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宦官干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曾出现，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是东汉由盛转衰直至逐渐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后期，宦官势力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废立。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汉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明朝初年，鉴于历史上宦官专权的危害性，明太祖曾经下诏严禁宦官干政。不过，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这些制度，埋下明代阉党专政的祸根，造就了历史上最大的宦官帝国。到了明成祖时，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后面的皇帝更加信任宦官。
明熹宗即位后，迷恋木匠活，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由一个小太监一路做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与朱由校乳母客氏狼狈为奸。魏忠贤总是趁明熹宗木工做得全神贯注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明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遂逐渐专权，诬陷忠良，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他们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弄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第一位提出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天启五年（1625年）赐魏忠贤“顾命元臣”印。魏广微、顾秉谦、刘志选、曹钦程、王绍徽、霍维华、阎鸣泰、贾继春、田尔耕、许显纯等大臣，将政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道德与气节沦丧，时人讥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天启七年四月七日，袁崇焕请立生祠。魏忠贤六十大寿，“天下督抚、总镇竞投密献、异宝、谀词。廷臣自三公、九卿……称觞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户。金卮玉斝，镌姓雕名，锦屏绣障，称功颂德”。自此，魏忠贤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建生祠之风愈刮愈猛，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浪潮也高涨起来。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父亲(光宗朱常洛)没有受到太子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逊一筹。但是魏忠贤却把明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明熹宗因而对他信任有加，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熹宗对他的褒奖是至高无上的：“尔忠贤之念急公家，勋高磐石……故特举尔大节，载在汗青，以作楷一时，流芳百世。念尔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载于兹矣。夙兴以图，心力为悴……朕用是耳目四达，政事肇新。皆赖尔任劳任怨于一身，展经展纶于三事，苦心茂绩，轶古冠今。”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宫廷和政府)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有了熹宗和一大批宵小之徒吹喇叭抬轿子，魏忠贤个人崇拜决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魏广微、顾秉谦等内阁大臣，把政府大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与附庸，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造成“内外一体”“宫府一体”的局面。
1627年（天启七年）秋八月，朱由校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朱由检素来熟知魏忠贤的罪恶，自己深加戒备，魏忠贤的党羽开始恐惧了。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击崔呈秀以试探朱由检心意，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于是纷纷论奏魏忠贤。但朱由检还隐而不发。1629年（崇祯二年）二月，朱由检命大学士韩火广等人审定魏忠贤案，这才将魏忠贤的党羽尽数逐出：阉党为首的魏忠贤与客氏被判凌迟，同谋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被判处斩立决，勾结内侍的陆万龄、田尔耕等十九人被判秋后处斩，魏广微、周应秋等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东林党人得以进用。那些与案件有关的人日夜图谋报复。其后温体仁、薛国观之辈相继执政，他们暗中排挤正直人士，为翻案做准备。朱由检厌倦廷臣结党营私，重新又委任宦官，而魏忠贤案中的阮大铖等人更加肆无忌惮，直到大明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