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侠小说的承续
（一）青史游侠传一一唐前侠文化与武侠文学
1、先秦两汉的武侠史记和笔记
先秦时，社会上游侠相当活跃，为数不少，然而现存的先秦文献中却绝少有他们的记载，其重要原因是游侠在当时虽很为国君、大臣、诸侯所器重，却被大多数思想家所跃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痛斥“犯上作乱”；墨子虽对武侠同情和理解，但主张“兼爱”、“非攻”而非“锄强扶弱”；庄子将武侠分为“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对当时游侠的主要形式“庶人剑”大不以为然；至于韩非则更偏激，认为“侠以武犯禁”，若宽容放纵，会使“民程（逕）于勇”而“不敬上畏法”，致使“吏不能胜也”，因此侠是乱国“五囊”之一。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对有关游侠的传奇故事，“儒墨皆排摈不载”，只能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零星见到一些著名游侠的事迹。司马迁对“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巳”、“自秦汉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这种情况心“甚恨之”，因而作《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记载了先秦时期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辄的侠义故事，这些刺客事迹不同，从不同方面表现了视死如归、知恩必报、爱惜名誉甚于生命的侠风义骨，是中国最早的武侠形象。《游侠列传》某种意义上为武侠之源，叙述了汉兴以来朱家、田仲、剧孟、郭解等民间游侠事迹，褒扬游侠功德，首次阐述了游侠的人生信念和行为准则，是对侠义精神的极大肯定。《游侠列传》对中华民族的侠义文化传统、对侠义精神的弘扬，对后世武侠作品的大量涌现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两汉时期因为独尊儒术，且官府大肆打击镇压武侠势力，老百姓減口不言其事，文人也惧祸不传，因而汉代的武侠小说寥若晨星。真正可以说是武侠小说的只有一篇，即《燕丹子》，其书三卷，作者不详，约产生于东汉以前。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是我国最早的武侠小说。《燕丹子》以“荆柯刺秦王”这一史实为背景，塑造了荆辅这样一个慷慨激昂、智勇兼备、为报知遇之恩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游侠形象，其中“易水送别”和“图穷匕见”两段描写非常精彩，表现技巧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
2、魏晋六朝的志怪武侠小说
魏晋六朝时期，儒学思想衰微，老庄思想抬头，在多种宗教迷信的传播和浓厚的出世思想影响下，产生了很多谈神仙鬼怪、隐士异人的故事，它们经文人采辑、写定，加上秦汉旧有的传说，就形成了杂谈怪异的“志怪”小说和品评人物或记载传闻的“志人”小说，其中有一些记载了武侠的事迹，只是这类武侠小说由于被形式束缚，短小琐碎，或偏于神诡奇怪，或近于平实少文，可称道者极少。唯有晋人干宝撰写的《搜神记》和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几则较为精彩。
《搜神记》“三王墓”篇所记干将莫邪事流传很广，鲁迅先生后来还据此写成历史短篇小说《铸剑》。“三王墓”篇叙楚国铸剑巧匠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铸雌雄宝剑，干将以雌剑献君，雄剑藏于山中，楚王察知后，杀之，其妻生一遗腹子赤比，长大后取出雄剑誓死复仇。
