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历法往往支配着不同的岁时观念，诗文中展现的时间点也会不尽相同，比如《诗经·小雅》中的《十月之交》用的是周历，“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说的是在周幽王六年周历十月朔日(公元前776年9月6号)那天①，王畿地区发生了日食；贾谊《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用的是夏历，时间点为汉文帝前元六年，丁卯年夏历四月②；宋代沈遘的《初冬近饮酒作》“炎家天子起编户，政患嬴皇威令酷。急于恩纪缓文法，正岁尚犹传五六。吾民久已作秦民，迄今十月犹遗俗”③，这段诗文追述的是秦朝和汉朝初年以夏历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曾经产生过上百种历法，有些历法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大部分历法都昙花一现。由于测算技术的局限，古代历法得出的数据并不精确，所以推陈出新是其一大特点。在新旧历法的更替中，那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法逐渐被人们遗忘，其所支配的岁时观也停留在了当时人的笔下。
据《汉书·律历志》《汉书·艺文志》《开元占经》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有古历六种：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虽然历代学者对于古六历的看法和解读异说纷呈，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六历都是以冬至作为历算的起点，而有天正之名的周历更是以冬至所在的十一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周王室的正统历法是周历，但是民众日常的岁时观念却与王官的纪年系统迥然有别，早期民众的岁时观念与观象授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尚书·尧典》中羲和二氏远赴四方勘测四仲中星、《鶡冠子·环流》以斗柄所指方位判断四季、《周髀算经》以晷影极长极短推算等记载，无不透射出四时在古人心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古人根据观测星象以及测量晷影长短以确定冬至到来，并将冬至视为改岁的节点，将斗柄回寅视为一年的正式开始，这种岁时观念体现了先民重视二分二至的特点，《诗经》中的《七月》和以“岁暮”为题材的诗歌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岁时观念。到了汉代，汉武帝颁布太初历，早期的岁时观念开始逐渐瓦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冬至这一天演变成了专门的节日，早期的岁时观念也被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中。本文将从《豳风·七月》出发，探索早期岁时观念的一些特点，并考论早期岁时观被历史遗忘后，古诗文中出现的岁时错位原因。
一、《豳风·七月》的岁时问题与学术史梳理
《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岁时问题是历来学者讨论的重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七月》的岁时与传统农历并不吻合，《七月》中的物候始终与《月令》系统有偏差；二、《七月》的一年分为月份和“X之日”两种纪时方式，而“X之日”的时间指向则十分模糊。对于《七月》历法的讨论，诸家莫衷一是，主要的说法大致有七种之多：1.夏历周历混合说，华钟彦的《〈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④和来新夏的《说“三正”》⑤都认为《七月》是两种历法混合使用，以月纪名的为夏历，以“X之日”纪名的为周历；2.夏历说，胡承珙在《毛诗后笺》中认为《七月》是实行的夏历⑥，其解释失之穿凿；3.周历说，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将《七月》中的“一之日”中的“一之”解释为“一来”⑦。4.豳历说，高亨在《诗经今注》中提出这个概念⑧，张剑在《〈七月〉历法与北豳先周文化》⑨中加以阐发；5.鲁历说，傅斯年、徐中舒等学者认为豳地之诗当为鲁诗⑩，夏宗禹在《豳风〈七月〉——鲁诗与鲁历的解决》一文中首先提出《豳风·七月》当为鲁历(11)；6.殷历，张汝舟依据“七月流火”考证出《七月》为殷商历法，饶尚宽在《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公元前722年～公元220年》一书中重申了这一观点(12)；7.太阳历，陈久金通过对彝族历法的研究，发现了以10个月为纪年的太阳历，并认为《豳风·七月》中的历法正是太阳历，其中的“X之日”即360天余下的五、六天(13)。何新在《宇宙的起源：〈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考》中发挥了这个观点，《七月》仍为十月历法，但是其将“一之日”到“四之日”定为冬至后到来年的4个10天(14)。
