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元明二朝的台阁文学创作，它们之间的确存有内在一致之处，它们均以理学作为其价值观念的核心，以雍容平和作为其体貌特征，以教化实用作为其创作目的。就元明台阁文学思想的实际情况看，有两点必须拈出重新加以讨论。一是元代与明代前期的文坛对于台阁文学的价值判断并不完全一致。元代文坛无论是台阁作家还是山林作家，都没有对山林文学与台阁文学做出完全肯定或否定性的评价，一般都是台阁与山林兼顾的，也就是说呈现了一种台阁与山林共存的文学观念形态。只有在入明之后，价值判断的天平才向着台阁文学一端倾斜，山林文学遂成为一种被轻视贬低的批评对象。二是元明之际的台阁文学观念与永乐之后台阁体的内涵与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元明之际的台阁文学以“鸣盛”为核心，追求昂扬盛大的体貌是其共同目标，永乐、宣德时期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则是以“教化”为核心，以雍容平和的体貌为其审美理想。关于这两点，以前的文学史研究或语焉而不详，或存在种种的误解偏差，因而在此需要重新加以讨论并揭示其复杂的历史原因。
一
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台阁与山林是涵盖相当广泛的一对概念，明代的台阁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段落而已。从其生成时期看，只有与山林相对应，台阁的特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否则不足以显示其完整的意义。正式提出山林与台阁之文并进行了体貌描述的是在宋代，而且是与士人的仕隐状态联系在一起予以表述的，明代前期所流行的台阁体仅偏于台阁一方的倾斜状态并不是其理想表达。
就元代文坛的实际情况看，公然否定山林或台阁文学的言论几乎很少见到，哪怕是那些典型的台阁文臣，只要谈及诗文创作，一般也都是台阁与山林兼顾。黄溍作为台阁重臣，他承认山林与台阁文学是有差异的，但却不认为存在优劣之分。其判断的标准乃是是否为身之所历而“有其实”。他认为如果山林文学能够写“身之所历”与“耳目之所接”，比那些“有其文而无其实”的假台阁文学更有价值。
黄溍以此标准论山林文学，也同样以此标准论台阁文学，台阁之文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写作的，倘若缺乏此种经历而勉强为之，必然会造成“张为虚辞”的结果。从黄溍的论述里，不难发现其台阁文学观的内涵。除了义理之正，文辞得体这些共同性之外，他尤其强调阅历与创作的关系，强调合乎事实的写实倾向，这种写实包括了抒发情感之真与反映事物之实两个方面。这不仅是黄溍一人的主张，也体现了元代台阁文学讲究实用的共同倾向，由此与明代前中期所流行的台阁体观念明确区分开来。黄溍强调台阁经历的目的在于说明现实经验对于创作的必要性，而并非对山林文学的轻视与否定。在其眼中，山林与台阁之文不分优劣却各有特点，山林之作自有其内涵。山林诗最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胸襟之开阔与境界之高尚。只要拥有了如此的人格境界，那么自然地写出其“胸中之真趣”，便可做到“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实而不近乎俚”。在元代的主流文学批评话语中，对于台阁与山林文学不加轩轾乃是其基本观念，此一点与明代台阁体的独霸文坛是完全不同的。
二
元代文坛之所以形成台阁与山林共尊的文学观念，是与其作者群体的构成状况紧密相关的。在元代文人出仕以行道与归隐以守道的人生模式中，二者常常是很难分开的。首先是元代文人的人生遭遇尽管复杂而多样，但最终归隐山林的文人依然占据了绝大多数，构成了元代文人的主体，他们的教授乡里、漫游山水、雅集吟诗、鉴赏书画等等，乃是元代文人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使得那些身居朝廷台阁的文人无法不与之发生关联，更无法不受到其文学观念与艺术趣味的影响。其次是许多文人都有漫游大都以求出仕而最终归隐的经历，这使得他们经常徘徊于台阁与山林之间，从而同时接触到山林与台阁的两种生活内容与文学方式，也就构建其山林与台阁共尊的文学观念。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元代那些著名的台阁文人在朝廷供职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的挫折与烦恼，从而时时萌生归隐山林的强烈愿望，而且就其实际生活与创作看，也的确大多具有山林隐逸的经历与内容，如此则他们当然无法对山林文学采取拒斥的态度。上述三点又与元代的南北观念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元代文学的整体语境。
元代中后期的台阁重臣如袁桷、虞集、揭奚斯、黄溍、柳贯、危素等人，均系东南一带的文人，也就是通常所指之江南地域。这些文人当然都是受到朝廷重视而跻身台阁翰林的幸运者，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江南家乡才是其最终归依之处与心灵向往之地，而朝廷只不过是他们供职的场所与求取功名的机构。一旦他们遭受挫折与委屈，首先想到的便是归隐江南。因而，江南情结成为这些人的共同心态，而隐含在江南情结背后的，则显然是归隐意识与山林情怀。当然，元代的南北关系中不仅体现着差异与对峙，同时也体现着交往与融合。在一个山林之士遍地而台阁文人又始终脱离不了山林之想的时代，台阁文学的观念永远不可能形成一统天下的独霸文坛局面。
