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太祖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轻重，各适其直。若委重于轻，是以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庾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断石，则必缺。麒麟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书省臣录用诸司劾退官员。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辈皆以迂缓不称职为法司劾退，岂宜复用？”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治效亦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而于民则无所损也。”
吴元年十二月，是月，太祖以山东郡县既下，命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者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妞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敝，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于暴横。又皆以胡人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反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今山东郡县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为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休养生息耳。休养生息，即扶元气之谓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来朝府州县官陛辞。太祖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浚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泥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害之也。尔等当深戒之。”
四月癸亥，置山东行中书省，调江西参政汪广洋为山东参政。以翰林学士陶安为江西参政。太祖因谓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见于军门，为朕敷陈王业，论当世之务，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军旅之事裨益良多。继入翰林，益闻谠论。今调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而江西乃上游都会，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为我抚治之。”安对曰：“臣以微陋，叨蒙甄录，俾居左右，幸望过矣。今复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负上恩。”太祖曰：“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岂私卿一人而不爱一方乎？”安乃顿首受命。
闰七月辛酉，广东何真率其官属入朝，诏授真江西行省参政。太祖谕之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有二：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越，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谓识时达交者矣。”真叩头谢曰：“昔者武王代暴救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今主上除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是从。臣本蛮邦之人，始者逢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贾祸于生灵者，必世享其泽。朕嘉以忠诚，念江西地近广东，是用特授尔江西行省参政，以表来归之诚。古云：‘令名，德之舆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辅我国家。”
八月丙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故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则人材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乂，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蒙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宁、邵武、兴化、延平八府隶之。命中书省参政蔡哲为参政。太祖谕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名之源。常人则惟利是趋，而不知有义。君子则惟义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异于常人者也。福建地微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来，私交者众。往时官吏多为利訹，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坚所守，毋蹈其罪。”哲对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尽公以报。”太祖曰；“公，即无私义之谓也。私，即亡公利之谓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镜，无分毫私意累之，然后揆事度物，廓然无滞。若位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为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太祖令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当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为非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太祖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因谓台臣曰：“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间南北。风宪乃朕耳目，任得其人，则自无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铎对曰：“臣闻元时遣使宣抚百姓，初出之日，四方惊动。及至，略无所为而出。百姓为之语曰：‘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雷霆，去若败鼓。’至今传以为笑。今陛下一视同仁，任官惟贤，尤重风宪，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兴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钦承圣意。”
四月辛卯，大祖谓中书省臣曰：“或言刑名、钱谷之任，宜得长于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狯，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儒者知古今，识道理，非区区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岂选任之际不得实材钦？朕每遇事，无不究心。近调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门，连夜不寝。身虽不往，而心则往矣。惟恐委任非当，或规画未善，不能了事。卿等为朕股肱，于铨材授任，亦当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轻选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衡鉴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度午，吏部奏主事员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户部。太祖不许，曰：“自古设官分职，以理庶务，政有烦简，故官有多寡，当因时制宜，岂得尽拘一律乎？况初入仕者，政非素习，事何由治，职何由称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轻调，如有年老者，就本部升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县官。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称任官惟贤材，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足以致治。如颖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今北方郡县有民稀事简者，而设官与烦剧同，禄入供给未免疲民，可量减之。”于是吏部议减北方府州县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县知县马亮考满入觐。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吏部以闻。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皆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苟任督责以为能，非恺悌之政也。为令而无恺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惩。”
