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羁留蒙古整一年，明人讳称此事为英宗“北狩”。明代围绕英宗“北狩”事件形成的文献不少，而刘定之《否泰录》别具特色，是明朝史官对明英宗“北狩”事件的专题记载。
一、刘定之其人及《否泰录》
刘定之(1409－1469)字主静，号呆斋，江西永新人，宣德乙卯中乡试，正统元年(1436)会试第一，赐进士及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1］(卷11)正统四年(1439)京城发大水，全城被淹，刘定之呈十条建议，未被采纳。正统十三年(1448)，其弟刘寅之与乡人发生冲突，刘定之被牵连而入狱。事情澄清后被释，时逢其编修任满，升侍讲。［2］(卷176)景泰皇帝即位，刘定之又上言十事，论及战阵、守备、练兵、选将至官吏的铨选、迁降、考察、赏罚，所言皆治国安邦之大计，受到皇帝的褒奖。［2］(卷176)
景泰元年(1450)，英宗北狩，也先遣使要求报使迎驾。刘定之上疏奏请遣使瓦剌，景帝不纳。三年，升司经局洗马。六年，朝廷降各处修志书，刘定之为编修官之一，［3］(卷42)后又升为右春坊右庶子。天顺改元(1457)，任通政司参议，仍兼翰林侍讲。明英宗获悉刘定之当初奏请景帝遣使一事，不久又升其为学士。也就在此时，刘定之整理收集有关明英宗“北狩”事件资料，撰成《否泰录》一卷，收藏于史馆，“以备遗忘”
宪宗即位，任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值径筵。成化二年(1466)，以本官入直文澜阁参与朝政。次年八月，进工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当时江西、湖广发生自然灾害，但地方官员仍然照收百姓赋税。刘定之上疏进言:现国家粮库储备充实，而江西、湖广等地百姓因灾无收，张口待哺，还要照样征收租赋，这不是圣上体恤百姓的本意。皇帝感于刘定之言，即下诏停止征税。
成化元年(1465)修《明英宗实录》，刘定之为纂修官。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进《明英宗实录》于奉天殿，升为工部侍郎。成化四年，为礼部左侍郎。成化五年八月，病卒于任上，终年60岁。赠礼部尚书，谥文安。
刘定之为人性情耿直，刚正不阿，“处事公正而操履严谨”［1］(卷11)，但又十分谦恭勤勉。他文思敏捷，知识宏博，“尤以文学名一时”［2］(卷176)。《否泰录》是刘定之为存史而作的专题史作，围绕着“否极泰来”这一主题记述明英宗“北狩”始末。取名《否泰录》是因为作者认为明英宗出征之月是否卦用事之月，回銮之年是景泰纪元之年，取否极泰来之意。［4］(75)该书记载了从明英宗出征到回还的全部历史过程。内容包括土木之变发生导因、经过，明朝对权臣王振的处置，明朝与蒙古之间的使臣往来，等等。在内容侧重、著述方式及史学观点上都有史官意识的融入，统观全局，主题明确，重点突出，有官书和原始材料不可代替的价值。
《否泰录》版本众多，有《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历代小史》、《纪录汇编》、《说郛续》、《广东四十家小说》、《说库》、《豫章丛书》、《影印元明善本丛书》、《胜朝遗事》、《国朝典故》、《今献汇言》等丛书本。
二、《否泰录》的史料价值
《否泰录》是刘定之据当时官私文献撰成的，篇幅虽然不长，内容却很完整，是研究“土木之变”事件前后历史的重要史料。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丰富，保存文献
