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似有一农渔之民为猎牧之民所征服之事实，故牛、羊、犬等为贵人之食，谷与鱼鳖为贱者之食（可看《诗·无羊疏》）[《礼记·王制》曰：“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亦见《王藻》。《国语·楚语》：屈建曰：“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献，庶人有鱼炙之荐。”又观射父曰：“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诗·无羊》：“牧人乃梦，众惟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惟丰年。”《笺》云：“鱼者，众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案《孟子》言：“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又言：“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并言，盖以为少者之食。《公羊》言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宣公六年）则鱼飧实贱者之食，郑《笺》之言是也。]田猎借以讲武，而渔为贱业，为人君弗视。
凡征服者，初期往往立于被征服之团体以外，此时纳税服役等皆系以团体之资格负责。龙子述夏后氏税法，其名曰贡，系取数年收获之平均数定为常额，不问岁之丰凶，即其遗迹（见《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引龙子曰：“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此制犹后世义役之制，乡自推若干人以应役，官但求役事无阙，应役者为谁，初不过问也。]
其后农业日重，征服者亦从事于耕作。当此时也，征服者则择山险之地，筑城郭而居之。[盖所以便守御，其人则曰国人。至后世城郭，必筑平夷之地，则以利交通矣。]而使被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谓之野人。]故古云：“设险以守国。”（古国字指郭以内言）[《易·坎卦·彖辞》曰：“王公设险以守国。”《孟子·公孙丑下》曰：“域民不以封存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郭以内行畦田，郭以外行井田。[田有畦田与井田之别，《九章算术》有圭田（圭、畦即一字）求广从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盖井田者，平地之田；畦田，则在高下不平之处者也。《孟子》述井田之制，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又曰：“请野九一而助。”即井田之制也。又曰：“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者，圭田即“国中什一使自赋”之田，以其在山险之地，不可井授，故名之曰畦田。]兵皆近国都（见江永《群经补义·春秋》）。[据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盖征服者居中央山险之地，服兵役，是为乡，故兵皆近国都也。被征服者非不能兵，惟但使保卫闾里，不事征戍，如后世之乡兵然。古兵农不合一之说江永《群经补义》首发之，而此篇继其后，其论皆极精辟者也。]《周礼》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参政之权利皆国人所享，[《周官》乡大夫之职，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且致于朝，所谓大询，即小司寇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者，故有参政权者，国人也。]政变时，参与其事者，亦皆国人。[如厉王监谤，国人莫敢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见《国语·周语》）。盖国人如辽世之契丹，金世之女真，与其国关系较密。]若野人，则有仁政即来归，遇暴政则在可能之范围中逃亡而已。
缅想当初，国人与野人间，当有甚深之仇恨，但时代太早，故记载已不可见矣。
古代之阶级：大约在征服者中，执权者为贵族，其余为平民，平民即国人也；被征服者为野人，近为农奴（至于奴隶，古书所载，无以之为生产主力者）。其初，平民当与贵族近，与农奴远。但至后来，武力把持之局，渐成过去，执政柄者，威权益大；又因杂居通婚之关系，[国有限，野无限，国中人口渐繁，不得不移居于野；即野人亦有移居于邑者。居地既近，婚姻遂通。]则平民与农奴，渐相混合，而其贵族判为两阶级矣。此项阶级之起源，古书亦无记载，只能从遗迹上推想而已。盖其时代甚早故也。
此种制度，为中国史与西洋史之一异点。或可云中国史与西洋史走向分歧之路之第一步，希腊、罗马，皆仅视其市府中人为国民，余皆认为征服之地，歧视其人，不能与自己平等者也（罗马较希腊稍扩大）。故其全国之民，难于融合为一体。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极论此事，近人钱穆祖之，其所著《国史大纲》，推论近代欧人剥削殖民地之根源，仍自古希腊、罗马来焉。中、欧所以有此不同者，鄙意：欧洲古史，重海路通商，所至之地远，所据之地多，故不能与土著同化；中国为大陆上之农国，征服部族，与被征服部族同生息于一片土地上，时日积久，故其同化易也。中国之同化作用，在古代即如此逐渐进行，故至战国时，略已风同道一，而秦始皇所建之大帝国，与亚历山大所建，基础不同。