庚戌，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成乐官满来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吏部以闻。太祖曰：“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俟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削于民？主薄之职，本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若止以办课为能，其他不见可称，则失职矣。州之考非是。尔吏部其移文讯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时官制初立，太祖重其任，颇难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陕西参政，未行，太祖遂命秉正为通政使。以应天府尹刘仁为左通政。谕之曰：“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达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纳言，唐之问下者，皆其职也。今以是职命卿等，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适，无壅遏之患。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无隐蔽。当引见者，无留难。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谗间以欺罔。公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委任之意。”秉正等顿首谢曰：“臣等驽钝，幸蒙圣眷，膺兹重任，敢不尽心，图报万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来朝。太祖谓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广聪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职。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职。所似承流宣化，抚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则治，否则瘝官旷职，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来朝，使识朝廷治体，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询察言行，考其治绩，以观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为贤材。天下何忧不治。”廷臣对曰：“皇上忧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尧舜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间府知府杨冀安等考绩来朝。太祖命吏部曰：“考绩之法，所以旌别贤否，以示劝惩。今官员来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课其殿最，第为三等。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劝。”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太祖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之见以为明。夫爝火之光，岂胜于烈炬？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材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敕曰：“昔之耕莘者为政，社稷永安。筑岩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继出于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业。是贤者虽处同出异，其忠君济民之道则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访近臣而求士，故召尔等来朝，命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调四时，以臻至治，其敬慎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县所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余人。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谕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备。如宽厚慈祥者，使之长民。勤敏通达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绩。若使才不称职，位不达才，国家虽有褒德录贤之名，而无代天理物之实，非所以图治也。尔其审之。”于是授职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谕之曰：“三代学者无所不集习，故其成材，文武兼备。后世九流判立，士习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闲于武略，被介胄者或不通于经术。兼之者，其惟达材乎！三代而下，若诸葛孔明、羊祜、杜预、李靖辈，文武兼资，难概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绳，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学问，则亦何事不可为也。今武臣子弟，朕尝命之讲学，其间岂无聪明贤智有志于学者，若概视为武人不用，则失之矣。卿等其审择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太祖谕之曰：“国学者，天下贤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则？卿宜崇重道义，正身率下，俾诸生有所模范。若徒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则非所以教矣。为夫钟鼓扬则闻于远，德义著则人乐从。尔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满官二员绩最当迁。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课为重。唐虞、成周之时，所以野无遗贤，庶绩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职，贤否混淆，无所惩劝，则何以为政？故鉴物必资于明镜，考人当定以铨衡。尔等考覆，务存至公，分别臧否，必循名责实。其政绩有异者，即超擢之，庶几贤者在位，而人有所劝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太祖御华盖殿，与群臣论及治天下之道。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盖择众贤为耳目，则听视周乎四海。任众智为计虑，则利泽施于万民。今天下太平，惟选任贤材，宜留圣虑。”太祖曰：“然。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改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始终。惟终始如一者，其怀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于云南。太祖谕吏部臣曰：“为国以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陈允恭前任诸城，以薄书之过谪戍云南，比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于是召允恭还复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太祖御奉天门。廷臣有言，比来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骤峻，非朝廷爱重名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名爵非所怀。若曰起自田里，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陇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于官职？朕所患不得贤耳，诚得贤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给事中有荐士者。太祖问宜何官，对曰：“宜牧民。”又问其所长，对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欲使入政，可乎？后生年少，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太祖与群臣论治道，谕之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断斲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
太祖谕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于随材任使，则天下无弃人矣。”又曰：“观人之法有数等：材德俱优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无，此不足论也矣。若逐势变移，好作成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太祖谓廷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跂之马，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故必当以此洗涤渐染之习。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人知遵礼，自无暴悍。能守法，则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强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礼法故耳。方今所当急者，此为先务，不可后也。”
