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在朝与在野、为官与闲居是科举士大夫最为常见的两种生活状态，不少士大夫在这两种生活状态的转换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南渡前后是两宋历史上最为动荡、波折的时期，元祐、新党之争未平，和战守之议又起，朝廷政策的转变，经常导致大批官员职位变动。而在绍兴和议形成之后，代表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宰相对士大夫展开了新一次的大规模清洗。据学者统计，宋高宗朝，祠官总数已逾千人，与三省吏人数相当①。“退居”存在于许多士大夫的生平履历中②，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经济能力、生活理念的差别，南渡时期的退居士大夫或选择寓居，或自行购买土地，营建住宅，后者的自由度更高，个性化也更强。而在针对南渡士大夫营居情况的研究中，个案分析居多，趋势描述较少，研究者将关注点放在了重要作家自行营居的情况，以及退居生活对创作的影响方面，对士大夫营居地选择、营建、书写的综合性研究不够③。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空缺，对南渡士大夫的居所营建和书写情况进行全面描绘，并对其中体现出的士大夫审美情趣、个人心态展开分析和探讨。
营居地址选择的多样化与“过渡性”
出于种种考虑，南渡士大夫的营居地选择呈现出多样化倾向，其中比较常见的，一是营居于故里，二是选择南渡后迁入地。先看前者，占籍建州崇安的刘子翚，辞官后归隐武夷山，筑宅于潭溪；占籍无锡的钱绅退居无锡漆塘山，并营有宅所；占籍双流的诗人郭印营宅于云溪，虽不知具体地址，但根据郭印一生活动轨迹都在巴蜀之地的事实，“云溪”即便不在其出生地，也相距不远。另外，绍兴年间奉祠的孙觌、程俱、刘一止，斥和议被罢官的冯时行等人，也都返还故里，筑宅而居。有的士大夫营居于祖籍所在地，虽然也属于“故里”，却并非生长地。叶梦得从徽宗朝开始筑居卞山石林，先后持续二十余年，卞山地属湖州，乃叶氏祖辈之故乡。据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卷一八，叶梦得曾为《湖州叶氏族谱》写过前、后两叙，文中称，叶氏有缙云(居处州)、乌程、长洲(居苏州)三大支系④，梦得七世祖叶彪从缙云迁居乌程，曾祖叶纲葬于苏州宝华山，所以出生于苏州，政和年间，葬其父于卞山，因家焉⑤。又如李弥逊出生于苏州吴县，因不附秦桧和议，绍兴九年(1139)出知漳州，十年奉祠，归隐福建连江西山。在《跋筠溪图后》中，他写道：“李子倦游，归自秣陵，至连江曰，吾祖之旧隐也，遂家焉。得湖阴依山之地百亩，可佃可渔，因以筑室。”⑥退居地亦为祖籍。
靖康之变后，中原沦陷，为躲避金人，建炎年间高宗数次南逃，路线大致是扬州—建康—镇江—常州—平江—秀州—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朝廷规定，随从避敌的士大夫可以在明州、越州、温州、台州“从便居住”⑦，所以吕颐浩、朱胜非、谢克家、范宗尹等宰执都在台州营有居所，较知名的当属吕颐浩的退老堂，堂成之后，吕颐浩曾经邀请名臣、名士题诗唱和，蔚为大观。也有当时即在南方任职的士大夫，诸如向子諲在《西江月》的词序中写道：“政和年间，卜筑宛丘，手植众芗，自号芗林居士。建炎初，解六路漕事，中原俶扰，故庐不得返，卜居清江之五柳坊。”⑧政和年间，向子諲曾任咸平知县，忤上宪，勒停贬官，应该是之后才前往宛丘。又据王庭珪所作《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靖康元年，渊圣皇帝覃恩，转通直郎，六月，丁少师忧。少师晩年不乐处京师，市第于宛邱，未及徙居而少师捐馆。”⑨“向公”是向子諲之弟子忞，“少师”指向子諲之父向宗琦，宛丘是向父晚年选定的卜居之地，那么向子諲在此筑宅，大概还有侍亲之目的。南渡后，宛丘沦为敌土，向子諲便选择清江五柳坊作为新的居所。宋室南渡后择地另居的还有李纲，宣和二年，李纲自南剑州贬所北归，三年夏，与家人同归无锡梁溪，闰五月，其父李夔逝世，居家丁忧，始筑室于梁溪。梁溪宅成后，李纲未尝安居，便被召入朝廷⑩。经历了第一次金兵入侵、京城保卫战、外放，建炎元年，李纲出任南宋首任丞相，七十五日即罢。当年十月，落职，鄂州居住；二年，授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安置；绍兴元年三月提举临安洞霄宫，回闽，居福州天宁寺。绍兴年间李纲几度浮沉，闲居之时皆在福建，其间不仅对天宁寺僧舍有所修缮和增益，还建造了小圃、茅斋等(11)，亦可算作“自行营居”。