以上的7种说法中，“豳历”和“鲁历”的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豳历”的说法只是高亨在《诗经今注》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张剑的《〈七月〉历法与北豳先周文化》和王红玉的《〈诗经·豳风·七月〉研究》(15)只是利用这个概念加以阐述，而历史上实际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历法。鲁历虽然是先秦的6种古历，但是鲁地与豳地相去甚远，并且《汉书·历律志》《汉书·艺文志》以及《后汉书·历律志》等材料仅仅是记载了鲁历的名称，而鲁历的建正、朔闰、历元等重要的历法依据不载于史书，因此夏宗禹的说法并不成立。豳历说和鲁历说都只是对历史的假设和猜想，而缺乏应有的证明，所以得出的结论便失之偏颇。另一种研究思路是从史书中三正记载出发，考察《七月》中的历法，夏历周历混合说以及周历说则是这种学术观念下的产物。《史记·历书》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16)这段话只是简要概括了夏商周的建正，并不能反映长时段中历法的真实状态。郭沫若的《青铜时代》首先将《七月》一诗放在当时的岁时观念下思考，其后饶尚宽也运用同样的思维模式探究《七月》历法，不过两位学者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郭沫若认为《七月》使用的是周历，饶尚宽则认为是殷历。在两位学者考索的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观点：《春秋》宣公、文公期间是周历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宣、文之前历法多以建丑为正，宣、文之后逐渐改为子正(17)。然而，新城新藏的观点只能反映《春秋》中的历法特征，并且郭沫若和饶尚宽的结论都只是对新城新藏《春秋》中历法结论的套用，不能准确反映出《七月》中的岁时观念。所以，郭沫若以为《七月》写于春秋时期，得出《七月》是建子周历的结论，而饶尚宽以为《七月》写于西周时期，《七月》是殷历。
现今学术界广为接受的说法是陈久金的“十月太阳历”，王占奎的《金文初吉等四个记时术语的阐释与西周年代问题初探——(4×9)×10+5=365假说》(18)、李乔的《彝族太阳历与〈诗经·豳风〉的正释》(19)、陈江风和于进海的《关于〈豳风·七月〉的几个问题》(20)、黄怀信的《〈七月〉与“三正”》(21)等文章都对这个观点做了阐释。陈久金的论据主要有几点：1.“七月流火”是指“大火将很快地从西方地平线上下沉”，天象是“《月令》八月”时候的天象；2.《夏小正》中星象是十月太阳历的星象，其中的物候描写也与十月太阳历相符合，而《七月》与《夏小正》中的物候相合；3.《七月》中提到的月名为36天，10个月意味着360天，剩下的五、六天即是诗文中的“X之日”。首先，“七月流火”只是在概述大火星流逝，暑气消退，这句话并不是对天象的精确刻画。其次，按照陈久金的说法，《七月》中的月份都是36天，10个月后，一年余下的五、六天即《七月》中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和“四之日”，这就是“何以卒岁”“曰为改岁”的意义所在。其实，只要将“X之日”的诗句放在一起观照，就会发现其中的抵牾：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如果代表的是一天的时间，很多岁时活动存在根本上的矛盾。显而易见的是，《七月》中的“X之日”代表的是一个长时间段，在这一点上，陈久金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所以，综上分析，陈久金举出的三个论据并非凿凿铁证，《豳风·七月》并不是十月太阳历。
二、《豳风·七月》中的物候与岁时
理解《七月》中的岁时观念，必须将其放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思考。《七月》一诗的内容是西周时期的人追述祖先们的生产事业，《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22)由于《七月》是追述类的诗歌，所以其历法绝不会是晚起的历法，而是源自于早期的岁时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室虽然以周历纪年，但是敬授民时还是以夏时为主，《逸周书·周月篇》谈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23)、“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24)。《周月篇》虽然讲述的是周代官方的行政历法，但却着重突出了夏时的重要性。从现代学术意义上来讲，夏时并非真的源自于夏代，这个称谓只是对民间广泛而普遍存在的岁时观念的总结。王者以夏时敬授民众，这也意味着王官与民间的岁时系统有别，如果王者的正朔是岁时图画的主色调，那么民间的岁时系统就是这幅图画的底色，而相比于主色调，底色更具有稳定性、一般性和普遍性。所以孔子论及三代时，总结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25)，他从三代的典章制度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事物——夏时、殷辂、周冕，以表达心中的治世，夏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关于早期时令物候，很多典籍都有相关记载，如《夏小正》《月令》《逸周书·时训篇》等。将这些古书中的物候记载与《豳风·七月》的物候对比参看，会发现《月令》和《时训篇》与《豳风·七月》的物候并不符合，豳地的节令与《月令》类书籍总有偏差，故而汉代的学者们以“豳土晚寒”(26)和“晚温亦晚寒”(27)来解释《七月》中的物候。通过对读可以发现，虽然月令类书籍与《七月》物候存在差异，但《夏小正》的记载却与《七月》贴合，两者物候的记载可以相互参照：
夏小正二月：《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夏小正》：“有鸣仓庚。”
夏小正三月：《七月》：“蚕月条桑，取彼斧斨。”《夏小正》：“三月……摄桑。妾子始蚕执养宫事。”
夏小正四月：《七月》：“四月秀葽。”《夏小正》：“四月秀幽。”
夏小正五月：《七月》：“五月鸣蜩。”《夏小正》：“五月……良蜩鸣。”
夏小正六月：《七月》：“六月食郁及薁。”《夏小正》：“六月……煮桃。”
夏小正八月：《七月》：“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剥枣。”《夏小正》：“八月……玄校、剥枣。”