吴元年十一月壬寅，太祖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十二月甲辰，太祖谕群臣曰：“读书所以穷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称循良者不在于威严，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违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轻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遵。”
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有偷士唐仲实、姚琏者来见。太祖问之曰：“丧乱以来，民多失业，其心望治，甚于饥渴，吾深知之。”仲实对曰：“自大军克复，民获所归矣．”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否？”仲实对曰：“颇怨。”太祖曰：“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必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罢之。又问：“尔能博通今古，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资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巳。然曾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仲实对曰：“诚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太祖曰：“有不便者，盍尽言之。”仲实等皆拜谢，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太祖谓徐达等曰：“人之行事，固欲尽善。然一时智虑未周，及既行之后，思之有未尽善，亟欲更之，已无及矣。与其追悔于既往，曷若致谨于初。大抵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近日纪纲法度粗若有绪，其间有未尽善者，诸公宜执正论，亟为更张。庶几上下之间，各得其便。苟有不善，岂徒予之过，亦汝等之责也。”
六月戊戌，太祖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应上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
戊午，太祖谓谕朝臣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不言，相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毋隐。”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太祖谕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巳。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
二月己未，太祖谕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来台臣又无谏诤，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奏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词，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尝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有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之不究，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谬。”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刘松言，宛平驿当要道，而驿马之数与非要道之驿同，宜减他驿马，以增宛平驿。太祖可其奏。顾谓侍臣曰：“驿传劳逸不均，甚为民弊。松以为言，民获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闻见计虑，岂能周遍？尔等宜体此，竭心为朕访察民间利病，何事当兴，何事当革，具为朕言。朕当行之，毋为容默，但保禄而已。”侍臣对曰：“陛下乐从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太祖谕侍臣曰：“舍己从人，改过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声听治，为铭于《笋簴》曰：教我以道者，击鼓。教我以义者，击钟。以事者，振择。以忧者，击磬。以狱者，挥鞀。禹，圣人也，虚己求言，如此之切，故闻善言则拜。朕乐闻嘉谟，屡敕廷臣直言无讳，至今少有以启沃朕心者。”侍臣对曰：“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治，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太祖曰：“朕日总万几，安能事事尽善？所望者，左右之臣尽忠补过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顿首谢。
十二月丙辰，太祖谕群臣曰：“朕每事必详审而后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虑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难当。事机丛脞，左右之人能竭尽诚意相与可否，岂不事皆尽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谓得计，殊不知百世之下，难逃清议，如张禹、孔光之徒，岂不惜哉？”群臣皆顿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虑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太祖谕兵部试尚书茹玮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当思尽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玮等皆顿首谢。
纳谏
辛丑七月甲子，太祖视事东阁。时天热坐久，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臣见主公躬行节俭，旧衣皆浣濯更进，禹之恶衣服，诚无以加矣，真可以示法于子孙也。臣思主公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思颜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以彰其直。复谓思颜曰：“汝在前朝颇有善誉，为主者不能知汝。及归于我，数进谠言，斯固可嘉。”思颜又曰：“近句容有虎为害，公既遣人捕获之，今豢养民间，饲之以犬，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甲辰三月戊辰，太祖御戟门，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图进。太祖览毕，因论及选谏议之官，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忠尔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饬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益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太祖谓群臣曰：“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饰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大抵自贤者必自用，自用，则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放僻邪侈，不亡何待？从谏者则乐善，乐善，则正人日亲，憸人日远，号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兴者。太宗英杰之主，有见乎此，纳言如流，小大必采，故能致贞观之治。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怀顾忌而忘尽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或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太祖谕侍臣曰：“朕观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饰非拒谏，多取灭亡。成汤改过不吝，故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从谏，亦能致贞观之治。此皆后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虚己以受言，人臣能尽忠以进谏，则何事业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东肥城县知县许好问言：“报国莫知如荐贤，献忠莫如进谏。臣既不能荐贤以报国，敢不进言以献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并周为正统，合四十余年而汉兴。汉有天下四百余年。隋平陈，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兴。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国，混一天下，八十余年，而圣朝隆兴。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为迭兴之闰位，乃知秦为汉闰，隋为唐闰，元为国朝之闰，亦已明矣。伏愿陛下慎刑罚，昭劝惩，缓差徭，容直谏，致中和，以丕显文明之治，则皇祚传之万世，圣子神孙承继于无穷矣，岂特八百年而已哉！”太祖曰：“治乱相因，盛衰有时，虽出于气运一定之数，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间保民致治，国祚灵长，未有不由创业垂统，为子孙继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乱亡者，必反是。鉴之往古，事有可征。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罚，亦一端耳。好问所言，颇合朕意。”