《否泰录》属于当时人述当时事。作者是史官，可以耳闻目睹朝野上下大事和高官言行事迹，能深入了解史事及相关人物的真实情况。作者在撰写时参考了杨善、李实的奉使录和钱溥的《袁彬传》，［4］(75)充分收纳了所接触到的当时的第一手档案文献。杨善奉使录即《杨都御史使虏记》［5］(223)、钱溥《袁彬传》原书今已不可见，二书重要内容在《否泰录》中有所保存。
袁彬，江西新昌(今宜丰)人，锦衣卫校尉。正统十四年(1449)与明英宗一同被俘，羁留蒙古，在塞外期间一直随侍英宗左右，从事文书抄写和其他事务。返京后官至掌锦衣卫都督佥事。［2］(卷167)《袁彬传》应是钱溥访其事迹所撰。
李实《北使录》、杨善《杨都御史使虏记》是明朝正式使团的出使报告，属第一手史料。景泰元年七月、八月明朝分次派遣李实、杨善出使瓦剌，进行交涉。李实因能言善辩，［2］(卷171)被临时委以重任，出使瓦剌。归来后，他用日记的形式记下了出使的全部过程，著成《北使录》。书中详细地记述了遣使经过、旅途见闻、与蒙古瓦剌太师也先的交涉谈判、探视被俘中的明英宗、回京复命等情况。而杨善在既无迎回上皇的敕书，又无赎金的情况下，以他的机智善辩说服了也先，接英宗回朝，建立了不世之功。杨善出使瓦剌归来，亦撰奉使录，被称为《杨都御史使虏记》，今佚。他们二人的出使是有组织的行动，目标明确，办事有严格的程序，故而他们撰写的出使录记事条理清楚，翔实具体，史料价值较高。《否泰录》充分利用了以上珍贵史料，丰富其内容，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史料的可信度。
(二)记事首尾完备，可补直接史料之缺略
记述明英宗“北狩”的直接史料除以上提到的李实《北使录》、杨善《杨都御史使虏记》之外，还有袁彬《北征事迹》、哈铭《正统临戎录》及《正统北狩事迹》等。通观《否泰录》与直接史料，在有些内容上第一手史料记载简略或是片面，而《否泰录》不仅记载首尾完备，且背景交代清晰。
如，关于“土木之变”导因，原始材料均为随机而讲，《正统临戎录》是在也先对羁留蒙古的明朝使臣的训话中反映出来的，意指是明朝在贸易上限买禁买、使臣从中搬弄是非所致。［4］(93－94)《北使录》是在李实与也先的谈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说是因王振专权，对蒙古贸易上处置失当所致。［4］(78－79)《否泰录》则记载:“今皇帝即位以来，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朝廷厚答金帛，过元旦郊祀始去。然久之渐桀骜不恭，往来通使等变诈翻复，告以中国虚实。也先求以其子结姻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愧怒，以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没。边报日至，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出御之。源等既行，司礼监太监王振复劝上亲征，命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请留，不允。”［4］(68)《否泰录》作者综合诸种资料，辅以自己所见所闻，加以提炼，进行条理分明的表述，虽不到二百字，但将诸书所提到的如贡市不谐、使臣播弄、王振专权等关键情节都概括到了。
