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晚于孟子百年左右。荀子五十岁时，始游学齐国稷下。齐襄王时，荀卿三为祭酒，后遭齐人谗言，遂去齐适楚，楚相春申君任之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春申君被害后，荀卿废居兰陵，晚年“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精通《诗》、《礼》、《易》、《春秋》。荀子的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战国末期，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基本确立，经过长时间的兼并战争，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成为了时代的要求。此时，学术思想也由百家争鸣趋向于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荀子适应时代的要求，批判吸收了各家之长，兼取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成为战国后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综观《荀子》一书，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凡自然、社会、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皆有涉猎，堪称我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
荀子是杰出的进步思想家，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宇宙自然观的看法上。在先秦时代的哲学中，儒家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精神的宇宙万物的主宰者，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决定的，孔、孟都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荀子在对这种“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尖锐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观，但又摒弃了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大胆地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天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同上)，天是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是政治造成的，与天没有关系。因此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认为人们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认识、掌握自然规律，就能改造自然界、利用自然界。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同上)荀子的这种“人定胜天”的光辉命题在我国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荀子的自然观反映到人性论上，形成了他的“性恶说”，这是荀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石。荀子批判了孟子天赋道德观念的“性善说”，在“天人之分”基础上提出了“性伪之分”。他认为人的本性“固无礼义”(《性恶》)，不像孟子说的那样天生是善的，而是恶的，充满了对物质欲望的渴求。人们的善良行为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同上)。人性虽不可改变，但可以改造，荀子主张“化性起伪”，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要求人们不断地学习、实践来改造本“恶”的人性，实现“性伪合”(《礼论》)。基于此，荀子提出了“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的著名论点，认为人们只要不断地“积伪”，都可以成为像禹一样的人。荀子的性恶论从另一角度论证了人性问题，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他离开了人的社会属性，仅仅从自然生物性来谈论人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性的本质问题，而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
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他的政治论。荀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天下为一”(《王霸》)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隆礼”、“重法”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荀子认为，礼可以制约人们的情欲，自觉约束人们的行为，它不仅是一种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富国》)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更是治国之根本，是一种最高的政治纲领。“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议兵》)“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国》)，礼的作用重大，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只有隆礼，才能治国。“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礼是治国治民之本，而法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隆礼至法而国有常”(《君道》)，荀子主张治理国家必须礼法并重，要做到“尚贤任能”、“赏功罚过”，严刑重罚。在治理国家的方法上，荀子不像孟子那样重王道贱霸道，而是王霸并重，“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天论》)，认为二者只是层次不一样。与此同时，荀子批评了孟子的“法先王”，言必称“三王”的复古思想，明确提出要“法后王”，“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苟》)、“法后王，一制度”(《儒效》)，强调要从现实生活中去考察过去的历史，而不要盲目崇古。在经济上荀子提倡以农为本、开源节流、节用裕民、上下俱富的富国论思想。
荀子的认识论是建立在进步的自然观基础之上的，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反对孟子的“良知”、“良能”、“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而继承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认识论思想。荀子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凡以知，人之性;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他认为人们经过不断地努力学习、实践，依靠外界客观条件就能获得丰富的认识。那么人是如何认识事物的呢?荀子认为人的认识过程要经过“天官意物”和“心有征知”(《正名》)两个阶段，即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天官)首先同外界事物进行广泛的接触，再经过心的“征知”，即把获得的各种现象分析、综合，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他告诫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要防止各种片面性，克服那种“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的毛病。荀子特别重视“行”的作用，强调人的认识仅得到“知”是远远不够的，“行”才是认识的归宿和终点，“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儒效》)，荀子的这种知行统一观在哲学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