此外，有些士大夫的退居地选择与仕宦因素有关。胡安国本是建州崇安人，尝提举湖南学事，其间讲学于衡阳南岳，后营宅居之，其子胡寅、胡宏退闲时也居于此。另外两位筑居湖湘的韩璜、向子忞与胡氏父子都有密切的关系。据《宋元学案》，韩璜曾经跟从胡安国讲学，与胡寅尤善。之后，韩璜因忤秦桧离开朝廷，便“筑室衡湘，致堂与向秘阁宣卿时相过从，称三友”(12)。可知他筑居于此，应该是出于友人间的志趣相投。向子忞起初前往湖湘是为了寻找失散的亲人，前引王庭珪《向公行状》记载：“明年(按，绍兴元年)兼管内安抚使。公自遭宛丘家祸，忠毅公有子沈为给事胡公安国婿，从寓湖南，不知存亡，丐守道州，从之。”“宛丘家祸”指建炎二年，金兵攻破淮宁府，知府向子韶(子諲、子忞兄)骂贼而亡，一并遇害的还有其弟子褒、子家两家人，向子韶被追谥为“忠毅”，故称“忠毅公”。向子韶之子向沈跟从胡安国寓居湖南，不知死生，所以向子忞才申请出守道州，以便寻侄。之后，向子忞仕途蹭蹬，胡安国为之辩诬，无果，“公知道之不可行也，胡公亦自琐闱出，乃相从隐居衡岳山中读书，授左氏春秋学”，绍兴十年，子忞以职事落职，“复归衡岳之下，与侍郎胡公寅、谏院韩公璜为方外之游，不复有仕进意”，故而“十九年间四领宫祠”(13)。从现存诗作看，胡寅、向子忞、韩璜不仅互为居所题诗作文，且共同出游、研讨学问，体现了士大夫日常生活的文雅化。
周紫芝的情况也类似，周乃宣州宣城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五月出知兴国军，任满，奉祠居九江，九江在当时隶属江州，与兴国军毗邻。据他自述：“故人唤我庐山住，欲买茅椽近庐阜。”(14)是与朋友一起买地濂溪，结庐而居。濂溪是周敦颐旧隐之地，白居易也有庐山草堂，能在前贤居住过的地方营宅，周紫芝有种荣幸感和愉悦感，所以在想象退闲生活时，都是“先生不管醉尉呵，柱杖寻游绕山去”之类的轻松语调。
研究者曾经提到，北宋士大夫偏爱“寄居”，即在做官的地方买地置产，退闲之后，便居于其中，很少返回故里；而南宋士大夫对家乡有更深的依恋，无论在外做官多久，离职之后，基本选择回乡。本文论及的南渡士大夫在时间上处于两宋之交，居住状况也呈现出由流寓向定居过渡的倾向。首先，依然有士大夫选择在为官之地(或附近)营产，但较前代已有所减少。与北宋士大夫的流动性寓居相比，如非特殊原因，南渡士大夫在退闲之后，会返回自行营建的居所中继续居住。像胡安国选择的衡阳，虽然只是曾经为官、讲学之地，但几次退闲都居住于此。其次，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南渡士大夫未必能够回乡定居。中原沦陷后，占籍北方者只得在南方重寻住处，而占籍南方的部分士人也未必返回生长地。像李纲生于华亭，长于无锡，南渡后筑居福州，靠近祖籍地福建邵武；李弥逊生于苏州吴县，绍兴和议后居于福建连江(祖籍地)。苏、锡依旧属于南宋疆域，二人却选择了福建，大概与距离、安全因素有关。李弥逊退居之前知漳州，本身就在福建境内；李纲从岭南贬所北归，到福建路程更短。另一方面，福建远离前线，加之三面环山，地形崎岖，如同天然的防御屏障，不易为兵火殃及。因而，福建路在南渡后地位大大提升，甚至一度成为行都的候选地址(15)，是更好的居住选择。第三，南迁士大夫的寓居地逐渐成为子孙的久居地。如韩元吉南渡后先寓居福建邵武，后迁入江西信州，其子韩淲入仕不久便返回信州闲居。邵伯温宣和年间入蜀，居犍为，其子邵溥、邵博退闲时亦居于此。随着时间流逝，南迁“寓居”士大夫的身份逐渐转为“乡居”，对迁入地的归属感也慢慢增强。可见，南渡士大夫的确是承前启后的过渡者，影响了南宋士大夫的居住状态和居所选择。
世俗生活与诗意栖居：居所书写的两个层面
关于居所营建之过程、亭台楼阁之题名、人在居所中的生活状态等方方面面，士大夫创作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如诗歌、记、序、上梁文等，我们不妨称为“居所书写”。居所既是身之所寄，又是心之所归，士大夫的居所书写，也体现出世俗性与超越性并存的特点。
首先来看世俗性的第一个方面。上文提到的不少居所都属于一个家族，而非个人：有的是父辈开始营居，子孙继承完善，比如胡安国与胡宏、胡寅父子，胡安国营居于衡阳南岳，胡宏、胡寅兄弟在绍兴和议后也退居此地。有的是家族成员聚居，比如李纲梁溪居所中有“棣华堂”，“棣华”出自《诗经·小雅·常棣》篇，喻兄弟。李纲兄弟共四人，纲居长，二弟李维(字仲辅)，三弟李经(字叔易)，四弟李纶(字季言)。从李纲的不少作品可知，四兄弟政见相似，感情笃厚，时有唱酬寄赠。南渡士大夫多受战火波及，有些人甚至是死里逃生，因而他们分外注重家族成员间的团聚和平安，相关青词、上梁文也传达了类似的祈愿。孙觌《新居醮谢青词》云：“俾同袍之兄弟，共臻黄发之期；遂邀福于子孙，永保青毡之旧。”(16)希望兄弟长寿康健，子孙福泽绵长。周紫芝《九江新居上梁文》云：“不谓天心，偶如人意，当生生世世永无萍梗流转之忧，令子子孙孙常享国家平治之福。”(17)希望子孙后代免于漂泊流离之苦，国和家兴。刘子翚《屏山新居上梁文》云：“伏愿上梁之后，人安土著，岁乐金穰，干掫不施。”(18)期盼土地丰收，衣食无忧，生活安定。话语平淡质朴，心意却真挚而迫切，充分体现出世俗人情的色彩。
