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医药是其中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
早在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劳动、生息、繁衍、发展着，但那时条件恶劣，他们经常受到猛兽的攻击、自然灾害的侵袭、饥饿的威胁和病痛的折磨。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中，人体本身结构（如脑容量增大）、生理机能（如思维能力加强）不断进化和完善及原始知识得到同步发展，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某些植物的果、叶、花、茎能减轻或消除一些病症；在烤火取暖的同时，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放在局部身体可减轻疼痛；在使用石器的过程中，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等；约20～30万年前随着知识的积累，开始出现医事活动的萌芽；约4～5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对医学知识已处于思考、记忆和口头传授阶段。1万年前伴随农牧猎渔、采集业的发展，人们渐渐认识了一些药物，制作了原始的治病工具，并会有意识地主动利用火（灸熨）、水（洗浴）、砭石与骨（针刺）等外治方法来疗伤止痛。至奴隶社会早期（距今4000多年）已初步形成了针灸、按摩、熨烫、药物等治疗方法，有了医学的雏形。夏朝人们学会了酿酒，俗话说“酒是百药之长”，医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商朝（3000多年前）的厨师伊尹发明了汤液，促进了方剂的诞生，为内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殷墟出土的十六余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中，有323片与疾病有关，里面出现了10余种按人体部位确定的病名，中医理论的源头似可追溯到此。西周采用粗略的四诊法看病，是中医诊断的开端，此时有了专职医师，具体分为疾医（内科）、疡医（外科）、食医（营养）、兽医，并建立了医政管理、医师考核和死亡报告制度，有了草、木、虫、石、谷五类约100种药。
春秋以迄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维活跃，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理论的奠基阶段。公元前5世纪医和最早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学说，加之天人感应思想，医学理论开始萌芽。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中医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最早的灸法专著是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同时出土的还有《五十二病方》等。东汉初年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记载了365种药的性能和主治。虽有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黄帝论医事的传说，但事实上，中医药并不单纯是由黄帝、神农发明的，作为炎黄子孙，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崇敬和尊奉，后世将中医药里的医理奠基通过《黄帝内经》归功于黄帝，将药物起源通过《神农本草经》献给了炎帝。战国时扁鹊会用望、闻、问、切法诊断，会用灸熨、按摩、药物治疗，成为医巫分业第一人。东汉华佗可用麻沸散全麻进行剖腹术，并首创保健操“五禽戏”；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博采众长，著成《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备受后代医家推崇。
魏晋隋唐时期：实践医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临床各科渐趋繁荣，对疾病的认识更深入、广泛、详细、准确，诊治经验更丰富，药品更多，功效更明确，制方更繁多、合理、有效，各种论著颇多。如内科：晋王叔和所著《脉经》是中国第一部脉学专著，归纳整理了二十四种脉象。隋巢元方等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分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光是症候就列有1729条之多，其中的一些描述相当详尽而科学。唐著名医家孙思邈著《千金方》、王焘著《外台秘要》，均对各病的诊治有所论述，并搜集了大量的验方；前者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的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外科：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有肠吻合术和血管缝合术记载；孙思邈的《千金方》中有拔牙等手术；9世纪出现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中国最早的治疗骨折、脱臼的专书。传染病科：晋葛洪的《肘后方》对天花、恙虫病有所描述，并载有用狂犬脑敷伤口治狂犬病的方法；唐代对麻风病和结核病已有认识。唐代已形成妇儿专科，孙思邈著《千金方》中记录有人工流产术。西晋皇甫谧撰成《针灸甲乙经》，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确定穴位总数349个，对针灸医学影响巨大。《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药典。唐朝非常重视医学教育，积极传授中医知识，而且中外医学交流十分活跃。
宋金元时期：以《伤寒论》和运气学说被重视为发展契机，中医以多学派（尤其是金元四大家的兴起）的产生而繁荣，由于百家争鸣，各有创见，大大丰富了中医内涵，推动中医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设立了“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专设的“校正医书局”，曾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目前我们所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王惟一曾铸造两具铜人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之用，开教育模型之先河。元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对伤科论述尤为精辟，如治疗脊柱骨折法与现代治法则如出一辙。11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
明清时期：除对古籍进行诠释、演绎外，不少是对前人，特别是对金元理论的归纳整理、补充综合、融会贯通、逐步统一，大型医籍不断涌现，明杨继洲的《针灸大成》、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及吴有性的《温疫论》等均影响深远，这些都使中医理论更系统完善，特别是辨证论治原则的确定，使传统、朴素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结合，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明朝还是药学集大成时期，李时珍历时30年写成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96首，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清朝时温病学派崛起，特别是新病原说创立，对热性传染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期各类厚重的医学论著颇多，《医宗金鉴》、《医学心悟》、清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陈复正的《幼幼集成》、唐容川的《血证论》等是代表。晚清王清任写的《医林改错》，纠正了古代医书中的一些错误；此时“人痘接种”预防范围已遍及全国。中医最早的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也于1568年在顺天府（北京）成立。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医广泛传播，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废止中医、中西汇通和坚持传统中医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与此同时，多种中医药刊物相继出版，各类学术团体纷纷成立，近代中医学校也于1885年创办，但中医发展总体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获得了新生，并有了长足进步，中医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医人才辈出，技能不断改革创新（如针刺麻醉），各种中医书籍、期刊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以来，古老中医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飞速发展时期，并正在不断创造奇迹，走向世界。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其系统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色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