夏小正九月：《七月》：“九月授衣。”《夏小正》：“九月……王始裘。”
夏小正十月：《七月》：“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十月纳禾稼。”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从夏小正二月到十月，《豳风·七月》与《夏小正》中物候都存在一定对应关系，但是《七月》却没有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以及二月的字样。实际上，缺少的四个月正与的四个“之日”相对应，董珊在《“弌日”解》一文中利用地下出土的材料，指出一之日即夏历十一月(28)，张光裕《新见楚式青铜器器铭试释》(29)和李学勤《论“景之定”及有关史事》(30)亦持此说。《毛传》将“一之日”解释成“十之余也”(31)，《逸周书·周月篇》也记载到：“周正岁道，数起于时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关于以十纪数，陈逢衡有很精到的解释：“周正岁首指仲冬建子之月，次一为首指孟春建寅之月。……故阳气出于东北入于西北，发于孟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32)《七月》中十月的结束意味着农事活动正式结束，冬至的到来意味着阴气达到一年极盛，阳气也即将回升，这个时候夜晚斗柄指向子的位置，正午日影达到一年最长。所以，在《七月》的十月之后就是改岁。“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这段时间，阴气极盛，气温为一年最冷，“无衣无褐”便难以度过这一整年的时光。因为这个时间段属于农闲，所以“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凿冰冲冲”等与王事有关的活动也就此展开。从“二之日”到“三之日”，斗柄回转，由原来北方指向寅的位置，《史记·律书》：“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33)此时万物复苏，新的生命也将萌生。寅的位置正与夏历一月对应，《夏小正》中的一月“农纬厥耒”即《七月》“三之日于耜”，这个时候人民需要为公家的田地服一定的劳役，《夏小正》：“(一月)……初服于公田。”(34)“三之日”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纳于凌阴”，藏冰活动对古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左传·昭公四年》、《礼记·月令》以及《礼记·大学》等文献都有记载，《周礼》称专门职掌藏冰的官员为“凌人”，藏冰活动“涉及天文、政事以及天人关系诸多问题……乃是古人观象授时的一种政务表现”(35)。“四之日”的时候，农事活动也悄然展开，《七月》：“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此时，另一项重要的节令活动“献羔祭韭”也在这个时候展开，《七月》：“四之日其早，献羔祭韭。”《夏小正》：“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时也，不足喜乐，善羔羊之为生也而记之，与羔羊腹时也。”(36)《吕氏春秋》《左传》等文献亦有同样的记载，献羔祭祀活动不仅是王室在春日的重要政务，还体现出古人顺应天时、尊飨人鬼、祈求丰年等观念。
综上所述，《豳风·七月》中的岁时系统是先民观象授时观念的体现，一切人事活动顺应天时有序地进行，整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年节冬至：《七月》以月纪名的时间段与农事活动有关，而农事活动结束在十月，随即而来的便是冬至，冬至的到来意味着旧岁辞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X之日”的纪时方式古老而独特，这种不以月为纪时单位的做法，淡化了月相盈亏对纪时的影响，突显出日相在岁时节令中的主导地位。四个“之日”的时间指向是从冬至到春日，是古人对斗柄由北方子位回归东方寅位的岁时观念的重要体现。四个“之日”为一年中的农闲时间，这段时间阴气为一年最盛，气温也达到一年最低，民众活动主要以年事活动和王室徭役为主。《七月》一诗并非如后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讽刺出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也并非是为了表现先民生活的艰辛和物质匮乏。《七月》客观陈述了先民的岁时活动，无论是农事生产还是王室活动，都紧紧贴合时序，体现出古人把握、遵循和敬顺天人之道的生命以及宇宙之思。
三、《豳风·七月》《夏小正》与早期天文历法
上文谈到《夏小正》《七月》与月令书籍的物候记载并不相同，而后来的学者以“豳土晚寒”来解释这一现象。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月令》等书籍与《夏小正》和《七月》虽然都是夏时的体现，但两者实际上分属两个岁时系统，《月令》系统为农时历法，《夏小正》和《七月》系统属于天文历法，而后者是农时历法的前身，体现了更为古老的岁时观念。关于《夏小正》中的历法，张培瑜等说到：“春秋末，孔丘在杞国夏人故地访得《夏小正》，这是一个分一年为12个月，每个月有物候、天象、气象、农事等内容的作品，它集物候、观象授时法和初始历法于一身。当然，我们不能认为这就是夏代行用的历日制度，但是，它反映了大约源于夏代的一种历法传统，或者历法思想，即把一年月份的划分与特定的天象等相对应，以黄昏时若干恒星的见、伏或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等，作为一年中某个月份起始的标志。这应是一种不考虑月相变化的阳历系统。”(37)
