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题撰人,据序,知作者为袁于令。六十回,崇祯间名山聚藏板本。
在关于隋唐的讲史小说系统中,人们熟知的是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却很少知道袁于令的《隋史遗文》;至于《隋史遗文》还是《隋唐演义》的底本之一,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其实,褚人获在康熙乙亥(1675)所撰的《隋唐演义序》中,就说过如下一段话:
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
褚人获序中提到的“箨庵袁先生”,就是《隋史遗文》的作者袁于令。尽管关于褚人获的生活年代是否同袁于令相及,袁于令是否将所藏《逸史》示于褚人获等等,有的学者如柳存仁先生还是持怀疑态度,以为那不过是褚人获借袁于令的名声来标榜而已(参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隋唐演义》确是“合之《遗文》《艳史》”,亦即汇合《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而成书的,可惜由于《隋史遗文》见者甚少,新版《隋唐演义》又不载褚人获序,以至这一事实,为所掩盖。
试将两书作一对比,可知:在《隋唐演义》的前六十六回中,有三十五回袭用《隋史遗文》,占总回数的53.03%;有十回袭用《隋炀帝艳史》,占15.15%;另有七回则由二书的相关内容联缀而成,占10.9%;属于褚人获新增补的仅十四回,占21.21%,这就是“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的基本状况。换一个角度看,《隋史遗文》全书六十回,被采入《隋唐演义》的有五十五回,达91.66%。《隋史遗文》半数以上的回目为《隋唐演义》所沿用,或仅有微小的更动。全书除第二十五回“新皇大逞骄奢,黔首备遭涂毒”(为《隋唐演义》第二十七回内容)移至第三十三回“李玄邃关节耒总管,柴嗣昌请托刘刺史”(为《隋唐演义》第二十五回内容)之后外,《遗文》原来的叙事格局,亦基本为《演义》所承袭。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隋唐演义》当作褚人获个人的创作加以评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有一段话,向为研究者所称引:
《隋唐演义》,小说也,叙炀帝、明皇宫闱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本,矮民王义及侯夫人自经诗词,则见于《迷楼记》;其叙杨素密谋,西苑十六院名号,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陈后主,杨梅玉李开花,及司马勘逼帝,朱贵儿殉节等事,并见于《海山记》;其叙宫中阅《广陵图》,麻叔谋开河食小儿,冢中见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击大鼠,殿脚女挽龙舟等事,并见于《开河记》,……复纬之以《本纪》、《列传》而成者,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
在梁绍壬看来,《迷楼》、《海山》、《开河》等记是《隋唐演义》的素材来源,褚人获是据此直接进入创作过程的。他不知道,根据野史杂录,“复纬之以《本纪》、《列传》”排比衍述的任务,早已由《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完成了,《隋唐演义》不过是将二书缀合成文罢了。近代的研究者虽然也提到《隋史遗文》等是《隋唐演义》的基本素材来源,但对于《演义》荟萃取舍于《遗文》的比重、程度,仍无明晰的了解,有的甚至误以为《遗文》是“主要叙述隋炀帝的故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隋唐演义》出版说明)。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人们得出《隋唐演义》是“文学家的个人创作”(同上)的结论,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隋史遗文》也不是文人独立的创作。《遗文》在回后的总评中多处提到“旧本”:“旧本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小说亦无不可,予以为如此衅隙,歇后三十年君臣何以为面目?故更之。”(第三回)又提到“原本”:“原本李艺后不得见,兹为补入;既入李艺,则诸人又不得补矣。”(第五十五回)从《隋史遗文》明显的话本特点(如第四十回写罗士信被擒,“府中没主,秦母姑媳,没人拦阻,俱被拿来。可怜二人呵:命如风里烛、家似春中冰。秦母姑媳,都上了镣肘”)来看,它的“原本”、“旧本”,更显然是“市人话本”。