关于“土木之变”的经过，哈铭《正统临戎录》是转述明英宗的自述，没有确切日期，而且大部分记载的是明英宗被俘时的具体情况。《北征事迹》中没有记载土木之变的经过，只是讲了一点袁彬个人所历，可以说是管中窥豹:如:“十六日，皇上在雷家站高岗地上众坐，达子围着。是臣远观，认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头哭，上问:你是甚么人?臣说是校尉。当奉圣旨:你不要说是校尉，只说是原在家跟随的指挥。”［4］(87)《否泰录》则利用当时的官私文献，做了总体的记述，对明廷出发日期，郕王居守，朝廷随从重要大臣，明军至宣府、大同、狼山、土木堡时的情形，出征明军数量及伤亡情况等［4］(68)，都一一做了或简略或较为详细的叙述。关于李实、杨善出使蒙古之事，李、杨二书只记载了他们出使蒙古这段时间的信息，其他内容很少涉及。袁彬、哈铭在蒙古的时间远比李实、杨善长，所历、所见、所闻也较李、杨为多，涉及面更广一些，但是，对李实出使蒙古一事哈铭书只字未提，袁彬书虽提及，却并没有进一步的记述。有关杨善出使蒙古的情况，《北使录》、《北征事迹》、《正统临戎录》都有提及，但极为简略。《北使录》只提到“适朝廷复差都御史杨善、侍郎赵荣同虏使平章皮儿马黑麻同到哈丹等下番议和”，又说“杨善等本日(二十九日)晚到，时也先打围未回，杨善等八月初二日方见”［4］(83)。《北征事迹》只提了一句:“二十七日，哈铭同杨善至龙门地方接见。”［4］(91)《正统临戎录》讲得稍多一点，说，哈铭回来后，英宗问“那个来了?”哈铭回答“杨善、王息来了。脱脱不花王处有赵荣、汤胤绩去了”。英宗说“杨善、王息是旧人”，十分喜欢，并问了家里的情况，又提到“次日，伯颜帖木儿差那哈赤同铭又回到大同，同迎接使臣杨善等俱见也先”，“也先见了杨善等，十分喜欢，以礼相待。初五日聚会，约在初八日送驾”［4］(105)。唯《否泰录》不仅记述了杨善出使的大体情节，而且略述了杨善与也先谈判的内容。因此《否泰录》所载不仅能补第一手史料缺略，而且叙述条理清晰、主题分明。
(三)可与直接史料、《实录》相互补充印证
刘定之是《明英宗实录》的纂修官即副总裁，其书成书早于袁彬《北征事迹》、哈铭《正统临戎录》，且当初是为存史而著，但却未被《明实录》采纳。如:《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至景泰元年八月的记事中，明显地采摘袁彬与哈铭书及李实《北使录》当中的李实至瓦剌之前的内容与杨善的《杨都御史使虏记》。《否泰录》中的内容在《实录》中均不得见。当时修实录，宪宗大量征用外地官员并起复休假、丁忧回籍的京官。但是，不少人都不大愿意修英宗的实录，推三辞四。这些官员一致推辞固然是有守制尽孝等借口，但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不愿意因修是非较多的《明英宗实录》而惹上麻烦。［6］(137)因为修实录牵涉到如何处理夹在正统与天顺之间的景泰七年的历史，如何处理好代宗朱祁钰的地位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与其他《实录》相比，《明英宗实录》的修纂十分复杂，刘定之很可能考虑到了这一点。因《否泰录》不是《明英宗实录》的参考史源，所以相关内容可与《实录》互证。
从也先十月兵临京师北返后至送明英宗还朝，蒙古共向明朝遣使六次，旨在请和。第三次是派太监喜宁至京，时间是景泰元年二月，入边时被明军擒杀。喜宁被擒杀时间，《北征事迹》记载是四月二十二日，［4］(90)而《正统临戎录》及《正统北狩事迹》只说在二月内，《否泰录》作二月十四日［4］(100－102)，与《明实录》时间上吻合，两书互证，二月十四日当为可信。
明英宗被俘至蒙古草原后，在其身边发生的最频繁的事情就是明蒙之间的交涉。季铎出使瓦剌之事，《北征事迹》、《正统临戎录》二书都有记载。《北征事迹》载:“九月十六日，季铎赍赏并圣母皇太后寄来貂裘、胡帽、衣服等物，到营见上，说初六日郕王已即皇帝位。”［4］(88)《正统临戎录》载:“有季铎、同去达子那哈赤等赶上，赍敕来朝里事情……今见有季铎带来送赏赐的高旺、李成在这里。”［4］(97)时间系于十月初九日后，两书所载，都欠完整，可互相补充。但《北征事迹》说是九月十六日季铎至瓦剌营，而《正统临戎录》所记是十月初季铎带高旺与李成至瓦剌。这只是时间上的差错，还是季铎亦有其他出使瓦剌的经历呢?