去谗佞
吴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太祖曰：“此诞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邪？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
九月乙未，太祖谕群臣：“大丈夫有志于功业者，必亲贤以广德。盖正直相亲，则善日闻。谗邪相近，则恶日染。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傅颖阳者，专为苛察细事，甚张威福，一增僧略不相礼，阴谮杀之。信谗如此，岂持久之道乎？为人上者最忌偏听。所谓偏听生奸，诚有是也。信任奸邪，假声势以济其爱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离心离德，功业岂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其有益，如药石之能济病。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彼谗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道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隐微之过。太祖曰：“朕素知安，安岂有此？且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以此为尽职乎？”命中书省臣黜之。省臣进曰：“御史当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螓蠹，长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绝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听之，故今日乃为此妄言。夫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严礼等上书。太祖退朝，御西阁，因览礼所上书，谓侍臣曰：“汝等知古今，达事变。且言元氏之得天下与所以失之故。”或言世祖君贤臣忠以得之，后世君暗臣谀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资而得之，后世不能用贤而失之。或言世祖好节俭而得之，后世尚奢侈而失之。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时佞臣所作，以馅媚朝廷，今礼欲修之。伯颜之有祠堂，因其初入临安，市不易肆，有德于民，故庙食焉。今礼欲毁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抚定四方，经营方始，今礼又欲朕建都于杭，失居重驭轻之宜，皆妄言耳。朕访求人才，欲得识时务俊杰而用之，今观礼所奏，诚未达时务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内侍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日斥遣还乡里，命终身不齿。遂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僻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群臣顿首称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兴利之事，此人心术不正，宜明正其罪。”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当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夫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故听纳之际，不可不审。”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谗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戊戌，太祖御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进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太祖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进口：“书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太祖曰：“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沉曰：“小人中怀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太祖曰：“然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知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牵合傅会曰是不必为。此诚国之贼也。自古以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听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铎对曰：“听言之难，从古为善皆然。惟不为所眩感，则谗佞自远。陛下圣谕，深得其情。”太祖曰：“朕日总万机，所行有得失，非资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谄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太祖谕待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睥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致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却贡献
辛丑三月戊寅，方国珍遣检校燕敬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蕲州进竹簟。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今蕲州所进竹簟，固为用物，且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贾回回以番香阿剌吉为献。阿剌吉者，华言蔷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疗人心疾，及调粉为妇人容饰。太祖曰：“中国药物可疗疾者甚多，此特为容饰之资，徒启奢靡耳。”却其献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岁本处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种足收，民有愿入赋者，请征之。”太祖谓侍臣曰：“此人盖欲剥下益上，以觊恩宠。所谓聚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后虽有收，仅足给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岂可复征之？昔孔子论治国，宁去食，不可无信。若复征之，岂不失信乎？夫违理而得财，义者所耻。厉民以从欲，仁者不为。”遂不听。
己未，潞州遣官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难，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田数十亩。每耕耔、刈获之际，亲往观之，足以自适。及计所入，亦足供用。朕饮酒不多，太原岁进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远方取珍味，甚得于诒谋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旧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长勘卜监藏、罗古罗思、哺哥监藏等以所造酒来献。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饮食、衣服，贵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则必有无穷之害。昔元时造葡萄酒，使者相继于途，劳民甚矣，岂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饮，况中国自有秫米供酿，何用以此劳民？”遂却之，使无复进。赐酋长文绮袭衣，遣还。
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乙丑，广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国遣使入贡。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向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故尝以海外诸国岁一贡献，转运之烦，实劳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从所谕，又复入贡，尔礼部其速令广西遣还，必三年乃来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迁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兼帐前总制亲军左副都指挥。太祖谕茂才曰：“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夫。故命尔此职，方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送迎奔走，所至纷忧，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张闾等上疏劝太祖渊默，以怡养神气。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达变。天下无事，端拱玄默，守道无为，此固可以保养神气。顾今丧乱未定，军旅方殷，日给不暇，此岂渊默怡养之日耶？诸公之言固爱我，但未达时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今春时和，宜令有司劝民农事，勿夺其时。一岁之中，观其收获多寡，立为劝惩。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吴元年四月，是月，应天府句容县耆民施仁等献瑞麦。太祖下令谕民曰：“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
