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叙西汉宣帝崩，元帝立，封王政君为皇后。时宦官石显、宏恭受宠专权，诛戮忠良，大丧汉家元气。及成帝即位，悉封王氏诸舅为列侯。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权倾朝野，郡国诸吏皆出其门下，自是王氏势盛。王凤临死，托弟曼之子王莽于太后及成帝，莽得封为新都侯，由是种下王莽篡汉之祸根。成帝崩，哀帝即位。至元寿二年，哀帝贪色丧身，未及议立新君。太皇太后王政君干政，征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嗣后又加封“安国公”。王莽大权在握，居心篡汉，乃置诸大臣迎立之议于不顾，独用年方九岁的中山王子因易于控制，遂立之，是为平帝。平帝年十三，见王莽独专朝政，意在取汉自代，常忧形于色。莽恐帝发其谋，遂置毒椒酒中，亲上于帝。平帝饮之五脏欲裂，临死大呼：“王莽弑君也!”
王莽毒死平帝，以孺子刘婴为傀儡帝。复行诈伪，使大臣奏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莽故作辞让，阴使大臣力谏，“皆颂莽功德”，促其即帝位。莽乃“应天命”居摄践祚，以皇帝之诏称制，朝野谓之“摄皇帝”。至是，太皇太后虽大悔养痈成患，然大势已去，只有徒唤奈何。至初始元年十二月，莽又使大臣诈言神命，遂改摄皇帝为真皇帝，下诏去汉号，定国号曰“新”。
王莽篡汉，天下大乱。翟义首起讨莽，虽败，然星火燎原，各路义军继起，皆以复汉为名讨莽，赤眉军势最盛。时有汉室宗亲刘，乘势起兵。有幼弟刘秀，生时“赤光照室，尽明如昼”，有精于图谶者言，“此兆吉不可言”，当贵为天子。刘秀文才武略出众，呼应刘起兵于宛。莽令大将甄阜讨刘、刘秀。阜屯兵泚水，辎重留兰乡。刘夜袭兰乡，大战泚水，斩甄阜，尽覆其军。
泚水大胜后，诸讨莽将领会议，欲立刘氏。遂共举刘玄即帝位，建元“更始”，置拜诸将，以刘为大司马，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于是诸将分头讨莽，四出攻城略地。刘进围宛城，守将岑彭恐殃及百姓，乃降汉。刘秀攻昆阳、定陵、郾，皆下之。莽乃遣大司马王寻与司徒王邑发诸郡兵百万，直指昆阳。诸将恐王寻兵盛，刘秀乃身先士卒，匹马单刀率先杀人，王寻接住厮杀，不四、五合，被刘秀拦腰一刀斩为两段;诸将勇气倍增，奋勇杀敌。此昆阳一战，杀莽兵数十万，斩上将数十员，尽获其辎重、车甲。
昆阳大捷后，、秀军盛，声名播天下。更始疑忌不自安，乃与大臣李轶、宋鲔设谋杀刘。刘秀闻死讯，心如刀绞而面无悲容，以王莽未败，恐攻更始而误初志。更始杀刘大失人心，刘秀顾全大局，天下归心。是时，海内豪杰，闻刘秀等破莽百万大军于昆阳，皆起兵响应，杀其牧守，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天下皆汉帜。十月戊申朔，汉兵自宣平门攻入长安，莽犹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奈予何”?莽逃至渐台，为商人杜吴所杀，军士争裂莽身，数十人切割分之。
更始入主长安，先问掠夺所得，诸将皆惊其鼠目寸光;复薄功臣，下诏先封刘氏宗室。封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渡河，镇抚各州县。刘秀乃领兵渡滹沱河，得神人指路，屡捷河北，复收河内。诸将皆曰更始不足成事，且无寸功，天下共待英主，亟请刘秀即帝位，刘秀亦自谓夜梦乘赤龙上天。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更始三年即帝位，号光武，年号建武。
更始三年，赤眉军入关，三辅扰乱。九月，赤眉入城，更始请降，被缢杀于郊下。三辅苦赤眉暴虐，光武帝刘秀命大司马邓禹进兵讨之。赤眉惧光武军，遂纵火烧长安宫室，引兵西去。光武又命偏将军冯异西征。建武三年，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帝复亲率六军，至宜阳截住赤眉余众，准令降服，赤眉遂平。三年夏，帝自将南征，于小长安大破叛将郑奉，斩之;又渔阳彭宠反，自称燕王，帝使建威大将军耿弇进击渔阳，彭宠为苍头子密等三人所杀，北方遂平。
建武元年时，蜀中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号“成家”;陇西一带，隗嚣拥重兵，与光武分庭抗礼。七年三月，隗嚣依公孙述，述封嚣为朔宁王，遣兵往东为之援势。八年夏，帝亲征隗嚣，问计于嚣原部将马援。援谓隗嚣部将不和，兵无斗志，必可破之，又为帝指画陇西形势。汉军遂依援计，分数道上陇，并力攻嚣，其势如石击卵。嚣败，惊吓而死。天水、陇西遂归汉。十一年春，帝遣大将岑彭、吴汉、臧宫伐蜀，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吴汉及臧宫会兵成都，明日，述自将数万人出城攻吴汉，被汉将高午一枪刺死。述军大败，蜀中遂归汉。至是，天下皆为光武所得。
中元三年戊戌，光武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明帝刘庄即位，改元永平。追念前世功臣，乃画二十八将图像于南宫之台，即所谓“二十八宿”。永平十八年，明帝崩，章帝立。章帝重色，专宠窦皇后，朝政渐归外戚窦宪兄弟。冲帝时，梁太后勤政爱民，太尉李固等贤能，天下稍安。至桓帝大诛贤良，专宠宦官，内外丧气，终致董卓之乱，东汉趋亡。
《东汉演义评》作为一部以历史为依据的通俗演义小说，有着正史所起不到的社会作用，这是首先应当看到的。明人修髯子(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对此类历史通俗演义小说的社会作用，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思囤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身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明人袁宏道在《东西汉演义序》中更具体指出：“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读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从修髯子和袁宏道的这番话，可见《东汉演义评》的社会作用，在于它没有正史“听者垂头，见者却步”的弊端，走出了史书“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的误区，不但能在“衣冠”中得到赞赏，而且能在“村哥里妇”中广泛流传，使得一般百姓，也能从书中受到娱乐，增长历史知识和接受伦理道德教育的效果。读者阅读《东汉演义评》这样的通俗演义小说，其受益过程，正如明人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那样，是“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起到了将历史普及到民间去的重要作用。
