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界革命"和黄遵宪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同世纪末（同、光），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同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彻底暴露了清王朝腐朽无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在这个政治经济的新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一八九八年（戊戍）的变法维新，就达到了这一运动的顶点。作为改良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就是诗歌改良运动，就是梁启超等所谓"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发生，是改良运动的需要，也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进一步的发展。在戊戍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这就是谭嗣同所自喜的"新学之诗"。喀私德Ｃａｓｔｅ的译音，指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巴力门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的译音，的译音，英国议院名；龙指孔子教徒。可见这时所谓"诗界变革"或"新诗"，确如梁启超所批评，只是"颇喜ㄎ侈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诗界这种尝试，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并试图解决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他批判"以堆积满纸新名词来革命"的诗风，认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这是诗界革命"的一个发展，它要解决的虽然仍是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但它却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一个概括和理想。 在改良运动中，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他是梁启超极力赞扬的"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龚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个诗人。
黄遵宪（１８４８～１９０５）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中式顺天乡试举人，旋为驻日本使馆参赞，到一八九四年为新嘉坡总领事，先后在国外十六七年。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文明所吸引，思想和创作都起了深刻的变化。最初他认为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应了解并学习日本的变法维新，这就是他著作《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的由来。后来他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看穿了美国选举总统所谓"民主"的丑剧，作《纪事》，给以有力的嘲笑和批判。但他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在任驻英国使馆参赞时，却又羡慕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并终于树立了"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从新嘉坡回国后，他在上海参加了以康、梁为首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又到湖南助陈宝箴创行新政，提倡变法。戊戍政变后，遂隐居乡里，以诗人终。倔是一个外交家和改良派的积极活动家，也是一个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企图改革腐朽内政，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者和诗人。"穷途竟何世，馀事作诗人"。黄遵宪不甘以诗人自命，是有他更大的政治抱负的。他对梁启超说自己作诗是"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从这种丑恶出发，他在诗创作上也提出比较进步的主张。早在他二十一岁时作的《杂感》诗里即反对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学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并提出"我手写我口流涎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的现实主义观点，"有别创诗界之论"。后于伦敦使署作诗集自序，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即要求诗要为事而作，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必去模拟古人，因为"今之世异于古，则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进一步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在表现方法上，他却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一日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日以单行之神，运俳偶之体；一日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龚其貌；一日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对于材料语言，他认为要尽量利用那些切用的古今历史语言资料，并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从而创 造那"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他说："风雅不亡由善变，光丰之后益矜奇。"他的诗论主张表现了变古革新的精神，他的创作实践也表现了"新派诗"的风貌。黄遵宪的诗，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的领域。"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是风波民；百年过半洲游四，留着家园五十春"（《己亥杂诗》）。时代变了，生活变了，接触了新世界，就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源泉、新意境。