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表现出早熟的历史特征，这种早熟不是少年老成，而是充满了自然而浪漫、绚丽而庄严的青春般的艺术风范。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创立期，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不是简单的发源草创，而是奠基与繁荣，是质变的突破与跨越。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形成的艺术格局和达到的历史高度，堪为后世文学之楷模。先秦文学不仅自成风格，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发展、繁荣、总结的演变规律。一般的断代文学发展常常表现出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特征，而先秦文学却是在繁荣中进入总结期，在经典文化、诸子文学与楚辞屈赋等文学形式充分发展的高潮中结束的。
从口语到笔语：中国文学书写方式及笔法的建立
虽然文学起源于口语，但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文学的经典样式却是笔语，是一种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书写形式。中国文学很早就完成从口语到笔语的历史过渡，实现了从口语的即兴灵活到笔语的锤炼雕琢的艺术跨越。无论口语文学如何自然生动，其流传方式都是有局限性的。文学的真正成熟需要记载，汉字的出现不仅仅为历史的记录提供了载体，更为文学从口语向笔语的历史跨越提供了条件。
笔语不仅是一种历史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抒情方式。古老的歌诗是礼乐化、仪式化的，而这些诗篇本身也是为抒情文学建立规范。与《史记·周本纪》记述的西周初年的历史脉络正相吻合，《大武》用音乐、舞蹈、诗歌的形式艺术地再现民族的历史，而这里的“诗”也是一种文学笔语，《诗经》中的雅颂诗篇本质上是对乐诗的历史继承和发展。
从民间到宫廷：礼乐文明与古典歌舞艺术的繁荣
从民间到宫廷是文学从自然向雕琢转变的过程，也是不断雅化政治化的过程。从文学起源上说，原始的诗歌是徒歌。徒歌是即兴的，属于语言节奏的加强形式，因此最早的诗歌都具有篇幅短小、语词简单的特征。即兴创作、自然歌唱、形式短小、多用虚词，构成了徒歌的艺术特征。徒歌也有音乐，乐歌则是诗与音乐的结合，它更强调歌唱与乐器之间的融合。在技术上，乐歌需要歌唱、乐器、表演之间的配合，这一方面增强了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复杂化和艺术的综合化特点的加强，盛大的音乐表演只能通过专门的音乐机关来实现，这就决定了文学的发展必须走入宫廷。
在宫廷中，实现职业化、专门化的转变，需要专门的音乐机关和音乐制度，于是出现了典乐制度。周代建立之后，制礼作乐，建立了强大的礼乐歌诗的文化体系，原始的诗歌转变成宫廷的歌诗，这一转向对后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周代歌诗制度是建立在全面的礼乐文化基础上的，诗是文学的，但在礼乐制度下的歌诗制度却不是为着文学的目的，而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的周代诗歌本质上是歌诗，把“诗三百”纳入音乐歌唱，不是文学欣赏，而是服务于礼乐政治，歌诗本身属于宫廷艺术，所以才为周代统治者倡导，成为周代贵族的必备修养。
有周一代进入中国文化的经典时期，而所谓经典正是卜筮、历史、礼典、诗乐等文化形式经过宫廷收集、整理、传播不断被阐释被雅化的历史文献，从文献到经典，是宫廷思想不断介入的过程。正如《诗经》的许多篇章来自民间，而纳入宫廷则成为礼乐教化的工具。经典文学由民间走入宫廷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在艺术形式上却是一次巨大的扩展，依靠政治力量，使中国文学有了宏大的艺术规模，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
从文献到经典：中国文学的思想突破与艺术转型
中国经典的建立经历了从文献到经典的漫长历史过程，历史文献在流传中经过历史积累、阐释传播、思想升华，成为沉淀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文化符号体系。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代表的“六经”是中国古代思想与艺术的代表著作，而“六经”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流传，在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及删改扬弃中，最后形成较为固定的文本形式。以《易传》完成、《诗经》结集、《春秋》绝笔以及礼乐在贵族间广泛普及为标志，意味着中国经典文化时代的到来。
思想从来不是孤立的无所依附的，思诗相融，思想的突破，也是文学的突破。春秋时期，对话问答，议论风生；诸子时代，百家争鸣，纵横驳辩，思想的繁荣也促成文学的繁荣。古代思想家不仅把六经看作政治经典，也当成文章典范、文学经典。“文本于经”，即文学模式源于经典模式，这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普遍见解。春秋时代是经典成熟的时代，因此中国文学也带有这一时期的时代烙印，表现出一种思想突破和精神转型：
理性的清朗与人的精神反思。经典时代是理性从早期玄学的迷蒙走向清朗的觉醒时期。《周易》最初是一种古老的卜筮著作，体现着玄学的迷茫精神。而至孔子，则以理性的目光审视卜筮文献，重新阐释原始的卜筮著作，建构了以人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将《周易》从原始的卜筮带入哲学，实现了从巫术向理性的历史跨越。