现行的农时历为阴阳合历，以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划分一年：一月对应立春、惊蛰；二月对应雨水(38)、春分；三月对应清明、谷雨；四月对应立夏、小满；五月对应芒种、夏至；六月对应小暑、大暑；七月对应立秋、处暑；八月对应白露、秋分；九月对应寒露、霜降；十月对应立冬、小雪；十一月对应大雪、冬至；十二月对应小寒、大寒。但是，《夏小正》中一月的节气并不是以立春为开端，而是以“启蛰”作为起始，“启蛰”即是惊蛰(39)。如此一来，《夏小正》便始终与传统农历相差一个节气，所以，孔广森在《大戴礼记补注》中说到“《小正》躔度，与《月令》恒差一气”(40)，而这种节气的安排方式也正解释了豳地独特的岁时。
《七月》和《夏小正》与农时历法相差一个节气，是因为《七月》和《夏小正》的纪时方式与古代观天象、授人时的传统密切相关。二分二至四个节气点在古人的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而冬至作为古代历法测算起点，其地位更是首屈一指。古人将周天与十二地支相配，365又1/4度被划为12等份，正东配卯，正南配午，正西配酉，正北配子，所以正北配子所在的位置即是冬至。古人测算冬至主要依靠以下几个途径，一是观察晷影，当正午晷影达到一年最长的时候，当天即是冬至(41)；一是观察天空中的北斗七星，当起建时的作用星星在夜晚特定时间指向正北方向时，当天即是冬至(42)；另一种是观测初昏的中天星象，以确定冬至的到来(43)。在先民的观念中，冬至意味着旧的一年结束，所以在天文历法的系统中，十一月对应的节气是冬至与小寒，而不是农时历法的大雪和冬至。这样就决定了天文历法比农事历法差了一个节气，《淮南子·天文篇》记载到：
“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加十五日指子……故十一月日冬至。”(44)
冬至是一年终始的重要衡量依据，斗柄从子的位置出发，绕了365又1/4度，又重新回到正北方向，这一段时间就是一年的时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以冬至为一年节点的天文历法和以立春为年首的农时历法其实分属两个系统：天文历法是农时历法的前身，其以冬至为历法节点的特质决定了一年十二个月以及二十四节气的配属，这也就是天文历与农时历相差一个节气的原因。《夏小正》与《豳风·七月》正是天文历下的产物，故而在相同的月名下，《夏小正》及《豳风·七月》的物候与农时物候总存在偏差。
四、“岁暮”二重季节指向的生成
《豳风·七月》中以冬至为年岁节点的岁时观念在《诗经》中十分普遍，其中“岁暮”为秋天，就是这种岁时观念的体现。不过，由于时间流转，古老的岁时观念被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中，这也成了后人理解当时诗文的障碍。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又，第十六首云：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严冬岁暮而有蝼蛄悲鸣；‘孟秋之月凉风至’(《礼记·月令》)凉风是秋天的风，而此诗叙岁暮云凉风已厉，游子无衣；那么这所谓岁暮系夏历八九月的时候，故此诗也是成于太初以前的。又第十二首云：‘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岁暮而有萋已绿的秋草，这也足证为太初以前的诗。”(45)隋树森看出了《古诗十九首》中节令描写与岁时不同，认为《凛凛岁云暮》和《东城高且长》这两首诗是汉代太初改历之前的汉初作品，其主要的依据是“岁暮”一词。在现代的岁时观念中，岁暮的季节指向应当为冬季，隋树森对于《凛凛岁云暮》和《东城高且长》两首诗的系年也是基于这样的知识背景，但是在早期的诗文中，“岁暮”的季节指向就是秋天。“岁暮”最早见于《诗经》，有3篇谈到了“岁暮”：
《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云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诗经·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诗经·小雅·小明》：“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莫。”“昔我往矣，日月其奥。曷云其还，政事愈蹙。岁聿云莫，采萧获菽。”
对于《唐风·蟋蟀》中的“岁暮”孔颖达解释到：“《七月》之篇说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户。’传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户内户外总名为堂。……时当九月，则岁未为暮，而言‘岁聿其暮’者，言其过此月后，则岁遂将暮耳。谓十月以后为岁暮也，此月未为暮也。《采薇》云：‘曰归曰归，岁亦暮止。’其下章云：‘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十月为阳，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岁聿云暮，采萧获菽。’采获是九月之事也，云岁聿，云暮，其意与此同也。岁实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从始向末之言也。”(46)孔颖达认为“岁聿云暮”说的是一年快要到岁暮的时候了。对于《小雅·采薇》中的“岁亦莫止”，孔颖达却又解释到：“文王将以出伐，豫戒戍役期云；采薇之时，兵当出也。王至期时，乃遣戍役，而告知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时，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辈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归期，曰何时归，曰何时归，必至岁亦暮止之时乃得归。言归必将晚。”(47)孔颖达认为“岁聿云莫”是年岁将晚的意思，认为“岁亦莫止”是指年岁已晚的意思，如用孔颖达的解释来阐述《诗经》中的“岁暮”，那么有三个问题是无法解释的：一、《小明》“采萧获菽”和“蟋蟀在堂”都是夏历九月，但是后面却都接了一句“岁聿云莫”，孔颖达解释为“岁实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为遂”，夏历的九月即将岁暮，在时间上是说不通的。二、《采薇》中“岁亦莫止”和“岁亦阳止”对举的问题。三、《采薇》、《小明》和《蟋蟀》这三首诗用的是夏历，在节令上指向冬季，而实际描绘的确实秋天的景物。