问题已经十分清楚:《隋史遗文》对于弄清明清小说史的演进的足迹,从而对处于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作家作品作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以为《隋史遗文》只具有作为文学史研究之用的文献资料的价值,而缺乏独到的思想深度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因而不能成为传世之作,以至必然要为历史所淘汰,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如果以为既然《隋唐演义》已经把《隋史遗文》的精华囊括包容,因而也就取代了它的存在的价值,也同样是不正确的。
《隋史遗文》作为一部古代小说杰作,自有其独立的品格。但考虑到它的主体部分确实已为《隋唐演义》所包纳,着重评论它的被《隋唐演义》所舍弃的部分,从而证明它的存在不仅不为《隋唐演义》所取代,而且还有许多高出《隋唐演义》的地方,也许更具有说服力。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又有独一无二的讲史小说的完整体系。但是,历史的题材进入小说创作的领域的先后,同历史自身演进的顺序,并不是重合的。明初,罗贯中以我国历史自然过程的中间阶段——三国为突破口,成功地写出了《三国志传》(或称《三国演义》)。之后,讲史小说的取材逐渐向两头扩展:向下,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南北两宋志传》;向上,有《全汉志传》,《列国志传》,讲史小说的写作呈现蓬勃繁荣的局面。这一批小说,一般都取名为《志传》或《演义》,有些还打出《按鉴演义》的招牌,竭力表白自己是“羽翼信史”之作,以取信于读者;就中,唯独袁于令的《隋史遗文》是一个例外,他公然宣称他的小说不是“以通俗为义”的敷衍正史之作,而是为了“补史之遗”的“遗文”。《隋史遗文》开头即有一段议论:
……止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倒会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常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格却也平时定了。辟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轻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他的,形之笔墨,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食牛气慨,说来反觉新奇。我未提这人,且把他当日遭际的时节,略一铺排。这番勾引那人出来,成一本史书写不到、人间并不曾得知的一种奇谈。
有明一代的讲史小说,从取材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以《三国志传》为代表的全史演义和以《武穆精忠传》为代表的列传演义。《隋史遗文》从书名看,是全史演义的,但实际上写的却是“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其”,然而又描摹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的草泽英雄秦琼,是秦琼的列传演义。秦琼正史上固然有传,但限于体例,只能写其“勋名事业”,而不及他“微时光景”,岂非使“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湮没无闻”(《隋史遗文》序)。“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隋史遗文》之所以命名为《遗文》,就是为了补正史之所未备,以传草泽英雄本色之奇。这种勇于冲破传统史学观的识见,在中国古代小说上,堪称独创。褚人获在《隋唐演义》中虽然几乎一字不易地抄录上《遗文》的这段议论,但由于他实际上已经将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当作了主人公,这番议论也就失去了其固有的光彩。
为了给小说着力描绘的草泽英雄提供施展身手的舞台,《隋史遗文》加意铺排“他当日遭际的时节”,亦即所处的时代环境。草泽英雄之所以名姓可常存天地,就是因为他能“把这干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时收拾或是更新”,小说所说的“这干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不能治民,反又害民”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第一回写陈后主“剥众害民”,有诗曰:
酿尽一国愁,供得一时乐。
杯浮赤子骨,羹列苍生膜。
宫庭日欢娱,闾里日萧索。
犹嫌白日短,醉舞银蟾落。
写得何等沉痛、悲愤!而《隋唐演义》却改“酿尽一国愁,供得一时乐”为“费辄千万钱,供得一时乐”,批判的意味大为减色。陈亡,代之而起的是益加荒淫无道的隋炀帝,《隋史遗文》又以愤懑而揶揄的笔触,揭露了他“涂膏砌血,打迭就一人欢悦”的罪孽。第二十六回开头有一段议论道:“宫室所以容身,是少不得的;若说苑囿,不过是略取点缀,可以适情而已。着甚要紧,定要移山换水,选异征奇?初时把一块荒榛衰草之地变换作绵绣园林;但后来,绵绣园林仍旧还做了荒榛衰草:一段干忙,许多花费,都在那里?况且不知拆了多少房屋,成得一两座亭馆;毁了多少田园,成得一两座池台;多少人儿啼女哭,博得了一院笙歌;多少人百结悬鹑,博得个满身罗绮;多少人鸠形枵腹,博得个食前方丈!”又有诗道开河之苦:
浚竭黎民力,锄穿赤子心。
试看落来泪,应共汴河深!
