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统史书著录小说家及其作品始自《汉书·艺文志》。《汉志》对小说家的社会评价和对其作品的文化定位，影响了其后所有正统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小说的基本看法，严重制约着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因此，探讨《汉志》著录之小说家及其作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文化意蕴，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一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注：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今计十五家，一千三百九十篇，多十篇。”即是说，《汉志》总计时少计十篇。学术界一般均赞同此说。然《汉志》小说家中十四家均以篇计，独《百家》为“三十九卷”，此三十九卷是否即三十九篇，难以断定（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实有五十八篇），因而还不能完全肯定《汉志》小说家篇数总计有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是虞初，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虞初周说》。断言其具有代表性，根据有二：一是《汉志》著录“《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占《汉志》著录小说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当然具有代表性；二是《汉志》著录小说家中武帝及武帝后作者六家，且多为方士，其余九家班固多注为“迂诞依托”，而虞初正是方士之代表。正因为如此，张衡《西京赋》云：“非唯翫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1]（卷二）以虞初为中国小说家之所本，应该说完全符合汉代小说实际和中国小说发展实际。
虞初，河南洛阳人，汉武帝时方士。有关他的事迹，史载甚少。《史记·封禅书》载云：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洛）洛阳虞初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2]（卷二八）《史记·孝武本纪》和《汉书·郊祀志》所记略同。《汉志》班固自注云：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3]（卷三○，“艺文志第十”）而《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李善注引《汉书》云：“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1]颜师古注《汉书》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3]（卷三○，“艺文志第十”）武帝好神仙之术，宠信方士，《史记·封禅书》有详细记载。如武帝初即位，就以厚礼将号为神君的一长陵女子置祠于内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2]（卷二八），时常向她咨询大事；方士齐人公孙卿以“鼎书”见武帝，说是安期生所受黄帝言，武帝深信不疑；方士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武帝，即拜为文成将军，以客礼礼之；方士胶东宫人栾大拜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天子亲如五利之第”，“见数月，配六印，贵震天下”[2]（卷二八）。虞初作为方士，虽然没有少翁、栾大那样受宠，但也是得到武帝信任的侍郎、乘马，可以衣黄衣，有相当社会地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3]（卷一九上）侍郎秩比四百石，品秩虽不高，却可在皇帝身边侍奉，颇为时人所重。所谓“乘马”，是指受到皇帝封赏的一个品级。据《汉书·刑法志》：“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3]（卷二三）所谓“衣黄衣”，也是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史载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号赤帝子，故汉初色上赤。文帝时有改正朔、易服色之议，并未施行。武帝太初元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2]（卷一二，《孝武本纪》），臣子衣黄衣只能在特定场合或经皇帝特许，如武帝祀后土、泰山封禅，从祀者皆衣黄衣。虞初“衣黄衣”自然是经过武帝特许的，是一种很荣耀的事。少翁、栾大虽贵显一时，却终因装神弄鬼不灵而被武帝诛杀，而虞初则未见被武帝摒弃，到是留下了堪称汉代小说代表作的《虞初周说》。
