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评鉴阐要》共12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成书，有《四库全书》本行世。
该书乃裒辑《通鉴辑览》 中弘历御批及馆臣撰拟之批语最后经弘历改定者，共798则，按朝代顺序编排而成。共10万余字。批语悉依清圣祖玄烨《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之原则，所谓析疑正陋，有感而发，以垂教于后世。作者同其父祖一样，以清朝皇帝之尊于日理万机之暇，留心典籍，尤青睐史书。于历朝历代治国得失处，深有所感，遂随笔而书，时有灼见。该书乃其指示馆臣按其具体要求编辑《通鉴辑览》后，通阅时随即写成之批语。表明作者之史观。其所议论多结合治国实际，有感而发，颇富启迪之效。仅举数则以见一斑。
对《鲧作九仞之城以堙洪水讫无成功目》批语云：“九仞之城即 《书》所谓堙也。鲧堙洪水，而绩弗成，禹决九川而民乃粒。故治水之要堤防不如疏导，此定论也。若九泽既陂则止水耳。向有《禹贡》与堤字之句，意正谓此。第今古异，宜以今日生齿日繁，室庐栉比之时，卫民防险又在审变者神而明之。且束水刷沙而正溜以深，政宜寓浚涤于堤防之内。比年淮徐河流颇觉顺轨，其明验也。治人治法可易言哉。”由治水之法阻挡不如疏导，联想到治人治法，治理国家，情见乎理。如卷一中《(秦)始皇东游至阳武张良狙击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纲》批语中说：“独是秦法之严而大索十日不得，此或史家行笔之误。然亦可见无同仇之心而峻网不足恃矣。”如违背民心民意严刑峻法亦难施其威，作为最高统治者能有此见，可称为明察。《齐以管夷吾为相纲》批语云：“管仲治国大概本于周礼，而行之以权便，盖限于时势，不得不然。至山高乘马准轻重而权谷币，儒者谓其渐开申商之学。似矣。然富国强兵霸佐之才所就，固宜如是而已，较之空谈仁义，流弊如宋襄者，不更可嗤耶!”赞美从实际出发寻求治国之策，识见自非拘守章句之“儒者”之流可比。它如卷五中批评唐高祖 “无卓识，泥古而立建成”，终酿大祸，其咎难辞。卷十中不同意论者所谓明太祖有先见之明，反问道：“果有先见，立一棣而诸祸自消，何必留一迂儒令辅庸孙，而成靖难诛夷之惨，是大不然矣!”虽不无挖苦而所言自在理中。再如，卷一认为西伯 (周文王) 献洛西地请除炮烙之刑，是“市惠行权”，“似非圣人所为，予不能无疑。”卷二中认为苏武之节在于不降。所谓啮雪食旃则为不可能之事，“曰奇节吾未之信也。”等等议论，堪称求实之见。而卷十二中史可法答睿王多尔衮书之批语，更见其恢宏之气度与高明之史观。其文如下：“昨阅史可法答书曾书其后附录于此。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表传》乃得读其文，所谓揭大义而示正理，引 《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心实嘉之。而所云 ‘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惟有一死以报国。是大不可哀乎! 且可法书语初无诟谇不经之言，虽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辩，亦仍明臣尊明之义耳。余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夫可法即拟之文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史之附会，失之不经矣。”明臣史可法至死不降清，弘历为之叹服，予以高度评价，指示将其拒降书传之于后世。其政治家的胸怀和气度非常人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