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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大全》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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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历史,不适于现代人之用,这句话,是人人会说的,然则从前的历史,其弊病果安在呢?

提出这一个问题来,我们所回答的,第一句话,便是偏重于政治。“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谱。”这一类的话,在今日,几乎成为口头禅了。这些话,或者言之太过,然而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为讳的。且如衣、食、住、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读某一时期的历史,必须对于这种生活情形,知道一个大概,这是无待于言的了。我们读旧日的历史,所知道的却是些什么呢?我也承认,读旧日的历史,于这一类的情形,并非全无所得。然而读各正史中的舆服志,所知者,皇帝和官员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车辆而已,平民的衣着,及其所用的交通工具,却并没有记载。我们读《齐书》的本纪,知道齐明帝很有俭德。当时大官所进的御膳,有一种唤作裹蒸,明帝把它画为十字形,分成四片,说:我吃不了这些,其余的可以留充晚膳。胡三省《通鉴注》说,在他这时候,还有裹蒸这种食物。是把糖和糯米、松子、胡桃仁,合着香药做成的。把竹皮包裹起来蒸熟。只有两个指头大,用不着画成四片。见齐明帝建武三年。裹蒸的大小,无关紧要,可以不必去管它。看它所用的材料和做法,大约就是现在嘉、湖细点中胡桃糕的前身,吾乡呼为玉带糕,正是用糖和糯米粉、松子、胡桃仁制成的,不过没有香药而已。因近代香药输入,不如宋、元时代的多而美。南北朝时,还没有蔗糖,就是宋、元之间,蔗糖也远不如今日之盛,胡三省所说的裹蒸,用何种糖不可知,齐明帝所吃的裹蒸,则所用的一定是米、麦糖,米、麦糖所制的点心,不甚宜于冷食,所以大官于日食时进之,等于现在席面上的点心;后来改用蔗糖,就变成现在的胡桃糕,作为闲食之用了。又据《南史·后妃传》:齐武帝永明九年,诏太庙四时祭荐其先人所喜食之物。其中荐给宣皇帝的,有起面饼一种。胡三省《通鉴注》说:“起面饼,今北人能为之。其饼浮软,以卷肉啖之,亦谓之卷饼。”这似乎就是现在山东薄饼的前身。胡氏又引程大昌的话,说起面饼系“入教面中,令松松然也。教,俗书作酵”。然则在宋、元间,南人食面,尚不能发酵。面饼不发酵则不松美,我们观此,颇可知古代北方虽多产麦,而北人仍以稻米为贵,近代则不但北人喜食面,即南人嗜面的亦渐多的原因。这两件事,我们自谓读史钩稽,颇有所得,然亦只是一鳞一爪而已。南北朝时,裹蒸究竟是较普遍的食品,还是帝王贵人所专享?发酵之法,究竟发明于何时,如何普及于南方?我们都茫无所知。然则我们读史,虽可借零碎材料,钩稽出一些史实来,然毕竟知之不详。这就不能不追恨当时的史家所记太偏于政治,以致别种情形只能因政治而附见了。我们虽能知道秦代的阿房宫、汉代的建章宫宏大壮丽的情形,因而略知当时的建筑技术,然究不能知秦、汉时代普通的民居如何,其弊亦正在此。所以说旧史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为讳的。

偏重政治的弊病,果何从而起呢?这有一个很深远的原因在内。人类的做事,是有惰性的,没有什么新刺激,就只会模模糊糊,一切都照旧做去。古代国家,不过现在一县大,所谓国君,仅等于现在的县令,大夫略如乡、镇长,士则保、甲长之类而已,他们又都是本地人,所行的政治,自然能有影响及于社会。到后世,就远不是这一回事了。君门万里,出必警跸清道,君和民终身没有见过一面。(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说:人们凡事,都易循其名而不察其实,如听见外国有国王,便想象他是和中国的皇帝一样。其实,我在比国,看见它的国王从宫中步行出来,人民见他,都起立致敬,他也含笑点头答礼,比中国州县官的尊严,还相差得很多)平民于宫中之事,固毫无所知;生长深宫之君,于民间习俗,亦一无所晓。所谓礼、乐等化民之具,在古代,是行之于共见共闻之地的。如古代的乡射礼,意思便近于现在地方上的运动会。在后世,则只是君和大臣,在禁卫森严的地方,关着门去行,平民永远不曾看见,试问有何影响能及于社会?现在骂政治不好的人,总说他是纸上文章,实际没有这回事。试问,以现在行政机关的疏阔,官吏和人民的隔绝,欲求其不成为纸上文章,如何可得?所以在古代,确有一个时期,政治是社会上的重要现象;社会上的大事,确可以政治上的大事为其代表;后世则久已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而人们的见解,总还沿袭着旧时,把后世的政治,看得和小国寡民的时代一样。譬如现在,我们看报,看人家往来的信札,往往叙述社会现象之后,总有“未知当局者何以善其后也”一类的话,其实考其内容,其事都绝非政治所能为力的。然而这种见解,并不是不读书没有见识的人才如此,即号为读书明理的人亦往往如此;其中少数杰出的能重视现实的人,虽明知其不然,然亦为旧观念所牵率,见之不能晶莹,于是古代历史偏重政治,后世亦就相沿不变了。这是社会科学上一个深切的弊病,现在议论起来,虽似乎大家能知其弊,到实际应用,又往往阴蹈之而不自知,怕一时很不容易彻底除去。