应该指出，方士是汉代小说家的基本队伍，方士小说是汉代小说的主要形式[4]。《汉志》除著录武帝时方士虞初的《虞初周说》外，还著录有武帝时无名氏的《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这些武帝待诏可能都是方士。《史记·封禅书》提到的“画法”、“鼎书”，自然也是方士小说。不过，方士并不是只谈神仙方术，“其徒亦有雄才伟德”，如武帝时方士少君能识齐桓公时铜器，公玉带能绘《黄帝明堂图》，说明他们掌握有专门知识。《后汉书》将神医华佗入《方术传》，序称“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顗、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5]（卷一—二），说明方士队伍确实鱼龙混杂。方士既然是掌握有特殊知识技能的特殊群体，方士小说也就并不限于神仙方术，而是包括了各方面方术和知识的一种文体。
那么，《虞初周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小说呢？张衡《西京赋》云：“非唯翫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薛宗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又云：“持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李善注引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1]（卷二）即是说，《虞初周说》是虞初为备皇上顾问而准备的“秘书”，其中有“医巫厌祝之术”；不过，其书既有如此规模，恐亦不仅限于“医巫厌祝之术”，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而依应劭所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则《虞初周说》是围绕解说《周书》或周代之事而集纂的一部小说。关于方士小说的特点，王瑶曾在《方士与小说》一文中有颇为准确的说明，他说：“无论是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心，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的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增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6]（p.91）《虞初周说》应该具有方士小说的普遍性特点。不然，它就不会成为虞初“储以自随”的奇书秘籍。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虞初周说》不仅是方士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而且也是记录周代奇闻逸事的小说作品总集。这从《汉志》的著录体例可以得到证明。“自来编书目者，每类之中各依时代先后为次，不相混杂，其例导源于《汉志》”[7]（p.120）。依《汉志》著录体例，各类作品以时代先后为次，而“说经之总义，诸子之节钞，各附载本类之末”[7]（p.120）。如《六艺略》书类有《议奏》42篇，礼类有《议奏》38篇，春秋类有《议奏》39篇，《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18篇，道家有《道家言》2篇，阴阳家有《阴阳家》38篇。虞初为武帝时方士，按时代其作品应与同时代的《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相次，而《汉志》将其放在宣帝时人所作《臣寿周纪》之后，与本为钞纂之书的《百家》同列，说明《虞初周说》是集众多小说而成的钞纂之书。因此，张舜徽以为该书“乃汉代虞初所辑小说丛谈之汇编也”[7]（p.344）。其作品有近千篇，大概有关周代的奇闻逸事被其囊括无遗了。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应劭所说《虞初周说》“其说以《周书》为本”是否可信。答案是肯定的。《汉志》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而刘歆《七略》来自刘向《别录》，是西汉末年一批学者整理秘阁图书的成果，其著录都有文献依据。班固《汉志》自注十分审慎，凡当时未见之书，他在注中均有说明，如六艺略“春秋”类《夹氏传》一一卷注云：“有录无书”，《太史公》一三○篇注云：“十篇有录无书”。所谓“有录”者，即《七略》之著录也；所谓“无书”者，则当时班固所未见也。以此类推，班固时《虞初周说》尚完整无缺，班固对虞初事迹也了如指掌。张衡比班固略晚，观其《西京赋》所述，则《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犹存，故其举大数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也。而应劭与张衡同时略晚，笃学博览，后世服其洽闻，他如此肯定地说《虞初周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必定见过此书。因此，应劭所说应该可信，历来人亦多信之。然后人因未见《虞初周说》，故也有人以为“周说”之“周”非谓“周代”，而是“周普”、“周遍”之意，故《虞初周说》并非以《周书》为本，而是“杂事丛谈之纪录”。如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曰：“此（指《臣寿周纪》）与上文《周考》，下文《周说》同例。当以周遍、周普解之，谓杂事丛谈之纪录也。不应目为纪周时事。”[7]（附录）当然，这只是因文释义，虽有字义之依据，却并无文献之依据。其实，《汉志》著录之小说家作品后来虽多不传，但遗文断简所在多有，如《伊尹说》、《鬻子说》、《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等多有迹可寻（注：笔者有另文考辨，此不赘。），何独篇目数十倍于其他小说家之《虞初周说》，反无一简半句与闻，不亦怪乎！