如果仅就“通乎众人”的社会效果而言，似乎讲史话本更胜一筹，其实不然。《东汉演义评》作为一部历史通俗演义小说，较之同题材的讲史话本，自有优胜处。这主要表现在它有着“正史之补”的作用。讲史话本大多言传口授，以史校之，谬误甚多，不免“失之于野”;加之为了取悦于听众、读者，每多插科打诨，旁生枝叶，且侈谈言情，难去鄙陋之俗。所以历来人们对于讲史话本只是采取“姑妄听之”的娱乐态度，难以取得演义小说“史补”的社会作用。
自从明代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提出演义小说应为“正史之补”说之后，明季以来对这类小说的写作形成了两种看法。明代小说评论家庸愚子(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提出历史通俗演义小说只要“庶几乎史”——基本上符合历史，就可以了，不必处处拘泥于史实，允许一定的虚构和创造。而另一种看法是强调崇实翼史。这一派的代表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最先提出“羽翼信史”说，强调历史通俗演义小说只是“以俗近语，隐括成编”，不允许有编写者的艺术虚构。其实，历史通俗演义小说并非史书，过份拘泥于所谓“信史”，反而会作茧自缚，失却这类小说“通于众人”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的优势。清远道人重编《东汉演义评》，基本上是采取了庸愚子的主张，在基本符合史实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艺术虚构和再创造。这也是该重编本较明代谢诏本、《东汉演义传》通博的主要原因。这里，不妨举例说明之。《东汉演义评》载王莽所用之巨无霸，其姓氏虽著于史，实未真见其人。《汉书·王莽传》上说“韩博士上言：有奇士长一丈，大十围，来至臣府，谓欲奋击胡虏，自称巨无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滨海。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其实，这只是韩博士讨好王莽之空言，非真有巨无霸其人。而《东汉演义评》却根据这个传说人物，编了一个“两霸相争”的生动故事。书中写到“有奇士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隶属王莽大司空王邑军。当王邑与刘秀大战昆阳之时，刘秀手下大将王霸“正在厮杀，只是天神般一将赶杀汉兵纷纷退下，却是一员步将，比骑马的还高出一头，手执铁棍，见人便打，无人敢与交手。王霸望见大惊，料是巨无霸，急斜刺一马走开，将枪用膝抵住，背上取下硬弓，拽满一箭射去，正中巨无霸左眼。巨无霸大怒，拔出箭提棍如飞赶来。霸又发一箭，射中其颈，方才立住了脚，将棍倚在胸前，两手叉开，似乎仍要拔箭。王霸谅他已无能得生矣，拍马复往人多处杀去。”这一段生动传神的描写，无疑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于史无证，但读者自知是在读小说，并非读史。所以说，该书类似这样无妨基本史实的艺术虚构和生动描写，不仅不应视为“无稽之谈”，相反应当看到这正是历史通俗演义小说“通乎众人”，吸引读者的优势所在。如果按照修髯子“羽翼信史而不违”的主张来写历史演义小说，则将失却这种优势。写历史演义小说只是“以俗近语、隐括成编”的话，就只能说是以白话来复述“信史”而已，那就难免常人读“信史”时那种“一展卷即昏昏然欲睡去”的不良效果，哪里还谈得上村哥里妇、三尺童子、七十老翁都废寝忘食地去读通俗演义小说呢?
就艺术性而言，在诸多明清历史通俗演义小说中，《东汉演义评》并非佳作。拿它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足。《三国志通俗演义》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象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孙权这些主要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就连鲁肃、蒋干、庞统、徐策这些次要人物也都写得有血有肉。而《东汉演义评》对主要人物王莽、刘秀、隗嚣、公孙述等缺乏个性化的人物动作、表情、心理、语言等方面的生动描写，只是一般性地叙述、介绍人物的行事，因此人物形象概念化，自然就无法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了。虽然《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东汉演义评》一样，主要情节都是“庶几乎史”的，但具体事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的笔下，则作了大量的、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加工，写出了象“火烧连营”、“三顾茅庐”、“赤壁大战”等一个个生动、曲折的动人故事，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遗憾的是《东汉演义评》并未从范例在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吸取这种长处，基本上采取了“以史笔写小说”的方式。这样一来，读者从这部小说看到的大部分是事件的叙述，而不是生动的故事情节。本来象王莽上椒酒毒死平帝、更始设谋杀害刘、昆阳大战中刘秀率先出阵，斩杀王邑等情节，都是大可进行艺术再创造，形成一个个生动故事的，但作者都只是象写野史一般，叙述事件的经过，而没有作生动、具体的描绘，这就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了。
清末民初学者钱静方在《小说丛考》一书中说，《东汉演义评》“要之此书仅抄袭汉史，而又以怪诞之事增饰之，故读之甚无趣味。”钱静方论小说是“羽翼信史”派，其观点虽不必苟同，但他所说“抄袭汉史”的弊端，在《东汉演义评》中确实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