《否泰录》中载:“也先复遣使至，书词悖慢。朝廷复书，大略言中国已立皇帝，天下兵甲众盛，可相抗御之意。”［4］(70)复书既言“中国已立皇帝”，那肯定是九月初六日以后的事，对照上述《北征事迹》的记述来看，这次的使臣便是季铎。《明英宗实录》没有明确记载季铎此次出使瓦剌的日期，但有九月二十四日季铎返回明朝的记录。正统十四年九月辛丑(二十四日)载:“宣府总兵官昌平伯杨洪奏，得奉使瓦剌都指挥季铎报，言也先嗔赏赉物薄，又云，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出迎，约在四五日后即至大同。”［7］(卷183)这应是季铎第一次出使瓦剌，返回时是与瓦剌使臣纳哈出一同来的。《国榷》正统十四年九月壬寅(二十五日)条所载“瓦剌使臣纳哈出等来朝”，即为此事。随即，九月二十八日，明朝“升都指挥同知季铎为都指挥使，遣使迤北”［7］(卷183)，三十日，“瓦剌使辞归，命赍金帛归赐也先并其弟大同王、赛刊王、迭知院伯颜帖木儿、平章阿剌知院等”［7］(卷183)。季铎再次与瓦剌使臣一同往瓦剌。《正统临戎录》言“有季铎、同去达子那哈赤等赶上，赍敕来朝里事情”，当指季铎第二次与瓦剌使臣出使瓦剌。因其九月三十日才从北京出发，而此时也先已率大军南下，他们只能追赴也先行营，故有“季铎、同去达子那哈赤等赶上”这样的情节。同来的还有高旺和李成。
三、《否泰录》的局限性
《否泰录》虽有以上优点，但书中也有删减取舍、略而不书、为尊者讳的地方，这是由封建史官的立场、史法所决定的。《否泰录》保留了杨善、李实二书的重要信息，但也有删减取舍的地方。如对李实出使的任务，李实《北使录》明载“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来迎驾”［4］(80)。李实也说:“差人不差人，奏知皇帝请圣旨，我每岂敢约期?”［4］(81)但《否泰录》舍去了这一情节，隐去了景泰帝不欲迎英宗还朝的事实。《北使录》在记李实与明英宗的谈话时有“实以上昔日任用非人，当引咎自责，谦退避位，忠言直谏，上嘉从之”［4］(80)的记载，《否泰录》对此也予以删节。其他如，明英宗得知李实不是来迎接自己时，叮嘱李实说:“你每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来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若不来接取，也先说令人马扰边，十年也不休。我身不惜，祖宗社稷天下生灵为重。”［4］(80)这些话，《否泰录》也未加采录。甚至《北使录》中关于明英宗在塞外那种简陋生活的客观描述，《否泰录》也都略而不书，而对“太上在虏营逾年，未尝屈尊”的命题却作了很具体的阐述。如此等等，都是由封建史官的立场、史法所决定的。为尊者讳，这是中国封建史学千古不变的法则。在这一点上，刘定之比李实圆通多了。难怪李实在明英宗复辟后，被黜为民，子孙永不叙用了。
刘定之对明英宗“北狩”事件的看法、评述，也反映出附会经卦、宣扬天命、歌颂皇帝等封建史官之常态。如认为英宗能安全返回，是其德感化了也先，是出于天意，说“己巳中秋之变，亘古所无。然尚赖天心默祐，皇基巩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顺，故庚午中秋之庆，亦亘古所无”。“盖出征之月，否卦用事之月也;回銮之年，景泰纪元之年也。先之以否，继之以泰，虽则运世，关乎天数矣”。［4］(75)这些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无疑是封建史学的糟粕。
《否泰录》虽然囿于史官的立场、观点、史法，对史料的取舍有局限，但史官的素养也决定了《否泰录》有其自身的优点。首先，作者站得比较高，能统观全局。其次，对重要史料的利用还是充分的。除了有李实、杨善的材料为依据外，还有官方档案文献为依托，勾勒历史事件的面貌比较完整，提供的信息量丰富，对研究明英宗“北狩”事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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