二
既然有人怀疑《虞初周说》“其说以《周书》为本”，而应劭的说法又显然有据，那么，我们何不对与《周书》相关的文献作一番考察，或许从中能够发现《虞初周说》的一些蛛丝马迹。而当我们认真考察有关《周书》的文献时，确实有惊奇的发现。
中国古代文献中称《周书》者主要有三，一为《尚书》之《周书》，一为《逸周书》，一为《旧五代史》之《周书》。后者易于区分，可以不论；而前二者极易相混，需要细致甄别。
《汉书·艺文志》“尚书”类著录有《古文经》46卷、《经》29卷，前者是古文《尚书》，有58篇，其中《周书》32篇；后者是今文《尚书》，有29篇，其中《周书》20篇。而《尚书》中《周书》按汉人的说法应有40篇，依今文《尚书》缺20篇，依古文《尚书》则缺8篇。《汉志》“尚书”类又著录有《周书》71篇，班固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3]（卷三○）即是说，《周书》71篇乃《尚书·周书》之逸，故后人亦称《逸周书》，许慎《说文解字》引《周书》即称《逸周书》。其实，所谓孔子论《尚书》百篇之说始自刘向，此前并无文献记载，刘向整理秘阁图书，定《（逸）周书》71篇，即是欲合《尚书》百篇之数（因今文《尚书》时存29篇）。其所以定名为《周书》者，不过是说它们都是周代（含东周列国）旧文而已。《逸周书》在唐初颜师古所见为45篇，已经残缺不全。
《尚书》百篇之说是否可信，后人多持怀疑态度；即便可信，这些缺佚之篇与《逸周书》是什么关系，迄今亦无定论。而《逸周书》同样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刘知几《史通·六家》云：“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与《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8]（卷一）然而，刘知几并未提到《逸周书》佚阙事，与颜师古所说不同。况且刘知几后生颜师古80年，如果他仍能见到《逸周书》七一章（篇）全本，则唐代有全、残两种《逸周书》在流传矣。《逸周书》今存59篇，缺《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11篇，余亦文多佚脱。如依刘知几所言，其残缺则应在唐以后。
秦汉诸子多引《周书》，此《周书》是《尚书·周书》抑或《逸周书》，唐以后人颇难判定。清人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辑《尚书》逸文及孙星衍《古文尚书马郑注》附《尚书逸文》将秦汉诸子所引《周书》逸文尽行辑人，受到陈寿祺的批评，后来孙星衍刊行《尚书今古文注疏》时便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陈梦家《尚书通论》曰：“《韩非子》以前，只有《左传》和《国语》所引‘周书’是《尚书》的周书部分，因此二书所引‘周书’有在今所见《尚书》29篇以内的。此二书大约为战国前半期时作，晚于它的诸子所引‘周书’则不属于29篇而是71篇《周书》。”[9]（p.318）《逸周书》有《太子晋解》记师旷与太子晋事，则此书不早于周灵王时，依陈梦家所考，其成书则当在战国中期以后，而刘向“奏定《周书》七十一篇当在河平三年（前26）”[9]（p.323）。晋代汲郡所出竹书有《周书》一种，然此书“论楚事”（《晋书·束皙传》），与71篇之《逸周书》不类，且篇目甚少（注：汲冢《周书》与《周食田法》、“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总共仅有19篇。），唐初颜师古注《汉书》，刘知几著《史通》，均不及汲冢《周书》，恐已不传。而《隋书·经籍志》著录《周书》一○卷，注称“汲冢书，似仲尼删书之余”，将《逸周书》与汲冢《周书》混为一谈，致使后人混淆不清，造成许多误解。清人丁黼为《逸周书》作跋时有详尽考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有辨析，此不赘。
《文选》李善注以及唐宋时期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所引《周书》甚夥，一部分可以查明出处，知是《尚书·周书》或《逸周书》，一部分却不明出处。如《文选》卷一四、卷一五注引周穆王伤股及穆王嬖越姬窃姜后子事，卷三八注引武王渡河白鱼入舟事，《艺文类聚》卷八六载秦王剖人腹以求桃事，《初学记》卷七、卷九、卷二六等所载黄帝穿井、蒸谷为饭，神农作陶、冶斤斧等事，《太平御览》卷三载尧时十日为妖事，卷八四载文王与太公论政事，卷三○一载五阵事，卷四○五六载微子开与箕子事纣事、许绾谏魏襄王为中天之台事、段规谏韩康子与知伯地事、客谏田婴城薛事，卷五一八载周公与伯禽事，卷五七七载邹忌封侯事，等等，《尚书·周书》和《逸周书》均未载。