奴隶在古书中有两种：一从事于大家庭中消费品之生产（如舂米、酿酒、缝衣。[《周官》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墨子·天志下》：“妇人以为舂酋。”（《说文》：“酋，绎酒也。”）《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周官》禁暴氏《注》：“奚隶，女奴也。”）三百人。《注》曰：“女酒，女奴晓酒者。”惠士奇《礼说》：“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则古之酒皆女子为之。”《吕览·精通》：“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或供使令，《周官》天官所载是也。[《周官》内竖：“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左氏》所载，晋侯有竖头须（僖公二十四年），士伯有竖侯獳（二十八年），叔孙氏有竖牛（昭公四年）。《礼记·曲礼》曰：“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注》曰：“贱者，童仆之属。”盖亦备左右使令者。《周官》司厉：“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未龀者不为奴，盖以其力未足以事生业，当即以之给使令也。]一为主权者之卫队，如《周官》之司隶是。无以为生产之主力者。
统一之前，昔人称为封建时代，此名在今日颇觉混淆。吾意必（1）能征服异部族，使之表示服从。（2）进一步，则能改易其酋长。（3）或本部族移殖于外，与本国之关系仍不断，方可称为封建。自此以前，各部族之间，彼此毫无关系者，以另立新名，称为“部族时代”，[“部落曰部，氏族曰族。”见《辽史·营卫志》。]或“先封建时代”为较妥。
古代各部族之中，有最高之主权者曰君，部族与部族间之共主曰王。古语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此乃理想，非事实。事实上所谓王者，仅限于一区域之中，故春秋时吴、楚等国皆称王。惟其时之北方地丑德齐之国太多，称王不易得人之承认，故仅争为霸主（诸侯之长），而仍以王之空名奉诸周天子。至战国时，二等以下之国渐尽，则七国皆称王矣。此时国际间之情势，又觉诸王之上有产生一共主之必要，乃借天神之名而称之为帝，秦称西帝，齐称东帝，辛垣衍欲令赵尊秦为帝是也。皇者，始王天下之义，似时人所造之名。秦王政并天下，博士等议尊之为泰皇，皇字似取大义，“泰”即“大”字，古“大”字与“人”字通。故其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也。政改其议，自号为皇帝。[见《史记·始皇本纪》。]似以帝高于王，为时人所习知，而斯时既统一天下，又与战国时所谓帝立于诸王之上者不同，故又加一皇字以示别也。
又自战国以来，似习以皇为尊贵而无实权之称，故有太上皇之号，[皇帝父之称，《史记·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此死者进尊之号，后则生存者亦用此称。《汉书·高帝纪》：“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注》：“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王先谦《补注》：“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天于帝。”]不曰太上帝，亦不曰太上皇帝也。汉哀帝之父，仅追尊为皇。至汉献帝殁，王肃犹上书以为可追谥之为皇焉（但不得曰帝而已）。
县之起原有三：（1）灭国而为之。[古书多记灭国为县者；其不记其兴灭建置者，县名亦率多旧国名，可推想其灭国而为县也。]（2）卿大夫之采邑，发达而成为县。[《左氏》昭公二年，晋分祈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五年，蘧启强言：“韩赋七邑皆成县。”又言：“因其十家七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此卿大夫采地，浸盛而成县者也。]（3）并小乡聚为之。[《史记·商君列传》，言商君治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则国家新设之县，君之者不复世袭者也。]凡一县，大抵自成一行政区域。大国之吞灭小国，非改若干小行政区为一大行政区，乃以一国而包若干个行政区域也。故被灭之国，仍为政治上之一单位，不过改世袭之君为任命之官吏而已。边荒之地，则称为郡，本与县不相统属。但（1）郡之地必广大，至其渐次发达，民政加详，则可分设为县。（2）又郡率有兵力，以之保护县；而以县之物力支持郡，亦相甚宜。如此者，县皆易受郡之统属。战国以前，郡皆设于边地；至秦始皇灭六国，觉到处有用兵力控制之必要，乃举天下而分为三十六郡矣。然秦之旧地，固仍属内史也。
原始政治，必为民主，此乃自然之理。[盖一群之中，公事本无由一人把持之理也。愈近古代，世界各地之情况必愈相似，故凡各地古代之政治，必经一民主之时期者，虽即无遗迹可证，实乃当然之理，无足怪者也。]中国古代民主遗迹亦多，最著者如《周礼》所载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之制是也。[见小司寇。《左氏》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哀公元年，吴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而问焉：此所谓询国危者也。盘庚之将涉河也，命众悉造于庭（《书·盘庚上》）；太王之将迁岐山也，属其耆老而告（《孟子·梁惠王下》）：此所谓询国迁者也。《左氏》僖公十五年，子金教即缺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昭公二十四年，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政，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文子致众而问焉：此所谓询立君者也。]不知者或谓中国本无民主制度，附会者又喜据此等遗迹自夸，均属误谬。民主政治之废坠：（1）地大人众，并召集代表而有所不能，而直接参与无论矣。（2）执行常务者专擅，应询问大众之特殊事务，亦视为常务而执行之。（3）政治之性质，日益精深复杂，大众不能参预；又政治之范围日广，大众对之，不感兴趣。陵夷堕废之制度，不能得正面之证据，论其原理，则当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