世俗性的第二个方面，是指士大夫亲自参与到田园劳作中，并以之为乐。在科举制社会，能否通过激烈的竞争进入仕途具有不确定性，本着现实理性的精神，宋代士大夫更倾向于耕读传家的营生方式，诗歌也多表达躬耕之愿。朱翌《买田潼溪》云：“潄石枕流新梦想，带牛佩犊老生涯。”(19)郭印《次韵杜安行嘉陵春日书事十首》(其八)云：“彭泽非难学，菟裘且旋营。乐哉莘野趣，功业在深耕。”(20)吕颐浩《次朱通判敦儒韵》云：“腐儒奋迹自耕耘，冒玷台衡力不任。”(21)有的士大夫则将这种心愿变为现实，刘子翚《次韵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绝》(其八)：“春来太半在农畴，邂逅相逢皆饮流。贪看暮烟驰万柳，不知明月上前洲。”(22)揭示了作者忙碌而充实的春耕生活。郑樵生平大部分时间隐居于夹漈山中，耕读不辍，他作有《负耒歌》和《插秧歌》，将平凡的劳动过程以诗意的手法表现出来。此时创作田园农事诗数量较多的是曹勋，其《松隐文集》卷二一、卷二二均为“山居杂诗”，计180首，有二十余首描绘了田园劳作，超过九分之一。诗歌包含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劳动细节，以下不妨举出几例：
孟夏物物茂，瓜瓠先置架。引苗上扶疏，须蔓竞缠挂。白花亦已出，青实旋造化。会喜园枯时，匕箸不增价。
——其三(卷二一)
高原收菽麦，下田插禾秧。田头与地尾，一一意所量。躬耕辨好怯，择种均丰荒。所以终岁间，食米不及糠。
——其二十六(卷二二)(23)
第一首诗细致地描绘了瓜蔓爬架之情景，先置架，后引苗，白花出，青实可期，之后枯萎的藤蔓可以作为“匕箸”，充满画面感。第二首则俨然一位田间劳作专家：善择地、会择种、巧耕作才能丰收，终岁之间“食米不及糠”。显然，作者有一定的农业知识，对田园生活的理解也比较真实具体，所以更能体察农民的心态和生存困境。在一首悯农诗中他写道：“大麦未救饥，小麦渐擢芒。此时农夫叹，政阻接青黄。多畏频雨泽，只欲暄晴光。农安吾亦安，朝夕祈苍苍。”(24)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农民总是格外的忧虑，他们盼望天气晴朗，生怕淫雨不止，影响收成，以至温饱难继。基于共情之体验，作者也为他们向上苍祈福，保佑风调雨顺，耕种顺利，笔触细致动人。
世俗生活之外，南渡士大夫亦有超越性的追求，希望“诗意栖居”。正如周紫芝《九江新居上梁文》所说：“孔方兄不至绝交，管城子时求入室。”“洛凫飞鹭，同为笠泽之游；稚子老妻，共作鹿门之隐。”物质基础与天伦之乐固然是生活之必需，但精神世界的滋养、超功利性的乐趣同样不可或缺，只有两者并重，才能实现身心圆融。士大夫非常注重生活环境的选择和景观营造，这是实现自然境界与人文意蕴交融的重要方式。向子諲的一首《鹧鸪天》词序云：“旧史载白乐天归洛阳，得杨常侍旧第，有林泉之致，占一都之胜。芗林居士卜筑清江，乃杨遵道光禄故居也，昔文安先生之所可，而竹木池馆亦甚似之，其子孙与两苏公并从游，所谓百花洲者，因东坡而得名，尝为绝句以纪其事，复戏广其声为是词云。”(25)清江芗林乃杨遵道故居，景致清幽，亦为苏洵所喜，杨氏子孙与二苏交往，“百花洲”之名出自苏轼绝句。不仅如此，词序还隐含了芗林与洛阳香山间的关联，那就是前任主人姓氏相同，景致“占一都之胜”，园林建筑的布置也相仿佛。通过居所相似性的找寻，作者进一步发掘出个人与白居易生平经历的相似处：“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见忌。杭州总看山，苏州俱漫仕。”(26)二人有情于山水而不容于朝廷，宜老于山林，不宜立于庙堂。向子諲还为所处之坊取名“五柳”，上梁文曰：“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风；洲号百花，乃东坡之遗事。”(27)通过有意的“选”和“造”，他将陶渊明、白居易、杨遵道、苏轼等人串联起来，使居处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更富文化底蕴。
有的士大夫未必能选得名园故址，然而依靠“造景”也能形成清幽脱俗之境，映射出高洁人格。刘子翚的潭溪居所有海棠洲、橘林、莲池、桂岩、百花台、酴醿洞，这些自然意象充满了地域特色，明艳可爱；又有醒心泉、宴坐岩、意远亭等表达超越之意景观。作者徜徉其间，或游憩，或宴坐，或欣赏自然之景，沉浸其中；或思考天人之际，超脱尘外，对身心都是一种滋养。郭印自营云溪，《云溪杂咏》序描述道：
亭曰双清，以其面揖清流，腋背丛篁也；桥曰浮翠，以其篬筤拱卫，下跨长溪也；斋曰虚舟，以其二水夹流，如片帆之泛湖海也。野望空旷，遥岑隐隐，则曰远色阁；舂轮日飞，汀鸥时下，则曰忘机台；沉潭不流，神物屡见，则曰龙渊；地势突起，植蕙滋兰，则曰兰坡。(28)
