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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不要迷信“四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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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宝江先生发表《部编新版初中语文教材质量提升路径探赜》一文(《新课程研究》2019年第6期),称“教材中选入的古诗文部分的问题较多,主要体现在文本文字的审核方面,规范意识很不够。……古诗文涉及的典籍版本较多,教材编写者参照的多为现当代出版资料,而非经典、权威的古籍版本,所以在教材中屡屡暴露出严谨性不足的问题”。而韩先生列举所谓“经典、权威的古籍版本”,大部分竟是《四库全书荟要》(以下简称《荟要》)本。韩先生根据《荟要》指出,《说苑·谈丛》应作《说苑·丛谈》,“曾子杀彘”故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妻适市来”“母欺子”应作“适市来”“父欺子”,《汉书·司马迁传》应作《汉书·司马迁列传》。事实上,元刻本、明抄本《说苑》皆作“谈丛”;《韩非子》中“妻适市来”的“妻”和“母欺子”的“母”,均为清末王先慎据唐代《群书治要》校改;前四史中《史记》《后汉书》称“列传”,《汉书》《三国志》称“传”,宋代以来重要版本大都如此,中华书局点校本亦如此。以上三处,教材所采文字可靠程度均远胜《荟要》,韩先生却拿《荟要》作为“经典、权威的古籍版本”责难教材编者,实难让人信服。

《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编。因《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清高宗命四库馆臣“撷其精华,缮为《荟要》”(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谕)。鉴于《荟要》与《四库全书》的关系,《荟要》本也可算作广义的四库本(一般说“四库本”多指文渊阁本,其实存世的还有文津阁本、文溯阁本、文澜阁本及《荟要》本)。

《四库全书》作为清代官方的古籍整理工程,有保存文献、倡导学风之功,但其缺陷也很突出:一是规模太大,难免良莠不齐,如底本选择不佳、馆臣臆改妄改、抄手鲁鱼亥豕等情况往往而在。二是政治干预导致篡改严重。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追谥羽曰壮缪侯”,历代版本均如此。但编纂《四库全书》时,清高宗认为“壮缪”是对关羽的贬低,故命馆臣将“壮缪”改为“忠义”,以示对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的表彰(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谕)。《三国志》是晋人所作,高宗竟罔顾史实,说改就改,实在堪称奇葩。至于因忌“胡虏”字样,将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改作“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文渊阁本《岳武穆遗文》),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改作“遗民泪尽边尘里”(文渊阁本《剑南诗稿》《宋诗钞》)、“遗民泪尽黄尘里”(《荟要》本《剑南诗稿》)、“遗民泪尽秋风里”(《荟要》本《宋诗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鲁迅对《四库全书》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说:“……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选评,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买〈小学大全〉记》)“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不无偏激,但的确切中要害。

韩先生并非古代文史研究者,因缺乏文献学常识而对《四库全书》及《荟要》有些迷信,倒也情有可原。但如果从事文史研究和古籍整理的人无视《四库全书》的缺陷,使用时不加留意,那后果就堪忧了。

文史研究者使用古籍文献,如有其他版本可用,四库本一般不应成为首选。但一些学者对此并不在意。如《徽州家谱宗族史叙事冲突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参考文献中有30余种四库本,其中不乏《太平广记》《栾城集》《金石录》《通志》《日知录》这样的常见书,这就不免令人对作者的学术水平起疑。又如《中国散文通史·清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参考文献中朱鹤龄《愚庵小集》、朱彝尊《曝书亭集》均为四库本。这两种四库本较之原本均有大量删改。《愚庵小集》遭馆臣删去诗11首、文2篇,窜改数十处;《曝书亭集》删去诗30首、文7篇,窜改百余处。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结论如何可信?

至于古籍整理,使用四库本更应慎之又慎。如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九《与曹厚庵先生书》首句原作:“弟之胡说,将付剞劂。”四库本“胡”作“瞽”,是馆臣因忌避“胡”字而改。又卷一五《三大火聚说》首句原作:“钱牧斋曰:……”四库本“钱牧斋”作“李卓吾”。钱牧斋即钱谦益,本明末重臣,清军南下时迎降,后又密谋反清。清高宗知晓此事,对其反复无常、不忠不义的行为非常恼怒,下令禁毁钱氏一切著作,《四库全书》凡涉钱谦益处均遭删改,此处即这种情况。这两处文字,点校本《兼济堂文集》(中华书局,2007)竟均据四库本改,类似的误改还有数十处,导致该本几不可用。此即因误信四库本所致。

对于《四库全书》,迷信盲从和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它太过庞大,其中各种典籍的状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如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时,发现有数十种宋人诗集,其四库本内容整饬齐全,校勘别白精审,遂用作底本(漆永祥《从〈全宋诗〉的编纂看〈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对于四库本,用与不用,如何使用,都应先对其文献价值有所判断,既不能不经调查研究就弃之如敝屣,亦不可如鲁迅所说,“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这个与那个》)。

(发表于2019年11月27日《中华读书报》第3版,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