丙申岁，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两岐。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人民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
起居注詹同进曰：“昔在成周，嘉禾同颖。汉张堪守渔阳，麦秀两岐。今主上拨乱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虽戎马之际，亦修农务，故斯民得脱丧乱，尽力田亩，天降瑞麦，非偶然也。”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则当尽。为国家者，岂可待此而自怠乎？”
七月，是月，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而古之贤臣，亦忧治君。然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何也？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徒窃位苟禄，于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太祖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乃命中书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获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农之所望在岁。今仲夏不雨，实为农忧，祷祠之事，礼所不废。朕已择明日诣山川坛，躬为祷之。尔中书各官其代告诸祠，且命皇后与诸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令太子诸王供馈于斋所。”至是日四鼓，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皇太子捧榼进蔬食，唯麻麦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沾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祗于方丘。礼毕，驾还乾清官。皇后妃嫔见。太祖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于是宫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卫奏充拓新城，请令民筑之。太祖谕工部臣曰：“凡兴作不违农时，则民得尽力于田亩。今耕种甫毕，正当耘耔，遽令操版筑之役，得无妨农乎？且筑城本以卫民，若反以病民，非为政之道也。其令俟农隙为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赍敕谕宋国公冯胜。时胜督工建周王宫殿于开封府，将以九月兴役。太祖以其时民当种麦，敕谕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麦耳。近闻尔今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当播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则天寒地冻，种不得入土，来年何以续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农时。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农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一月乙亥，太祖谕群臣曰：“朕统一天下，于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宁，诚以天下之大，生齿之众，庶事之繁，日决万几。苟有怠忽，或一言不当，贻四海之忧；或一事有失，为天下之患，岂可不尽心乎？朕与卿等共理，当各勤乃事，体朕至怀。”
七月庚戌，太祖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思礼浸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畔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慢视之弊。故曰：‘可忧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阳诸县尝被水，三皇庙、分司廨宇圮坏，请修治。太祖曰：“灾害之余，居官者当恤民，不可劳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宁居，风纪之司正当问民疾苦以抚恤之，若有修造，俟岁丰足然后为之，庶得先后缓急之宜。今不恤民而以廨舍祠庙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太祖谕佥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系于牧民者之贤否。而咨询得失，激浊扬清，则系乎风纪之职。近来人情习于故常，政事安于苟且，上下相蒙，彼此无惮。乃至诸郡连岁不闻有所激劝，或者乃云吏称民安，岂知善恶贵于旌别，举措在于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岂皆举职，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历郡县，凡官吏之贤否，政事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军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矫直沽名，妄兴大狱，苛察琐细，遗奸不擒，见善不举，皆为失职。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陕西秦州卫奏修理城隍，请兼军民为之。太祖谕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盖权时宜，役之于旷闲之月耳。今民将治田之时，而欲兼用民力，失权宜之道。止用军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己未，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太祖谕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安敢惮劳？但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优，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勤厥职，则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太祖谕兵部尚书温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利便，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近闻北方递运车，每辆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难，一牛有损，一车遂废，有司责民偿牛，倍增其价，民受其害。宜令每车加给一牛，以备倒死，毋重伤吾民也。”
五月戊寅，太祖谓诗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罢。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得当，然后就寝。”侍臣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向者天下未宁，吾饥不暇食，倦不暇寝，奖励将帅，平定祸乱。今天下已安，四方无事，高居宴乐，亦岂不可？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七月戊寅，太祖问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德，四方无虞，盗贼屏息，岁比丰登，民皆安乐。”太祖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皆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医如臾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九月，是月，太祖谕户部臣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诏遣御史蔡新、给事中宫俊往河南检覆被水人民，有赈济不及者补给之。太祖谕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赈济。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赈济不及者不得粒食，濒于死亡，深用闵念。特命尔往彼覆实，有未赈济者，即补给之。”又曰：“君之养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饥寒，为之农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尔等其体朕至怀。”