此地有远山丛竹，又有流水深潭，作者建斋起居，又因山坡之地形种植兰蕙，虽是人造园林，也清旷明丽，风景怡人。以“虚舟”“忘机”名斋、名台，既与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又是摒弃机心、寄情山水的个人襟抱写照。
由上可知，“选景”和“造景”既是为了欣赏自然，也是为了表达己意；既是对居住环境的挑剔，也是个人节行操守的折射。自然从被欣赏的客体上升为构成意境的主体，与营居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李纲在梁溪居所种植松、竹、兰、菊，目之“四友”，它们的自然特征可以用来比喻君子德行，与之为友是对个人品格的期许和骄矜。李纲为松命字“岁寒”，赞曰：“霜霰既零，草木殄瘁。惟兹岁寒，独立不改……”是挺立不屈的君子人格的写照。为竹命字“虚心”，赞曰：“君子学道，其心贵虚。此君之心，一物本无。劲节坚竦，清影扶疏。剑拔环侍，十万丈夫……”(29)翠竹“虚心”之特征给学道者以启示，加之坚韧有节，象征着君子坚持操守，百折不回。为兰命字“幽芳”，取香远益清之义，喻君子之德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为菊命字“粲华”，这是陶渊明之最爱，象征着隐士的高洁、淡泊。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不乏以自然喻德、与无情物为友的表述，从《论语》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列子》中的“狎鸥者”，到陶渊明之“采菊”、孔稚圭的“两部蛙”、周敦颐“爱莲”，自然为人类品质的象喻化表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南渡士大夫在追求诗意栖居过程中的书写，成为这一传统的体现和延续。
倦于仕宦与不忘忧国：居所书写中的个人心态折射
在南渡士大夫的居所书写中，有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以表现仕宦心态、处世态度的相关词语作为居所题名。沉郁下僚的郭印将所居之堂名为“亦乐”，取穷通相等、贵贱无异之意，这可以视作穷贱之人的心理安慰。而一些身居高位的士大夫也对仕宦持有消极态度，叶梦得有“知止”“岩居”等亭，李纲梁溪居所有“中隐堂”“心远亭”“濯缨亭”“拙轩”“吏隐轩”，吕颐浩台州住所名为“退老堂”，向子諲清江芗林有“企疏堂”，等等。这些题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直接表达归隐的思想，如退老、岩居、中隐、吏隐。所谓“中隐”和“吏隐”，都是从中唐开始的一种关于士大夫生存状态的独特描述。西晋王康琚诗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30)隐士或者栖身山林，洁身自好；或者身处朝堂、闹市，依然能保持意志自由。但从白居易开始，“隐”有了新的方式途径，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31)担任只领俸禄而无差遣的闲职，既不脱离政治身份，也不深陷政治漩涡，游刃于仕隐之间，从容不迫。在“吏隐”的状态下，士大夫不必过多担忧生计，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精神世界的完善和创造上，这更适合宋代士大夫的生活实际，故而深为他们所服膺。李纲的《中隐堂》诗便说：“不在山林不市朝，且将图史当渔樵。”(32)另一类是借用典故表达，如“知止”“濯缨”“企疏”。“知止”出自《道德经》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企疏”意为企及二疏，西汉疏广、疏受叔侄官至太子太傅、少傅，在任五年，太子进步明显，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33)遂上书乞骸骨，还乡终老。二人也是“知止”思想的具体实践者。“濯缨”乃“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之简称，据《孟子》记载，源自先秦时期的《孺子歌》(34)，后世引申为隐居、超脱于世俗。