《采薇》、《小明》和《蟋蟀》这三首诗歌的历法与《七月》一样，都是以冬至为岁始岁终的衡量标准，而九、十月份正是“岁暮”。《唐风·蟋蟀》一诗与《豳风·七月》中的蟋蟀描写是可以相互参照的，《蟋蟀》中写到的“蟋蟀在堂，岁聿云暮”，这与《七月》中的“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描写是相吻合的。“蟋蟀在堂，岁聿云暮”这句是说九、十月份的时候蟋蟀进入堂上，按照天文历法冬至即将来临，这意味着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暗示时间流逝飞速。
《小雅·采薇》中的“岁暮”与《唐风·蟋蟀》都有同样的岁时观念，诗文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与“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形成对文，“岁亦莫止”与“岁亦阳止”乃异名同指。郑玄笺注“岁亦阳止”云：“十月为阳。时坤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此月为阳。”(48)郑玄解释“十月为阳”乃是依据《尔雅·释天》中的记载：“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49)《小雅·采薇》中的“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月份上指向十月，这时离冬至改岁的时间相去不远，所以诗中才有“曰归曰归”的思乡之感。
《小雅·小明》中的“岁暮”与《小雅·采薇》和《唐风·蟋蟀》一样，都是相同的季节指向，郑玄笺《小明》“日月方除”句云：“四月为除。”孔颖达进一步阐释到：“‘四月为除’，《释天》文。今《尔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万物皆生枝叶，故曰余。余，舒也。’孙炎曰：‘物之枝叶敷舒然。’则郑引《尔雅》，当同李巡等。除、余字虽异，音实同也。”(50)《小雅·小明》中的“岁聿云莫”是与“采萧获菽”相接的，关于“采萧获菽”，孔颖达解释道：“采获是九月之事也。”九月与改岁的十月相去不远，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在“岁聿云莫”的时候“采萧获菽”的原因了。
从以上诗篇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冬至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岁时节点，在此之后即是新年，在此之前的九月和十月意味在时间上临近改岁。《诗经》中的“岁暮”更是包含了这样一种岁时观念：秋天万物萧条，蟋蟀进入室内，农事也将结束，年关将近意味着旧年快要结束，时间流逝的压迫感使人产生慨叹。“岁暮”为秋的岁时观念源头出于阳历系统，而这种古老的岁时观念并没有随着周王朝覆灭而消失，秦朝以后，这种岁时观念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岁时观念的深远影响：“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壹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51)从《史记·天官书》中可以明显看到岁时的两种系统，一是以冬至为岁始的民间岁时系统，二是以正月为岁首的官方岁时系统。两种岁时系统如同今日的公历和农历，公历一月一号是新年，农历大年初一同样也是新年。到了东汉时期，班固又将《史记·天官书》中的这则材料原封不动地摘入到了《汉书·天文志》中，这意味着，两汉时期以冬至为年岁节点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准则。《淮南子·天文篇》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材料：“以日冬至数来岁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满五十日，日减一斗，有余日，日益一升。”(52)从这段材料的叙述与《豳风·七月》中的历法特征十分相似，都是强调冬至这个节气点，并且从冬至到正月朔日这段时间不用月份纪名，而是以日纪时，以来年孟春作为一年的起始。
根据以上的材料分析，可知：以天文观象授时在先秦时期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冬至为岁始岁终的特征也就决定了夏历九、十月为一岁将尽，所以《诗经》中的“岁暮”在季节上指向了秋天。《古诗十九首》中的“岁暮”与节令描写相违背，可能是承续自《诗经》中“岁暮”的概念并加以创作，亦有可能是当时岁时观的真实反映。至于隋树森认为“岁暮”为冬季，则是受到了后来岁时观念的影响，并将后来的岁时观念错置于《古诗十九首》中，于是造成了解读《古诗十九首》中“岁暮”季节指向的错误。
