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文心雕龙》关键词的过程中，我们应在深入比较中西文化典籍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刘勰所提出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文德”这一范畴在《文心雕龙》中的内涵、地位、价值和意义予以重新审视，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进行细细梳理，发掘出其被遮蔽的文化视域、所潜藏的文学价值与审美意义。
一
大体来说，文章（文学）活动存在世界（社会生活）、作者、作品和读者四种要素。因此，研究文章（文学）的每一个环节也应当具有宏观的视野。对“文德”概念历史与现实内涵的考察及其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价值的探究，同样也离不开这种视野的参与和介入。 “文德”顾名思义，大致所指就在于体认世界的德性、文章本身的德性、作文时的德性、作者本人的德性、道德与文章合一的理想状态以及读者的德性这样几层意思。在阐述“文德”这一范畴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文德”的起源与内涵，以及“文”“德”和“文德”间的逻辑关系。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是一个高度重文、崇文与用文的国度。“文”“德”的构造形态皆与心灵体会和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直接关涉到德性素养的价值诉求。据此，有学者根据字源学的材料做出大胆的推测，“文”乃“德”的思想源头，早期有关“德”的观点是借助“文”来传达的。
从有关史料中可以推测出，夏朝质胜于文，商朝文胜于质，周朝则文质彬彬。周礼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尚文”。而“尚文”的价值核心就是文德这一思想特质在政治理念、生活规范等方面的体现。西周时期的文德既指具体的德行也指有德行之人。这主要源于周代商之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在《论语》等先秦典籍中，“文”的出现较为活跃。相较而言，“德”字出现的频率就少一些。文德思想在周代的礼乐政治中逐步完善，成为诸子时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源头，并为后世儒家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春秋时期的“德”兼指大力弘扬的美德和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涵盖了与个人品行相关的诸多德行要求。对“文”德的推崇和对“武”德的标举，是对三代圣贤政治的高度总结，也是对文武兼备、华实相符之理想德性的高度浓缩。这在《诗经》《论语》等先秦典籍中不乏其例。
二
“文德”尽管有文的德性、作文之德与做人之德的判断，但笔者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赋予“文德”更多内涵，对于这些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词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看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是如何为“文德”赋值的。第一，“文德”具有体认世界的德性之义。“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原道》）如果结合《原道》篇所处的历史语境和具有的哲学高度，我们不妨将它看作是作者体认世界的德性，也可以看作是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德性。它可以是与天文地文并列、与天地合一的人文坐标，是名副其实的自然之道的外化，称其为“文道”（作文之道）亦不为过。换言之，这是刘勰的世界观和文章观。因此，他才大加赞赏“文之为德”的先在性质和重要地位。第二，“文德”具有文章本身的德性之义。“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句话可以直译为：文章的作用很伟大，与天地一样长久，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作为“三才”之一的人成为世界的核心，钟灵毓秀。处在人杰地灵的语境中，仰观俯察，欣赏日月星辰之光辉、山川河流之灿烂、动植皆文之灵性，焉能不摇荡性情，感物言志，兴到笔来，抒写性灵呢？因此之故，天文地文人文携手，天道地道人道合一，声文、形文、情文辉映，这就是刘勰感叹的理由。第三，“文德”具有作文时的德性之义。孔子提出“修辞立其诚”这一命题，将言辞和道德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修辞”必须要“立诚”，将二者合一。这一点无论是在文体学还是创作论中，抑或是在《程器》《序志》等篇关于文学批评的探讨中无不如此。这与儒家强调内圣外王的“三纲领”“八条目”基本一致。第四，“文德”具有作者本人的德性之义。这一点与第三点是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诚”来自心中，来自创作主体日积月累的道德修养，是通过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等“三纲领”的涵咏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八条目”的实操，而达到“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刘琨《重赠卢谌》）的境界，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结果。