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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唐代志怪小说集《前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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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定录》传奇小说集。唐·锺簵撰,锺簵,今本皆作锺辂。疑为一人。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今本附有《续录》一卷。今存《百川学海》本、《学津讨源》本、 《说郛》本、 《唐人说荟》本、 《唐代丛书》本等。

《四库总目》说“是书所录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则,与《书录解题》所言合……《续录》一卷,不题撰人名氏, 《书录解题》亦载之。观其以《唐明皇》与《唐玄宗》列析两条,知为杂采类书而成,失于删并。又《柳宗元》一条,乃全引《龙城录》语, 《龙城录》为宋王铚伪撰,则非唐以前书明矣。”

这是一部谈命定的书。作者在《自序》中说: “人之有生,修短贵贱,圣人固常言命矣。至于纤芥得丧行止,饮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他认为,人生寿命或长或短,地位或贵或贱,都属于“命”,而且“莫不有前定”。所谓“前定”,就是在生前即由上天安排好了的,既然如此,那么人在后天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因为“或逢一时,或偶(遇)一事”, “其不在我明矣。”

为了证明这种事皆“前定”的思想,作者“从乎博闻君子,徵其异说”,凡是有关“前定之事”,则“提笔记录”,于是就写成了此书。他相信故事本身具有的劝戒和教化作用,可以使“达识之士,知其不诬,而竟奔之徒,亦足以自警”。

但是,这种“事皆前定”的思想,既有对现实利禄之徒的针砭,又有其不可忽视的消极一面。既然世间一时一事莫不有前定,那么人们尽可以碌碌而无为,完全听凭命运的摆布,它实际上起到了麻痹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作用。因此,统治阶级特别欣赏它,认为“较他小说为有劝戒”。 (《四库总目》)

全集共收入四十七个短篇(包括《续录》二十四篇),其内容无一不涉及“事皆前定”这一主题,它们或写术士看相预言日后贵贱,或说鬼神投梦卜测将来归宿,或讲魂游地府先看异日玄机,或言交结仙人早知以后行藏……总之是无言不验,无梦不灵,无书不巧,无事不合,把“事皆前定”这一思想可以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李敏求》和《袁孝叔》是作者阐明前定思想的纲领性作品。前一篇写李考试失利而神游地府,遇到泰山府君柳十八郎,柳出书一卷,李一生命运全载此书。柳对他交底说:

人生在世,一食一宿,无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虑君子不进德修业,小人惰于农耳。

后一篇写一老父用“九灵丹一丸”治好袁孝叔母亲之病,临别之际又赠书一编给袁,并嘱咐袁说:

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

这里,作者反复强调了“事已前定”、 “无不前定”这种思想,并要求君子、小人各安本分,不必“躁求”,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

但是,作者的这种主观意图与其作品反映出来的客观现实,有时却是扞格的、抵牾的。他的作品里写了那样多的人世间的不平, “大凡物不平则鸣”,处在这样一个不平的社会,人们又怎能安贫守命而不鸣呢?

《郑虔》一篇就写了一个贫士的失职之鸣。郑虔的侄子郑相如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读书人,五十多岁了还在应“明经”考试,他非是无才无能,请看他向叔父的自诩:

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于此。若在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

但是,才高命蹇,又七年后才选授了“县尉”这样一个小官。“廉颇老矣”,上任后才数月就“暴卒于佛寺”,其命运真堪叫人一哭!

《薛少殷》亦写得伤心至极。薛举进士“久未成名”,一日忽然“暴亡于长安”。薛之暴亡非他,原来是他的亡兄见其在人世不能成名,就“假追来”在阴间“分主公事”。如此“成名”之法,用心不可不谓良苦,薛生真千古之伤心人也。

有才者只能老死、屈死和假死,无德者却可官运亨通,连连升级。张宝藏原是唐太宗的“金吾长”,因为献了一个药方治好了皇上的病,于是就被授以三品文官,封鸿胪卿。一个偶然的机遇,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好尚,一个并无治国之才的卫队长竟然平步青云,统治者就是这样凭一己恩怨用人。(《续录·张宝藏》)

上行下效,君上可以凭恩怨启用庸才,臣下亦可以按亲疏举荐僚属。宰相赵憬因与王蒙有“布衣之旧”,就向德宗保举王与另一人为御史监察。当德宗问到赵憬: “卿何以知此二人?”赵憬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一是故人,一与臣有微亲,谙熟之。” (《续录·王蒙》)这就是统治者的用人!他们哪里还讲选贤授能和唯才是举。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制伊始的时代,它一开始就暴露出无穷弊端。一部《前定录》,如果剔除其讲命运,说前定的那部分说教,剩下的则是一部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求仕史。这些知识分子,大都仕途坎坷、寂寞,有的白首不得封侯,有的至死未能及第,有的忍痛丢弃爱情……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不知出现了多少啼笑皆非的故事和可堪一哭的悲剧。

陈存是一个“能为古歌诗”的进士,尽管他才高八斗,但命运却十分不济: “主司每欲与第临,时皆有故不果。”后来他的旧相知许尚书知举, “万方欲为申屈”,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考试的前一个晚上,陈却已经中风不能说话了(《续录·陈存》)。

《李凉公》(《续录》)是一篇颇有点讽刺味道的作品。李未作官之前,闻说家中老婢“好言梦”,于是就求老婢为其梦“除官”之事。当老婢第二天大清早告诉他做梦不祥,梦见有人抬了一口棺材时,李闻言非但不悲,反而“窃喜”,因为“棺者,官也”。这真是对那些官迷心窍者的辛辣讽刺。

《武殷》是一个为官丢妻的爱情悲剧。武殷与从母之女郑氏自小相爱而订有婚约。武为求官赴举,与从母约定三年后完婚。哪想就在武殷赴举的两年后,从母因贪财竟将郑氏改配郭绍。郑氏在“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这时,武殷在京师:

梦一女子,呜咽流涕,似有所诉。视之,即郑氏也。殷惊问其故。良久言曰:“某尝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许事君矣。今不幸为尊长所逼,将适他氏,没身之恨,知复何言?”言讫,相对而泣。

故事悲痛,哀婉,读来叫人叹息,这都是求官不得而酿成的苦酒!

这样多的不平,这样多的悲剧,作者都一并地归咎于“命运”和“前定”。其实,不管是“前定”,也不管是“命运”,它们都麻痹不了有识之士的精神,安慰不了仕途失意者的灵魂,因为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客观形象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思想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