《搜神记》还记载了少年女侠李寄为民除害的故事。叙东越庸岭出现吃人大蛇，危害地方，“士俗常惧”，便向大蛇献出童女以图免祸，已送掉了九个童女的性命。少女李寄挺身而出，毅然应募，不计个人安危，只身奔入险境，依靠周密的安排，出奇的胆略，终于杀死了蛇妖。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戴渊”、“周处”两篇，均是叙述游侠少年为恶后改过事。“周处”当为六朝武侠小说之冠，受到历代文学家的青睐，明人据此编成传奇《岐虎记》、《风云记》，清人又改编为百看不厌的名剧《除三害》。“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终为忠臣孝子。”这篇小说字不满两百，却写得回旋跌荡，开阖廓大，旨意深远，情趣横生，构思精巧又浑朴自然，实乃笔记武侠小说中之精品。
（二）游侠纪传奇——唐传奇开创的小说武侠样式
唐朝国势昌盛，气魄宏大，于各种文化广采博收，兼容并蓄，从而形成了气象万千、恢宏雄放的盛唐文化。盛唐时期，不仅诗歌创作光辉灿烂，小说创作也异彩纷呈，文学艺术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正象唐人高彦休《＜唐阙史＞序》中所说：“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魏晋周隋以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晚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记者多矣。”更何况唐代文人撰写各种传奇、笔记小说（包括武侠小说）的热情中亦有藉此以求取功名的成分在内。“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虽然唐时文言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是士大夫文人寄托情志、显露才华、力争仕进的社会活动的派生物，然而这些小说的素材大多来自民间社会传说故事，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文占武侠小说的兴盛，即与唐人喜尚游侠、杂技武术在民间广泛流传和发展等社会状况密切相关，而中晚唐时期诸著镇拥兵自重，互相争夺的战乱局面及多蓄刺客的风气，也在晚唐的武侠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唐代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作家很多，其中以段成式、袁郊、裴刑、康骈、杜光庭、皇甫氏成就最佳。段成式是唐人创作武侠小说最多又最为出色的作家，撰有《酉阳杂组》二十卷，其中卷九“盗侠”篇可谓足塌早的短篇文言武侠小说集，其中以周暗、韦行规、兰陵里老人、韦生遇僧侠四篇为最佳。袁郊撰有《甘泽谣》传奇集，内有《红线》篇，是唐人武侠传奇中之上品。裴刑撰有《传奇》三卷，名重于世，后人据此遂称唐人小说为传奇。其中《昆企奴》、《聂隐娘》为唐人武侠小说之佳作。康骈撰《剧谈录》二卷，中有《潘将军失珠》、《田膨郎偷玉枕》、《管万敌遇壮士》、《张季弘逢恶新妇》篇，均为唐人武侠小说中较有影响和特色的作品。杜光庭据说是唐人著名武侠小说髯客传》的作者，另一说唐人张说撰。《扎髯客传》为唐人武侠小说之冠，是我国文言武侠小说中的精品。皇甫氏撰有《原化记》，其中《张仲殷》、《义侠》、《嘉兴绳技》、《崔慎思》、《车中女子》五篇，都是有影响的武侠小说。
唐代的武侠小说作品数量很多，掀起了我国武侠小说史上的第一次浪潮。据统计，现存唐代武侠小说近40种，其中的优秀篇章《礼髯客传》、《昆企奴》、《红线》、《聂隐娘》，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唐人小说的最高水平，是唐传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四大文言武侠小说的出现，是我国文言武侠小说进入鼎盛期的标志。
唐代文言武侠小说的四大名作及其它一些作品，已将武侠小说两大基本模式创造出来，即以具体的政治事件为小说的基本背景，或以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参与故事内容的“历史武侠小说”，以及从人物到事件完全属于虚构的“世俗武侠小说”，而且还塑造出一系列性格鲜明的武侠形象，后世武侠小说屡屡按这些范式塑造人物形象。另外，武侠小说主要的三大情节结构要素——武功、言情、志怪，在唐代武侠小说中部得到了体现，还有诸如复仇、比武、报恩、学艺等基本情节模式，在唐代武侠小说中亦都已出现。因此唐代文言武侠小说常常成为后世武侠小说模仿的范本。金庸就曾说过：“岜姑教聂隐娘剑术的步骤，常为后世武侠小说所模仿。”唐代武侠小说中的优秀作品，为后世武侠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做出了重要的规范。从此，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分支存在和蔓延下去，至今仍未衰竭。