“岁暮”最初的季节指向为秋季，而指向冬季则是与历法以及人们的岁时观念转变相关。汉初沿用秦代的颛顼历，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人们发现观测到的月朔与历法推算的情况不符，一直沿用的颛顼历已经不再能够适应时人的需要。因此，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下令废除颛顼历，使用司马迁、落下闳、唐都、邓平等人议定的太初历。太初历最大的特点是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将没有中气的月份作为闰月，使得阳历二十四节气与阴历十二月能够更好地相配。这次历法的改定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太初历建寅，以正月为岁首。此后二千多年，历法虽然一再被修订，但与立春相配合的正月岁首没有改变。岁首的不变意味着二十四节气与月份的对应关系基本固定，有利于人文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协调”(53)。太初历调和了阴历和阳历间的矛盾，这种阴阳合历的纪日模式也为后来的农历所继承和完善。新的岁时观念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旧的岁时观念在被逐渐遗忘，阳历系统以冬至为改岁节点的观念逐渐被阴阳合历观念下的正月所替代，而冬至日这一天也演变为一个专门的节日。在新旧岁时观念的交替中，古诗文中岁暮的季节指向也出现了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冬至为年岁节点依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庾信《伯母东平郡夫人李世墓志铭》：“夫人年踰耳顺，视听不衰。每献岁发春，日南长至，群从子弟称觞上寿者，动辄至数十百。”(54)庾信撰写墓志铭中的冬至庆贺长辈年寿的岁时活动渊源有自，《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豳风·七月》记载的冬至贺寿活动一直留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后汉书》李贤注引蔡邕《独断》：“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55)在古人的看来，冬至这一天阳气开始慢慢回升，天时的转变利于人事展开，所以值得庆贺。《伯母东平郡夫人李世墓志铭》中的“献岁发春”取典于《楚辞·招魂》：“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王逸注：“言岁始来进，春气奋扬，万物感气而生。”(56)“每献岁发春，日南长至”即是以冬至所在的这一天作为岁始的标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岁暮感秋依然是重要的吟咏主题，陆机的《园葵》写到：“时逝柔风戢，岁暮商飚飞。”(57)“商飚”即秋风，古人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配属四季，商音则对应秋季，《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等书都有详细记载。魏晋南北朝的岁暮感秋诗文中的秋风、野草、白露等意象，往往与《古诗十九首》中岁暮诗歌的景物意象是一致的，如阮籍《咏怀》其三“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矣”(58)、颜延年《秋胡诗》“岁暮临空房，凉风起坐隅。寝兴日已寒，白露生庭芜”(59)、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岁暮寒飚及，秋水落芙蕖”(60)等，小尾郊一在《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中指出，魏晋及以后诗文中的秋景描写未必是取材自真实的景物，而是来自于故籍中的秋景观念(61)。可知，岁暮感秋虽然是六朝诗文中的重要主题之一，但这一主题未必是当时岁时观的客观反映，而有可能是承续自前代“岁暮”题材类的诗文。
冬至在六朝的岁时活动中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其重要性已经不再突显，曹植《冬至献袜履颂有表》：“亚岁迎祥，履长纳庆。”(62)“亚岁”为“冬至”的别称，《宋书》很好地诠释了“冬至”被称为“亚岁”的内在原因：“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官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63)从这些典籍的表述可以看出，在魏晋人的观念中，冬至的重要性已经居于次位，而另一套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终的岁时系统才是居于正统的主流。值得注意的是，朔风、冰、雪等意象开始出现在六朝“岁暮”题材的诗文中，如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首》“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64)、谢灵运《岁暮》“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65)、鲍照《岁暮悲》“昼色苦沉阴，白雪夜回薄”(66)等。可以看到，“岁暮”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文中出现了秋季和冬季二重季节的指向，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冬至的重要性也在逐渐下降。
六朝以降，冬至依然是岁暮类诗文的重要时间节点，杜甫《阁夜》：“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67)“催短景”意味着日晷的影子每天逐渐缩短，但还未达到一年中的极致，言下之意即年岁将近，日子也越来越逼近冬至。韦应物《寄诸弟》：“岁暮兵戈乱京国，帛书间道访存亡。”其诗自序云：“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师兵乱，自滁州间道遣使。明年兴元甲子岁五月九日使还作。”(68)自序表明，《寄诸弟》这首诗写在兴元年五月九日，记述的是建中四年十月份的泾原兵变，韦应物以冬至前的十月为“岁暮”，而孟郊的《秋怀十五首》其八更是将“岁暮”放在了秋天：“岁暮景气干，秋风甲兵声。”(69)但是，越来越多“岁暮”题材的诗文将季节放在了冬季，而原先秋天的“岁暮”观念被逐渐遗忘。
