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仙外史》是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吕熊独创的一部通俗小说，共一百回，写燕王靖难、建文逊国事。小说牵强附会明初农民起义女领袖唐赛儿故事和建文帝故事而成，前二十回略有史可征，后“八十回，全是空中楼阁” ① ，乃作者刻意杜撰以逞胸臆的产物。小说带有历史演义的风貌特征，又不乏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中的斗法、情色描写，更把刑名兵农术数等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内容驳杂，情节荒诞，作为小说的艺术成就公认不高。然而，这样一部大杂烩式的小说，却获得了清代康熙年间以江西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官僚文人和文化名流的极力追捧和赏识，竞相为之序跋、评点。《女仙外史》不仅成为清代前中期文人群体进行通俗小说评点的典型，其人数之众也成为评点史上无出其右的一道奇观。这个反常现象，为我们提出了疑问: 何以《女仙外史》能够得到如此众多的文人赏识《女仙外史》引起评点者广泛共鸣的根源何在? 据笔者考辨，《女仙外史》的评点既是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名家交游酬答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评点者共同的题材敏感和审美旨趣。
一、《女仙外史》的评点与评点群体
《女仙外史》除作者自叙与自跋外，总评文字有《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香泉序言》、《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江西学使杨颙念亭评论七则》、《广州府太守叶敷南田跋语》。文本中的评点以回后评为主，每回回末皆有一至数则评语，计有刘在园、陈香泉、汤硕人、洪昉思等67人的评语258条，其中又以陈香泉和刘在园为评点的领军人物，评语分别达到35条和18条之多。《女仙外史》不仅评点者人数众多，其中还不乏高官显宦、俊彦名流，粗略勾勒出了康熙后期以江西为中心的东南一带文化名人(如汉族官僚、江南遗民和大家子侄)以书为媒进行交游酬答的一个侧影。
据序跋可知，《女仙外史》大致成书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梓行于康熙五十年(1711)。该书的评点则应完成于这个时段前后。《女仙外史》的评点者见于总评和回后评的题署，刻本题署多尊以字、号、官衔等，可考见的知名者如刘在园(廷玑)、陈香泉(奕禧)、洪昉思(升)、韩洪崖(象起)、叶南田(敷)、毛暗斋、陈求夏(履端)、乔东湖(寅)、杨念亭(颙)、王新城(士祯)、范大中丞(范时崇);黄叔威、杨人庵、帅简斋(我)、刘再祈、饭牛山人(罗牧)、绵津山人(宋荦);倪永清(匡世)、徐少宰(徐秉义)、顾幼铁(维祯)、蔡息关(方炳)、周勿庵、八大山人(朱耷)、查书云、刘蕺香、杨大瓢(宾)等，基本上都于这个时间范围在世。由于清廷严禁，明末以来的分党结社之风逐渐消歇，如顺治十七年上谕:“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着严行禁止。”典型的例子有复社在顺治年间被取缔，遗民组织惊隐诗社于康熙初年解散。但是由于学缘、亲缘、地缘关系，文人之间的交游往来仍然十分广泛和频繁。他们书画切磋，诗歌唱和，文字酬答，相与友善，类似“春江诗社”等地域化和小型化的文化社团多有存在。因此就《女仙外史》评点者在世时间以及评点者之间的交游情况来看，他们参与评点的可行性极高，即使个别冒名，也有因可寻，而并非如传统的看法———多属伪托。以下数例可略窥评点者之间交游的大端:《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虽终身谢绝为官，却担任了封疆大吏于成龙等官员的幕僚，与名公显要、骚人墨客的应酬往来不少，《江西学使杨颙念亭评论七则》就提到:“昔少保于公(于成龙)，曾刻‘天下士’颜额以贻叟，则洵乎叟为天下士也。”吕熊受陈奕禧邀请到南安“修辑郡乘”，晚年流寓江西，《女仙外史》的创作与梓刻受到了身为江西官吏的刘廷玑、陈奕禧等鼓励和资助，如《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曾声称:“叟书竣日，当为付诸梓。”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因而《女仙外史》评点的地缘结构也主要以江西为中心。评点者中的江西官吏有担任过江西巡抚的宋荦、江西南安府知府陈奕禧、江西学使杨颙、江西按察使刘廷玑、江西道员韩象起，江西人氏或居住江西的有八大山人、饭牛山人、倪永清、帅简斋等。陈奕禧以书法“香泉体”名重当时，其诗、书数为著名诗人王士祯称许。刘廷玑是吕熊的至交之一，他在《在园杂志》中说:“吴人吕文兆熊，三十年旧交也。”