第五，“文德”具有道文合一的德性之义。在《程器》篇中，刘勰既指出了“文人无行”的偏见，也在尽力为之辩护的同时，指出屈原、贾谊等一干作家成为德才兼备的榜样；这同时也暗示了德才兼备、文质彬彬才是文章写作的最佳状态，也是他“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之行文准则的具体体现。第六，“文德”具有读者的德性之义。在《文心雕龙》中，“文德”的这一含义是间接表现的，是通过反对或否定的语境呈现的。《情采》篇对近代辞人的批评就已经植入刘勰自己作为后世读者体现出的正面德性的观念，他主张“为情而造文”。这实际上也暗含了对后来的作者包括读者的负面性的批评与矫正，即不能视文章为逞才使能、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买官鬻爵的一种手段，因而“为文而造情”“为赋新词强说愁”，坠入胡编乱造、斗才比富和不务实效、空谈误国的境地。
刘勰为何要给予“文德”这样丰富的意涵？其目的何在？概括来说，他是为了继承孔子以来的道统和文统，捍卫“学以致用”“修辞立其诚”的文章本位观和写作初心，实现道、圣、文的统一，通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篇章来正本清源，立章显志，建立执一驭万的母系统，从而建构物、心、文的传导系统和中介系统，进一步实现物、德、文的书写系统和传达系统的高效链接。
三
大体来说，《文心雕龙》展现的是大道通行的思想，以“原道”为目的，以“文德”为逻辑起点，建立以道统论、文体论、作家论、作品论、创作论、批评论和鉴赏论等为支撑体系的文章学，旨在通过“立言”而传世。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所尊奉的“道”在人生价值上表现的主要是儒家之道，在文章写作上则主要体现的是道家之道（道法自然），同时兼有儒家的文章观念（文质彬彬）。以儒家之道为主而不是唯一，充分体现了刘勰“唯务折衷”的治学原则和学理思路。在“原道古训”与同代文论的双重影响的交互作用下，刘勰另辟蹊径，以一种影响阅读的方式延展自身的理论经纬，以“合和”范式调和了“原道”之“礼”与“情怨”之“人”的矛盾张力，彰显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特性，为后世树立了不朽典范。
具体来说，第一，建立原道系统。《文心雕龙》前五篇就是在建立相应的道统和文统观念网络。前三篇分别是道—圣—文基础关系的确立，是对先秦经典文献所确立典范关系的确权明证和法理格局的正面肯定，属于最核心的第一方阵。《正纬》和《辨骚》是对最新出现的、逸出于经典之外的另类书写所做出的及时回应和矫正。这后两篇属于反向立论，是对前三篇的合理补充。这样一来，刘勰就将道—圣—文系统编制得牢固而严密，为下一步的正本清源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释放焦虑心态。刘勰对于道的态度是崇拜多于焦虑、践行与建构并重。刘勰的焦虑既是对他人的也是对自己的，既担心他人的圣贤之道、自然之道不被待见，又担忧自己不能留名于青史。鉴于此，他才有深深的时代危机感和个人忧时伤世的使命感。二感合一，便成为他著书立说的内驱动力。第三，遵循折衷原则。刘勰最大的理论资源就是儒释道皆通，最雄厚的文化资本就是自由阅读定林寺的内藏经典。他的思维方式不走极端，而是“唯务折衷”，将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法发挥到极致。第四，书写骈体华章。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是以骈体文的形式来呈现。既然是骈体文，那么它就是以韵文的形式来表现，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作为建构古典文章学的一种独特形式，韵文具有押韵合辙、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易读易诵等优点，但由于文字简约、思维跳跃、直观书写、意象纷呈等特点，也常常使人感到辞约而义丰、多义难解等问题。正因为如此，后人才在研究《文心雕龙》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见解和争论，如《程器》篇过多举证反驳，有关“文”与“德”关系的论证反而被疏忽，因而对于批评伦理意义上的“文德”论而言，理论贡献并不明显；或认为刘勰过多地对文人“不护细行”的批评，反而不利于文学创作的进步。
刘勰用驳难的方式直接否定了“文人无行”的社会偏见，提出新的“文德”论，对于后代的文学与文论的健康发展不无启发意义，尤为突出的是，它建立健全了新的文德理论，凸显了文章学主体（作者与读者）的作用、价值与地位，彰显了作者的自觉性和文章学的主体性，他的文德理论的后续影响就是道德与文章的合一。
一些研究者受当下“纯文学”“纯审美”等西方理论观点的影响，对刘勰的“文德”论有一些批评意见。他们往往以所谓的“纯文学”理论，对刘勰“文德”论的主张与意图视而不见，或认为他重政治、轻文学而显得保守。这不能不说是既没有深入体察刘勰的良苦用心，也脱离了时代去认识他的作品。我们要在当下文化语境中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经典之作，关注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耐心细致地发掘其中蕴藏的精髓。结合历史语境和作者人生经历对《文心雕龙》中类似“文德”这样的关键词展开深入分析和探索，有利于推进中国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对于这一宏大目标而言，本文仅仅是一次新的尝试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