不仅以归隐之义作为题名，士大夫自行营建的居所，也成为他们宦海沉浮中的思念和寄托。在科举仕进的背景下，离乡外任是士大夫生活的常态，出于现实理性精神，厌倦漂泊、渴望归隐的士大夫或用一个“随身空间”来寄托自己的湖海之情，比如苏轼的仇池石；或在郡斋营有草堂、书斋，以平衡社会身份和个体之思。但对于营有固定居所的士大夫而言，这些抽象的、临时的个人化空间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心理慰藉，只有返回居所，才能真正实现身心自由。叶梦得于绍兴年间两任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虽在郡斋营建草堂，却一直对石林念念不忘：“四年身不到吾庐，底处仍堪托左符闭阁漫怜公事少，投簪敢说宦情无。”(35)“四年不到”说明“吾庐”是石林旧居，而非郡斋草堂。可见即便经过了四年，草堂依旧是“他乡”，是他不愿、却又不得不寄身的场所。在《与惇立夜话有怀石林复用前韵》一诗中，这种情绪表达得更为明显：
有山不能归，坐愧三十年。(自注：余营石林，今几三十年矣。)冠服岂不荣，狙猿强包缠。惟余缁衣心，未敢忘贤贤。他日得吾子，匣藏骇龙泉。衰颓为兴起，此肠宁非天。单于玩兵久，亦悟终好旋。叩关复请吏，企颈志颇虔。休兵固有奇，抚事犹涕涟。投怀幸倾泻，知子非寒蝉。十日对榻语，夜窗了无眠。贾生侍宣室，趣席方招延。愿上治安策，何者今当先。我行返故庐，趺坐看炉烟。功名会及时，伫子论燕然。(36)
诗题和头二句已明确表达了怀归之意，不同的是，出仕的“四年”变成了营建居所的“三十年”，情感力度更强。又将客居郡斋比喻为“狙猿强包缠”，自己就像勉强穿上人类冠服的猿猴，非但德不配位、虚有其表，而且违背了山林之性。接着，诗歌围绕“与惇立夜话”展开，作者认为徐度(字惇立)如宝剑在匣，光芒难掩，他日得用，定能消弭战祸，致家国太平。所以希望徐度勉力进仕，为朝廷效力，这样，自己也好安心退隐，返回故庐。层次丰富，表达曲折，字里行间交织着怀归之意和对后辈的殷切期待。值得一提的是，自己在任上无暇分身，叶梦得就几次差遣第三子叶模归石林“按视”，问候亲友故交，整顿园林书斋，以方便退隐后居住(37)。
由上可见，南渡士大夫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对仕进的厌倦感，这种情感倾向伴随了士大夫的整个仕宦生涯，在不同阶段演化出不同形式：谪居时思归怀远，居高位时忧谗畏讥，被允许奉祠或归隐时轻松愉悦。它与前文提到的严酷动荡的政治形势相表里，是一个历史阶段政治文化生态的重要体现。然而士大夫的心态并没有完全“内向化”，首先，绝大多数退居士大夫的营居地交通便利，方便出入和掌握信息。比如向子諲南渡前选定的宛丘靠近都城开封，虽是退居，也未必无复出之意。南渡后迁入的清江虽是弹丸之地，却“扼省会上游为腹心要地，讲求防御大局者必先注意于此”(38)，有利于维系广泛的交际人脉。郭印的云溪居所“直衡门，越官道，不能五步”，其中有一亭名“和光”，“以示不敢离世异俗，膏肓于林泉者也”。诗作《云溪杂咏》(其四)也说：“门前车马迹，篱内水云乡。分委江流驶，通幽径路长。一池擎菡蓞，万竹耸篬筤。谁谓蓬壶远，红尘官道傍。”(39)可知退居的本质是闹中取静，而非远离世俗。其次，在居所书写中，不少内容呈现出他们不忘忧国的一面，说明退居士大夫依然具有政治参与者的身份自觉意识。刘子翚《续赋家园七咏·横秋阁》云：“秋山万尺青，影落杯酒中。登临岂不佳，寒色见远空。未忘天下忧，胡尘起西风。”(40)秋高气爽，四野空旷，南国的山峦依然青翠葱郁，登临别有一番风味。然而西风起，敌兵又至，这不能不让作者感到担忧。“横秋”之名在自然意境外，多了一层警醒义，提醒作亭者国家并不太平，不要安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绍兴元年罢职闲居的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写道：“去年自浙东归，须发尽白，志意衰谢，复度世间，何所觊望？兵革未息，风警日传。既忝重禄，又有此族属。外则岂敢忘王室之忧，内亦以家室为务。危坐终日，百念关心，何曾少释!”(41)虽然同时提到“族属”和“家室”，言说顺序却是“国”先而“家”后，有轻重之分。另一位曾为宰执的吕颐浩，在退老堂唱和的答诗中称：“衰谢何堪抚鸣剑，梦魂犹拟灭羌戎。”“心存魏阙岂能忘，揣分非才合退蔵。此日燕休难报国，平生艰阻忆垂堂。”(42)“退”既有“老”的无奈，也有壮志未酬的悲哀，然而作者内心仍有恢复中原的意愿，这种执念化为梦境，让人深切感受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壮情怀。正如包伟民先生所说，虽然南宋儒学体现出“为己之学”的新变，“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所以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43)个人趣味和消极化心态只是退居生活的一个层面，闲暇中，他们依然以家国为念，矢志不渝。张元幹曾以“高卧忧苍生”评价叶梦得(44)，这恐怕也是当时退居士大夫的写照。