②刘廷玑出身优裕，游宦多方，有机会结交闻达显要，其诗集《葛庄分类诗钞》即由王士祯作序;笔记《在园杂志》则由著名剧作家孔尚任作序，陈维崧的侄子陈履端作跋。因此，王士祯、陈履端等人为《女仙外史》作评不足为怪。评点者中多有以诗、文、书、画而闻名江西、扬州等地的名家，他们因技艺切磋、书画赏鉴而相交相知。其中，江西画派代表罗牧乃朱耷好友，朱耷存诗显示与倪永清常相往来，而刘在园的笔记《在园杂志》有专条记录倪永清，自言“与予交有年矣”③;宋荦与王士祯交谊深厚，因喜爱书画与朱耷有人际牵涉，更与洪升交情匪浅，任江苏巡抚时曾安排演出洪升的名剧《长生殿》;宋荦、乔寅、倪永清、周忽庵等均与著名画家查士标有来往，查士标的侄子查书云参与评点《女仙外史》自然在情理之中。不需再赘言其他人更深层更隐微的交游，即这些已不难勾画出知名评点者错综往还的关系图了。为《女仙外史》作评，难免有请托酬答之嫌:不仅刘廷玑的《在园品题》对该书称奇道巧，极称其“皆巧之至，奇之极者”;其他人的回后评也颇多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辞，如“作者真眼大如海”、“才人狡狯可杀”、“不意文章家，具僧繇之追魂手”、“真乃大家手笔，不落小家蹊径”、“结撰至精至奥之文，是炼石补天手段，不可以管窥者”、“外史之才在《水浒》之上”、“信为第一枝史笔”等。虽大言过当，然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中，也凸显出特定文人群体共有的文化背景、思想基调和审美倾向。
二、评点群体隐晦难言的思想情结
清初的通俗文学创作、批评中普遍存在着遗民情结。文人往往借通俗小说来影射现实，表达感伤，所谓“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④。借题发挥故宫黍离之悲者比比皆是，如遁世老人漫题的《后七国乐田演义序》云:“江山社稷岌岌乎不保矣，虽有忠荩之臣，亦不过抱黍离之悲，洒新亭之泪已耳，谁能设一谋献城下哉?”《快心编》二集第六回回后评:“刀兵一起，百姓流离，杀戮之惨，实可痛伤。几遇节义之人，吾辈有势位者，及操觚家，必宜据实纪录，以待采风问俗之举。使彼流芳后世，亦是为善享名之报，更足激励风俗，是第一件要务。”所以“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见于世，亦惟有缀拾遗言，网罗旧典，发抒志意，昭示来兹”⑤。虽然《女仙外史》的成书、评点、刊刻已是康熙朝后期，鼎革阵痛渐宁，人心思归新朝。康熙十七、八年的特召博学鸿儒，笼络士子人心，极大地消解了对立情绪。遗民身份与出仕为官不再尖锐对立，然而夷夏之变终究是汉族知识分子难以释怀的隐痛，当“一队夷齐下首阳”已成既定现实，以伤感和宿命的眼光来重审历史兴亡，借游戏之笔褒忠殛叛，何尝不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满足?同时也因康熙朝比之于雍正、乾隆朝的文禁稍弛，通俗小说的刊刻、留存相对较多，《女仙外史》虽触时忌，却因文字上丝毫未涉清初史事而最终使得作者远祸全身。
建文逊国事件是明初帝位争夺的一大疑案。明清易代使这个话题有了些许弦外之音，最明显的表现是东南士人怀念建文帝和清初遗民追念明室的情感合流。钱谦益曾在《有学集·建文年谱序》中说:“独于逊国时事，伤心扪泪，紬书染翰，促数阁笔”、“本天咫，述民彝，备国故，搜遗忠。当沧海贸易，禾黍顾瞻之后，欲以残编故纸，慗遗三百年未死之人心。”⑥就是借历史发挥其故国之思的典型例证。学者赵园认为:在明清之际士人的议论中，“靖难”是作为明亡的前因来推究的。学术文化气运与国运、世道升降为盛衰，士的命运即在其中———在国初史中，在如建文事件这样的大转折中。对于士人，此即“前定”，是其无可奈何的“命”、“数”。而士人经由考辨国初史追究“命运”(国运、世运、士的命运)，寻求对此后事态的解释，与此一时期言论界所热衷的追原“祸始”、寻绎因果在同一语境⑦。这种思想情感上的纠结在《女仙外史》的创作中也有所展露，即以失败的建文帝为正方，以成功的明成祖为谋逆，并主观地改换历史结局，应看作是清初建文逊国话题和语境的延续和余声。《女仙外史》作者自叙说:“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刘廷玑在《在园品题》中引作者语说:“尝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没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道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这种感情，是有着明显的现实寄托的。评点者对《女仙外史》的赏鉴，也建立在这一共同的思想意识背景上，如第一回汤硕人曰:“逸田先生作外史，原为建文帝逊国，表明君臣大义，与殉难诸臣之大节……忠臣义士，望行阙而趋归恐后，故谓之曰有功于万世之纲常，信然。”第十三回韩子衡曰:“是彼其才，诚可以复建文之位，而泄忠臣义士之愤者。”第九十三回香泉曰:“此回王者之师，正名伐燕，是申大义于千秋，表荩忠于百世。”