有名的《今别离》四首，歌咏输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确实给诗界带来了新气息。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其一，咏输船火车这类诗，写新事物，新文化，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表现新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有历史意义的创造。他写新世界的景物，如《八月十五夜大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即景抒情，奇境独辟，广阔的眼界和胸襟销融了向来旅客所惯有的孤独情绪，也是近代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逐客篇》写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廉价劳动力去开发美国，"兰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而后又百般地虐待华侨，驱逐华工。诗人愤慨地写道："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冯将军歌》模仿《史记．魏公子列传》不断重复"公子"的手法，全诗连续用"将军"的称呼，热情地歌颂年老的冯子材英勇地抗击法国侵略军的光辉战绩，并希望继起有人，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命运：
"得如将军数十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鸣呼安得如将军！"
《度辽将军歌》揭露湖南巡抚吴大徵在中日战争的可耻失败：
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禽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畀？将挥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将军乡乾曾乘傅，高下句骊踪迹遍；铜柱铭功白马盟，邻国传闻犹胆颤。自从弭节驻鸡林，所部精兵皆百炼；人言骨相应封侯，恨不遇时逢一战。雄关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风颠。岁朝大会召诸将，铜炉银烛围红毡；酒酣举白再行酒，拔刀亲割生彘肩。自言"平生习枪法，炼目炼臂十五年；目光紫电闪不动，祖壁未客如铁坚。淮河将帅巾帼耳，萧娘吕姥殊可怜；看余上马快杀贼，左盘右辟谁当前？鸭绿之江碧蹄馆，坐令万里销烽烟；坐中黄曾大手笔，为我勒碑铭燕然。么麽鼠子乃敢尔，是何鸡狗何虫豸！会逢天幸遽贪功，它它籍籍来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颜行聊一试。待彼三战三北余，试我七纵七擒计。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弃官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将军终是察吏才，湘中一官复归来。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风哀。幕僚步卒皆云散，将军归来犹善饭。平章古玉图鼎钟搜箧价犹值千万。闻道铜山东向倾，愿以区区当芹献。藉充岁币少补偿，毁家报国臣所愿。燕云北望忧愤多，时出汉印三摩挲。忽忆辽东浪死歌，印兮印兮奈尔何！
诗人把无比的愤怒变为冷峻的讽刺，通过对这位愚昧无能而狂妄自大的"将军"的描摹，典型地揭露了清王朝及其官僚将帅们的昏庸腐朽。随着中日战争的节节失败和清廷的丧权辱国，他写了《哀旅顺》、《台湾行》等一系列叙事诗。诗人的爱国热情始终是昂扬的，他曾用通俗的形式作《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二十四首，大力鼓舞抗敌情绪。这实际是有组织的一篇长诗，分为二十四章，每章未字连缀起来，成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强我国权"六句战斗口号。例如《军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炙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阿娘牵裾密缝线，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戟门乍开雷鼓响，杀贼神先王。前敌鸣笳呼斩将，擒王手更痒。千人万人吾直往，向向向！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险艰！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马磨马耳人靡肩，前前前！
梁启超说"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可想见它对当时读者的鼓舞力量。又曾作《幼稚园上学歌》十章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教育少年儿童的爱国思想，情调与此相近。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带着悲愤的心情作《感事》诗，揭露顽固派的残酷愚昧，悼念维新党人的横遭斥逐，或惨被杀害。但他坚信中国未来的政治趋势必然要经过"变从西法"的道路。在晚年的《己亥杂诗》中，他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讠佥，手书心史井函中。他所希望的"大同"实即改良派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
黄遵宪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系统地具体地记录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他的诗有"史诗"之称。他知识广博，当时所谓新学和新世界的见闻，以及传统的历史文化，无不用来作诗，他的作品多宏篇巨制，给人一种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觉。在手法上，他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新内容谐和，使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因而他确实创造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但黄遵宪诗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因为要保存旧风格，就不得不保存旧形式，极力运用旧典故、旧语词，旧句法。因而诗体就不能彻底解放，成为真正的"新诗"。他的若干"史诗"相当难读，实由于摆脱传统束缚不够，用典过多，几乎无一字无来历，显然和"同光体"的影响有关。当然，在思想内容上，对帝国主义的凶恶本质，以及改良派所幻想的西文资产阶段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虚伪性等等，认识上存在着很大局限，固不必说，即对清王朝的腐朽罪恶的揭露也还不够深广。他的诗表现着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第二节 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