西方学者认为，空间定位的活动与自我反思有密切关联(45)。南渡士大夫的居所选择、营建和书写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客观现实因素，但他们努力摆脱外界的限制，追求自适，使得居所成为个人生活和审美情趣的外化体现，凝聚了他们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思考，是考察士大夫思想的重要“窗口”，对之后的南宋士大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见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台北)学生书店1978年版，附录《宋祠禄奉罢年表》《宋代之祠禄制度(提要)》的统计。
②已有研究者提出并系统阐释过“退居士大夫”的概念。林岩在《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一文中指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离开官场，陆游都将其称为“退”，以示与官场的疏离。“当这种离开官场的行为与家居生活的状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陆游往往会使用‘退居’一词来包蕴这双重的意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这种“退居”状态不仅是对陆游个人生存状态的描述，在南宋士大夫中间也具有普遍意义。本文亦采用这一概念，对离开官场而自行择居者，统称为“退居”。
③郝天培的硕士论文《李弥逊及其诗歌研究》(西南大学2009年)第三章第二节为“李弥逊诗歌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其中有“山水田园的尘外之趣”一部分，探讨退居生活对李弥逊诗歌内容的影响；潘殊闲博士论文《叶梦得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第七章第四节为“石林生活范式”，探讨卞山石林的形制、友人的唱和追随、退居生活状态对叶梦得心态、创作的影响等。钱建状《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第二章第四节“南渡士人的地理分布特点”谈到了北方士大夫的迁入地分布情况、影响因素、家庭规模等，然而并未对士大夫营居情况、居所书写等问题进行研究。
④叶盛：《水东日记》卷一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6-187页。
⑤叶梦得《祭浄山主文》云：“我葬先君于卞之麓，遂将终焉，因以卜筑。”又据《石林家训》：“少师捐馆，惟二姑氏未嫁，荣国太夫人追念不已……初免丧，家无余赀，为汝阳守，假贷于陈州蔡宽夫侍郎，得三千……”“汝阳守”指政和五年至七年间，叶梦得知蔡州。宋制，为父母守丧乃三年(实为27个月)，那么丧期开始应在政和二、三年间。
⑥李弥逊：《筠溪集》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98页。
⑦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72页。
⑧唐圭璋等：《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44页。
⑨(13)王庭珪：《卢溪集》卷四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4、325-328页。
⑩见李纲《余筑室梁溪之上三年而后成手植花木甚众遭值世故未尝得安居其间岁暮羁旅慨然念之因和渊明时运诗以见意》等诗，《梁溪集》卷二一。
(11)见李纲《梁溪集》卷一三三《松风堂记》，卷三一《小圃初成秦楚材直阁有诗因次其韵二首》《茅斋成乾元珪老以拄杖旄牛拂见遗成二绝句以报之》等作品。
(12)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卷三四“武夷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0页。
(14)本段所引诗句，皆出自周紫芝《十六日对雨是日闻得濓溪地》，《全宋诗》第2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87页。
(15)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廖刚言：“自会稽以南，惟永嘉与福唐所当留意……闽之四境，南控大海，三面皆崇山峻岭，稍加人力，不复可犯。”