（三）现代侠客梦清末以来的现代武侠小说
进入20世纪后，一批现代殖民都市出现于大江南北。造就了数量可观的现代都市市民。这些都市市民，不但在思想情趣和生活方式上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农民，而且比内地传统城市的市民更多地带有“城市文化”的气息。这一都市文化圈内的市民，便构成现代通俗武侠小说的基本读者群。作为一般市民，他们既然置身于乱世之中，又目睹社会上种种不平现状，而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因此往往易于沉溺于幻想。奇希望于侠客、壮士来帮助世人舒不平之气，判人间是非。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鄙视、欺侮的时期，这些普通民众一方面自叹不如外国，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成为一般市民的一个重要的共同心理特征。这种反帝的意识也通过歌颂近代英雄的武侠小说表现了出来。加上武侠小说的题材是地道的中国式的，人物和故事模式都为市民所熟悉，这一文化上的连续性使市民在心理上易于产生认同感。因此，民国后，“武侠小说风起云涌，几乎占了小说出版数量的大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武风极盛，在武术发展过程中，许多武术家的传奇故事也得到了广泛的流播。他们有的击败狂妄的外国大力士，成为民族英雄，事迹在四海传扬，有的惩恶济困，侠名远播。在当时社会落后的文化条件下，这许许多多的武林故事往往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又带上了当时特殊的社会心理反映，因而能唤起相当多平民的好奇心和喜爱，也由此而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现代武侠小说风行于世是很自然的，而且由于它恰好又在娱乐性、通俗性方面满足了都市市民对闲暇文化的需求，当时的小市民一般尚有余暇小钱，上茶馆听书或买几本薄印本，因此，武侠小说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商品价值，这是现代武侠小说于30年代形成一股狂流的最主要的原因。当时的新文学由于不重视通俗文学，欧化严重，读者的覆盖面限于知识阶层。瞿秋白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 ‘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然而符合市民需求的武侠小说发行量动辄十万，这在当时是令人睦目的数字。在商业化味道极浓的京、津、沪，长江两岸商搏，京广沿线都市，武侠小说更加被高度商品化。作家郑逸梅曾谈到过当时这一情况：“书贾武侠不刊。”张恨水回忆自己写连载小说《啼笑姻缘》时说：“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的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只是勉强的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可见当时的读者是无武侠不欢的。更有甚者，据1932年郑振铎在《论武侠小说》一文中引用从予的《武侠教科书》一文中的资料，世界书局出版的新主义教科书国语读本第2册38课书中，竟有7课是宣讲飞剑之术的。而当时青少年结伴上山学道、访仙、拜师求艺的报道，屡见于报端。这些事例充分说明，现代武侠小说对于当时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力。
