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时的中华就是所谓的中原地区，包括现在的河南、山东、陕西、山西这一带。中原地区的人，认为南方的楚国是夷狄，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所以相对当时中原这个狭小的文化地区来说，楚国的文学就是少数民族文学了。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这种崇尚明显具有当地土著民族的风气。从屈原的《招魂》、《离骚》、《天问》、《卜居》这些篇目中可以看出楚国文学受巫文化（土著文化）影响的幽深。所以说，楚辞是早期民族文学的代表作。
汉朝时，用汉文写作的诗歌受到若干少数民族的音律、语言、手法等多方面的影响。汉朝的挽歌、铙歌里头有许多字，只起到辅助腔调的作用，这些有音无义的字就是少数民族的语言。因为汉代的疆域较之于秦及春秋战国骤然膨大，不可能不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些从汉代出土的文物中可以得到证明。比如铙歌里的“匪乎欷”，“噫无鲁支呀”，就是古代少数民族语言随着乐谱传过来的。《汉书·西南夷传》中西南少数民族的诗被翻译了过来，但不很准确。《后汉书》道：“明帝时，益州刺史朱辅宣示汉德，咸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皆举种称臣奉贡，白狼王唐菆作诗三章，歌颂汉德，辅使译而献之。”可见，当时的民族文学还是比较繁荣的，这些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称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全是四言，类似郊庙歌曲。
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政权更替很快。现在所存的北朝民歌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歌唱，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横吹曲辞中，计有70首左右。《乐府诗集》卷二十一云：“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这些歌辞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如《折杨柳歌辞》说“我是虏胡儿，不解汉儿歌”，便是证明。著名的《敕勒歌》原作者为斛律金，是鲜卑族人，“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这是一首凡是研究文学作品谁也避不开的诗。
再说唐朝，李白是中国的诗仙。他和李世民一样是昭武九姓之一，西北地方人，有鲜卑血统。历史上没有详细记载他是哪一个族的，但研究已经证明，他肯定是一位少数民族。只是他浸淫汉文化太深了，所以常常被忽视。与白居易一起的元稹是拓跋氏的后裔，他常常被同僚指责为胡人，但他的文学作品如《莺莺传》还是很有名气的。
辽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起于唐末（907年），迄于1125年，正好与五代、北宋相终始。苏辙的“弯弓射猎本天性”（《虏帐》）是对契丹族社会民俗、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辽诗存世70余首，有汉人作的，也有契丹人作的。最能体现民族文学特色的当推契丹诗人之作。辽代首位较有名气的诗人是东丹王耶律倍，他现存诗一首：“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山”是契丹小字，意思为“可汗”，与汉字的“山”形同义不同。写的是太后立耶律德光为帝，自己是太子却被摈弃的事。这是一首契丹文与汉文珠联璧合的诗的典型。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此诗：“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也。”辽国的契丹族诗人成就可观的还有萧观音、萧瑟等。
金末元初，元好问是杰出的诗人，最有成就的词人，重要的诗论家。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客（今山西祈州）人，祖先为北魏鲜卑拓跋氏。他存诗1400余首，生动地反映了金元易代时的社会历史画卷，风格雄浑悲壮，代表作有《论诗绝句三十首》、《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岐阳三首》、《游黄山》等；他存词300余首，数量为金词之冠，风格与诗风类似，气象苍莽，境界壮阔，代表作有《木兰慢·游三台》、《水调歌头·赋三门津》、《摸鱼儿》。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民族文学又出现了一个高潮。契丹人耶律楚材、突厥人乃贤、色目人余阙等人，深受汉文化的熏陶，用汉文写作的诗，艺术上都相当成熟。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萨都剌。他以写宫词、乐府著名，受晚唐温庭筠和李商隐的影响颇大。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描写塞北的风光，格调清新，笔触充满深情。
到了清朝，纳兰性德（1654～1685年）吸收李清照、秦观的婉约特色，运用不事雕琢的白描手法，铸造出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词作，给词在清代的振兴注入了活力。他属满洲正黄旗，姓叶赫，是呼伦四部的人。同时他又是太傅明珠之子，字容若，名性德。他的悼念亡妻的词作如《金缕曲》、《蝶恋花》等是其代表作，可与苏轼《江城子·记梦》相比。况周颐称他为“国初第一词人”。
曹雪芹（约1715～1763年），祖籍辽阳，明末入满洲籍，属正白旗。他的祖父给康熙写奏折，康熙批语有满文，可以肯定曹雪芹的祖父是懂满文的。曹雪芹接受了满族文化，用汉文写出来的《红楼梦》无疑更称得上真正的“民族文学”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