那么，唐宋人所编类书或《文选》注引《周书》来自何处呢？人们自然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尚书·周书》之佚文，或者以为是今本《逸周书》之佚文。然而，此等佚文如出现在西汉之前则尚有可信，而出现在东汉以后则不太可信。因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整理秘阁藏书后，周代文献经过系统整理，《尚书·周书》和《逸周书》文本已经定型，并无大量佚文存世。因此，这些后出之所谓《周书》佚文，最有可能是汉及汉以后人解说《周书》之书的佚文，或传说中的周代之旧文，而以汉代方士虞初的小说《虞初周说》可能性最大。因为《虞初周说》“其说以《周书》为本”，且有943篇之规模，可算是周代故事与传说之集大成者，后出之周代旧文应该不会出其范围。况且古人引文，称名多不严格，如《书序》与《尚书》混称，《易传》与《易经》同名，《鬻子说》与《鬻子》不别，等等，将“其说以《周书》为本”的《虞初周说》称做《周书》也不是不可能的。
从唐宋人所引《周书》来看，其不明来历的部分，多具解说性和知识性。例如，《逸周书·王会解》云：“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沙”[10]（卷七），《初学记》卷二○则引《周书》为：“成王时，四夷来贡，卜卢人西南之蛮，丹沙所出”[11]；《艺文类聚》卷九一则引《周书》为：“成王时，西方人献孔雀”[12]。显然唐人所引《周书》具有解说《逸周书》的意味。《艺文类聚》卷八九引《周书》：“渠州言凤凰集于枫树，有乌列侍。”[12]《初学记》卷二七引《周书》：“凡禾，麦居东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11]《太平御览》卷三引《汲冢周书》：“本有十日，迭次而出，运照无穷，尧时为妖，十日并出。”[13]卷三六引《周书》：“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时岁，是谓九星；九星九光。”[13]卷五一八引《周书》：“周公三挞，伯禽往见商子。商子曰：‘南山有桥，父道也；北山有梓，子道也。盍往观之？’而伯禽往视桥梓。明日，朝，伯禽俯而趋。周公迎而抚之曰：‘汝安见君子哉？’”[13]卷八七五引《山海经》郭璞注引《周书》：“天狗所止地，须臾，光飞天为流星，长数十丈，其疾如风，声如电光。”[13]这些材料，也明显具有解说性和知识性特点。这些知识或传说，不仅能够彰显拥有者的文化身份，而且能够提升他们为政治服务的能力。这些奇闻逸事不见于《尚书·周书》或《逸周书》，其来源当为与《周书》相关的记录周代奇闻逸事的别一部书，而以“其说以《周书》为本”的小说总集《虞初周说》的可能性最大。
不过，唐宋人所引不明来历之《周书》更多为具传奇性和故事性之短篇。例如，《文选》卷一四注引《古文周书》：“穆王田，有黑鸟若鸠，翩飞而□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踬于乘，伤帝左股。”[1]《尚书·周书》虽有穆王所作《君牙》（古文）、《冏命》（古文）、《吕刑》等，《逸周书序》亦提及穆王作《大匡》、《九开》、《祭公》、《史记》、《职方》等，但均无穆王行事之迹。汲冢所出《穆天子传》汇聚传说，但亦不载穆王伤股事。因此可以断定，此《古文周书》一定是与《周书》相关之别一书，而很可能就是“其说以《周书》为本”的小说总集《虞初周说》。再如，《太平御览》卷四五六引《周书》：“微子开者，纣之兄也。纣不道，数谏不听。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决，乃问太师箕子，少师比干曰：‘纣湎于酒，妇人之言是用，若涉水无津涯。’箕子曰：‘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治，不如去之。’纣乃为象床。箕子曰：‘彼为玉床，则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为人臣者，谏不听，是彰君之恶。’乃被发佯狂。比干曰：‘君有过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矣。’乃直言谏。纣怒，刳视其心。微子曰：‘父有过，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13]（注：此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本，此本中华书局1960年缩印，为今之通行本。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引此条作《史记》，然《史记》中并无此文；且《太平御览》版本颇多，错讹亦甚，而宋本较为可靠，故本文引《太平御览》以宋本为据。下同。）《尚书·周书》虽有《微子之命》，那只是周成王杀武庚后要微子代殷的诰命，并无涉微子行事之迹。今本《逸周书》也无微子的有关记载。然而，纣王无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这一传说本十分广泛。孔子就说过“殷有三仁”（《论语·微子》）的话，《左传》中也多次提到微子，这些传说正好可以补充《周书》。因此，《太平御览》所引载有微子故事之《周书》应为与《周书》相关之别一部书，极有可能就是“其说以《周书》为本”的小说总集《虞初周说》。