洪武二十年二月己未，躬耕藉田，遣官享先农。礼成，宴群臣于坛所。太祖曰：“耕藉田，古礼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劝农务本也。朕即位以来恒举行之，惟欲使民知劝，尽力于田亩，以遂其生养，非事虚文也。今礼成，与尔群臣享胙于此，岂徒为宴饮之乐，正欲群臣知重农之意。”群臣皆顿首谢。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三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太祖谕户部尚书杨靖曰：“朕思两浙民众地狭，故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岁歉，即不给。其移无田者于有四处就耕，庶田不荒芜，民无游食。”靖对曰：“去年陛下念泽、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岁丰足，民受其利。”太祖曰：“国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给，不过因其利而利之。然在处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扰之。”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鲁王坟茔成，惟享堂周垣未备，请筑之。太祖谓工部尚书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劳民也。方当耕种之时，而英请筑堂垣，此岂使民以时之道？英武人不学，惟知筑垣为急，而不知夺农时为重也。”遂止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太祖谓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太祖罢朝，因与群臣论民间事。太祖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粱，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
理财
丙午四月己未，太祖谓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军旅之需一出于民。吾欲纾其力，奈何？”基对曰：“今用师之日，必资财用，出民所供，未可纾也。”太祖曰：“我谓纾民之力，在均节财用，必也制其常赋。今国家爱养生民，正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惟掊敛以朘其膏脂，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则国计可以恒舒。”基对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书省奏：“国初改铸洪武通宝小钱，皆用废钱及旧铜器铸之。然废钱铜一斤，较旧多铸钱十五文，旧器铜一斤，较旧多铸钱十三文。有令宝源局及各行省仿此为例。”太祖曰：“铸钱当以轻重为准，岂得以多寡为则？盖钱轻则多，钱重则少，理势必然。若违轻重而较其多寡，则工匠不堪，难为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阳、仪真、香泉、六合、天长五牧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当者，必数马以对。《周礼》六卿，夏官以司马为职，特重其事也。后世掌以太仆，今仍其旧，又设群监以分其责任，庶名实相副，民不劳而孳息蕃。但恐所司不为究心，民又怠惰，马政不修，则督责之令行，岂不因马而疲民？国以民为本，若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仆及诸牧监，各令修职，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太祖观《汉武帝纪》，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国家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夫节浮费，薄税敛，犹恐损人，沉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待而能为国家者。”太祖曰：“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竟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太祖命户部以山东之盐召商中卖，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青、莱等府局盐，岁收课钞，动以万计。今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太祖谕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饵，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樽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不此句话疑有误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政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
节俭
丙午四月乙卯，太祖阅古车制，至《周礼》五辂曰：“玉辂太侈，何若止用木辂？”詹同对曰：“昔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辂，即木辂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浑坚、质得中，故取焉。”太祖曰：“以玉饰车，考之古礼，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车，只宜用孔子所谓殷辂。然祀天之际，玉辂或未备，木辂亦未为不可。”参政张昶对曰：“木辂，戎辂也，不可以祀天。”
太祖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斟酌四代礼乐，为万世之法，乘木辂何损于祭祀？况祀事在诚敬，不在仪文也。”昶顿首谢。十二月己巳，典营缮者以宫室图来进。太祖见其雕琢奇丽者，即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昔尧之时，茅茨土阶，采椽不斫，可为极陋矣。然千古之上称盛德者，必以尧为首。后世竟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矣。夫上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何必极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命皆以铜代之，有司言费小不足靳。太祖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节，大费必至。开奢泰之原，启华靡之渐，未必不由于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太祖朝罢，召宿卫武臣，谕之曰：“朕与尔等起布衣，历战阵，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为天子，卿等亦任显荣，居富贵，非偶然也。当四方豪杰并起，互相攻夺，朕提孤军应敌，危亦甚矣。然每出师，必戒将士毋妄杀，毋焚民居。此心简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时在民间，视元之将帅轻裘肥马，气焰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创业之难，骄氵㸒奢侈，但顾一身逸乐，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运，非特不能保其富贵，遂致丧身灭名。今历数在朕，朕何敢骄怠？常恐政事废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赏将士，宴百官，享劳外使，未尝设宴为乐。尔等亦须勤身守法，勿忘贫贱之时，勿为骄奢氵㸒快之事，则身常荣而家常裕矣．卿等勉之，毋忘朕言。”
十二月己巳，太祖退朝还宫，皇太子、诸王侍。太祖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国灭。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敬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太祖持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镕得之。”又出杂紵丝小片缝成如毯者，曰：“此制衣裳所遗，用缉为被，犹胜弃遗也。”
七月丙辰，太祖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内使着干靴行雨中。太祖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内使奏增饲虎肉。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以饲之？”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悉纵之。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礼部尚书牛谅上所考定进膳礼，奏言：“古礼凡大祀斋之日，宰犊牛以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顾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是古人所定，非过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书省臣：“作亲王宫得饰朱红、大青绿，余居室止饰丹碧。”中书省臣言：“亲王居室，饰大青绿，亦无过度者。”太祖曰：“惟俭养性，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岂可使靡丽荡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太祖谓侍臣曰：“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为明鉴。后世昏庸之主，纵欲败度，不知警戒，卒濒于危亡。此深可慨叹。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纵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氵㸒佚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尝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节俭，以训于下。”侍臣顿首曰：“陛下戒慎如此，使后世守而不替，长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礼部臣奏，令天下诸司致祭。太祖曰：“此固礼也，但仪物百费皆出于民，道里往来，亦甚劳烦。且皇后在时，尝问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尔问甚善，然事不在尔。’后曰：‘陛下为天下父，妾忝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与否，岂可不知？’今言犹在耳，而欲以小祥费天下民财，甚非后心。其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