三
在元明易代之后，许多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由山林走向新朝的台阁或各级政府衙门，在此过程中，难免有很多文人学非所用，被朝廷安排在自己并不熟悉甚至极不适应的官位上，从而造成形劳心疲的不堪境地，并因此获罪或遭贬。但也有许多重要文人能够迅速转换角色而进入朝廷的核心位置，不仅做事得心应手，而且成为新朝的台阁重臣。其中有些文人属于元蒙旧臣而入新朝者，如危素、张以宁等，他们的角色并未改变，从事新朝的台阁文学创作自然是驾轻就熟。但从历史事实看，他们并未处于新朝台阁文学的领袖地位。反倒是像陶安、宋濂、王袆、胡翰、刘基等原来身处山林草野的文人成为新朝的台阁核心人物。其实，这些山林之士之所以能够迅速转换自己的角色绝非偶然，因为他们在元代早已进行了相关知识储备与文学训练，从而为新朝的建立做了充分准备。
宋濂不仅具有台阁文人的能力与素质，同时更有山林之士的品格与兴趣，他早期的文名似乎更偏重于诗歌词赋，但台阁文章已经仿作的有模有样。正是宋濂具有如此的台阁文章训练与水准，黄溍、柳贯、陈旅与欧阳玄才会将其向朝廷予以郑重推荐，他也才能够在入明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开国文臣之首，但其学文的过程与内容应该不是溢出历史环境的特例。这其中既有其乡里前辈师友如黄溍、柳贯、吴莱等人的启迪教诲，也有浙东文史传统的影响，更与当时的朝廷政策及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元代自延祐年间重开科举以后，鼓舞起了文人入仕的热情，尤其是文化较为发达的江浙一带，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积极进行各方面的知识准备与文字训练，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按照元代科考的规定程序，除了儒家经典的理解与科举大赋的写作之外，还要熟练掌握诏、诰、章、表等应用文体的体式与规范，更要能够写出通晓古今、学而致用的策论，这同时也是台阁文体的全面训练。
四
进入大明王朝之后，尽管依然还是这批跨代文人楚材晋用地进行诗文创作，但对于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评价却逐渐发生了逆转。最能代表这一转向的当然要属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观点，他在《蒋录事诗集后》也说：“予闻昔人论文，有山林、台阁之异。山林之文，其气瑟缩而枯槁；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此无他，所处之地不同，而所托之兴有异也。”可知渴望台阁之文盛大丰美的文风是宋濂的一贯思路，而山林之文则成了被藐视批评的对象。以宋濂在明初朝野的影响，此种观点自然会在文坛上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当然，也有旧朝文人一时难以接受新朝标准，依然按传统思路论文，其中蒋易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他不仅在元代以台阁与山林兼顾的观点编选《皇元风雅》，而且入明后也以此评论文坛作家。蒋易论诗的理路依然是赞山林诗强调“屡更患难，而心恒裕如”的性情之正，而台阁诗则是赞美其见闻之广与写情景之实，全是元人论诗的套路。像蒋易、危素这些元代台阁作家与批评家，毕竟已是过时的人物，他们尽管人已进入新朝，但意识观念依然如故，遂成为旧朝文化的守护者。
大明王朝洪武初年文坛的主流文学观念就是所谓的鸣盛。文人们原来期盼的理想政治局面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他们的确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也的确需要用生花妙笔去记录颂扬那一时代。于是，文人们纷纷表达各自对文学的新看法，那便是对台阁盛大文学理想的追求。文人们从山林纷纷走入朝廷，诗文也从元末的“抑郁之气”“激慨”“隐约”转向“以鸣国家之盛”的“黄钟大吕”之音，并最终导致山林之音萎缩而台阁文学独盛的文坛格局。
然而，明初台阁文学对盛大文学观念的强调仅仅是朝廷所倡导的一种理想体貌，也许当时许多台阁文人已经将此种文学理想深深根植于自己的观念之中，但却并没有将其真正变成一种普遍的创作实践。文人的生命状态、文学的功能作用以及诗文审美的趣味需求，本来就是差异巨大的多样共存。但是，在鸣盛的时代主潮里，这些复杂多样的声音都被淹没了。今天来研究这一时段的文学思想，的确需要重视台阁文学的主流，因为它对历史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左右着明前期的文学走向，但同时也应该关注主流之外的各种声音，因为是它们构成了那一时代立体多元的真实样态。如果忽视了这些非主流的声音，那就不能算真正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