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我都熟悉，他们助我成就这本完全靠他们的遗产撰写的书，我有责任捍卫他们的荣誉。
先说塞涅卡。所谓新教的信奉者们散发千千万万为其教派辩护的小书——有的还出自名门望族之手，只可惜不是忙在正经事上——我曾经见过其中的一本，它有意将我们那位可怜的已故查理九世国王的统治同尼禄的统治相提并论，为了扩大和充实两者的相同处，便拿已故的洛林红衣主教来同塞涅卡相比；说他们地位显赫，都是君王的头号宠臣，甚至连习惯、门第和作为都一样。我看这本小书可让红衣主教大人露脸了：因为，我虽然也看重他的智慧、他的口才、他的虔诚信仰、他对国王的奉献以及他的高贵出身——现今时代有如此高贵、庄重，能出色灵活地担当重任的教士实在希罕、难得，同时对国家利益也不可或缺——但是，说实在的，我总觉得不论他的能力还是他的品德（完美无缺、忠贞不渝）都远远比不上塞涅卡。
可是，我提到的那本书，借用史学家迪奥的指责，对塞涅卡作了很不公正的描述；迪奥的话我是全然不信的，因为首先此人毫无定见，先说塞涅卡大智大贤又是尼禄恶行的死敌，可是过后却又说他贪财吝啬、放高利贷、野心勃勃、胆怯卑劣、耽于声色，装出一副哲学家的样子欺世盗名。在塞涅卡的著作中，他的品德跃然纸上、明明白白，对于某些指责，诸如极端富有、挥霍无度之类，他在书中也作过十分明确的辩驳。所以我丝毫也不信相反的说法。另外，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相信罗马的史学家远比相信希腊和外国史学家明智。而塔西佗和别的史学家都是非常敬重地谈他的生与死的，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说他是位出类拔萃、德高望重的人物。针对迪奥的看法，我只想提出这么一条无可回避的指责，那就是：迪奥对于罗马事务的见解竟然糊涂到胆敢维护尤利斯·凯撒而贬斥庞培，维护安东尼而贬斥西塞罗。
现在来谈普鲁塔克。
让·博丹是位优秀的当代作家，他得到的评论远比同时代的那帮摇笔杆子的为多，故此也值得我们评论研究一番。我认为，他《历史入门》中的一段话说得大胆了一点。他在那里不仅指责普鲁塔克无知（对此，我可以不去管它，因为这不是我要谈的东西），而且还说这位作者经常写些难以置信全然臆造的东西（这是他的原话）。如果只是讲他将事物说得走了样，那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非难；因为，那是我们不曾亲眼看见的事情，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我们信以为真了。我也看到，同一件事情，他有时的确有不同的讲法：如汉尼拔对历史上三位最杰出的统帅的看法，在弗拉米尼努斯生平中是一个样，在皮洛斯生平中又是一个样。可是，说普鲁塔克将不可信、不可能的事情当成真事，那是指责世间最有判断力的作者判断失误啊。
下面便是他举的例子：“例如，”他写道，“他曾讲起过，一名斯巴达小孩偷了一只幼狐藏在袍子里，狐理抓破了他整个肚子，他至死也不肯露出偷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例子选得对，因为虽说人的体力可以限量和认识，人的意志力却是很不容易限量的；因此，若要我来挑选，我就宁愿选这一类的例子；而且更为难以置信的事也有，尤其像他讲的皮洛斯的事。普鲁塔克说，皮洛斯虽然受了伤，却向一名全身披挂的敌人重重劈出一剑，竟将他从头劈到脚，身体分成了两半。从这个例子里，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我也不同意他替普鲁塔克打的圆场，说他加了个“据说”，为的是提醒我们，不去轻易相信。