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辞、赋的关系、不必拘于《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及《文心雕龙》《文选》文体分类之囿，而当回归辞、赋合一的原初实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应当出脱《诗》学经义的立场。讨论楚辞和汉代骚体赋，必须确认《诗》《骚》异体与《骚》、赋源流，并就体制、篇章、句式、名物、语词等多方面展开整体性和历时性的考察。
一、楚辞与骚体赋
楚辞本是汉人对楚国屈原、宋玉等作品的通称，或以《离骚》代之，宋黄伯思《校定楚词序》更泛称“屈宋诸《骚》”，谓“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及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书定名，首题刘向所集，然向子歆奏进《七略》，只言屈原赋二十五篇。刘氏父子与班固都视所集为赋，作者亦然，如汉初贾谊作《弔屈原赋》《鵩鸟赋》全拟屈辞而命名为赋，辞、赋为一，骚、赋无间，是谓“骚体赋”，迄清如戴震《屈原赋注》、马其昶《屈赋微》、现代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沈祖绵《屈原赋证辨》、刘永济《屈赋通笺》都是如此。汉人论赋，亦辞、赋不分，屈、宋楚辞被确指为汉赋的源头。
自王逸《楚辞章句》直到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以《辩骚》《诠赋》分论、萧统《文选》骚、赋别类，后二书在“文章”的总体系统中分类愈细，在下级的文体分类系统中，辞、赋或《骚》、赋固可分别，实惟分类层级所致。实际上辞、赋或《骚》、赋本来为一，这是讨论辞、赋或《骚》、赋关系问题的原点。回到这一原点，“楚辞”作为汉人对楚人诸作之称，但楚辞产生之初，即以散语长篇而具“楚语、楚声、楚地、楚物”，迥异《诗》四言重章叠句的咏唱，不待汉人拟造，即已显示不同于《诗》的文体特性。
楚辞诸篇显见异于《诗》之内容和形式的鲜明特征，但并非遵循统一的定式。从情感特点来看，《离骚》《九章·远游》等篇怨怼激发的主体情感与《九歌》情爱代言的凄迷哀婉、《天问》带着理性的穷极追问、《招魂》极其险恶的环境铺陈不尽相同；从篇章结构来看，复杂无伦、重三倒四而非汉代拟作的整饬有序不同，《离骚》《招魂》《天问》长篇与《九章》《九歌》《卜居》《渔父》短制有异，《离骚》等多以主体情感抒发为主线，《卜居》《渔父》则以问答构篇；从句式结构看，《离骚》等以散语长句为主，《天问》《橘颂》等则多短句，《九歌》长短参差，各篇固有句式对举，但并不着意，总体上较为随意，本质上是散语入韵；从语词运用和铺陈来看，也有复沓繁难和简明流畅之别；从名物铺陈看，则《离骚》等长篇名物为多，《九歌》《卜居》《渔父》及《九章》中的短篇名物为寡。
二、理想精神与乡风别调
汉人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扬抑不一，但都本于儒门经义。按照汉儒的理解，屈原“露才扬己”，是为不谦；“忿怼不容”，情同犯上；“沉江而死”，不谓明哲。也许儒学的经学化不尽“原始儒家”的本义，但“独尊儒术”确是汉代君主的策略，而屈原以帝胄自许，以高洁自任，焉如陋儒谨守？披发而狂，长歌当哭，安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国家既没，宗庙不存，又何堪忍辱苟活，独善其身？其高洁纯粹而系于理想的人格精神岂以经学之义可以方之？屈原仿佛从远古三代走来，带着纯粹高洁的人格精神，这正是执于经学化思想的后儒所不乐认同的，何况楚狂气性，异于鲁地崇礼，诚如洪兴祖所谓“士见危知命，况同性，兼恩与义，而可以不死乎”，对于屈原来说，不是汉儒所谨守的君臣之义，而是宗庙社稷之于自身的帝胄贵族任持，正是死得其所。不必揣度屈原受到孔孟思想的影响，毋宁说战国时代的屈原具有老、庄、孟那样“大过人”的理想精神。
无论是刘安《骚》兼风雅、班固“恻隐古诗”之说，还是王逸以至南朝刘勰对于屈原作品的褒贬，都是本于《诗》学经义的立场。屈原的理想精神都是上古文化的遗响而来，然为汉儒据为经典，于是依经立义，就形成话语的垄断，汉儒所取用的资源在此，但反过来追认为儒学的经义，就从鲜活的理想精神变成了经学的说教。