与荀子的认识论相联系的是他的以正名为目的的逻辑思想。战国末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名辩思潮，各家各派纷纷加入了这场大讨论中，荀子也积极参加了这场名辩争论。针对当时“圣王没，名实慢，奇辞起，名实乱”(《正名》)和“擅作名以乱正名”(同上)的情况，荀子在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正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正名主张：“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同上)他认为，统治者通过“制名”，使名实相符，就可以统一人民的思想，使人民遵守法度。荀子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制定名称的原因是“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同上)，制名是关系到国家治与乱的大事，“此所为有名也”(同上);不同名称制定的根据是“缘天官”，天官必须与各自的对象相接触，然后心再加以验证，“此所缘而以同异也”(同上);名称的命名是“约定俗成”的，但要做到“稽实定数”，“此制名之枢要也”(同上)。荀子建立的一套完整的逻辑学说，对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文学艺术方面，荀子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荀子首先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他主张文章要有文采，讲究语言的锤炼，“语言之类，穆穆皇皇”(《大略》)，注重文质并茂，“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礼论》)。荀子强调“言必当理”(《儒效》)，语言文字一定要符合礼义，开后世文学批评“文以明道”的滥觞。荀子的散文不但继承了《墨子》论说文逻辑性强、结构严密的特点，还在体制上、技巧上作了新的探索，把孔孟的语录体散文发展成了独立的长篇巨制式的专题议论文，对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荀子的散文脉络分明，长于议论，论证严密，气势磅礴，善用譬喻，言辞优美。善于用比，是其散文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如《劝学》一篇，开头便一连用了五个比喻展开论证，说明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形象生动而又富于逻辑。后面论述学习专心一致的重要性，连用八个比喻，并与对比相结合，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层层剖析，极富感染力。像这样的取譬设喻，引物连类，在荀文中比比皆是。此外，荀子还经常运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气势磅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对于荀子文章的特色，郭沫若作了较高的评论：“荀子的文章颇为宏富……他以思想家而兼长于文艺，在先秦诸子中与孟轲、庄周可以鼎足而三，加上相传是他的弟子的韩非，也可以称之为四大台柱。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
荀子又是一位优秀的辞赋家。其创作的《成相》和《赋》篇，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成相》是荀子以民间通俗文学的形式，表达其政治思想的韵文，是抒写其内心愤懑的政治抒情诗。所谓“相”，是指古时一种击打乐器，“成相”就是一边击乐、一边演唱的一种文学样式。其句式整齐而富有变化，以三字句、四字句和七字句为主，每节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人认为它是后世弹词之祖(卢文弨说)。《成相》一文直接影响了后来七言诗的出现，其长短句式对后代散文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荀子的《赋》篇是最早以“赋”名篇的文章，在赋体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全文以《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和一首佹诗、一首小歌的形式，表达了荀子的政治理想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五篇赋都采用问答的形式，前面是对事物的描述，类似于谜面，后面以反问排比的句式，对这种事物的功效和事理作了陈述，最后揭出谜底。《赋》语言质朴、平实雅正，描写生动形象，开后代咏物小赋之先河。其体物言志、托物以讽的写法，对后代赋家有很大的启发。
荀子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其思想对后代进步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东汉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的思想，唐代柳宗元的“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的思想，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天论》)的思想和清初王夫之的“圣人之志在胜天”(《张子正蒙注·太和》)的思想等等，都能看到荀子“天人之分”、“人定胜天”自然观的影子。此外，后世一大批文学家也从荀子散文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的政论散文明显受到了荀文的影响，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和宋代的王安石等人的文章，也都带有荀子散文的风格。
然而，历史上的荀子却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本来荀子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各家各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其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虽然以儒为宗，但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发挥和改造，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荀子在当时却“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尧问》)，不为人们重视。其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以及性恶说，也引起了后儒的不满，有人甚至把他归为法家一派。所以荀子虽与孟子同为大儒，但远没有得到孟子那样的礼遇，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西汉时期，荀子影响不及孟子，但地位和孟子不相上下，大体上是荀、孟并尊。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荀子和孟子并为《孟子荀卿列传》，认为二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刘向在《孙卿新书叙录》中说董仲舒曾“作书美荀卿”，还认为与二人同时代的诸子中，只有荀、孟是尊孔的。司马迁和刘向对荀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东汉，荀子的地位就不及孟子了。扬雄尤尊孟子，对荀子只以“同门异户”(《法言·君子》)作一轻描淡写，虽未作贬斥，然而对待荀子和孟子的态度已经有了不同。到了王充作《论衡》时，荀子的地位就低于孟子了。唐代以降，荀学受到了世人的重视。韩愈在《读荀子》中认为荀子“大醇而小疵”，“与孔子异者鲜矣”，虽然不及“醇乎醇者也”的孟子，但基本上对荀子进行了肯定。杨倞则第一次为《荀子》作注，认为它“羽翼六经，增光孔氏”，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同时期的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人对荀学的弘扬都作出了贡献。宋明时期，由于荀子的思想与理学家们的理论格格不入，理学家们便对之大加排斥，认为他“大本已失”(程颐语)、“全是申韩”(朱熹语)，荀子遂被打入了冷宫。明中叶后期，随着思想的解放，才有人把荀子从冷宫中解禁出来，为之翻案。比如归有光就对荀子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当战国时，诸子纷纷著书，惑乱天下，荀卿独能明仲尼之道，与孟子并驰。顾其为书者之体，务富于文辞，引物联类，蔓衍夸多，故其间不能无疵，至其精造，则孟子不能过也。”(《荀子叙录》)思想大师李贽也对荀子大加褒扬：“荀与孟同时，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荀卿传赞》)二人都认为荀子的成就不在孟子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孟子，评价甚高。在他们的努力下，荀子渐渐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有清一代，理学式微，荀子逐渐为世人重视，特别是乾、嘉时期，对荀子的校注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荀学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清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有人对荀子大加非议，甚至有“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的说法，但荀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于《荀子》一书的作者，世人争议不大，一般认为《荀子》的大部分章节出自荀子之手，只有极少数篇章是荀子的学生或门人记录荀子的言行编纂而成。梁启超、郭沫若认为《荀子》中的《君子》、《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仲尼》等八篇，皆非荀子自著，是荀子的门人杂录或后人附益所为。至于《荀子》的篇数，今无可考，西汉刘向校雠《孙卿书》时有三百二十二篇，去其重复，定为三十二篇，取名《孙卿新书》。唐杨倞则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次序略作调整，并为之作注，取名《荀卿子》，从此杨倞的《荀子》注本便作为通行本流传于世，遂成定本。清人对荀子的研究成果颇多，以卢文弨的《荀子校》、谢墉的《荀子笺释》、汪中的《荀子通论》、郝懿行的《荀子补注》和王念孙的《读荀子杂志》最有代表性。清末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则采集众家之说，是清儒中最完善、最精详的注本。近人梁启雄的《荀子简释》、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和张觉的《荀子译注》等都各具特色，是了解荀子思想的较好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