五 总结
冬至为岁始岁终的时间节点，在先民的岁时活动中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汉武帝时期，历法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旧有的岁时观念也开始发生改变，正月孟春为岁始、十二月季冬为岁终的岁时观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先作为年岁节点的冬至，也逐渐演变为专门的冬至节。人们对于岁暮的岁时观念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岁暮”为秋逐渐被遗忘，而后来居上的冬季观念占据了人们基本的岁时认知。
注释：
①参见朱文鑫：《历代日食考》，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②参见朱晓海：《论贾谊〈吊屈原文〉》，《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
③蒲积中编：《古今岁时杂咏》，徐敏霞点校，第44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参见华钟彦：《“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⑤参见来新夏：《说“三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
⑥参见胡承珙：《毛诗后笺》，郭全艺点校，第677页，黄山书社1999年版。
⑦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青铜时代》，第422-42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⑧参见高亨：《诗经今注》，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⑨参见张剑：《〈七月〉历法与北豳先周文化》，《诗经研究丛刊》第1辑，第75-85页，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⑩参见傅斯年：《〈诗经〉讲义稿》，第157页，民主与建设出版2015年。徐中舒等：《论〈豳风〉应为鲁诗——兼论《七月》诗中所见的生产关系》，《历史教学》1980年第4期。
(11)参见夏宗禹：《豳风〈七月〉——鲁诗与鲁历的解决》，《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12)参见饶尚宽编著：《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公元前722年～公元220年》，第261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3)参见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4)何新：《宇宙的起源：〈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考》，第94-96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华钟彦《“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一文转引了东北师范大学赵香墀先生的话，其中有一个观点与何新的观点相似，参见注释④。
(15)王红玉：《〈诗经·豳风·七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山西大学文学院，2010年。
(16)(33)(51)司马迁撰：《史记》，第1258页，第1245页，第1340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7)参见[日]新城新藏：《中国上古天文》，沈璿译，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8)参见王占奎：《金文初吉等四个记时术语的阐释与西周年代问题初探——(4×9)×10+5=365假说》，《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19)参见李乔：《彝族太阳历与〈诗经·豳风〉的正释》，《贵州文史天地》1992年第1期。
(20)参见陈江风、于进海：《关于〈豳风·七月〉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21)参见黄怀信：《〈七月〉与“三正”》，《诗经研究丛刊》第25辑，第1-5页，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
(22)(26)(27)(31)(46)(47)(48)(50)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489页，第491页，第493页，第491页，第379页，第590页，第591-592页，第8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3)(24)(32)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579页，第579-580，第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8)参见董珊：《“弌日”解》，《文物》2007年03期。
(29)参见张光裕：《新见楚式青铜器器铭试释》，《文物》2008年01期。
(30)参见李学勤：《论“景之定”及有关史事》，《文物》2008年02期。