改良运动代表当时新兴的上层资产阶段的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的阶段矛盾的形势下，它得到许多人赞成和拥护，因而形成了一个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士人和官僚的家庭；早年受学于同县理学儒朱次琦，后来在龚、魏以来"今文派"经学和西文资产阶段"新学"的影响下，不断讲学、著书，并上书请变法，成为九世纪后二十年代中国政治学术界一个特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也是改良派的重要作家之一。戊戍变法失败后，日趋反动，文学也绝少可取。
康有为的文学活动，主要是诗的创作。"竟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他的诗主要成就在于反对吟风弄月的诗风，而以诗反映重大时事和改良运动，在创作倾向上和黄遵宪有其一致之处。如一八八八年（光绪十五年），他第一次上书良变法未得上达，次年出京，作《出都留 别诸公》五首，其一云：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成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里。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对国家危亡的命运，表现得十分关切，志气豪迈，跃跃欲试。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改良运动的日益发展，他写了不少诗歌，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如《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上书，......》等。但在创作方法上，却和黄遵宪的有所不同。他在戊戍变法前写的许多诗人抵直抒怀抱，不作具体描写，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一种飞动的气势和冲破约束的解放精神。它们的特点是想像奇特，文辞瑰丽，颇受龚自珍的影响。
康有为的散文，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或散行，或骈偶，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实开梁启超"新文体"的先路。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弟子，是资产阶段改良运动杰出的宣传家。戊戍变法前，他曾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上书请变法，领导京师和上海的强学会活动；旋又和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后又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他的宣传活动，对改良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戊戍变法失败后，倔流亡日本，和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政治上走上了反对资产阶段民主革命的反动道路，但他同时努力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传布新思想、新文化，也起了广泛的影响和一定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对晚清文学有多方面的影响。他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对传统诗坛的冲击和"新派诗"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创作的繁荣，均起了促进作用。在创作实践上，梁启超也作过多方面的努力。他曾用小说戏曲表现"新理想"，虽没有什么成就，还是有意义的尝试。他作诗较晚，存 的也不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吾愿尔为我一声轰轰振天地，叱姹淋漓走魑魅，党破群聋起沉睡"（《雷庵行》）；"乘桴岂是先生志，衔石应怜后死心"（《澳亚归舟杂兴》）；"是处无衣搜杼轴，几人鬻子算租庸"（《岁暮感怀》）：这些篇章揭露阻挠变法的顽固派，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反映日益深重的民生疾苦和民族危机，以及《爱国歌四章》、《读陆放翁集》等鼓励爱国主义，都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在风格上，他确实努力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走向散文化，运用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和口语入旧体诗，表现一种乐观主义、自豪感和追求理想的精神。
梁启超在文学上的努力以散文为最著名，影响也最大。他自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因而风靡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的新体散文，对一切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在一九○○年作的《少年中国说》是一篇典型作品。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 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这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中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宣然。
这篇散文极力歌颂少年的精神作用，不嫌反复强调，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力求表这的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是王韬、冯桂芬以来进步散文进一步的发展，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 梁启超充分地发挥了散文的宣传教育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迭过甚不免赘累的缺点，但就形成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实代表着散文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在改良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成为一个最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他的思想，以《仁学》为结晶，呼喊冲块一切网罗，表现了要求个性解放，断然与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彻底决裂的精神；他的活动也充满着勇敢战斗、自我牺牲的坚强意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戊戍政变记．