在某个角度上说，文学创制的形式和语言是决定性的，对于屈辞而言，文本几乎是唯一可资阐论的资源，尽管《离骚》总被附会风雅，但没有人能够在屈原诸作中找到《诗》的形式影迹甚至片言祖述。只有跳出经学的藩篱，才能说出原本简单的事实。
三、情理事与骚体分途
屈辞为抒情之作，宋玉作品除后人明标为赋者外亦然。情感的抒发是根本性的，其中所涉理、事被激越的情感驱使裹挟，篇章结构都随情感的抒发展开，往往杂乱无序，重三倒四。情感的抒发并不在于后世所谓篇章的结构，只有清晰的写作思维才斤斤讲究“谋篇”的章法。《九歌》中除《国殇》祭祀楚国阵亡将士外，都写神恋，愁怨惆怅，营造水湄山中的凄迷场景，多在情景交融，可称意境。屈宋等“楚辞”与汉代拟作不同，后者虽亦抒情，但以明显作意构篇而或取于儒、道，理性为本，或以事构篇，次序井然。
汉代骚体赋对于屈宋等“楚辞”的传承，根本上就是抒情，与汉大赋承接宋玉赋叙物，并为两大主线。汉代骚体赋因其所祖不同，厥分四途：一是弔悼屈子，或以自悼。二是《太玄》《思玄》之制。三是自我或代为抒情，以恋情为主。四是自述其志。五是纪行之作。六是楚辞变体，从抒情转为叙物，或与大赋相合。屈宋等楚辞抒情是主导性的，是为全篇结构之本，理、事则在其次，一唯抒情所需；屈辞的情感融合了源于三代的政治理想、身系社稷的贵胄情怀以及南国楚人的狂狷气性。汉代骚体赋主体情感则主要系于一己之进退、宠辱、生死，或作为臣子“心存魏阙”之维，而且情感本身为理性所节制，或起于情而止乎理。只是理有分殊，除了贾谊之作及扬、张二《玄》之外，汉代骚体赋所反映或依据之理就是儒家经义，从根本上说，经义乃是汉人思维的基本方式甚至心理定势，无论抒情、述志、纪行，最终都归于此，经义充当了情感的平衡。
在屈宋等楚辞作品中，抒情统摄理、事。汉代骚体赋则由虚转实，取于经籍和自古至今的故实承载或引发主体的历史感慨，不用说出于主体的“学者”博识和严谨，如扬雄、班固、张衡诸作，然已丧失屈子之作的“旷荡虚无”，因而也就失去屈辞那种无所依凭的绝世精神和纯粹品质。在篇章结构上，则是由屈宋之作的繁复杂沓变为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而且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楚辞之作，篇幅长短不同。
四、句、物、词的演变
屈原《离骚》开启楚辞以及汉代骚体和大赋的传统，为《诗》之后的伟大创制，从此《诗》《骚》并峙，二者不同，根本在于体制之异。体制的形成，要在句式。从这个角度比较屈原诸作，不是“诗”而是称“辞”即表明《诗》《骚》体制的根本区别。屈辞诸篇虽有大致相近的句式，但非整齐划一，而是长短参差，随意变换，这是区别于《诗》并后世诗语整齐句式的重要特征。
相对于《诗》四言的整齐划一而言，屈宋等楚辞本质上都为散语，惟此才能经由宋玉弃情叙物的转换而成为“散体大赋”，班固谓“赋者古诗之流”，却根本不可能给出散体赋演变于《诗》四言的证明。散语之于《诗》四言和后世诗语整饬的基本特征，就是不以句式之限而省略或压缩、颠倒“句法成分”，而是以相对的长句保留这些成分，即有省略颠倒，也较诗语如四言、五言具有更大的容纳空间。散语偶句入韵，又以“兮”字单句拉长语气，形成楚辞可诵的独特体式，“兮”字用以拉长语调，加强感叹的效果，正合诵的需要，去之则立即失去抒情的感染力。汉代骚体赋的句式当然绝多末尾“兮”字，但后来拟作必不反证楚辞都是如此，《天问》《招魂》不然，只是汉代罕习而已。骚体赋对楚辞句式的模仿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取于整饬，以上七下六为常。
《离骚》以句中虚字连接更多的字词形成复杂结构的长句，并以句尾虚字加强情感的表达和咏叹的效果，实质上乃是借助虚字以使散语长句成为韵语，较之《诗》语四言的拘限具有情感表达和名物容纳的更大空间。屈宋等楚辞的长篇巨制和散语长句较《诗》具有远为丰富的名物铺陈空间，古人“物事”“事物”相连，事亦物，楚物、楚事显示屈宋等楚辞之于《诗》的不同特点。
冯衍《显志赋》是汉代骚体赋较为典型的文本, 从抒情、篇幅、句式等方面看，虽有《离骚》影迹，但更近《九章》的《哀郢》。汉代骚体赋尤其是纪行赋既以议论抒情，则于篇章谨于结构，句式归于整饬，名物比兴为寡，形容描写不盛，即如张衡《思玄》巨制亦然，不用怀疑同一作者所作《西京赋》名物语词铺陈的巨丽壮观，只是骚体赋抒情接续屈宋楚辞的流韵，却没有继承其“美人香草”和反复陈辞的形容描写，而屈宋楚辞的这种形容描写却在弃情叙物的汉大赋翻作波澜，显见屈辞经由宋赋直到汉赋的分途，只有大赋才是一代“辞章”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