普鲁塔克出于对古人与宗教的敬服和尊重接受了某些事情，除此之外，对于本身难于相信的东西，他自己不愿相信，也不想让别人去相信；“据说”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指上面的意思，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关于斯巴达孩子们的忍耐力，他自己还讲过几个发生在当时的更难以叫人相信的例子：比如有个例子，西塞罗在他之前也证实过，因为据西塞罗说他曾在场：直到西塞罗那个时代，还有孩子在狄安娜的祭台前接受忍耐力的考验，他们能忍受鞭打，直到全身流血，他们不但不叫喊，而且不呻吟，有的甚至自愿在接受考验中送掉性命。普鲁塔克还讲到，在祭礼上——当时还有其他百十来人在场——一名斯巴达孩子在点香时火炭掉进了袖子里，他忍耐着，整条手臂被烧着，直到在场的人闻到了烧焦的肉味。按照他们的风俗，在任何事情上，名声最为重要，他们可以忍受责骂和屈辱，却无法忍受偷东西被当场抓住。我被这些人的崇高品质深深打动，不仅不像博丹那样认为普鲁塔克讲的事情不可思议，反而觉得这件事并不希奇古怪。
斯巴达的历史上有千百个更为残酷、更为罕见的例子；正因为如此，它的历史才充满了传奇。
说起偷盗，阿米阿努斯·马切利努斯讲过，他年轻的时候，偷盗在埃及人中颇为盛行，但不管用什么刑罚，也无法迫使偷盗东西被当场抓住的埃及人说出自己的名字来。
西班牙的一个农夫遭到拷打，要他招出谋杀行省总督吕西尤斯·派索的同谋犯。在受刑过程中他大声叫嚷，请他的朋友们不要动弹，要他们放心地陪在一旁，说用刑绝不能撬开他的嘴巴，第一天打手们一无所获。第二天，当打手们带他来再行拷打时，他用力挣脱看守的手，一头向壁上撞去自杀身亡了。
埃庇卡丽丝被尼禄残忍的打手们火烫、拷打、上刑，折磨了整整一天，打手们折腾够了、累了，她却没有泄露谋反的只言片语；第二天她又被带来拷打，她虽然四肢断裂，却将裙子上的一条束带打个活扣，穿过椅子的扶手，再把头颅伸进扣里用身体的重量将自己吊死了。她敢于这样以死来逃脱刚刚开始的刑罚，不正像在用生命经受忍耐力的考验，以嘲弄那个暴君并鼓励他人对酷刑采取同样的行动吗？
谁若向我们的弓箭手们打听他们在内战中获得了什么经验，就一定会发现在这几个可悲的世纪里，在我们这个比埃及还要软弱的民族中，忍耐、顽强与坚韧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作用比得上我们刚才谈到的斯巴达人的那些美德。据我所知，有些普通的农民遭到绑架后，被人烧烤了脚底、被手枪的击铁压碎了指头、被粗绳勒住额头直至血淋淋的眼珠被挤出头颅，才同意让家人付赎金。我曾见过一位，被当作死人赤条条地扔在沟里，他的脖子被仍然挂着的马笼头磨得伤痕累累肿得很大，这笼头套着他将他挂在马尾巴上拖了整整一夜，他身上被短剑刺了百十下，人家这么刺他并非要弄死他，而是要他痛苦和害怕；他忍受了这一切，直至不会说话、失去知觉，可他下定了决心；据他对我说，宁可死它千百次（实际上，就他受的苦来说，他已经从头到尾死过一次了），也不作任何承诺。可他却是当地最富有的农民之一。我们还看到，有多少人因为照搬了别人的、自己却一无所知的观点而默默地忍受烈火的烧烤啊！
我认识无数的女人，可有人说加斯科尼女人的脑袋有点儿特别，她们在发怒时咬定的主意，即使你说她们咬的是块烧烫的铁，你也甭想让她们松口放下来。越是挨打受逼，她们就越执拗。有人编了个故事，说有个女人管她丈夫叫虱子精，无论怎样教训、敲打，她还是不停地叫，后来她给扔进了水里，虽然淹得喘不上气来，仍然举起双手在头顶打着掐虱子的手势。此人所编的故事，确是我们天天领教的固执女人的鲜明写照。但固执至少在气势和坚定性上是可以同顽强相提并论的。
我曾经说过，不应根据我们感觉到的可信与不可信来判断可能与不可能；自己做不到或不想做的事情，也不肯相信别人能做或愿做，这是一大错误，可大部分人都会陷入这种错误（我这样说不是指博丹）。人人都认为，最高的自然法则就体现在自己身上，其他的一切都要以它来检验与比较。人的行为举止，凡不向自己的看齐的皆是矫揉造作装出来的。多么蛮横愚蠢哪！要按我说，我认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古人要远远胜过我自己；我虽然明白以我的步伐无法跟上他们，但还是目视着他们跟在他们的后面，看看是什么力量将他们送上这样的高度，在我自己身上，我丝毫看不出产生这种力量的种子：因为我也将生命因子用来干了极其卑劣的事，这点我觉得并不奇怪，也的确如此。我看清了他们身上的种子是如何长大升高的，我欣赏其高大挺拔，那突飞猛进的生长美不胜收，我由衷地加以欢迎；虽然我的力量够不上，但至少我在专心致志、心甘情愿地观察着。