(16)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二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9页。
(17)本文所引周紫芝《九江新居上梁文》，皆出自《太仓稊米集》卷六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1-442页。
(18)刘子翚：《屏山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9页。
(19)(24)《全宋诗》第3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57、21213页。
(20)(28)(39)《全宋诗》第2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59、18692、18692～18693页。
(21)《全宋诗》第2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95页。
(22)(40)《全宋诗》第3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55、21371页。
(23)《全宋诗》第3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99、21213页。
(25)《全宋词》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页。
(26)(27)楼钥：《芗林居士文集序》引向子諲文，《攻媿集》卷五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04页。
(29)四赞均见《梁溪集》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6页。
(30)王康琚：《反招隐诗》，《文选》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0页。
(31)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65页。
(32)《全宋诗》第2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06页。
(33)《汉书》卷七一，“二十四史”系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80页。
(34)《孟子·离娄章句上》载：“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35)(36)《全宋诗》第2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03、16204页。
(37)见叶梦得《送模归卞山并示僧宗义为余守西岩者三首》(《建康集》卷一)、《再任后遣模归按视石林四首》(《建康集》卷二)等作品。
(38)潘懿等：《同治清江县志》卷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41同治临江府志同治清江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页。
(41)叶德辉辑：《石林遗书》卷首，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42)吕颐浩《次韵李德升老堂》(其一)、《次綦叔厚韵》(其二)，《全宋诗》第2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93页。
(43)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0页。
(44)张元幹：《叶少蕴生朝》，《全宋诗》第3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98页。
(4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2页。虽然该书主要探索“自我的反思性投射”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的表现，但同时认为“在所有的文化中，‘个体性’都肯定受到不同程度的赞赏，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个体潜能的培育方式。”(第85页)可见理论具有开放性，可以引申至本文所论及的南渡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