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烨撰。共108卷。康熙四十六年刊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部头太大,且内容太繁,所以要点不明,又不便阅读。因此,朱熹以《资治通鉴》为依据,欲改编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读本。
《资治通鉴纲目》，朱熹撰，凡59卷。该书据司马光之《资治通鉴》及胡安国 《通鉴举要补遗》二书折衷而成。以大字体为纲，以分注即双行小字为目。做到纲以提要，目以备详。强调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纲常，即所谓明褒贬别善恶之春秋笔法，向以史实明晰，议论准确，而为史家所称道。因此，其问世后为其增补、修润者纷纷继之而起，以 “发明”、“书法”、“考异”、“集览”、“考证”、“集览正误”、“质实”等名目，对该书加以研究、评论，阐发其微言大义，互相参订，甚有助于读者对该书之理解。明人朱仁锡将诸家之言搜集一起附载于朱书各该条之下刊刻出版，深受欢迎。玄烨即据以评点，于书之上框处加以眉批，共63条批语。
《资治通鉴纲目前编》18卷，外纪1卷，举要3卷。元朝人金履祥撰。金氏有感于朱熹之书前史空缺之憾而成此编。该书上溯帝尧之世，下讫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发凡体例，以纲以目悉遵循朱子之书，所据均注出处，以示为信史。明人陈仁锡将此书与朱子纲目合刻刊行问世。玄烨据以批评时，共得批语2条。
《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明人商辂等撰，周礼“发明”、张时泰 “广义”。上起宋建隆元年 (960)，下终于元至正丁未(1367)，共408年，所记为宋元二朝之史事，与《通鉴纲目》相衔接，编辑原则一仍朱著。玄烨即据此书加以批评，共41条。
三书御批总共106条。康熙四十六年 (1707) 玄烨亲自作序，并将批语连同所据之书一起付武英殿刊刻问世，颁行全国。其序云：“朕惟自古帝王言动必记而史事以兴。顾周礼外史所掌卷帙寝繁，即记传亦异。千百年来微言大义昭接天壤，必以尼山笔削为断，所从来尚矣。粤自龙门而降，累朝国乘体制略同。涑水司马氏易分类为合编，盖犹左氏法也。紫阳朱子特起而振举之，纲以提要目以备详，岁时列于上而天统明，章程系于下而人纪立。增损精切，予夺谨严。庶几《春秋》大居正之宗指与。虽其间事例櫽括稍有脱误，大都门人一时采辑之过，实非晦庵本意也。自时厥后有前编、有外纪、有大纪、续编，以及考证、集览、发明、质实之类，诸家论著不一而足，要皆商榷折衷，互相参订。明儒陈仁锡裒集而剞劂之，不可谓非先哲之功臣也。朕几务之暇，留神披阅，博稽详考，纤悉靡遗。取义必抉其精，征辞必搜其奥，析疑正陋，厘异阐幽，务期法戒昭彰，质文融贯前后。所著论断凡百有余首，兹允诸臣请，并以付梓颁布宇内，俾士子流传诵习，开卷了然，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胪如指掌，即子朱子祖述宣尼，维持世教之苦衷并可潜孚默契于数千载之下。是则朕敦崇古学，作新烝民之至意也。爰叙述以冠篇端，用昭示于无穷焉。”
御批或考证史实，或评论史事，或对史论之议论，或引发感慨，畅言经世治国、勤政爱民、驭下修身之道，多真情实感，时有灼见。其要言不烦，且文采焕发，足成一家之言。如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十四，三国时吴主孙权遣使如魏，当魏王问吴使赵咨孙权“颇知学乎”时，赵咨对曰： “吴王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史书，然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御批云：“赵咨对魏王之言可谓得体。盖人主万几待理，自当博览载籍，扩充闻见。然所贵者在于上下古今得其要领，辨别是非，归于至当。使天下之人情物理糜不洞悉其隐，微熟识其常变，因以措诸实行，斯为有益。岂如士庶之学，仅娴习词章而已哉。”
其实，这段批语用于玄烨本人、用于本书则最适当不过。玄烨正是在日理万机之暇，博览群籍，结合治国实际而发议论，辨别是非，深得要领，自非通常人之议论可比。该书卷三下，针对晁错言： “夫腹饥未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批语道： “天生烝民，厥有恒性。其即于匪异不从教令者，多为饥寒所迫，非尽出于性恶也。晁错云虽慈父 (母) 不能得之于其子，入情入理，不可以人废言。”卷三十九上，“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决军国事”条，批语道： “秦王既有创业之功，亦饶守成之略。唐高祖审度神器所归，自当早定大计。顾乃优游不决，坐致惨祸，诚不得辞其责。若秦王英明特达为有唐之令主，其于建成、元吉岂无委蛇善全之道? 必致骨肉相残，取讥后世，因其谋之未臧，匪独遭逢不幸也。”《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一，针对宋理宗加丞相贾似道少师封卫国公，从此其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变更法制。“发明”云：“加不宜也。理宗诚可谓木偶之主耳。”御批道：“天下之大待理于一人断，宜读书明理，万几洞察于中，可以当前立决，自然权不下移。若中无定见，不得不委任臣下，渐致乾纲解弛，太阿旁落，鲜有不败者。如宋理宗可以为鉴。”这既是史评史论亦是这位帝王治国的经验之谈。
御批情理之通达，识见之深远，于此数条可见一斑。以政治家读史批史，其识见自非凡响，此书之论不可小看，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