既然偏重政治,则偏重战事和过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因为战事总是使政治发生显著的变化的,而在政治上、军事上能得到成功的人,亦总易被众人认为英雄之故。不错,战事确是能使社会起重大的变化的。然而要明白一件事,总得能知其原因结果,然后可谓之真明白。旧史所记的战事,往往只是战事而已,于其原因如何,结果如何,都茫无所及。(便是对于战事胜败的原因、结果,亦往往说不出来)此等记载,试问知之竟何所用?“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两句话,到现在,还有视为难于论定的。其实所谓英雄,不过善于利用时势而已。一个社会,到危急存亡的时候,能否有英雄出来,全看这社会的情形如何,如能否造就英雄?有英雄,能否大家崇拜他,听他的指挥,把反对他的人压伏下去?这些,都是英雄能否出现的条件,而决不是有无这样的人出生与否的问题,这是明白无疑的事。英雄造时势一语,如何能与时势造英雄并列呢?过分偏重军事,则易把和平时代跳过了,如讲生物学的人,只知道突变,而不知道渐变,这个能算懂得生物学么?过分崇拜英雄,则易于发生“利人济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和“啸吟风月天容我,整顿乾坤世有人”的思想。大家觉得只要有一个英雄出来,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忘却自己应负的责任。其肯负一些责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适宜于时代的人物,甚而至于妄自尊大,陷于夸大狂的样子。

还有,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用之太过亦有弊。不错,爱国家、爱民族,是确有其理的;而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而天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矫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这在欧洲,19世纪后半期各国的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国为尤甚。亚洲新兴的日本,此弊亦颇甚。中国人褊狭之见,较之德、日等国,可谓相差甚远,然亦不能绝无。中国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后的。民族主义,原因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这固是题中应有之义。然感情与理性,须相辅而行,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就糟了。如中国宋以后盲目的排外之论,是很足以偾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颇受其弊。而日本人在明治的初年,亦几受其弊,幸而尊王攘夷之论,一转而为变法维新,否则日本在此时,可以激成很大的惨祸的,虽然不至于亡国。朝鲜国比日本小,而其受宋学末流的影响却深,就竟尔暂时酿成亡国的惨祸了。大抵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有两种:(一)是把本族看得过高,如德、日两国,即犯此弊。(二)则把异族看得太低,如中国人总说蛮夷不知礼义,甚至比之于犬羊便是。这两者之弊,都由昧于事实的真相而起。昧于事实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实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它对症的药。

还有,借历史以维持道德的观念,也是有流弊的。这又可分为两种:其一,借历史以维持社会的正义,如朱子编《通鉴纲目》,借书法以示褒贬。书法是借一种记事的笔法,以表示对于其事的褒贬的。如某人罢官,罢得不得当的,则书曰罢某官某;如其人咎有应得的,则削去官名,但书某罢;如无好无坏的,则书某官某罢。后人又为之发明,对于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一一加以批评是。其二,则借此激励读史者的修为,如昔人编纂名臣和名儒的言行录等,即出于此动机。此二者,骤看亦似无甚弊病。然凡事都贵求真,(一)历史上的记载,先是不确实的;(二)即使确实,而一件事情,关系极为复杂,亦断非但据其表面所能论定;而此等史事的批评家,往往仅据往史表面上的记录,其结果,多不免于迂腐或肤浅,就不徒无益于求真,而反足为求真之累了。

还有一事,在西洋受病颇深,中国却无其弊,那便是借历史以维护宗教。在西洋,所谓中世时代,历史几乎做了宗教的工具。是宗教事件则详,非宗教事件则略,而其所评论,亦多数是用的宗教家的眼光。这不但旧教,即新教亦未尝不如此,而且两教都利用历史,以为攻击的武器。中国亦未尝没有教,中国人所作的历史,如佛家所记的释迦本行、高僧事迹之类,然大家都只当它宗教中的书籍看,不把它当作历史,所以不受其害。还有一种,竟无好好的历史,而历史事迹,都依附宗教书籍以传之国,如印度等,那其受病之深,更不言而喻了。

还有,存着一种以史事为法戒,即所谓前车之鉴的见解,亦足使史学深受其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