谭嗣同传》）！在戊戍政变中从容就义。在文学上，谭嗣同也是一个勇猛的革新者。他的诗有广阔的漫游生活和崇高的理想怀抱的基础，一般格调严正，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儿缆船》、《六盘山转镶谣》等作同情人民的苦难，直抒所见，感慨宏深，冲了旧形式的束缚。一些写景抒情诗，如《崆峒》：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松霄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境界恢廓，描摹景物雄奇有力，也充满着积极精神。后来他热心于"新学"，努力作"新诗"，虽然只是"ㄎ扯新名词"，但也表现着大胆革新、勇于创造的精神。谭嗣同的散文，最初学桐城派，"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是矣"。后来"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之文"。并且认为"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实际他否定了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骈、散绝对分界的局限，创造了自己的新体散文。他的散文内容充实，句法谨严整洁，绝少浮词累语，有骈文的影响。他热情歌颂"报章文体"，又曾运用口语的自然句调编写南学会讲义，均可见其勇猛 革新，倾向散文的通俗化，社会化。
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他出身于贫苦家庭，早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海军，后又留学英国，所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较深。中日战争后，他猛烈攻击君主专制，提倡西方资产阶级 民主，猛烈攻击八股文和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封建思想，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即社会科学；同情维新派，憎恨顽固派：因而成为改良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输入新学，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思想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在戊戍变法前，他写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政论文，表现了他的先进思想和爱国热情，作风平实，不事夸饰。而反复申述，有脱服力量。他作诗不多，在戊戍变法失败后所写的《戊戍八月感事》、《哭林晚翠》、《古意》等，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痛惜"六君子"的牺牲，有进步意义，词不迫切，而真挚动人。严复最著名的以谨严的古文翻译西力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成为别具一格的散文。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一时起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不仅由于它的思想新愿，给当时的文化知识界，介绍了"进化论"，敲起了救亡的警钟，而且和他"一名之立，句日踟蹰"的译文，也有极大关系。这时古文的势力还大，还是文化知识界交流思想一种有力的工具。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恫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籍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天演论．察变第一》
这是意译，他避免"生吞活剥"，把原文的一节，扩充为一篇，"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内容全新，而行文"古雅"，在当时文坛上确乎耳目一新。他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雅即指文体说。他认为翻译"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写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的文字则求达难"。但他过于迷信古文的表达作用，后来翻译《原富》，遭到梁启超的批评，以为"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他却辩护说："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可见他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只是为了少数"多读古书之人"，而不是为了广大的社会群众，反对散文的通俗化、社会化。
同时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以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小说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侯人。他于光绪八年（１８８２）中举后，就专心学习桐城派古文。戊戍变法前作的《新乐府五十首》，如《兴女学》、《破蓝衫》等，赞扬新学，攻击科举制度，表现了维新派的立场。戊戍前后，他和懂得西文的人合作，用古文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打破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格局，自谓"凄惋有情致"，一新文坛耳目，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后来他陆续翻译英法国等小说，竟达百数十种之多。在一些译作的叙跋里，可以看见这时的林纾，迫于亡国之祸，向往新学，激励国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他在《黑奴吁天录跋》里说："余与魏君（易）同译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又说："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这一助。"林纾的翻译小说，适应改良运动的需要，不仅增长了文化知识界对外国的政治、社会以及世情风习的了解，而且也扩大了当时文坛的眼界，它对二十世纪初至"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译作小说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林纾不懂原文和选择不精，所译不免有许多错误或无甚意义，在表达形式上又受古文的束缚，这就使他的大量译作达不到应有的、更加广泛的作用。