(34)(36)(40)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卢辩注，第17页，第18页，第2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35)王德华：《屈原〈远游〉的空间书写与精神指向》，《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37)张培瑜等：《中国古代历法》，第2-3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
(38)《左传》：“启蛰而郊。”孔颖达《正义》云：“汉氏之始以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及大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68页。)
(39)王应麟《困学纪闻》：“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王应麟：《困学纪闻》，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校，第6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1)《周髀算经》：“冬至日晷丈三尺五寸，夏至日晷尺六寸。冬至日晷长，夏至日晷短。日晷损益，寸差千里。”(程贞一、闻人军译注：《周髀算经译注》，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2)《鶡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黄怀信：《鶡冠子校注》，第70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史记·天官书》中对于北斗的建时功能分得更为细致：“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司马迁撰：《史记》，第1291页。)
(43)依据《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在汉人的观念中，冬至点是稳定不变的，一直处在牵牛初度。实际上，冬至点每年都会有微小变动，西晋虞喜指出：“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脱脱等撰：《宋史》，第168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44)(52)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冯逸等点校，第99-102页，第126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45)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第8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4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第170页。
(53)萧放编：《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第66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54)倪璠：《庾子山集注》，倪璠批注，许逸民校点，第1087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55)范晔撰：《后汉书》，李贤等注，第312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56)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第21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57)陆机：《陆机集校笺》，杨明校笺，第2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58)(59)(60)萧统编：《六臣注文选》，李善等注，第420页，第394页，第537页，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版。
(61)[日]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邵毅平译，第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62)曹植：《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第4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3)沈约：《宋书》，王仲荦等点校，第345-34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64)陶渊明：《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笺注，第206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65)谢灵运：《谢灵运集校注》，顾绍柏校注，第2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鲍照：《鲍参军集注》，钱仲联等注，第3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7)杜甫撰：《杜诗详注》，仇兆鳌注，第1561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68)韦应物：《韦应物集校注》(增订本)，陶敏、王友胜校注，第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69)孟郊：《孟郊诗集校注》，华忱之、喻学才校注，第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