唐宋人所引《周书》亦有见他书记载者，虽不能断定此《周书》即是《虞初周说》，但仍有极大可能性。例如，《文选》卷三八注引《周书》：“武王将渡河，中流，白鱼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谋同辞，不期同时，一朝会武王于郊下者八百诸侯。”此事《尚书·周书》和《逸周书》均不载，《史记·周本纪》仅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于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2]（卷四）如果说《史记》偏于记事，那么《文选》注引《周书》则显然为了证实祭白鱼与会诸侯的关联性，因而更具志怪与传奇色彩，而这正是方士们所关注的内容。如果说此《周书》为“其说以《周书》为本”的小说总集《虞初周说》，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再如，《太平御览》卷四五六载曰：“魏襄王欲为中天之台，诫曰：‘敢谏者死。’绾乃负（畚）操捶而入曰：‘臣闻大王将为中天之台，愿加一力焉。’王曰：‘何也？’对曰：‘臣闻天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高七千五百里，基址当广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大王必欲为之，先起兵以伐诸侯，及四夷尽有，地乃足矣。然以林木之积，人徒之众，仓廪之输，当给其外，乃可以作。’襄王嘿然，无以应之，乃罢。”[13]此为战国中期事。就时间而言，《尚书·周书》止于春秋中叶，《逸周书》止于春秋后期，均不及战国。此引作《周书》，自然不是《尚书·周书》和《逸周书》，而是后人增补之《周书》，因战国亦可归入东周时代也。此《周书》同样可能就是“其说以《周书》为本”的《虞初周说》。虽然刘向《新序》也载有此事，然而，刘向在虞初之后，其故事来源可能引自虞初，当然也可能和虞初各有不同来源。这样生动的故事，以钞纂周代奇闻逸事为务的小说总集《虞初周说》不会不予收录，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小说总集，也不会有那样大的规模。同卷又引《周书》云：“田婴，齐宣王弟，封靖郭君于薛。婴自威王以来，任职有功，故封之。靖郭君婴将城薛，客多谏者。婴谓谒者，有谏者勿通。于是人有请见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若过三言，臣则请烹。’靖郭君见之，客趋进，曰：‘海大鱼。’因返走。君不解，曰：‘更言之。’客对曰：‘君夫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钧不能牵，忽而失水，则蝼蚁得志焉。今齐，亦君之水也。若长有齐，奚以薛为？君若一旦失齐，虽降薛之城到天，犹无益也。’君曰：‘善。’遂不城薛。”[13]此亦为战国中期事。《韩非子》及《战国策》均有记载，只是不如此《周书》记载之详细。《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仅云：“（湣王）三年，封田婴于薛。”[2]（卷四六）《尚书·周书》和《逸周书》均不载此事，则此《周书》同样可能就是“其说以《周书》为本”的《虞初周说》，因《虞初周说》本来就不是虞初自撰，而是收集整理周代奇闻逸事而成，故东周列国故事被收入书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唐宋人所引不明来历的《周书》可能出自《虞初周说》，这一点前人已有察觉。清人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卷一一举《太平御览》卷三、卷八七五载《山海经注》引《周书》和《文选》卷一四李善注引《周书》为例，疑其即《虞初周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认为“晋唐人引《周书》者，有三事如《山海经》及《穆天子传》，与《逸周书》不类”[14]（p.17），同意朱右曾疑其为《虞初周说》的意见。虽然他们的例证有些不够准确，但他们的学术眼光是令人钦佩的。当然，晋唐人所引《周书》不类《逸周书》者，至少有二十余事，即使以志怪传奇而言，亦不只三事。而《虞初周说》并非只载志怪传奇，按照“其说以《周书》为本”的线索去探佚，自然会有更多的发现。
还有一事需要说明，应劭所云《虞初周说》“其说以《周书》为本”，此《周书》不应是《尚书·周书》，而应是《逸周书》。因为解说《尚书·周书》者，按《汉志》体例，应入六艺略。而解说《逸周书》者，自当入小说家。《逸周书》传为孔子所不取者，仅以《尚书》之余附录于六艺略“尚书”类之末，解说《逸周书》者自当更下一等，何况此解说之人乃方士之徒，所收奇闻逸事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当然只能入小说家。而《文选李善注》、《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所引《周书》不明来历者，多杂说短记、闾巷传说，也正与《汉志》著录小说家之小说同类，将此类佚文定为《虞初周说》之佚文，可能是最为恰当的。如果后出之“《周书》”佚文不是出自集周代奇闻逸事之大成的汉代小说总集《虞初周说》，那这些佚文又是从何而来呢？且有943篇之巨的《虞初周说》如无任何佚文存世，也是不合常理之事。将这些不明出处之《周书》佚文定为《虞初周说》之佚文，很好地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古代小说研究者们的疑难问题，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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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开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