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于30年代盛极一时，至40年代衰落，武侠热持续20多年，武侠小说的作者达百余人，作品数以千计，许多作品、人物故事家喻户晓，而且还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册。还有许多作品被反复再版翻印，说当时形成了一股武侠小说的狂潮并不为过。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问世，获得极大成功，出版次数之多，发行量之大，影响面之广，时罕有其匹。于是武侠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异军突起，日胜一日，创作热潮久盛不衰，逐渐形成了以天津、北京两个北方都市为中心的北派小说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小说两大流派。从作者队伍看，主要都是当时南北著名的文人、报刊编辑、出版家、大学教授，并非都是无聊文丐，其中尤以南派的平江不肖生（向悟然）、文公直、姚民哀、顾明道，北派的王度庐、白羽、朱贞木、郑证因、还珠楼主（李寿民）最负盛名，每人都写出十几部上百万言的作品。北派武侠小说作者的人数要少得多，作品的数量也少得多，但影响却比南派要大。从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来看，大致可划分为剑仙、击技、侠情和帮会四种模式，基本上突破了晚清清官加侠义的一般模式。所表现的领域五花八门，相当繁杂，有武当、少林、峻峒、‘昆全、终南、巴蜀、秦岭、江湖、荒野、草莽、边塞、大漠戈壁，苗疆雪山、宫闱、市井、山乡、魔窟、名刹古迹、繁华商塘等等。顾明道的《怪侠》甚至写到了海外非洲。其内容除旧的清官公案外，多是与武林相关的大干世界，象豪侠与盗匪的搏斗，镖客与绿林的鏖战，宫廷内部、官宦之间的互相倾轨，三教九流、江湖黑道之间的恩仇纷争，行帮门派间的赌狠斗胜，武林秘闻奇录等等，当然也不乏义军与官府决战的描写。
从作品形式看，绝大多数作品运用了中国平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长篇章回通俗小说形式，这种形式在当时是无论新文学还是复古文学都不屑问津的，而恰恰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使武侠小说得以在市民中风行。
二、民国武侠小说的总体风貌
民国武侠小说上承晚清武侠小说，下启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它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其中专门以写武侠小说闻名的作家多达几十人，而以武侠小说著作论有二百多部，更引人注目的是，民国武侠小说已经形成各种风格与流派，这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武侠时代。
开民国武侠小说先声的是北大教授兼翻译家林琴南，自号“冷红生”。他的武侠小说除《傅眉史》外，另有《技击余闻》、《京华碧皿录》等。林氏武侠作品严格来说还不是真正的武侠小说，但林琴南在当时文化界影响颇大，他能为武侠正名，对民国武侠掀起狂澜，是有作用的，功不可没。
林琴南之后，有上海报人陈冷血下海写武侠。他写的《侠客谈，，是民国武侠小说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简洁生动。其他如胡寄尘作《罗霄女侠》、《黨浪剑影录》，李涵秋作《绿林怪杰），范烟桥作《忠义大侠传》、《侠女奇男传》、《孤掌惊鸿江》、《江南豪杰》，姜侠魂作《江湖三十六侠》，《风尘奇侠传’、《南北奇侠传》、《关东红胡子》等，张春帆作《天王老子》、《烟花女侠》、《风尘剑侠，等，朱霞天作《青剑碧血录，，李定夷作《尘海英雄传》、《僧道奇侠传》，陆士谔作《新梁山英雄传》、《七剑三奇》、《剑声花影》、《飞行剑侠》等，张恂子作《峨嵋剑》、《姐妹侠》、《剑珠缘》等。至四十年代，南北武侠小说家多达一百七十余人。
以作品数量论，排名前二十位的是：郑证因（102部），还珠楼主（36部），汪景星（33部），宫白羽（27部），顾明道（24部），何一峰（23部），赵焕亭（21部），王度庐（21部），陆士愕（19部），姚民哀（19部），冯玉奇（16部），朱贞木（15部），张固侬（15部），江蝶庐（14部），平江不肖生（14部），徐舂羽（12部），姜侠魂（11部），徐哲身（11部），孙玉声（海上漱石生）11部），雷珠生（11部）。若以字数而言，还珠楼主创作武侠小说突破一千万言大关，为民国武侠小说家中最高产作家。