关于普鲁塔克讲述的难以置信、完全臆造的事，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亚热齐罗斯因为独自博得了自己同胞的爱戴与喜欢而受到五人行政长官的处罚。我不知道他在这件事里找出了什么虚假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普鲁塔克书里谈的事，他远比我们了解得清楚，再说在希腊，仅仅因为得到自己同胞的过分喜欢就受惩罚遭放逐的人也屡见不鲜，“贝壳放逐”与“树叶放逐[1]”就是明证。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处对普鲁塔克的指责令我愤愤不平。他说普鲁塔克将罗马人与罗马人、希腊人与希腊人的确作了诚恳的比较，但在比较罗马人与希腊人时却并非如此。他说，拿德摩斯梯尼比西塞罗，阿里斯泰德比加图，来山得比苏拉，佩洛庇达比马塞卢斯，阿格西劳斯比庞培就可证明；他认为普鲁塔克拿众多迥然不同的人物与希腊人相比较是偏向希腊人。他这样说恰恰是攻击了普鲁塔克最杰出、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在他的比较（是他著作中最精彩的部分，我看也是他自己最为得意的部分）中，他的评价既忠实坦诚又深刻有力。他是一位给人以道德启迪的哲学家。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为他洗脱不负责任与言不符实的指责。
我可以想见，令博丹作出这种判断的，是我们头脑中这些罗马人伟大响亮的名声。我们觉得，德摩斯梯尼的声望，似乎不能同这个伟大国家的执政、行省总督或财务大臣相比。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实际情况，看看人本身（这点普鲁塔克看得更重，他更多地比较他们的品行、他们的性格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地位），我的看法就同博丹相反了，我想西塞罗与老加图就不如他们的比较对象。按他的想法，我倒可以选择小加图比福基翁的例子；因为在这一对中，那差别很可能就有利于罗马人了。至于马塞卢斯、苏拉及庞培，他们的战功显然比普鲁塔克拿来作比较的希腊人更为显赫，更为光彩，也更为辉煌；然而，无论平时或战时，最杰出最高尚的行为并非总是家喻户晓的。我经常见到一些统帅的名字湮没在其他德才略逊者光辉夺目的名字背后：拉别纽斯、万蒂迪乌斯、泰勒西努斯等人即是明证。所以，若从这个角度反驳博丹，假如我要为希腊人鸣不平，我不是可以说卡米卢斯远远比不上瑟米斯托克利，格拉库斯兄弟比不上亚基斯和克莱奥梅内，纽默比不上利库尔戈斯吗？不过事物有着方方面面，要想一下子将它们判别清楚是荒唐的。
然而，普鲁塔克将他们进行比较并非将他们等量齐观。有谁能更雄辩更认真地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别呢？当他把庞培所率军队的胜利、战功、兵力及庞培的成功同阿格西劳斯的相比时，他说：“我以为，即使色诺芬仍然活着，即便允许他想写阿格西劳斯的什么好话就写什么，他也不敢拿他出来进行比较。”谈起来山得与苏拉的比较时，他说：“在胜利的次数及战事的危险程度上说，都无法相比；因为来山得只打赢了两场海战……”
凡此种种，丝毫也没有贬低罗马人。他仅仅将他们介绍给希腊人，所以不管介绍中有些什么出入，他不可能贬损他们。而且普鲁塔克并非将他们作全面的比较；大体说来，两边并不见有优劣之分：他是按时间和情况先后进行比较，分别予以评价的。所以，如果要说他有偏向，就应拿出其中某一特定的见解来剖析，或者一般地指出，由于有其他更为一致，更加相似的人可比，本来应将某某希腊人同某某罗马人进行比较的。
[1] 在雅典，要放逐某人即将其名字写在贝壳上，遂称“贝壳放逐”；而在斯巴达，则将名字写在橄榄树叶上，故称“树叶放遂”。