改良派作家这时还有蒋智由（？～１９２９，字观云，浙江诸暨人）、丘逢甲（１８６４～１９２４），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等。蒋智由是梁启超所谓"近世诗界三杰"之一。他在戊戍政变后作的一部分诗，歌颂新学，要求变革， 发抒了理想和怀抱。但风格上的特点并不显著。丘逢甲是甲午战争时曾在台湾组织抗日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人物。梁启超亦推为"诗界变革一钜子"。他的大量诗篇，反复地表示了他对清王朝腐朽无能、割地辱国的无限愤慨和念念不忘收复国土、报仇雪耻的信心。他的诗集中地反映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作风明朗自然，强悍有力。丘逢甲的诗，就其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看，是一种"新派诗"，并不仅如梁启超所谓"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轻见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
第三节 宋诗派及其他诗文流派
由于改良运动对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力量的不足，随着新派诗、新体文的出现和发展，各种腐朽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诗派、文派，也争立门户，愈来愈多。势力最大的是宋诗派，即所谓"同光体"诗人。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挣扎。代表作家有陈三立、陈衍等。
陈三立（１８５２～１９３６），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倔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早年曾助其父在湖南创行新政，提倡新学，积极支持改良运动。戊戍变法失败后，遂从潮流中退出来，以诗自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他的诗，最初学韩愈，后来学黄山谷。他代表所谓"生涩奥衍"的一派，"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反对"纱帽气"、"馆阁气"。"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梁启超等对他的诗也都非常倾倒。梁启超说："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Ο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就这个时期看来，官僚士大夫对现实社会运动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运之以生硬晦涩的造词遣意，就是陈三立的诗。如一九○一年作的《遣兴二首》，其一云：九天苍翮影寒门，肯挂炊烟榛棘村。正有江湖鱼未脍，可堪帘几鹊来喧！啸歌还了区中事，呼吸凭回纸上魂。我自成亏喻非指，筐床刍豢为谁存。这种感伤无力、曲折隐晦的诗对那些失望颓丧的士大夫的别个一种颇耐咀嚼 的滋味的。
陈衍（１８５８～１９３８），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他曾参加两湖总督张之洞幕府多年，是宋诗派诗论家和诗人。他宣称："时既非天宝，位复非拾遗，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览诗。"陈衍诗中诚然有很多枯燥无内容的游览诗，但并不是绝对不"感事"的："言和即小人，言战即君子，伏阙动万言，蹙国日百里。"这显然是对当时救亡图存的改良运动的诬蔑和憎恨，暴露了他故意逃避现实，对抗拒新潮流的反动实质。他的诗一般枯淡迂缓，毫无生气。沈曾植于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间作诗即被陈衍推为"同光体"之魁杰。后被张之洞招至武昌，掌教两湖书院，与陈衍在一起，又大作其"险奥聱牙"的"同光体"。所谓 "同光体"，照陈衍的说法，就是"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也就是以杜韩苏黄力模仿对象的宋诗运动的发展。由于他是一个"博极群书，熟悉辽金元史舆地"的考据家，"爱艰深，薄平易"，他的诗极力搬运典故，堆砌文字，使人望而生畏，不能卒读。他的诗是脱离现实，以故纸材料作诗的典型作品。
此外，有以王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王运（１８３２～１９１６）是一个著名的拟古大家，诗与骈文均以模拟汉魏六朝为准则。他公然宣然自己诗是"杂凑摹傲"的。他以为模拟古人诗，可以"治心"，可以通入大道。因此他的模拟古人诗，实际只是脱离现实、自我麻醉而已。这是一个极端腐朽的古董诗派。又有以樊增祥（１８４６～１９３１）、易顺鼎（１８６２～１９２０）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他们的诗大都以对仗用事为能，玩弄艳丽词丽，实已腐朽下流不堪。还有李慈铭（１８２９～１８９４，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不名一派，自称"大家"。他模拟的对象很广，作诗甚多，除少数风土景物小诗偶然可观外，绝大部分是一个悠游自得的封建士大夫庸俗生活的纪录，他同样代表着一个脱离现实社会内容的腐朽诗派。总起来看，在新派诗发展的同时，在垂死的传统诗坛上，各式各样的腐朽诗派也活跃并嚣张起来，他们争奇斗异，甚至有时互相攻击，各不相干，实际他们一样无视现实，完全与时代背道而驰，是晚清诗坛的一股逆流。
桐城派古文在曾国藩的"中兴"势力影响之下，这个时期依然继起有人，以黎庶昌、吴汝纶等为最著名。他们大抵拘守桐城派家法，置现实于不顾，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词则常州派还表现一时之盛。谭献（１８３１～１９０１，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人）、王鹏运（１８４８～１９０４，字幼遐，自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朱孝臧（１８７５～１９３１，字古微，号沤尹，又号︹村，浙江归安人）、况周颐（１８５９～１９２６，字夔笙，号蕙风，广西临桂人）等都是代表作家，以朱孝臧为著名。他们的词一般只以模拟为能事，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内容绝少可取。朱孝臧有些反映现实的作品，隐约深稳，令人莫解。常州词派发展到晚清，实际已走上极为狭小的道路，成为封建文士消遣时日、感叹生平的古董玩具。但在词学的整理研究上，他们大都有一定的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梭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村丛书》；况周颐有专著《蕙风词话》：他们集中了大量的词学遗产，对词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这种整理研究的风气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