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心雕龙》海外英译谱系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它体例周密、论旨精深、论据详备，可与《诗学》相媲美。对于这样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它在海外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译介历程呢？自1959年施友忠的第一个《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目前全球共有三个英文全译本和八个英文节译本。与其他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相比，目前海外《文心雕龙》海外译介的主力是华裔汉学家，其全译本数量还是相对偏少。从英译本的总体情况来看，海外译者由一开始的单篇节译到后来的多篇节译，其翻译完成度越来越高，足可见海外《文心雕龙》译介力度与受众关注度的加强。
纵观《文心雕龙》海外英译历程，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50—1960）为译介的肇始，以施友忠英译本诞生为主要标志，包括之前戈登和修中诚的部分译介。受冷战思维格局的影响，北美汉学界最初接触到的中国文学仅囿于哲学文本，而后涉及诗歌，最后才开始译介文学理论这一抽象领域。在这一阶段，中国文论的译介尚处于摸索期，直至施译本的出现，海外才第一次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理论。第二阶段（1961—1990），这一阶段为译介的发展阶段，新儒家提出关注“天人合一”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等思想，西方对东方萌生了解之愿，于是海外学者转向中国学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主体是华裔学者。首个全译本的诞生，催生了华裔汉学家译介本土经典的愿望，加上这一阶段美国亚洲研究热度的升温，以及华裔汉学家人才汇入北美高校，美国本土的汉学教授不仅乐于与母语为中文的人才交流与合作，也更愿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这些华裔汉学家以其中西兼通的学养，不仅完成英译工作，还从比较视野阐释了《文心雕龙》的精言奥义，推动了《文心雕龙》在北美传译的整体进度。第三阶段（1991年至今），此阶段为译介的高潮阶段。这一阶段以华裔汉学家及本族汉学家共同译介为特点，出现了选译章节最多的节译本和两个全译本。其中在当代西方汉学家中，对《文心雕龙》传播和研究贡献最大的首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教授宇文所安。他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专著中用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翻译了《文心雕龙》中的十八篇文章。该书在海外汉学界久享盛誉，它为世界读者理解中国文论架设了沟通的津梁，也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可以突破旧有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互识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途径。
二、《文心雕龙》的海外接受
梁启超早年说过，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这是研究中国的三种境界。如今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文论，首先要弄清楚世界范围内《文心雕龙》的译介、研究的现状和效度问题。下文将结合施友忠、刘若愚、宇文所安、黄兆杰和蔡宗齐五位具有典型意义的传译代表，对他们的译介与研究实践以及效度问题作具体分析。
作为《文心雕龙》首译人的施友忠，在1983年香港大学出版的修订版中，将自己所撰写的《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和《刘勰的有机整体观》两篇学术研究论文附在其英译本的长篇导言中，并将译序部分重新整理为“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刘勰及其文学批评”（此部分又分为:“刘勰其人”“刘勰的古典主义”和“刘勰的综合全面的文学观”）和“后世学者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三部分，较为详实地介绍了作者的创作背景及文学观，他提出刘勰的宗经是古典主义者的体现；并认为刘勰论述结构严谨，有机整体观是全书运思的总体原则。翻译的同时，他始终不忘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将自己的研究融汇到译作的注解中。
刘若愚是第一位尝试用英文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中国文学理论的华裔学者，对于那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刘氏将专门性的讨论及参考书的引证归入注中，他认为这些注以及参考书目和词汇索引，能为他们找到出处，进行进一步研究。刘氏的译释并举法与施友忠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他很少用注，而是直接用明晰易懂的文字在文中进行阐释。其二，对篇中具有多义性的“文”字的处理，他以“文”字所指示或隐藏的各种不同概念，依照其在文中所呈现的重要性次序列出。这样的译文给读者带来开放性的文本，使其有足够的理解与阐释空间。虽然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学理论的尝试未必成功，但这样的研究范式无疑对后世海外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选读》也可作如是观，他的译作本身就是一个译介和研究相结合的最佳案例。首先，他对每段选文都作了评论并附上术语集要，这些都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精华。其次，他著书的宏大目标之一就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论。他采用一段原文、一段译文、一段评析的解说方式，对若干文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黄兆杰在全译本出版之前就已开始进行龙学研究，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不仅对《文心雕龙》的重要篇章进行了译介，还对其中重要思想进行了诠释。他以大众译者的身份出场，采取意译为主、释义为辅的归化的方式，将注释化解在行内，以意译加释义的方式进行了阐释，简化了文外注释。
蔡宗齐是近代海外龙学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的学者之一。他出版专著《比较诗学结构：中西文论研究的三种视角》，并节译了《文心雕龙》中的三篇章节。蔡氏的节译是基于众多国内龙学专家的专著之上，如范文澜、黄侃、陆侃如、周振甫、杨明照、詹锳等，并参考施译本和宇文译本进行翻译的。它既是《文心雕龙》集大成的现代节译本，也是蔡氏多年研读比较文学对中西方文论研精覃思之作。
三、中国文论“走出去”的路径思考
中国文论，尤其像《文心雕龙》这样的古典文论，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表述方式，是中国文学的元语言，是一个需要细心探究的课题。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观念和内涵都凝结在文论的表述里。因此，无论从当前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大环境来看，还是从中国文论本身长足发展的生态体系来看，中国文论外译，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其进行深刻把握显得尤为关键。可得出两点启示：
其一，蔡译本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比较诗学的传播视角，取决于他打通译介与研究的边界，撷取具有中西普适性意义的中国文学理论，以及对其进行编译、重写、阐释的翻译方式将其融入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译介与研究具有很大的共通性。首先，译介和研究同时交错进行，是不断促进文化积累与创新的过程，两者都是原作生命延续的一种表征，也始终是一个更接近原作，而永远未完成的过程。其次，两者同质异形，都含有文本内的考察过程，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存异求同。此外，两者都具有跨文化的性质及阐释和传播功效。译介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和传播，对作品的选择和阐释本身也暗含了译者和传播者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与此同理，研究或者文学评论也是从当下语境出发，诉诸译作，对原语文本的现实意义和学理价值进行再阐释和再评价，因为阐释和评价是评论者或研究者的主要任务。通过研究，原作得以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阐释，焕发新意。从这一层面而言，打通译介与研究视域，并将中国文论置于全球化诗学语境之中，在中西融合的世界文学立场上，进行中西同题对话，从中国经典文论的诗性言说传统中发掘具有现代性价值的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研究它与其他文论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中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二，中国文论真正“走出去”还有赖于文论的实际运用研究，扩大其在异质文化中的阐述空间。文学理论源于文本，也将归属于文本，我们应尽力将文学理论放回他们的阐释域境中去，才能赋予其现世生命。蔡译本在比较视野下，进行平行个案研究，采撷中国文学作品作为例证，使其更具说服力。从这一层面而言，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学道器相彰，应相互结合共同走出去。中国传统文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赋予其现代活力。我们在了解自身文论特点的基础上，必须创造条件，结合文学作品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化解读，这种解读融汇古今中外，激活原有的优质基因，使其在今天的文学土壤上继续生发，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价值重估与理论重构，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基于中国文学作品之上的中国文论才能行之有效地与西方文论进行双向阐释。与此同时，结合中国文论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才能更稳健，才能在文明的互鉴和互通中，超越西方文论的囿限，自铸伟辞，走出自己独特的理论高度。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