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全体法国作家中，我觉得我有理由把棕榈枝献给雅克·阿米奥，不但由于他的语言朴素纯正超过任何人，工作长期不懈，知识博大精深，还因为他竟能把一个那么晦涩难懂的作家阐述得非常透彻（你尽可以跟我这么说：这是我对希腊语一窍不通；但是我感到他的译文中处处文采飘逸，结构谨严，这不是他深刻理解作者的真正想象力，便是他长期阅读普鲁塔克的著作，让普鲁塔克的思想深深扎根在自己的灵魂中，至少他没有给他歪曲什么或增添什么）。此外，我更感激他的是他知道选择这么一部有价值而又恰当的好书，赠给自己的国家；如果这部书还不能使我们明白事理，我们真是无知得没法治了。有了这部书，我们才敢在这个时刻又说又写的；妇女以此指导学校教师；这是我们的一部经书。
如果这人尚在人间，我将请他翻译色诺芬的作品，这是一件更轻松，也更宜于老年人做的工作；尽管他遇到难题总是能够应付裕如，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当他不慌不忙、从从容容时，他的文笔更加舒展自在。
这时刻，我正读到普鲁塔克谈到自己的一个章节，他说拉斯蒂克斯参加他在罗马举行的一次演说会，会上收到皇帝送来的一包东西，他直到会议结束才打开，（据他说）全体与会人员都高度赞扬这位人物的严肃。确实，普鲁塔克在这一章议论的是好奇；对意外事物的贪婪和难以满足的热情，经常使我们为了讨好一位新来者，冒冒失失、迫不及待地抛下手里的事；不论我们在哪里，都会不顾礼节和体统突然拆开送上来的信函；他称颂拉斯蒂克斯的持重是完全有道理的，还可以对他不愿打断演说的礼貌和周到表扬一番。
但是我却怀疑他的谨慎态度是不是值得赞扬；因为意外接到信函，尤其是皇帝的信函，迟迟不启封或许会造成损失。
与好奇相对立的恶习是漫不经心，我天生也有这种倾向，我也曾见过许多人漫不经心到了极点，他们收到信后会在口袋里放上三四天还不想到去拆。
我从不私拆人家托我转交的信，也不偷觑由于机缘落入我手中的信；当我跟一位大人物在一起，他在念什么重要函件，我的眼睛无意中看到了几句就会感到不安。再也没有人比我更不爱打听和干预人家的事。
在我父辈的时代，德·布尔蒂埃尔先生坐镇都灵城，有人交给他一封信，提到一桩篡夺这座城市的阴谋，他正与客人在宴席上吃得高兴，耽误了看，差点丢了城市。我也是在普鲁塔克的书里读到，如果朱利乌斯·凯撒被阴谋者杀害的那天，上元老院去的路上读一读人家交给他的密信，他就会逃过这场灾难。底比斯的暴君阿基亚斯也是如此，皮洛皮德斯要解放自己的国家，阴谋杀害他，另一位雅典人也叫阿基亚斯，给他写了一封信，把人家的种种策划一条条告诉他，哪里知道晚上信送到时他正在用餐，他不立即打开，还说了一句话，以后成了希腊的一句名言：“公事明天再办。”
依我的看法，一位贤人如拉斯蒂克斯可以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不想失礼地中断会议，或者不想搁下一桩重要事件，立即去弄清人家给他捎来的消息；但是所有公务在身的人，为了他的个人利益或爱好，而不让人干扰他的宴席或打断他的好梦，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在古代罗马，他们称为“执政官席”的是宴席的上座，居于最方便到达的位置，以让有事而来的人向坐在席上的人报告事宜。这说明，身在宴席上也要须臾不忘国家大事和时刻提防意外事件。
话虽这么说，用理智的推理来给人的行动确立一个正确的准则，又不让命运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很难两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