第一百回香泉曰:“逊国之忠臣义士、孝子烈媛，悉得一一知其姓氏，如日月在天，为世所共仰，山河在地，为人所共由，此固扶植纲常，维持名教之深心，外史之功也。虽然，亦外史之罪欤?”既称有功，何至于又言有罪?其中玄机不言自明。知悉了建文逊国作为一个突出的前事件与明清易代之间微妙的内在联系和精神默契，就不难理解何以在正史和明代小说中被丑诋为妖妇和淫贼的唐赛儿，因造反于成祖之时，反而变成了清代文人笔下倍受同情和褒扬的嫦娥化身唐月君，在看似荒诞的构思中生发出一个文人集体的是非忠奸之辨，正邪存亡之想。《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自叙》言:“正气溢乎玄窍，丹心贯于白日，扶植千古之纲常而弗坠者，诸大忠臣杀身以之。”《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说:“迨建行阙、取中原、访故主、迎复辟、旧臣遗老先后来归，八十回全是空中楼阁，然书中大旨，却在于此。”就是借此形彼，意有所指。总而言之，《女仙外史》是以看似虚妄的隐喻形式，为清初的遗民情结和长期抗争做了一个落幕式的总结。
三、评点群体传统保守的审美旨趣
《女仙外史》臆造史实的成立，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创作和阅读目的被复杂化了的产物，也即刘廷玑所归纳的“言诞而理真，书奇而旨正”。评点者们看重的并不是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力，而是用“理真”和“旨正”作为对文本的内在要求，在强调天道纲常，寻绎微言大义中展示他们的传统思路。透过《女仙外史》的评点文字可以看出，评点者视通俗小说为文学余事、笔墨游戏，态度仍然是鄙夷不屑的。只不过它表现了扶植纲常、褒忠殛叛的内容，他们才乐于读之和评之。《江西学使杨颙念亭评论七则》说:“余素不喜小说，如世所称才子奇书，曰《水浒》、《金瓶梅》，可以悦人耳目，亦可以坏人心术，《水浒》倡乱，《金瓶》诲淫也。今《外史》亦多奇诡，与小说无异，然立言之旨，在于扶植纲常，显扬忠烈，余故乐为论之如右。”《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说:“叟之书，自贬为小说，意在贤愚共赏乎?”第八十九回洪崖曰:“仍有合于至理，断不可以作小说观也。”第一百回香泉曰:“故作外史者，自贬其才以为小说，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隐寓其大旨焉。”清代通俗小说评点重视伦理说教，以道德学问入稗官，与晚明名为寓劝惩，备伦常，实为小说张目的情况有所不同。《女仙外史》第二回高素臣曰:“赛儿为扶植纲常之主，所以推本其始祖以至其父，历数十世不事二主，是以忠节传家者，尊之也。”第十四回王新城曰:“神鬼精灵，出没笔端，妙在亦寓劝惩之旨。足以正人心而维世道，不可当作仙真游戏，草草看过。”等，便是明证。
清代文人有借小说创作来炫才显学的特点。中国传统文人看重文章体现出来的知识性和学理性，不太看重故事本身的通俗和生动，《女仙外史》的创作也不例外。陈奕禧在《序言》中夸赞作者“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刘廷玑的《在园杂志》也介绍他说:“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唐怪诞，而平生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⑧而融贯其中的“屯卦经纶”也是吸引文人参与评点的原因之一，反映了众多评点者的小说主张并没有突破子书搜奇记异，博杂见才的才学观，如《在园品题》即指小说为儒佛道“三教兼备”，“谈天说地，莫可端倪，而皆有准则;讲古论今，格物穷理，而皆有殊解”，更称“小说言兵法者……此书则权舆于《阴符》、《素书》之中，脱化于六韬三略之外”，“此书具有经济，如设官取士，刑书赋役礼仪，皆杂霸之言”，“书内颇多诗篇，诸体毕备，皆可步武三唐，颉颃两宋”，呶呶不绝，代表了评点者们的普遍观念。而具体表现在回评中，则有第八回连双河曰:“兹阅其七卷，所述言言有本，字字有源。余虽制科中人，略读道书，故能测其涯涘。”第十九回杨人庵曰:“余素好兵法，见此卷内讲解，既越乎韬略之外，而仍贯乎韬略之中，与余意若合符节，作者殆善用兵者乎。”第三十七回再祈曰:“此回书，人所不欲观也。其有观者，胸中素蕴夫经济乎。然与八十二回六科列榜之篇，合而观之，方得其取士之全法。”第九十七回钝铁曰:“外史全部，阐发三教。儒以孟氏为宗，学者所共知也，其以程朱为得圣之体，留侯、武侯为具圣之用，自是创见;禅以济宗为主，而提讲因字，虽为下乘说法，实出如来之正因;独于玄门，既直指本原，复提其纲领，析其条理，最为明切。固知作者深于玄。”由上可知，正统文人圈阅读欣赏通俗小说的审美趣味，囿于传统的才学意识，毕竟是与市井读者有着相当距离的。这或许就是《女仙外史》的评点虽名家荟萃，对通俗小说特点的认识却多有局限，反而没有民间书坊主以及中下层文人的创作、评点更能准确把握通俗小说本质特征的重要原因，而这需要用历史的、辩证的，同时也是宽容的眼光去看待和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