民国武侠小说作家能自树一巾只，独立门户而形成其艺术流派的有以下十位：江湖传奇派向悟然（平江不肖生），风俗人情派赵焕亭，历史演义派文公直，帮会武侠派姚民哀，男女侠义派顾明道，奇幻仙侠派李寿民（还珠楼主），悲剧侠情派王度庐，武功技击派郑证因，社会写实派宫白羽，奇诡神理派朱贞木。这十位文坛武林高手使民国武侠小说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从而使中国旧派武侠小说进入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灿烂时代。
民国武侠小说作家是一个群体，除以上所列向惜然、姚民哀，文公直、顾明道、赵焕亭，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十大家之外，还有林琴南、叶小凤、孙玉声、胡寄尘、张春帆、李定夷、陆士愕、张恂子、姜侠魂，张杰蹇，戴愚庵，徐春羽等，值得一提。
林琴南，即林纾，号“冷红生”，北京大学教授。他不懂外文，却以文言翻译欧美小说著称于现代文学史。林琴南对武侠小说的贡献，在于他首幵创作民国武侠小说之风，他的武侠小说《技击余闻》、《京华碧血录》没有多少新意，但名教授写武侠，本身就是一种风气的转变，林氏对民国武侠小说掀起狂澜，是有贡献的。
民国初期创作白话武侠小说较有名气的是李定夷。李定夷，字健卿，武进人，他是著名报人，任过‘民权报，主笔，曾作文声讨袁世凯。李定夷是社会言情小说家，有《美人福》、《县花影》，《国色天香传》、《红粉劫》、《吴苑莺声谱》等小说著称于世。他作武侠小说《僧道奇侠传》、《尘海英雄传》，《武侠异闻》三种，以1919年创作的《尘海英雄传》较为有名。其武侠小说有恋情悲剧，王度庐写侠骨柔情，受其影响。
陆士愕，原名陆守光，从小学医，世居青浦。早年在上海行医，无力谋生，谁会请一个穷小子开处方，陆灵机一动，便买了一大批小说，出租给人看，并亲自上门送换，以租书费补贴生活。不久，他自己也沉湎于读小说，居然爱上舞文弄墨，遂向报社投稿，由短篇写到中篇，由中篇写到长篇。又为孙玉声鼓吹，他一边写医学小品，一边写武侠小说。陆士愕共写武侠小说十九部，由于他好评弹，从说书艺术中汲取营养，其小说可读性强。如《新梁山英雄传》、《南北派剑侠全书》在沪上书摊打开销路，成了当时的名医兼小说家。陆士愕还著有《古代百侠英雄传》，是一本收集古代武侠短篇的资料丛书。
姜侠魂是民国年间的武术家，他精通技击，提倡武术运动，并广泛搜集有关武侠的史料，先后编撰武侠小说集多部，如《江湖三十六侠》、《雍正一百零八侠》、《剑侠骇闻》、《女子武侠大观》。其中《江湖二十四侠》以明末“复社”诸子及郑成功反清复明为小说主干，成书后引起社会名流好评，为之作序者达十五人。姜侠魂没有写过长篇武侠小说，但他写的《谈武侠小说之人生观》，为最早探讨武侠小说的理论文章。
张杰盡，天津著名评书艺人，早年说评书，以旧书目为主。后来观众甚少，便自编新书《三侠剑》，风行一时。他的武侠评话后来记录成文字，在报上连载，大受欢迎。其作品口语甚多，情节紧凑，写法上仍仿《三侠五义》、《小五义》格式。《三侠剑》中的胜英塑造较为丰满，有古侠士之风。书中又写到黄三太、杨香武等大侠，缺点是对人物心理活动挖掘不深。
戴愚庵，浙江绍兴人，自幼定居天津，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业余爱写武侠小说。他写的《沽上英雄谱》、《沽上游侠传》均以天津为背景，在表现沽上风俗人情中歌颂侠义精神。《沽上英雄谱》中有男妓刘老、狗头军师于小榭、师爷蒋莲仙、爱慕风流的金寿、飞贼晏祥、大侠毕飞鸿等各式人物。把当时天津的妓女、恶霸、地痞、流饭都写入书中，写江湖人物在日寇铁蹄下反抗，自有其进步意义。
徐春羽，北京人，他通医术，曾开诊所，后来办报。他是北派武侠小说家，其作品有《碧血鸳鸯》、《琥拍连环》、《草泽群龙》、《龙凤侠》、《铁观音》、《燕双飞》等十二部。他受民间艺人影响较大，用说书的口吻写人状物，细腻生动，情节曲折，文字也很见功力。缺点是武打场面不够精彩，气势不足以引人入胜。
据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统计，南派武侠小说作者有一百六十二人，北派写武侠小说作者有十人。南方的名报人，几乎都涉足写过武侠，即使是社会言情小说，也加上一些武打作点缀，这完全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从质量上说，北派武侠小说家的成就总体上超过南派武侠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