充溢着对黎民疾苦的无限同情和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愤怒。《隋唐演义》为了突出隋炀帝“多情风流天子”的一面,把这些内容统统删去,实际上是变鞭鞑揭露为美化颂扬,无疑是一大倒退。
针对“赋重生愁,民穷产绝”,“攘攘豺虎满山林,生民何计逃涂炭”的严酷现实,《隋史遗文》冲破了传统的封建秩序观念的拘缚,对于“强盗”的反抗行为予以大胆的肯定。第十八回开首道:
如今人最恼的无如强盗,不知强盗岂没人心,岂不畏法度;有等不拿刀斧强盗去剥削他,去驱迫他,这翻壮士有激胡为,穷弱苟且逃死,便做了这等勾当。便如隋时盗一钱者死,法岂不严;但当时重阀阅,轻寒微,加以峻法严刑,大兵大役,民不聊生,自然不知不觉,大半流为盗贼了。
袁于令把封建统治者剥削者视为“衣冠豺虎”、“不拿刀斧强盗”,认为是这班真正的强盗的剥削和驱迫,方使人民大半流为盗贼。这种思想,较之李贽之“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忠义水浒传叙》)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而这些议论,亦皆为《隋唐演义》所删,尤可见褚人获思想观点与袁于令存在何等深刻的差距!
《隋史遗文》之所以称为“遗文”,用袁于令在序言中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蒐逸”,为了“传奇”,为了写出主人公“忽焉怒发,忽焉嬉笑”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而这种种,又恰是通过许多精妙传神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表现出来的,由此入手,更可见《隋史遗文》的高出一筹。试拈几例:
《隋史遗文》第十六回写秦叔宝赍罗公书信往潞州府来投:“叔宝是个有意思的人,到那得意之时,愈加谨慎。进东角门,捧着书,一步步走将下来。”《隋唐演义》删却“一步步”三字,已觉减色;及蔡刺史阅罗公书信,发还秦琼被没收的银两物件,发现头一笔三百三十两银子与来书不对,蔡刺史迟疑道:“前日参军厅解来,止得此数,这怎么处?须得穷究了。”叔宝道:“想在皂角林晚间相对时,失去了些,这也不敢费老爷清心。”这番对话,《隋唐演义》也一并删去。原作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的叔定“到那得意之时,愈加谨慎”的性格,也就大大削弱了。秦琼豁达大度、有恩必报的品质,尤表现在赠金报柳氏这件事上。他对柳氏道:“昔年也不干你丈夫事,是我囊橐空虚,使你丈夫下眼相看。世态炎凉,古今如此。只是你那一针一线之情,到今铭刻于心。今日既是你丈夫亡故,你也是寡妇孤儿了。我曾有言在先:你可比淮阴漂母,但恨我不能效韩信有千金之报,权以百金为寿。”《隋唐演义》恰恰删去了秦琼报恩而仍怀谦恭自责的一句:“但恨我不能效韩信有千金之报”,也是很可惜的。
《遗文》第十九回写秦琼与柴嗣昌、王伯当、齐国远、李如珪进长安送礼并观灯,宿于城外陶家店。众人到主人大厅上,“倒摆好几桌盛酒,还不曾有人坐”。这酒席本是主人为亲故看灯而设的。主人“见众人坐在席上,不过是口角春风”,虚邀众人,叔宝一口应承;主人难以改口,只好下帖把酒客都辞了:
秦叔宝这个有意思的人,难道不知主人是口角春风,如何就招架他吃酒?他心里自有个主意:今日才十四,恐怕朋友们吃了晚酒没事干,街坊顽耍,惹出事来;他公干还未完,只得借主人酒席款留诸友,到五更天赍过了寿礼,却得这个闲身子陪他们看灯。叔宝留心到此,酒也不十分吃。众朋友开怀畅饮,三更分尽欢,方才回客房中睡。
