其例曰：
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锦绣文采靡曼之衣，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同殚，尽也）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辞过》）
其意以为衣服之用，取暖而已。帛视布不加暖，故制帛事业，即“加费不加利于民”，其劳力为枉耗也。就此点论，墨家亦可谓为“效率主义”或“能率主义”。只要能“加利”，则劳费非所惜，下而机器，上而社会组织等，但使有用于人生，则虽出极重之代价亦所不辞。反之若不加利，则虽小劳小费，亦所反对。最不加利者维何？则个人或特别阶级所用之奢侈品是也。墨家以为无论何人，其物质的享用，只以能维持生命为最高限度（以最低限度为最高限度），逾此限者谓之奢侈，奢侈者则为
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上》）
彼宗所以特标节用、节葬、非乐、非攻诸教条者，其精神皆根本于此。然则各人劳力所出，除足以维持自己生命外即可自逸耶？墨家于此有最精要之一道德公例焉，曰：
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尚同上》）
此二语墨子书中屡见不一见。（《天志》、《辞过》、《兼爱》诸篇皆有。）彼所谓“交相利”者，其内容盖如是。余力相劳，即“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余财相分，即“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就此点论，可谓儒墨一致。
墨家此种交利主义，名义上颇易与英美流（就中边沁一派）之功利主义相混。然有大不同者，彼辈以“一个人”利益为立脚点，更进则为“各个人”利益之相加而已。（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墨家全不从一个人或各个人著想，其所谓利，属于人类总体，必各个人牺牲其私利，然后总体之利乃得见。《墨经》云：
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上》）
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经说上》）
“害，所得而恶也。”（见上）为身之所恶，即是对于己身取害不取利，故曰“损己”。何故损己？盖有其所为。（读去声。）何为？为人。非为一人，为全人也。墨家交利主义，所以能在人生哲学中有重大意义者在此。
墨家与儒家最相反之一点曰“非乐”。非乐者，质言之，则反对娱乐而已。孔子言“智者乐”，言“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言“乐以忘忧”，言“不改其乐”。《大学》言“乐其乐而利其利”，孟子言“君子有三乐”，言“尊德乐道”，荀子言“美善相乐”，诸如此类，更仆难数。彼宗盖以为娱乐之在人生有莫大价值。故礼乐并重，乐即所以为娱乐，《戴记》中《乐记》及荀子《乐论》言之详矣。墨家宗旨，“以自苦为极”，其非乐论，排斥音乐固矣。实则凡百快乐之具，悉皆“非”之。观《非乐》篇发端历举“钟鼓琴瑟竽笙之声，刻镂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可见也，然则其“非乐”之理由安在？彼之言曰：
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同已）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恶许犹言何许，言吾将何所用之也。）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去声）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非乐上》）
此言乐器之为物，“加费不加利于民”，所以可“非”。全篇之意，或言听乐废时旷事，或言奏乐劳民耗财，其大旨皆同归于此一点。质言之，仍是“上算不上算”之问题而已。吾侪于此发见墨家学说一大缺点焉。彼似只见人生之一面而不见其他一面，故立义不免矛盾，谓彼贱精神尊物质耶？是决不然。彼固明明为有最高精神生活之人，而且常以此导人者也。虽然，其以计算效率法语生活之实际也，则专以物质为其计算之范围，如何而“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以供食，如何而“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以给衣（《非乐上》），如何而“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以繁生殖（《节用上》），凡有妨害此等事者举皆“非”之。一若人所以能生活仅恃此者然，墨子殆万不得已姑承认人类之有睡眠耳。苟有一线之路可以不承认，恐彼行将“非”之。何也？二十四小时中睡去八小时，则全人类劳作之产品已减其三分之一，“不上算”莫甚焉。彼之非乐论，其出发点，正类此也。“劳作能率”之说，在现代已为科学的证明，故即就上算不上算论，谓废娱乐可以增加劳作，亦既言之不能成理。老子曰：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墨子之非乐（反对娱乐）是仅见有之之利，而不见无之之用也。是犹筑室者以室中空虚之地为可惜，而必欲更辇瓴甓以实之也。故荀子评之曰：
墨子蔽于实而不知文。（《正论》篇）
盖极端的实用主义，其蔽必至如是也。程繁亦难墨子曰：
昔者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能至耶。（《三辩》）
庄子亦痛论之曰：
……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天下》篇）
庄子此论，可谓最公平最透彻。盖欲以此为社会教育上或政治上之轨则，其不可行正与道家“小国寡民……”云云者同。何也？皆“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也。
抑吾侪所不慊于墨家者犹不止此，吾侪以为墨家计算效用之观念，根本已自不了解人生之为何，墨家尝难儒家曰：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
尊实利主义者，或引此以为墨优于儒之证。谓儒家只会说个“什么”，墨家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吾畴昔亦颇喜其说，细而思之，实乃不然。人类生活事项中，固有一小部分可以回答出个“为什么”者，却有一大部分回答不出个“为什么”者。“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为娱乐而娱乐，为劳作而劳作，为学问而学问，为慈善而慈善……凡此皆“乐以为乐”之说也。大抵物质生活——如为得饱而食为得暖而衣，皆可以回答个“为什么”。若精神生活，则全部皆“不为什么”者也。试还用墨子之例以诘之曰：“何故为生活？”墨家如用彼“所以为室”一类之答案，吾敢断其无一而可。最善之答案，则亦曰“生以为生”而已矣。墨家惟无见于此。此其所以“不足为圣王之道”也。
虽然，墨子固自有其最高之精神生活存，彼固以彼之自由意志力，遏其物质生活几至于零度以求完成其精神生活者也。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善夫庄子之言曰：
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天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