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清代学者、文学家。原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同治六年(1867)举人。曾官安徽歙县、全椒等县县令，晚年应张之洞之邀，一度主讲湖北经心书院。著有《复堂类集》，包括文四卷，诗九卷，词三卷，日记六卷。又选录唐至明人词为《复堂词录》十卷，选录清人词为《箧中词》六卷，《续》四卷。其论词言论，由弟子徐珂纂辑为《复堂词话》。
谭献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尤以词学显名，是常州词派中后期重要词论家，夏孙桐说“光绪以来，言词者奉为导师”(《广箧中词序》)。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内忧日深，外患方来，刺激了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的自救意识，社会思潮出现明显的变化。学术思想上，讲求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崛起;文学领域中，文章经世的思潮逐渐抬头。反映在词学方面，就是常州词派的出现。常州词派创始于张惠言(1761—1802)，经周济(1781—1839)而深化，比起偏重形式的浙西词派来，强调了词的内容，主张词应“意内而言外”，有“比兴”“寄托”，不能“苟为雕琢曼辞”，将词视为“变风、骚人之遗”(分见张惠言《词选序》，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及《词辨序》)。不过由于他们没有突破封建保守的立场，虽然使词体得到尊大，将一向被视为“诗余”、“小道”的词提到了与《诗》《骚》并列的地位，但就其比兴寄托所指的内容来说，不外是感慨“盛衰”，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张惠言《词选序》)，仍不过是使词成为佐治和教化的工具。谭献即“衍张茗柯(即张惠言)、周介存(即周济)之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复堂词话》45，以下仅注序号者，均出此书)，承张、周之绪论，继续从提高词的文学地位与维护词的艺术标格两个方面推尊词体和阐扬常州派的词学理论。在提高词的文学地位上，谭献大力推崇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旨。赞誉常州派兴，“比兴渐盛”(46)，周济的“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括尽了“千古辞章之能事”(43)，使得词之“体益尊，学益大”(46)。他选编《箧中词》即“以比兴为本”(54)，以扩大其门庭樯宇。词中有了比兴寄托，自然就不再是“溺志闺帷之内，应求尊俎之间，刻画微物以夸友，雕琢曼词以取悦”的玩物丧志的“小技”(《笙月词叙》)，而是“志洁行芳”，“洋洋乎会于风雅”(1)和“尚友于风、骚”(《笙月词叙》)了。由此出发，他进而将词推跻于古人“立言”的领域。潘德舆在批评张惠言《词选》时提出词“意格之闳深曲挚”，“莫盛于北宋”，“至南宋则稍衰”。谭献认为如此着眼于时代标格论词，还是“以迹论”，有如明中叶诗人之侈口盛唐，是“不求立言宗旨”(87)。他说：“丽淫丽则，辨于用心，无小非大，皆曰立言，惟词亦有然矣!” (2)汉扬雄《法言·吾子》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谭献承其说，认为文学作品是“丽以则”还是“丽以淫”，区别并不在文学体裁，而在于作者之用心，即以什么样的宗旨来创作。用心正，虽小亦大，都具有立言的价值，属于“立言”的范围。谭献又通过追索词的源头，提出“古乐之似，在乐府;乐府之余，在词”(1)。也就是说，词乃乐府之余，古乐之流。他认为“礼失而求之野”，如今“乐失”则当“求之词”，“生今日而求乐之似，不得不有取于词矣!”(1)这就把词提到了乐与乐教的高度。
在维护词的艺术标格上，谭献一方面主张“上不侵诗，下不堕曲”(48)，以保持词的独有体格;一方面主张常州派一向坚持的正统词坛的婉约派风格，以保持词的特殊格调。谭献认为词通过比兴寄托表达思想感情，其为体“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1)，必须寄兴隐微，用意深隽，思路曲折，表现婉密，而又能造虚浑之境。所以他在评论各家词中，反对“犷气”、“豪不就律”、“率”、“碎”、“薄”、“滑”，而提倡“幽窈”、“深微”，“绮密”、“隐秀”、“曲挚”、“虚浑”。他把这种风格概括并标目为“柔厚”，自言与周济论词一样“折衷柔厚”(3)。处于常州词派的中后期，谭献也冷静地批评常州词派的一些弊病，如“皮傅”古人，“流为学究”(46)，“入于平钝廓落”(85)等，表现出他对维护常州派词格的努力。谭献生活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渐次兴起并一步步形成为政治运动的时期。但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时代而前进，基本上还停留在常州派初期人物那种封建保守的立场上。因此，他的进一步推崇比兴寄托，也还不能使词突破佐治与教化的范围，反映出时代风云与气息。他在艺术上的拘守婉约派词风，虽有保持词的独特艺术风调的意向，实际上还是为正统词坛的艺术眼光所囿，表现为艺术上的保守与偏见，因此不能正确认识与时代脉膊比较切近的豪放派词的价值。在比兴寄托的问题上，谭献通过对作者、读者两造的观察，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1)，承认读者从作品中所得可以超出作者在作品中所寓，虽然对以比兴说诗多牵强附会的风气不无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开始觉察到形象大于思想的问题，触及到接受美学的领域，也有一定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