叔宝明知主人是“口角春风”,竟乘势应承下来,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用意是为了绊住齐国远一班“卤莽灭裂”的朋友。《隋唐演义》却改为“主人见众豪杰行李铺陈仆从,知是有势力的人”,主动殷勤接待,虚邀没有了,“叔宝这个有意思的人”的机敏应变的性格也就失去了光泽。
《遗文》第二十回写秦琼赍礼时,李靖言正月十五三更时分,民间主有刀兵火盗之灾,告诫他“切不可观灯玩月,恐罹在此难,难以脱身”,秦琼回下处的路上,且走且想:
李药师却是神人,知几料事,洞若观火,指示迷途,教我不要看灯。只是我到下处,对这几个朋友开不得口。他这几个人都是不信阴阳鬼神的;去岁在少华山遇见伯当,说起长安,他就讲看灯。那齐国远李如珪也要来,我用言语搪塞他,几乎伤了和气。就是昨日柴嗣昌陪我来,却也讲看灯。我如今完了公事,怎么好说遇见这个高人,说我面上步位不好,我先去罢。不像个丈夫说的话。大丈夫却要舍己从人,我的事完了,怎就好说这个鬼话来?真的也做了假的了,惹众朋友做一场笑话。李药师,我秦琼只得负了你罢。
这大段的心理描写,表现了秦琼心中个人安危与朋友义气的冲突,笔墨酣畅,细腻传神,为古代小说所不多见,《隋唐演义》也统统删去。
张须陀是一位于秦琼有大恩的上司,“雪秦琼须陀驰密疏”一举,非常人所能为。《遗文》第四十五回,写秦琼闻张须陀死讯,惨然泪下,想道:“他待我有恩有礼,原指望我与他患难相同,休戚与共。到那密疏为我辨白,何等恩谊,不料生出变故,以致弃他逃生,令他折了羽翼,为人所害,况且这害他的人,又是我放去的李玄邃、王伯当,这真叫做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对张须陀的深情表现得极为真切。而《隋唐演义》却删减为:“他待我有恩有礼,原指望我与他同患难、共休戚,密疏为我辨白,何等恩谊,不料生出变故,令他为人所害”,秦琼心中的惨痛自责都没有了。
《隋史遗文》由于是市人话本的进一步加工,所以包含了许多活生生的民间口头艺术语言,如第四十二回写李玄邃在逃西窜的情景道:
此时遍天下正搜求杨玄感余党,李玄邃和光混俗,但英雄贵介,意气未能尽除,容易识得。东逃西窜,弄得似常人样的:一个指头的牙刷,两个指头的筋,四个指头的木梳,五个指头的讨。无计奈何,时或相面,时或起课,再糊不过这张嘴来。
“一个指头的牙刷,两个指头的筋,四个指头的木梳,五个指头的讨”,何等出色的口语!而这些,也都尽为《隋唐演义》所删落。
此外,《隋唐演义》因删削归并造成的疏漏、缺憾,也都可以在《遗文》中找到解释与补正。如《演义》与《遗文》一样,皆有宇文述托段达贿赂东宫幸臣姬威伺太子动静,又授段达密计道:“临期如此如此”的记述,但后文竟失去下稍。查《遗文》却有隋主御殿,将东宫官唐令则勘问,但皆是无稽之谈,没有指实:
却又是宇文述豫先造下的秘计,差段达恐吓姬威道:“东宫悖逆,皇上已知道了。你作速出首,不唯免罪,还有大富贵。”这姬威便做了首人,出了一张首状。
这样前后呼应,方使叙事完密。
要之,《隋史遗文》是《隋唐演义》的底本之一,它的最主要的精髓,虽已为《隋唐演义》所包纳,但由于历史观和审美观的差异,诸人获又刊落了《隋史遗文》中许多值得称道的精华,《隋唐演义》并不能取代《隋史遗文》的存在。因而,不论从文学史的文献角度,还是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角度看,《隋史遗文》都是明清小说史上具有相当价值的杰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