文学自觉与文学笔法的成熟。在文学创作上，经典时代的中国文学已经形成独特的审美形式和表现笔法，显示了文学观念的自觉与进步。早期的中国诗歌充满神圣感、仪式感，充满以歌颂英雄为主旋律的宏大叙事。经典时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成熟与自觉时期。关于文学的自觉时代，最流行的观点是所谓魏晋时代的“文学自觉说”。其实文学自觉的标志应该是文学自身的理论意识和艺术的全面成熟。经典时代显示了文学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涉及文学笔法、文学体裁、文学理论及文学风格等各方面，是一种质的飞跃。
文学理论品格与“中和”美学精神的建立。文学自觉的标志一方面是文学创作自身笔法的成熟，另一方面是理论的成熟，理论的成熟意味着对文学本身的反思。先秦时代的文学理论已经不是零散的个别的概念的提出，而是体系化整体化的全面建构，既包括对文体的理论总结，也包括对文学的整体认识。诗乐相通，先秦时期的音乐理论也是一种文学理论。在《乐记》看来，音乐与诗都指向人类生命的和谐生长，生命中的平和之气是艺术发生的物质基础。生命的和谐决定了音乐的和谐，而音乐的和谐最终又深化浸润生命的和谐。
从英雄到君子：君子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历史高度
君子文学的成熟是先秦文学的重要特色，而鲜明的君子人物群体的出现是君子文学成熟的标志。文学的中心是人，而在人物塑造上先秦文学恰恰经历了从英雄崇拜到君子刻画的历史进程。西周雅颂诗篇描写的人物常常是一些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天赋异禀，生而不凡，带领整个民族走出苦难走向辉煌，但他们很少有个人情感的波澜，缺少人物生长的具体生活的背景和土壤。西周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英雄人物逐渐退隐，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鲜活生动的平凡人物，比起以前诗歌中的英雄形象，他们也许并不完美，有着种种世俗的悲欢和追求，但却具有真实的力量。这些人物或质疑天命，或牢骚哀怨，或相思爱恋，或宴饮欢歌，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学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君子”。这些人物的出现让经学家们大为不满，但这恰恰表现出先秦文学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人物的丰富性显示着生活的丰富性，性格的多样性显示着社会的多样性。
君子文学确立了中国文学普通人的形象主体。早期中国文学的主体是英雄，这些英雄人物是承担着崇高庄严使命的半人半神形象。而随着西周王朝的衰落，弥漫在贵族阶层的天命思想开始动摇，一种质疑天命、质疑神灵、质疑英雄的思潮在《诗经》《左传》等文学经典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君子的意义最初是阶级层面的，后来君子一词的阶级意义渐趋淡化，成为道德的文化的精神的象征。于是，君子成为士大夫们的一种人格理想和追求目标，也成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
君子文学扩展了世俗社会描写的广度。早期的文学题材往往集中于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涉及的人物也主要是在民族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英雄人物。《国风》《小雅》等诗篇，则将笔墨集中到具体生活。一树花开，一声鸟鸣，春风细雨，寒露秋霜，无不触动诗人敏感的神经，成为风雅表现的内容。现实主义的“实录”精神在《左传》中已经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充分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叙事空间。
君子文学展现了普通人物复杂而深刻的精神世界。君子不像英雄人物那样高高在上，不动声色，而是有着丰富情感表现和复杂心理活动。他们有慷慨从戎的英雄气度，也有男欢女爱的世俗情怀；有宫廷祭祀的庄重优雅，也有乡里宴饮的沉醉放浪；有理想不得施展的心灵纠结，也有山水优游的自然酣畅，《诗经》君子群像少了居高临下的气派，却更细致更准确地解释了普通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
先秦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自然浪漫而又雅正庄谨的艺术格局，在经典时代的思想突破的文化土壤上实现了文学笔法和艺术理论的突破，从而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不能片面地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将文学的历史简单描述成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二十世纪以来的“疑古思潮”，从对上古文献的怀疑批判出发，提倡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并清理古代文化遗产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盲目的怀疑与盲目的相信一样有害，脱离先秦的历史背景，不顾及整体历史事实，以几处文献上的所谓罅漏，以偏概全，无限延伸，进而否定整个上古时代的历史真实，这就使得丰富的先秦文化失去了科学的支撑，变得苍白而贫弱。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了先秦文学材料的可靠性、真实性，而这些材料却为一些文学史家所忽略，这就大大影响了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